我國承擔最後貸款人職能的金融機構是

❶ 中央銀行由於其特殊的地位及資金來源在承擔最後貸款人職能上義不容辭。

正確！

❷ 中央銀行是怎樣通過最後貸款人制度履行金融調控職能的

中央銀行的職能是宏觀調控、保障金融安全與穩定和金融服務。中央銀行是回「銀行答中的銀行」，它集中保管銀行的准備金，並對它們發放貸款，充當「最後貸款者」。
人民銀行的貸款，在整個銀行貸款中處於總閘門的地位，因為人民銀行貸款投入的是基礎貨幣，它形成銀行業金融機構發放貸款的初始資金（或原始存款）的來源，一旦進入流通，就會按照固有的規律派生出更多的存款，並擴大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貸款規模，所以調控人民銀行貸款的數量、投向，可以直接引導、調節整個銀行貸款的規模和結構。

中國人民銀行貸款，是我國目前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最重要、最有效的一種間接調控手段，人民銀行貸款根據宏觀調控的需要，可以靈活自如地調整人民銀行貸款的數量和投向，具有伸縮性大，適應性強的特點，人民銀行貸款，既可以調節需求、又可以調節供給。通過人民銀行貸款的調控，不僅能控制貸款總量，制約社會總需求的增長，還能在不增加貸款總量的條件上，以調整增量的投向或調整存量的結構，促進增加有效供給，為穩定貨幣，實現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基本平衡，創造物質基礎。
供參考。

❸ 我國央行金融監管的歷程

新中國成立後到1983年以前,我國央行既行使貨幣發行和金融監管，又從事信貸，儲蓄，外匯等業務。屬於復合中央銀行制。
這時，是大一統的金融體系，中國人民銀行是唯一的銀行，分支機構設立在全國各地，即管理又經營，所以各級金融機構上下級高度統一。這時期成立的建行（監管 基本建設財政撥款）農行（監管農村金融）還有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都屬於央行。

實際上從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就開始改革了，79年農行，中國銀行，建行，從央行分離。只是1983年後，國務院才規定專門行使央行職能，標志著我國現代央行制度確立。隨後，隨著監管的松動，其他商業銀行成立，非銀行機構也開始設立。
這期間，央行仍在沿用傳統的資金分配方法，沒有形成有效的間接監管機制。

1992年證監會成立。

直到1994年，才開始全面的央行改革。不再對企業直接發貸款。95年通過，《中國人民銀行法》才確立央行體制。這時央行職能才定下來。央行各省市的分支機構，才轉變為監管，統計為主要職能。(補充：90年代出台了很多監管方面的法律，才使監管有法可依《保險法》《證券法》等）

2003年保監會掛牌，隨後銀監會掛牌，銀監會成立標志著央行集貨幣政策和銀行管理於一體的管理模式正式結束。（至此，我國一行三會構成分業監管體系。

❹ 中央銀行的職能有哪些

中央銀行的職能有：

1、發行的銀行職能：指中央銀行壟斷貨幣發行權，是一國或某一貨幣聯盟唯一授權的貨幣發行機構。中央銀行應根據貨幣流通需要，適時印刷、銷毀貨幣，調撥庫款，調劑地區間貨幣分布、貨幣面額比例。

2、銀行的銀行職能：指中央銀行充當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最後貸款人。銀行的銀行這一職能體現了中央銀行是特殊金融機構的性質，是中央銀行作為金融體系核心的基本條件。中央銀行通過這一職能對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活動施加影響，以達到調控宏觀經濟的目的。

3、政府的銀行職能：指中央銀行為政府提供服務，是政府管理國家金融的專門機構。國家財政收支一般不另設機構經辦具體業務，而是交由中央銀行代理，主要包括按國家預算要求代收國庫庫款、撥付財政支出、向財政部門反映預算收支執行情況等。

4、監管職能：制定有關的金融政策、法規，作為金融活動的准則和中央銀行進行監管的依據和手段。依法對各類金融機構的設置統籌規劃，審查批准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設立、業務范圍和其他重要事項。對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監督。

5、調控職能：中央銀行以國家貨幣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身份，通過金融手段，對全國的貨幣、信用活動進行有目的、有目標的調節和控制，進而影響國家宏觀經濟，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實現其預期的貨幣政策目標。

(4)我國承擔最後貸款人職能的金融機構是擴展閱讀：

中央銀行行使監管職能的對象是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除此之外中央銀行還需要對金融市場的設置、業務活動和運行機制進行監督管理。隨著中央銀行國有化進程的加快，中央銀行對國家負責，許多國家的銀行法規明確規定了中央銀行作為政府代理的身份，從而實現了中央銀行向政府銀行的轉化。

進入20世紀中葉，中央銀行不與普通商業銀行爭利益，行使管理一般銀行的職能並成為金融體系的中心機構，這標志著它向銀行的銀行轉化。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離不開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總目標，在具體運用中大大加強並注重其綜合功能的發揮，即由過去的一般性運用向綜合配套運用轉化。

❺ 幫忙做道國際金融方面的題

C
世界銀行的主要職能向會員國提供長期貸款，促進戰後經濟的發展專，協助發展中國屬家發展生產.
國際清算銀行的主要職能是促進各國中央銀行間的合作，為國際全融業務提供便利，作為有關各方協議國際清算的代理人或受託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要職能是①確立成員國在匯率政策、與經常項目有關的支付以及貨幣的兌換性方面需要遵守的行為准則，並實施監督②向國際收支發生困難的成員國提供必要的臨時資金融通③為成員國提供進行國際貨幣合作與協商的場所。
國際金融公司是對會員國私人提供無須擔保貸款的國際金融機構。

❻ 我國哪個銀行執行中央銀行的職能

中國人民銀行是我們國家的央行。
中國人民銀行的主要職責為：
（一）擬訂金融業改革和發展戰略規劃，承擔綜合研究並協調解決金融運行中的重大問題、促進金融業協調健康發展的責任，參與評估重大金融並購活動對國家金融安全的影響並提出政策建議，促進金融業有序開放。

（二）起草有關法律和行政法規草案，完善有關金融機構運行規則，發布與履行職責有關的命令和規章。
（三）依法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制定和實施宏觀信貸指導政策。
（四）完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負責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穩定與安全。
（五）負責制定和實施人民幣匯率政策，不斷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維護國際收支平衡，實施外匯管理，負責對國際金融市場的跟蹤監測和風險預警，監測和管理跨境資本流動，持有、管理和經營國家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
（六）監督管理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銀行間票據市場、銀行間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及上述市場的有關衍生產品交易。
（七）負責會同金融監管部門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規則和交叉性金融業務的標准、規范，負責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監測。
（八）承擔最後貸款人的責任，負責對因化解金融風險而使用中央銀行資金機構的行為進行檢查監督。
（九）制定和組織實施金融業綜合統計制度，負責數據匯總和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統一編制全國金融統計數據、報表，並按國家有關規定予以公布。
（十）組織制定金融業信息化發展規劃，負責金融標准化的組織管理協調工作，指導金融業信息安全工作。
（十一）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流通。
（十二）制定全國支付體系發展規劃，統籌協調全國支付體系建設，會同有關部門制定支付結算規則，負責全國支付、清算系統的正常運行。
（十三）經理國庫。
（十四）承擔全國反洗錢工作的組織協調和監督管理的責任，負責涉嫌洗錢及恐怖活動的資金監測。
（十五）管理徵信業，推動建立社會信用體系。
（十六）從事與中國人民銀行業務有關的國際金融活動。
（十七）按照有關規定從事金融業務活動。
（十八）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❼ 金融危機中中央銀行的作用

央行在危機中，可以發揮的作用

一個是救助陷入困境的銀行，避免金融機構資金鏈內斷裂，引發連鎖容反應，導致整個金融體系崩潰

第二是調整利率水平，降低融資成本

第三對金融機構實施必要的窗口指導，引導銀行合理放貸，服務好實體經濟

第四是外匯管制，限制投機資本出逃

第五有限度的干預外匯市場，維護匯率的相對穩定，並進行合理的調整，以平衡進出口

央行發揮上述作用往往需要行政、市場兩種手段並用

❽ 中國人民銀行有哪些職能

一、中國人民銀行的主要職能

1、央行負責發行貨幣（錢），只有央行有資格印刷貨幣並發行。

2、代理國庫，作為國家的大管家，負責管理國庫資金。

3、銀行的銀行，負責指導其他的銀行，我們接觸最多的工行、建行、農行等都要聽從央行的政策和指令。

4、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比如目前的個人活期存款利率為0.38%，央行有權利調整到0.37%（之後將對貨幣政策做更詳細的介紹）

5、監督反洗錢

6、監督管理黃金市場

7、維持清算系統正常運行

8、監督銀行間外匯等市場

9、管理監督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

10、參與國際金融活動

11、有權的其他職責

二、中國人民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區別

（1）性質不同。中國人民銀行是政府擁有的一個管理全國金融機構和貨幣金融活動，從而能有力貫徹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政策的國家機構。中國人民銀行是我國的中央銀行，它在國務院領導下，是管理全國金融事業的國家機關，是我國政府的組成部分；商業銀行是以經營存款、貸款為主要業務，並以銀行利潤為主要經營目標的企業法人。

（2）地位不同。中國人民銀行是「銀行的銀行」，我國的中國人民銀行是金融體系的領導力量。商業銀行要接受中國人民銀行的領導和監督。

（3）經濟目標不同。中國人民銀行經理國庫、發行人民幣，它不吸收居民存款，也不向銀行之外的企業貸款，不以盈利為目的；商業銀行以吸收存款為其發放貸款的主要來源，並以利潤為其主要經營目標。

（4）職能不同。中國人民銀行的主要職能是

第一，依法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對金融業實行監督和管理，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

第二，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流通；

第三，經理國庫；

第四，具有持有、管理、經營國家外匯儲備、黃金儲備的職能。

而商業銀行以經營工商業存款、貸款為主要業務，各商業銀行各自職能也有不同。

(8)我國承擔最後貸款人職能的金融機構是擴展閱讀：

中國人民銀行（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英文簡稱PBOC），簡稱央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成部門。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1948年12月1日，在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的基礎上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合並組成中國人民銀行。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國國家中央銀行職能。1995年3月18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至此，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以法律形式被確定下來。

❾ 如何理解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最後貸款人」的職能作用

您好，（1） 貸款的職能作用不同，商業銀行的貸款，是國家調控經濟的一種手段，專對於支持和促屬進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人民銀行的貸款，在整個銀行貸款中處於總閘門的地位，因為人民銀行貸款投入的是基礎貨幣，它形成銀行業金融機構發放貸款的初始資金（或原始存款）的來源，一旦進入流通，就會按照固有的規律派生出更多的存款，並擴大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貸款規模，所以調控人民銀行貸款的數量、投向，可以直接引導、調節整個銀行貸款的規模和結構

❿ 最後貸款人的理論的演變和發展

現代最後貸款人理論集中圍繞最後貸款人存在的必要性和巴傑特原則在現代金融市場條件下是否依然有效這兩個基本命題展開。 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最後貸款人為現代銀行系統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出現銀行危機時防止了恐慌的蔓延。
自由銀行的倡導者否認政府部門作為最後貸款人的必要性。認為銀行恐慌產生的唯一理由是對銀行系統存在的法律限制，如果沒有這些限制，自由競爭的市場就會產生一個防恐慌的銀行體系。塞爾金（Selgin，1988、1990）認為最主要的兩個限制：一是美國對全國范圍內設立分行的限制，二是對商業銀行系統自由發行貨幣的限制。前者可以實現資產的多樣化投資，可以防止資產相對價格下跌而引發的銀行危機；後者可以允許商業銀行隨時滿足私人對貨幣的需求。
同時認為，在自由銀行體系下，由不完全信息產生的傳染性擠提的情況不會發生，因為在活期存款的合約中已經包含了所有詳細的信息。他們同時認為，票據清算所能夠解決存款類銀行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Gorton（1985）、Gorton& Mullineaux（1987）認為，19世紀產生的票據清算所，其結構類似於由所有銀行組成的卡特爾組織，建立了一套共同發行貨幣的體系，使公眾難以區分每個成員銀行的弱點，它通過發行貸款證書來治理恐慌，這種貸款證書類似於黃金的替代品。同時，限制存款轉化為現金也能制止恐慌。Dowd(1984)認為這種限制類似於提供一份期權，在這份期權中，銀行保留了延期兌付到未來某個時點的權力，作為補償，銀行將支付延期兌付的利息。 中央銀行並不是唯一的最後貸款人。除了中央銀行之外，其他機構也可以成為最後貸款人（Timberlake，1984；鮑德，Bordo，1986；費雪，Fischer，1999），如美國的財政部、清算中心和1907年的摩根集團都承擔過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加拿大的財政部和外匯管理局等都曾對出現危機的銀行進行援助，成功執行最後貸款人職能。
Goodhart指出，當一國出現系統性問題時，除非這些系統性問題只包括一小部分潛在損失，央行可以自行消化，那麼央行可以獨立解決，否則應該由政府、監管部門和央行共同解決。在大規模的系統性危機中，Goodhart、Schoenmaker（1995）認為應該由政府來買單，同時政府也有權決定社會各方怎樣對付危機和由誰來承擔損失。 關於最後貸款人的援助方式存在兩種爭論：通過OMOs(open monitory operations)向整個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貨幣觀點），還是通過貼現窗口或直接貸款給個別金融機構（銀行觀點）。
貨幣觀點認為，應急性的流動性供應只能通過OMOs向整個市場提供。古德弗蘭德和金（Goodfriend & King，1988）、鮑德（Bordo，1990）、舒瓦茨（Schwartz，1992、1995）認為LLR的操作只能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以此提高對高能貨幣存量進行補充。Goodfriend & King、Capie(1999)、Keleher(1999)指出直接向金融機構貸款或貼現將使一些不具有清償力的銀行不能受到市場的懲戒，容易引發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扭曲其行為決策。同時，隨著金融市場的高度發展，已經提供了向私人部門信用融資的有效途徑，同業市場能充分考慮流動性的有效分配，具有清償力的金融機構能夠通過同業市場獲得流動性支持。因此，對個體銀行的具體干預既違反市場化原則又沒有必要。Kaufman也認為，除非是央行對銀行的清償力有明顯的信息優勢，否則對個體銀行的幫助是沒有必要的。他強調了對個體救助的負外部性：不僅會產生道德風險，而且監管當局還會面對政治壓力和監管俘獲，從而增加更大的負外部性。Kaufman同時擴展了LLR的內涵，認為LLR應該要防止資產的折價出售，因為這樣會造成實際財富的損失。他認為，雖然金融市場發展很快，而且變得非常有效，促進了流動性機制的改善，但交易速度的加快也增大了清盤和折價出售的可能性，LLR的目的就是要保護均衡的資產價格不受暫時流動性的影響。
銀行觀點認為，最後貸款人只能是向個別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古德哈特（1999）指出無流動性但有清償力的銀行會由於同業市場效率低下、不能從其他銀行借得款項而發展為無清償力的銀行。最後貸款人向市場提供資金支持會導致准備金供給總量的增加，而向單個機構提供資金支持則不會導致准備金增加。費雪（1999）則認為最後貸款人既可以向市場也可以向單獨機構提供貸款。
Hirsch首次把中央銀行看作是解決因信息不完備而導致的市場摩擦的一種手段。他認為，中央銀行具有的LLR功能類似於提供了一種保險，這會降低私人冒險的成本，但同時會刺激銀行的道德風險。同時，LLR給予的監管當局非正式的酌情權又可能導致監管同盟的出現。另一方面，如果存款者認為大銀行不會倒閉，那麼抵制公共部門管理的策略將會鼓勵銀行進一步集中。這兩種情況的出現都不利於效率的提高。Hirsch強調最優的辦法是根據整個金融體系的特徵適時調整中央銀行的職能。 古典最後貸款人理論的LLR援助對象非常嚴格地限制在出現暫時流動性不足的金融機構。但在LLR的實踐中，金融危機的復雜性使得LLR的援助對象逐漸突破古典流動性界限。因此，一些經濟學家認為，LLR可以向不具有清償力的銀行提供幫助。
索洛（Solow，1982）認為無論銀行是否到了無法償債的境地，當出現銀行危機時，最後貸款人都應進行援助。以美聯儲為例，當美國某個銀行（尤其是大銀行）將要倒閉時，會引起人們對整個金融體系的信任危機。美聯儲既然對整個金融體系負責，為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它就必須援助陷入危機中、甚至資不抵債的銀行。索洛也承認，這種做法會產生某種道德風險，鼓勵其他銀行有可能冒更大的風險，而公眾也失去了監督金融機構的熱情。
古德哈特（Goodhart，1985，1987）主張中央銀行可以給不具有清償力的銀行提供幫助。主要有三個理由：
第一，中央銀行在LLR必須行動時，要區分商業銀行到底是流動性危機還是清償性危機問題是不太現實的。商業銀行向LLR申請援助時，存在潛在的聲譽損失成本，因為即使是流動性不足的銀行，如果向中央銀行借款，也表明它在同業市場上已經不具有融資能力，從而被懷疑有清償力問題。因此，向中央銀行借款無需考慮是否是流動性問題還是清償力問題，只要有足夠的抵押品即可。
第二，由於商業銀行在生產信息方面的特殊作用，如果LLR讓處於困境中的機構破產，有價值的、難以替換的「客戶—銀行」關系將會失去，保持這些關系的社會利益超過這樣做的成本。
第三，因為大銀行的破產將毀掉整個銀行系統的信心，所以大銀行即使沒有償付能力，LLR也只有貸款。
考夫曼（Kaufman，1990）認為，索洛和古德哈特的觀點低估了最後貸款人過度援助的風險，這可能會導致面臨危機的銀行增加在未來對更大援助的需要。他們也忽視了由於最後貸款人延遲讓無償付能力的機構停業，會招致額外的損失及增加最終解決問題的成本。索洛和古德哈特沒有意識到最後貸款人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而不是貼現窗口貸款來完成其職能。事實上，藉助公開市場操作也可以滿足最後貸款人對高能貨幣的緊急需求，因而不必擔心如何援助個別的危機銀行。由於真實經濟活動和總體經濟防止了恐慌引起的對貨幣存量的沖擊，最後貸款人就不必害怕個別經營不善的銀行發生倒閉。
古德哈特和黃（Goodhart & Huang，1999）認為，一家銀行的倒閉會引致金融不穩定，市場主要表現是恐慌，此時很難預測存款人的行為，貨幣政策操作容易失誤。當一家銀行向最後貸款人尋求流動性支持時，最後貸款人很難有時間准確判斷這家銀行是否有清償力。如果最後貸款人向這家銀行提供了貸款援助，而是事後的事實證明這家銀行是無清償力的，則最後貸款人必然要承擔財務和聲譽方面的損失。因此，最後貸款人對出現危機的銀行究竟進行救助還是破產清算，還需謹慎的判斷。他們通過建立最後貸款人道德風險模型認為，在單一時期模型下，即在銀行倒閉的概率、最後貸款人救助的概率和風險概率既定的情況下，最後貸款人是否實施救助取決於銀行規模的大小；在動態和跨時期模型中，即各種概率不確定的情況下，最後貸款人實施救助取決於對道德風險和傳染性風險的權衡。如果關注道德風險，最後貸款人會慎重考慮是否實施救助；如果關注系統性風險，則最後貸款人有動力進行救助，由此產生的整個市場的均衡風險會較高。 最後貸款人的過度援助容易導致金融機構道德風險，且大銀行相對於中小銀行更為明顯。因此，通過徵收懲罰性高利率、組織私人部門參與救助、實施「建設性模糊」救助條款、嚴格的事後信息披露等措施有助於緩解這一問題。
考夫曼(1991)、諾切特和泰勒（Rochet & Tirole，1996）認為最後貸款人對銀行的援助會產生兩個負面影響：一方面，救助促使銀行經營者和股東為獲得更多的救助補貼而去冒更大的風險；另一方面，最後貸款人向倒閉的金融機構提供資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存款人監督金融機構經營行為和業績的積極性，並且由於救助是對所有存款人提供隱性保險，這也會削弱銀行同業監督的積極性。
米什金（Mishkin，2001）認為，這種道德風險在大銀行身上表現得更為嚴重。大銀行較中小銀行具有更大的系統性影響，其經營失敗對金融系統的安全有著更為嚴重的威脅，因此政府和公眾都不希望其倒閉，於是大銀行往往成為監管寬容的對象。那些自認為規模很大或很重要的銀行相信在發生流動性不足或出現其他問題時，最後貸款人肯定會提供資金援助，因此他們便放鬆風險約束和危機管理，而從事高風險高收益的業務。同樣的原因也使得市場約束力量減弱，因為存款人知道一旦銀行陷入困境，政府不會任其破產，自己也不可能遭受太大的損失。於是他們失去了監督銀行的動機，也不在銀行從事過度冒險行為時通過提取存款進行市場約束。在很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當大的或與政治有聯系的金融機構出現危機時，政府便成為解決問題的後援，最後貸款人向經濟中投放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作用，將大大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從而引發通貨膨脹。
漢弗萊（1985）認為，在現代金融環境下，徵收懲罰性高利率等於向市場提供了一個促使資金加速抽逃的信號，這反而會加劇銀行危機的發生。同時，銀行經營者為在短期內獲得更高收益以支付貸款高利息，會追求更高的風險。因此，古德哈特和斯科恩梅克（1995）、普拉蒂和希納西（Prati & Schinasi，1999）認為，在實踐中對個別機構的緊急貸款並沒有徵收比市場利率更高的利率，銀行同業市場通常以正常的利率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救助。
賈利尼（Giannini，1999）指出，通過組織私人部門參與最後貸款人的救助也可以解決道德風險。中央銀行以代理人的身份組織有富餘資金的銀行向缺乏資金的銀行提供資金援助。扮演最後貸款人的主要銀行承諾在危機時期向問題銀行提供信貸，以保證銀行體系的正常運作。但古德弗蘭德和拉克爾（Lacker，1999）認為，這種信貸行為必須是帕累托改進，中央銀行不能強迫其他銀行提供信貸。如果中央銀行迫使其他銀行提供貸款，或以過於偏護危機銀行的條件提供貸款，則私人銀行提供貸款支持實際上是對倒閉銀行的補貼。在充滿競爭的金融市場中，資金富餘的銀行相對於危機銀行具有競爭優勢，中央銀行勸說優勢銀行幫助自己的競爭對手擺脫困境有一定的難度。因此，道義勸告、規則力量和合作意識的培養是中央銀行在協調銀行間援助時的重要職責。
科里根（Corrigan，1990）首次提出了「建設性模糊」的最後貸款人概念，指最後貸款人在事先故意模糊履行其職責的可能性，即最後貸款人向其他銀行表明，當銀行出現危機時，最後貸款人不一定提供資金支持。由於銀行不確定自己是否是援助對象，從而對銀行形成一種壓力，使其謹慎經營。「建設性模糊」要求最後貸款人從謹慎角度出發，關於是否、何時、在何種條件下提供支援的預先承諾應該停止。在做出決策時，最後貸款人要嚴格分析是否存在著系統性風險。如果已經存在，應考慮應對系統性傳染的最優方式，盡量減少對金融市場運行規則的負面影響。
克勞科特（Crockett，1996）認為「建設性模糊」主要有兩個作用：一是迫使銀行謹慎行事，因為銀行自己不知道最後貸款人是否會對它們提供資金支持；二是當最後貸款人對出現流動性不足的銀行提供援助時，可讓該銀行經營者和股東共同承擔成本。管理層會意識到一旦銀行倒閉，他們將會失去工作，股東將失去資本，因此道德風險會大大減少。實踐也表明，「建設性模糊」可以直接約束或間接鼓勵銀行的經營者和股東謹慎行事，提高自我防範風險意識，增強自我控制、自我約束能力。
建設性模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賦予危機管理機構過大的自由決定權，而自由決定權會帶來時間持續性問題，如開始最後貸款人認為不向危機銀行提供安全保障比較有利，但事後又覺得向銀行提供資金援助可能更為恰當。因此，伊諾克（Enoch）、斯德拉和海米斯（Khamis，1997）認為，可通過嚴格的事後信息披露辦法來評判最後貸款人在處理個案時的自由決定權。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國與國之間的資本與貨幣一體化，金融危機超越國別的限制在世界范圍內傳播。所有的一切使得在世界范圍內尋找最後貸款人的問題進入了理論家和實踐者的視野。尤其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這一問題變得尤為迫切。
早期的金融史認為，「世界經濟中心」應當充當國際最後貸款人。費爾南德布勞德爾假設世界經濟具有一定的地理范圍，「並且總有一個以佔主導的城市和城邦（即經濟首府，但不一定是政治首府）為代表的極或中心。在金融危機中，當一國的困難將超越國境時，占統治地位的中心就被認為有責任充當其他國家的最終貸款人」，這是由誰來充當國際最後貸款人最早的理論假說。
目前理論界普遍認為，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承擔國際最後貸款人職能比較合適。Stanley Fisher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IMF雖然不是國際中央銀行，但是仍可以行使國際最後貸款人的職能，而且會做得很好。他認為，IMF作為危機的借款者，更像一個信用合作組織，通過發行基金份額建立資金的蓄水池，再向成員國貸款；作為危機的管理者，它可以組織和協調危機中的成員國，募集更多的資金。
另一種觀點認為，國際清算銀行（BIS）可以行使這一職能。被稱為「中央銀行家的俱樂部」的國際清算銀行一向積極推動中央銀行之間的互相合作和援助。由於各國中央銀行的高級官員通過國際清算銀行經常會面商談，保持著經常的聯系，這一安排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更為及時，並且沒有附加條件。但它在這方面的積極作用僅限於其成員國之間，與發展中國家基本無緣。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較發達國家普遍，因此，國際清算銀行的這種援助是有限的。 隨著跨國金融服務的不斷擴展和各國金融系統的不斷融合，歐盟市場的流動性和效率不斷增強，歐洲各國的金融系統性關聯更加緊密，隨之而來的金融風波也將會影響更多的成員國，尤其是如果一個包含數個持牌銀行，並且在數個成員國中開展業務的泛歐銀行集團發生流動性沖擊，必然會系統性地牽連到各國金融市場以及整個歐洲金融系統。Garry J. Schinasi和Pedro Gustavo Teixeira（2006）研究了當系統性金融風波影響不止一個歐盟成員國時，如何實現最後貸款人功能問題。他們認為，對銀行集團行使最後貸款人職能有幾種可選的協調模式：
第一種模式依賴於詳細的事先安排，被認為是「北歐模式」。這個模式是北歐中央銀行諒解備忘錄中提出的，適用於銀行危機發生時，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北歐國家中運作。一旦發現危機，將由相關中央銀行建立一個協調機制，即危機處置小組。在對銀行集團有管轄權的中央銀行的領導下，危機處置小組集中對銀行集團的財務狀況和潛在系統性影響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另外，它還集中與銀行業管理層進行聯系。該小組還負責向各個中央銀行決策機構匯報，匯報內容包括危機的系統相關性信息，受影響的銀行的償付能力，最重要的是明確各央行間意見的分歧，目的是讓每個中央銀行都能了解情況，決策協調。這個模式的主要優點是可以使中央銀行間的信息和分析不對稱最小化，以減少「囚徒困境」的發生。
第二個協調模式是「監管模式」。因為新巴塞爾協議的實施將增強並表監管者的協調職能，相對於其他中央銀行，並表監管者所在地的中央銀行可以承擔協調職能，這也暗示了某個中央銀行相對於其他中央銀行來說對銀行集團承擔更多的責任。例如，這個模式需要更多地考慮集團范圍內或歐盟范圍的（同國內相比）償付能力和系統風險。正如並表監管者的作用一樣，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該國中央銀行對管轄范圍內的銀行業集團行使一定的「聯邦（federal）」職能。
第三，各國中央銀行承擔的義務，包括信息交換和在現行運行制度結構下對政策措施進行協調。 主權債務重組中的第一貸款人（LFR）
Daniel Cohen和Richard Portes（2006）提出的解決主權債務問題的一個政策干預機制——IMF的第一貸款人職能，來解決國際間資本流動的結構性缺陷。IMF成員國應事先制定「債務余額制度」（indebtedness regime），這種債務余額制度意味著參與者的積極的承諾，不僅是國家，也包括IMF。IMF應在事先（即國家能進入金融市場時）而不是在危機後，就和國家一起建立調整計劃（項目），採取預防性措施防止債務惡化。IMF項目及其實施要讓人相信這個國家能以「風險觸發」利率，或低於「風險觸發」利率迅速重新進入市場。這是IMF貸款的一種適當的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