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創設國際金融機構的背景

1. 目前國內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成立背景是怎麼樣的呢

目前國內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成立背景如下：

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成立於2016年12月回11日，注冊資本答512.3億元，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和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共同發起設立。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成立於1999年04月19日，注冊地位於北京市西城區鬧市口大街9號院1號樓，法定代表人為張子艾。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經國務院批准，於1999年10月19日在北京成立。公司由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管，涉及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范圍以外的金融業務，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等相關業務主管部門監管，財政部負責財務監管。

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前身是成立於1999年10月的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是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的大型國有非銀行金融機構。自2006年開始，東方資產開始商業化轉型，通過戰略投資和並購重組等方式，控股了多家金融類子公司，並確定了「資產管理+銀保」雙輪驅動的戰略定位。

2. 中國銀行有什麼背景

歷史

鴉片戰爭後，外國銀行湧入中國，通過壟斷國際匯兌業務、資本輸出、政治貸款、發鈔、經營中國對外賠款等手段，扼住了中國金融、財政的咽喉。1895年甲午戰爭後，外國資本大量涌進國門，中國的金融、財政狀況更加惡化。19世紀末，國內有識之士倡導興辦銀行，「以中國之銀，供中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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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

中國銀行中國銀行的前身是中國第一家國家銀行——大清戶部銀行。光緒30年元月28日（1903年3月14日），奕劻上奏「試辦大清戶部銀行推行銀幣」。經過一年多的籌備，中國歷史上第一家國家銀行——戶部銀行於1905年8月在北京成立。1906年，戶部更名為度支部。1908年2月，戶部銀行改為大清銀行，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到1911年，大清銀行在全國各省省會和通商口岸設立分支機構35處，成為清末規模最大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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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大清銀行為官商合辦的股份制銀行，股本總額1000萬兩白銀，官商各佔半數。辛亥革命爆發後，作為清政府中央銀行的大清銀行，除上海分行外，分支機構絕大部分已經停業。為了保全商本，以大清銀行秘書長項藻馨為主的大清銀行股東，於1911年11月5日成立了股東聯合會，並於11月14日發布公告，公告的主要內容為：接各處分行報告，軍政府有誤認大清銀行全系官股，取去現洋庄折等要件，甚至將行員拘留，賬款紊亂，事機萬急；要求股東於11月18日到漢口路開會商討對策。參加股東會一系列活動的主要是大清銀行浙江籍股東及部分高級負責人。1911年12月4日，股東聯合會改名為「商股聯合會」。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大清銀行副監督陳錦濤經時任政府司法總長的伍廷芳提名，出任臨時政府財政總長。此時，迅速建立新政府的中央銀行，是非常緊迫的事情。大清銀行本來就是清政府的國家銀行，實力雄厚，將大清銀行改為中央銀行是再合適不過了，正如陳錦濤在致臨時參議院咨文中所說「借已有之基礎，應目前之急需，既可以增長民國之實力，又可因其資金為通融，實為民國國家與銀行股東兩得兼利之道。」於是陳錦濤常駐上海，於漢口路大清銀行樓上專門籌劃此事。陳錦濤開始藉助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的力量，著手將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建立政府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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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

經過大清銀行南北方商股的充分醞釀籌劃，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於1912年1月初正式上書孫中山，建議「就原有之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重新組織，作為政府的中央銀行。」「一面停止大清銀行貿易，實行清理。其原有之官股500萬兩，即行消滅，備抵此次戰事地點各行所受損失及一切濫賬；一面組織中國銀行，以大清銀行房屋生財等項，統歸接收應用。股東等原有之大清銀行股份500萬兩，仍承認為中國銀行股份，照票面價額，換給股票作為舊股，另再加招商股500萬兩。」報告還對大清銀行如何改為中國銀行的具體辦法提出了意見：「一方面另設大清銀行清理機關，附屬於中國銀行內，另置簿據，劃分界限；另一方面自財政部批准之日起，作為籌備期間，由財政總長委任正副監督會同大清銀行股東代表籌辦一切。」
孫中山見到報告後，立即面示陳錦濤：「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舊政府正當之權利，自宜分別准予繼續。所請將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添招商股500萬兩，認為新政府之中央銀行，由部籌款，以雄財力，並請派正副監督，先行開辦，剋期成立。凡新舊營業賬款，請分電各省都督力加保護，並將該行原有房屋、器具、簿據等項先行發還各節，大致尚屬妥協，著即准行。」
陳錦濤立即以財政部名義，於1912年1月24日將上述指示書面批復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同時委任吳鼎昌、薛頌瀛為正副監督。1912年1月28日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召開股東大會，傳達了批示。大會決定由股東會職員組成中國銀行臨時理監事會，負責與正副監督籌訂章程，並管理全行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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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歷程

發展年表
1912年 中華民國順勢成立，中國銀行應運而生
1912年—1928年 中國銀行成為南京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中央銀行
1916年 抗拒袁世凱政府停兌令，全力維護中行信用
1916年－1923年 中行歷近十年之久，全面整理京鈔問題
1917年 則例之爭——官商爭奪中行領導權的斗爭
1927年 武漢國民政府集中現金，漢口中行損失慘重
1928年 中行重要轉折點——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
1930年－1937年 興建外灘中行大廈，抗衡上海外資銀行
1932年 發起成立中國徵信所，開創中國徵信事業
1929年－1936年 中行開設海外機構，拓展我國外匯業務
1929年－1936年 擴大貸款規模，轉變貸款結構，支持國內生產發展
1931年 組建中國保險公司，推動保險業務發展
1932年 平息公債風潮，推動整理公債
1933年－1935年 世界銀市劇烈動盪，中行力阻白銀外流
1932年－1933年 中國銀行力主廢兩改元，積極參與幣制改革工作
1935年 國民政府壟斷金融，強迫中行再次改組
1939年 南京政府成立四聯總處，調整四行分工
1938年－1942年 加強鈔券調運，供應抗戰需要
1939年－1941年 平衡上海匯市，全力維持匯價
1939年－1943年 堅持進行貨幣斗爭，抵制日偽金融侵略
1939年－1945年 努力爭取僑匯，積極支持抗戰
1946年－1949年 「粒米百元」——惡性通貨膨脹給中行帶來嚴重影響
1947年－1948年 南京政府勒令外匯移存，中行迫於壓力抵制未果
1949年 各地職工迎接解放，中行被順利接管
1949年－1952年 承擔外匯經營管理工作，成為我國外匯專業銀行
1949年－1950年 積極穩定金融物價，促進國民經濟恢復
1950年－1952年 反封鎖、反禁運、反凍結，促進對外貿易發展
1964年－1976年 加強外匯資金運用，支持遠洋運輸船隊建設
1968年－1976年 試用人民幣計價結算，實現出口收匯保值
1973年 加強調研工作，按時完成陳雲同志布置的十個調研專題
1978年 順應改革開放需要，開創中國信用卡先河
1979年－1980年 中國銀行進行體制改革，國家外匯管理總局成立
1979年－1989年 加強外匯管理，發行外匯兌換券
1979年 解決中美凍結資產問題，促進中美金融合作發展
1979年－1992年 加大外資利用，發行國際債券
1979年－1980年 恢復國際金融組織合法席位，支持國內經濟文化建設
1987年－1992年 取得港幣澳門幣發行權，利於港澳經濟繁榮穩定
1994年 中國銀行改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
中國銀行奧運存摺2004年 中國銀行穩步推進股改工作，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004年－2008年 百年奧運，百年中行——北京奧運會唯一銀行合作夥伴
2006年 中行實現精彩上市，開啟百年歷程新篇章
2009（第六屆）中國25家最受尊敬上市公司全明星榜
新出爐的「2009中國25家最受尊敬上市公司全明星榜」，更好地體現了今天的中國上市公司所面臨的競爭環境。這次調查共涉及17個行業，457 家候選公司。中銀行憑借良好的信譽度入選明星榜。
2010年 在《巴菲特雜志》、《世界經濟學人周刊》和世界企業競爭力實驗室聯合舉辦「巴菲特雜志年度金融大獎」評選中，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圍「2010年（第七屆）中國25家最具投資價值上市公司」，位列第7位。
歷史沿革
中國銀行於1912年1月24日由孫中山總統下令批准成立。1912年2月5日正式開業。其由1905年清政府成立的戶部銀行(1908年起改稱大清銀行(Ta Ching Goverment Bank)，負責整頓幣制、發行貨幣、整理國庫，行使中央銀行權利)改組而來。故中國銀行為中國歷史最悠久的銀行之一。
民國政府時期（1912-1949）
中國銀行自民國時期早年成立後一直擔負中央銀行職責直至1928年，此時國民政府另外設立中央銀行，並修訂中國銀行條例和章程，「經國民政府之特許為國際匯兌銀行」。當時總行亦從北京(時稱為北平)遷往上海辦公。
此時的中國銀行是官商合辦的股份制銀行。早期的中國銀行在限制北洋軍政府開支，抵制袁世凱停兌令，支持民族經濟發展，組織愛國華僑支援國內抗戰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
1935年4月間，國民政府再次修訂中國銀行條例，導致中國銀行的實際控制權事實落入四大家族中，成了官僚資本主義聚斂財富的工具。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中國銀行。原總管理處隨民國政府遷往台灣，至1960年在台重新開業。在台機構部門於1971年改名為中國國際商業銀行(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2006年8月間和台灣交通銀行(Chiao Tung Bank)合並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留置大陸地區的各分支機構部門收歸國有，繼續以中國銀行行名營業存續。
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0-1978）
1950年4月，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劃歸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領導。
1953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中國銀行條例》，明確中國銀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特許的外匯專業銀行。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銀行作為中國人民銀行領導的一個職能部門，利用信貸、結算、匯率等多種手段促進對外貿易事業發展，使國家外匯收入不斷增加；積極參加反對美國政府凍結美元資產的斗爭，抵制美國政府對中國實行的經濟封鎖；支持交通部門逐步建立遠洋船隊，支持企業通過進口設備和原材料來增加產量和質量；認真履行國家外匯專業銀行的職責，加強外匯管理發展與國際金融界的交往。
改革開放時期（1979-200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銀行的各項業務得到了長足發展，跨入了世界大型銀行的前列。
1979年3月13日經國務院批准，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設出來，同時行使國家外匯管理總局職能，直屬國務院領導。中國銀行與國家外匯管理局對外兩塊牌子，內部一套機構，由中國人民銀行代管。中國銀行總管理處改為中國銀行總行，負責統一經營和集中管理全國外匯
中國銀行奧運紀念幣業務。
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隨後中國銀行與國家外匯管理總局分設，各行其職，中國銀行統一經營國家外匯的職責不變。至此，中國銀行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監管之下的國家外匯外貿專業銀行。中國銀行的身份發生根本性變化，由原中國人民銀行一個分支部門、國家金融管理機關，轉為以盈利為目標的企業。
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國家外匯由外匯管理局經營，中國銀行由外匯外貿專業銀行開始向國有商業銀行轉化。各外匯業務銀行在外匯業務經營方面享有平等地位，中國銀行正式結束了國家外匯專業管理，不再在外匯業務享有壟斷地位。中國銀行作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與其它三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一道成為國家金融業的支柱。
股份制改革（2003-2004）
中國銀行於2003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試點銀行之一。圍繞"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目標，中國銀行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加強風險管理和內控體系建設，整合管理流程和業務流程，推進人力資源管理改革，加快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穩步推進股份制改造工作。
2004年8月26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掛牌成立，標志著中國銀行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篇章，啟動了新的航程。
中國銀行成為了國內首家H股和A股全流通發行上市的公司。作為國內A股市場IPO最大、市值最大、流通股份最多的上市公司，中行上市沒有分拆任何資產，而是採取了整體上市方式，為國有銀行改制試點創造了一個成功範例。整體上市不留存續公司，有利於建立和鞏固良好的治理機制，實現中國銀行品牌的統一經營，提高其國際競爭力。這既符合中行適應金融改革、開放、發展的需要，也符合自身公司治理結構優化、股權投資多元化的需要，更符合股東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業務發展
中國銀行主營傳統商業銀行業務，包括公司金融業務、個人金融業務和金融市場業務。公司金融業務基於銀行的核心信貸產品，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創新的金融服務。個人金融業務主要針對個人客戶的金融需求，提供基於銀行卡之上的系統服務。金融市場業務主要是為全球其他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提供國際匯兌、資金清算、同業拆借和託管等全面服務。
中國銀行全資附屬投資銀行機構——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下稱「中銀國際」）是中國銀行開展投資銀行業務的運行平台。中銀國際在中國內地、香港及紐約、倫敦、新加坡設有分支機構，擁有高水準的專業人才隊伍、強大的機構銷售和零售網路。中銀國際全球性的管理運作，可為海內外客戶提供包括企業融資、收購兼並、財務顧問、定息收益、證券銷售、投資研究、直接投資、資產管理等在內的全方位投資銀行服務。
中國銀行通過全資子公司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和聯營公司經營保險業務。其中，在香港擁有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及其六家分公司、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東亮保險專業有限公司和堡宜投資有限公司，在內地擁有中銀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地區有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成立於1992年7月的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在香港保險市場經營一般保險業務，業務品種齊全繁多，業務量多年位居當地同業前列。
中國銀行是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商業銀行。1929年，中國銀行在倫敦設立了中國金融業第一家海外分行。此後，中國銀行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相繼開設分支機構。目前，中國銀行擁有遍布全球28個國家和地區的機構網路，其中境內機構超過10，000家，境外機構600多家。1994年和1995年，中國銀行先後成為香港、澳門的發鈔銀行。 程大穩拍攝於2009年，中國銀行總部大廈中國銀行所屬的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簡稱「中國銀行（香港）」或「中銀香港」），於2001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是一家在香港注冊的持牌銀行。中國銀行（香港）合並了原中銀集團香港十二行中十家銀行的業務，並同時持有香港注冊的南洋商業銀行、集友銀行和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的股份權益，使之成為中銀香港的附屬機構。中銀香港是香港地區三家發鈔銀行之一，也是香港銀行公會輪任主席銀行之一。重組後的中銀香港於2002年7月在香港掛牌上市。
作為中國金融行業的百年品牌，中國銀行在穩健經營的同時，積極進取，不斷創新，創造了國內銀行業的許多第一，在國際結算、外匯資金和貿易融資等領域得到業界和客戶的廣泛認可和贊譽。
在近百年輝煌的發展歷史中，中國銀行在中國金融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國銀行於1912年由孫中山先生批准成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37年間，中國銀行先後是當時的國家中央銀行、國際匯兌銀行和外貿專業銀行。中國銀行以誠信為本，以振興民族金融業為己任，在艱難和戰亂的環境中拓展市場，穩健經營，銳意改革，表現出了頑強的創業精神，銀行業務和經營業績長期處於同業領先地位，並將分支機構一直拓展到海外，在中國近現代銀行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1949年，中國銀行成為國家指定的外匯外貿專業銀行，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1994年，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中國銀行成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與其它三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一道成為國家金融業的支柱。
2003年，中國銀行被國務院確定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試點銀行之一。圍繞「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目標，中國銀行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加強風險管理和內控體系建設，整合管理流程和業務流程，推進人力資源管理改革，加快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穩步推進股份制改造工作。2004年8月26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掛牌成立，標志著中國銀行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篇章，啟動了新的航程。
2006年6月1日、7月5日，中國銀行先後在香港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掛牌上市，成為首家A+H發行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按截至2006年12月31日的市值計算，中國銀行為全球第五大銀行。
2004年7月14日，中國銀行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北京奧運會唯一的銀行合作夥伴。中國銀行將為國內外客戶提供高效優質的金融服務，宣傳和普及奧運精神，促進本次體育盛會圓滿成功，提升中國銀行的品牌形象。
中國銀行多年來的信譽和業績，得到了銀行同業、國內外客戶和權威媒體的廣泛認可。目前，中國銀行曾先後8次被《歐洲貨幣》評選為「中國最佳銀行」和「中國最佳國內銀行」，連續18年入選美國《財富》雜志「世界500強」企業，多次被《財資》評為「中國最佳國內銀行」，被美國《環球金融》雜志評為「中國最佳貿易融資銀行」及「中國最佳外匯銀行」，被《遠東經濟評論》評為「中國地區產品服務10強企業」，被《亞洲風險》雜志評為2006年度「中國最佳銀行」。2008年12月30日，世界權威的品牌價值研究機構——世界品牌價值實驗室舉辦的「2008世界品牌價值實驗室年度大獎」評選活動中，中國銀行憑借良好的品牌印象和品牌活力，榮登「中國最具競爭力品牌」大獎，贏得廣大消費者普遍贊譽，為中國品牌群體性的崛起奏響華彩樂章。在美國知名財經雜志《財富》與世界知名的管理咨詢公司Hay（合益）集團合作評選的25家「最受贊賞的中國公司」中，中國銀行榜上有名。在A+H資本市場整體上市後，中國銀行榮獲《投資者關系》「最佳IPO投資者關系獎」等多個重要獎項。2009年中國銀行在英國《銀行家》雜志「世界1000家大銀行」排名中列第十一位。
在近百年歲月里，中國銀行以其穩健的經營、雄厚的實力、成熟的產品和豐富的經驗，深得廣大客戶信賴，並與客戶建立了長期穩固的合作關系。中國銀行將秉承「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強化公司治理，追求卓越效益，創建國際一流大銀行」的宗旨，依託其雄厚的實力、遍布全球的分支機構、成熟的產品和豐富的經驗，為客戶提供全方位、高品質的銀行服務，與廣大客戶攜手共創美好未來。
海外發展
中國銀行以誠信為本，以振興民族金融業為己任，在艱難和戰亂的環境中拓展市場，穩健經營，銳意改革，表現出了頑強的創業精神，銀行業務和經營業績長期處於同業領先地位，並將分支機構一直拓展到海外，在中國近現代銀行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由於歷史和業務發展的原因，中國銀行是目前國內銀行中最國際化的商業銀行，先後分別在中國香港（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中銀國際融資有限公司、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銀國際期貨有限公司、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中銀國際英國保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中銀國際英國保誠信託有限公司、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 、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澳門（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新加坡（新加坡分行、大坡支行、小坡支行、加東支行、中區支行、唐城支行、中銀國際（新加坡）有限公司）、日本（東京分行、大阪分行、橫濱分行、大手町辦事處）、澳大利亞（悉尼分行、中國銀行（澳大利亞）有限公司、中國城分行、墨爾本分行 、巴拉瑪打分行、好事圍分行、珀斯分行）、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中國銀行 ）、哈薩克（哈薩克中國銀行、亞聯分行）、韓國（首爾分行、安山分行 、大邱分行、九老分行）、泰國（曼谷分行）、越南（胡志明市分行）、菲律賓（馬尼拉分行）、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分行、泗水分行）、巴林（巴林代表處）、英國（倫敦分行、中國銀行（英國）有限公司 、倫敦中國城分行、曼徹斯特分行 、格拉斯哥分行 、中銀國際（英國）有限公司 ）、瑞士（中國銀行(瑞士)有限公司）、盧森堡（盧森堡分行、中國銀行（盧森堡）有限公司 ）、荷蘭 （中國銀行（盧森堡）有限公司鹿特丹分行 ）、法國（巴黎分行、十三區分行）、德國（法蘭克福分行、漢堡分行、杜塞爾多夫分行）、義大利（米蘭分行）、俄羅斯（俄羅斯中國銀行）、匈牙利 （匈牙利中國銀行 ）、美國（紐約分行、紐約華埠分行 、洛杉磯分行）、英國開曼群島（開曼分行）、巴拿馬（巴拿馬分行）、加拿大（中國銀行（加拿大）有限公司、多倫多中區分行、多倫多士嘉堡分行 、多倫多萬錦分行、溫哥華分行 ）、巴西（中國銀行（巴西）有限公司、聖保羅代表處 ）、尚比亞（尚比亞中國銀行）、南非（ 約翰內斯堡分行）、比利時（布魯塞爾分行）和柬埔寨（金邊分行）等31個國家和地區設立海外分支機構。
1929年，中國銀行在倫敦設立中國金融業第一家海外分行。此後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相繼開設分支機構，目前擁有遍布全球27個國家和地區的機構網路，其中境內機構共計11,307個，境外機構共計603個。1994年和1995年，中國銀行先後成為香港地區、澳門地區發鈔銀行。中國銀行在國內同業中率先引進國際管理技術人才和經營理念，不斷向國際化一流大銀行的目標邁進。
1950年1月，周恩來總理向我國駐港機構發布保護國家資產，聽候接管的命令。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響應周總理的號召，率先起義，宣布接受北京總管理處的領導，不久，倫敦、新加坡、雅加達、吉隆坡、卡拉奇、孟買、加爾各答、仰光等分支機構紛紛宣布接受國內總管理處的領導，為新中國保存了大量的海外資產。
自1994年，中國銀行憑借悠久的歷史、廣泛的海外網路、出眾的實力和國際金融、外匯業務優勢，盈利總額在國內銀行中一直居於首列。許多權威的國際金融雜志一致認為，中國銀行是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中員工數量最少，盈利能力和抗風險能力最強的銀行，人均利潤、人均資本合人均資產各項指標均居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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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榮譽

中國銀行業務范圍涵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領域，旗下有中銀香港、中銀國際、中銀保險等控股金融機構，在全球范圍內為個人和公司客戶提供全面和優質的金融服務。按核心資本計算，2005年中國銀行在英國《銀行家》雜志「世界1000家大銀行」排名中列第十八位。
中國銀行主營商業銀行業務，包括公司、個人金融、資金業務和金融機構業務等業務。公司業務以信貸產品為基礎，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創新的金融服務和融資、財務解決方案。個人金融業務主要針對個人客戶的金融需求，提供包括儲蓄存款、消費信貸和銀行卡在內的服務。資金業務包括本外幣保值、資金管理、債務保值、境內外融資等資金運營和管理服務。而金融機構業務則是為全球其他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提供諸如資金清算、同業拆借和託管等全面服務。作為中國金融行業的百年品牌，中國銀行在注重穩健經營的同時積極進取，不斷創新，創造了國內銀行業的許多第一，在國際結算、外匯資金和貿易融資等領域得到業界和客戶的廣泛認可和贊譽。
中國銀行多年來的信譽和業績，得到了來自業界、客戶和權威媒體的廣泛認可。曾先後8次被《歐洲貨幣》評選為「中國最佳銀行」和「中國最佳國內銀行」；連續16年進入《財富》雜志評選的世界500強企業；同時，被《財資》評為「中國最佳國內銀行」；被美國《環球金融》雜志評為「中國最佳貿易融資銀行」及「中國最佳外匯銀行」；被《遠東經濟評論》評為「中國地區產品服務十強企業」；中銀香港重組上市後，先後榮獲《投資者關系》「最佳IPO投資者關系獎」和《亞洲金融》「最佳交易、最佳私有化獎」等多個重要獎項。
中國銀行榮獲2009年」中國最佳私人銀行」
中國銀行獲2008年度「最佳融資銀行」獎
中國銀行榮獲「2008年度中國銀行業文明規范服務示範單位」全部名單
「2008年度亞洲銀行競爭力排名」十佳商業銀行之「最佳財富管理品牌獎」
2008年財資「2008中國最佳貿易融資銀行」
2009年中國銀行在英國《銀行家》雜志「世界1000家大銀行」排名中列第十一位。
2010年8月2日，由聯合國全球契約中國網路中心、北京融智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所組織的「2010年全球契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典範報告獎」評選結果在上海世博園聯合國館正式揭曉，中國銀行200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被評為「2010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典範報告」。中國銀行被巴菲特雜志、世界企業競爭力實驗室、世界經濟學人周刊聯合評為2010年（第七屆）中國上市公司100強，排名第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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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標識

中國銀行行標於1986年經中國銀行總行批准正式使用。 行標從總體上看是古錢形狀代表銀行；「中」字代表中國；外圓表明中國銀行是面向全球的國際性大銀行。 中國銀行標識LOGO中文行名：中國銀行中文行名字體由郭沫若先生題寫，標識由香港著名設計師靳埭強設計。

3. 國際金融機構體系的發展歷程

為適應抄國際經濟發展的需要，先後曾出現各種進行國際金融業務的政府間國際金融機構。其發端可以追溯到1930年5月在瑞士巴塞爾成立的國際清算銀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了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並響應地建立了幾個全球性國際金融機構，作為實施這一國際貨幣體系的組織機構。1957年到70年代，歐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中東地區的國家為發展本地區經濟的需要，通過互助合作方式，先後建立起區域性的國際金融機構，如泛美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
1.起源：1930年5月國際清算銀行BIS成立。
2.發展：二戰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泛美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和阿拉伯貨幣基金組織等先後成立。
3.作用：在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事件中協調各國的行動；提供短期資金緩解國際收支逆差穩定匯率；提供長期資金促進各國經濟發展。

4. 中國與國際金融業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金融國際化 中國金融業發展和改革（下）

編者按：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都離不開金融改革與創新。金文撰寫的《經濟全球化與金融國際化》一文，從歷史的角度，全面闡述了金融業的起源發展，以及在經濟全球化與金融國際化的大趨勢之下，金融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讀後引人深思。人民網天津視窗將持續報道該文章。以下為在《新金融觀察》第三十八期上刊載的「二十二、中國金融業發展和改革（下）」部分：

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集中、統一、單一的金融體系，中國人民銀行集管理職能與運營責任於一身，負責貨幣管理和信貸運營。除此之外，沒有信貸市場、保險市場和資本市場，也沒有建立人民幣價格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貨幣體系。改革開放以後，國家發揮金融現代經濟核心作用，支持金融業與實體經濟共同發展，支持金融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對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實施分業監管，積極發展信貸市場、保險市場和資本市場，金融業發展和金融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在為實體經濟服務中得到持續發展。

獨立統一的貨幣體系建設

新中國高度重視貨幣體系建設。統一發行人民幣，迅速完成幣制改革，確立人民幣作為獨立的統一的國家貨幣地位；合理確定本幣價格及其利率水平，合理確定外匯價格及其匯率水平；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逐步開發人民幣的貨幣職能；根據國家發展和國際分工需要，積極發揮人民幣的重要作用，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維護國家和平統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民幣發行及幣制改革。人民幣（RMB）是中國法定貨幣，為紙幣本位制貨幣，沒有法定的含金量，執行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職能。中國人民銀行是人民幣主管機關。1948年12月1日開始發行的第一套人民幣，主幣共有12種面額，包括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和50000元。人民幣取代國民政府發行的各種貨幣，以及外國銀行發行的各種外國貨幣，結束了舊中國長期存在的幣制混亂歷史，對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和恢復發展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政府統治時期遺留的惡性通貨膨脹問題尚未根除，戰後物質極度匱乏，導致物價節節上漲，第一套人民幣沿用了面額巨大的主幣幣值設計。1955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初步勝利，物價趨於穩定，財經狀況好轉，當年3月1日開始發行第二套人民幣，並根據經濟發展要求進行貨幣改革。主幣改為1元、2元、3元、5元和10元共5種面額，以1元兌10000元的比價，發行新幣並回收舊幣，5月15日停止流通第一套人民幣。第二套人民幣發行及同時實施的幣制改革，奠定了新中國獨立、統一、穩定的貨幣制度基礎，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人民銀行於1962年4月20日發行第三套人民幣，1987年4月27日發行第四套人民幣，1999年10月1日發行第五套人民幣，建立了中國獨立統一的人民幣貨幣體系。

人民幣匯率制度發展。新中國成立起至改革開放前，人民幣匯率制度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1949年到1955年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人民銀行在統一發行人民幣的基礎上，於1949年1月18日在天津首次公布人民幣匯率，建立了以本幣和利率為基礎的外匯和匯率體系。人民幣是紙幣本位貨幣，與當時美元世界貨幣的金匯兌本位制沒有直接聯系，因此不能按照貨幣的黃金平價確定人民幣價值及其匯率，只能採用物價對比法換算人民幣的匯率。新中國成立初期通貨膨脹嚴重，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由1949年1月18日的80元（第一套人民幣），調至1950年3月13日的42000元（第一套人民幣），再調至1952年12月的26170元（第一套人民幣）。這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數量很少，對外貿易主體是私營企業。第二階段，1955年到1972年的固定匯率制度。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對外貿易主體改為國營企業，主要產品和貿易價格納入國家計劃，國家參照各國本幣的匯率，確定人民幣匯率，並使之與物價脫鉤。1956年和1972年兩個時點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分別為2.46元(幣制改革後的新幣，下同)和2.24元。第三階段，1973年至1980年的一攬子貨幣加權平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又發生了嚴重的國際石油危機，很多國家將固定匯率制改為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匯率頻繁調整，並改用一攬子貨幣加權平均的匯價，作為人民幣匯價調整變動的依據。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由1973年的1.98元變為1980年的1.49元。自新中國成立起至1980年，中國主要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對內高度集權，對外高度封閉，國際貿易總量很小，國家外匯儲備很少，適時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制度，不斷調整人民幣匯率，促進了國民經濟和國際貿易發展。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改革開放之後至1996年之前，國家對匯率制度進行了幾次改革。第一階段，1980年到1984年的雙重匯率制度。1979年，中國推行外貿管理體制改革，對外貿易由計劃管理改為市場競爭，同時開始實行雙重匯率制度，作為以市場手段管理外匯的制度試驗。國家除規定官方外匯牌價之外，還規定出口結匯和進口用匯指標，以多結匯和少用匯的指標余額，適用於市場外匯價，官方外匯牌價和市場外匯價兌美元的匯率，分別為1.50元和2.80元。第二階段，1985年到1990年重新恢復單一匯率制。推行人民幣雙重匯率制度，對內加重了部分外貿企業政策性虧損，對外造成了國際上的指責和非議。1985年1月，國家取消雙重匯率制度，重新恢復單一匯率制，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定為2.80元。但此前實行的雙重匯率制度已經打開了市場外匯價的人民幣價格的匯率市場發現機制，重新恢復的單一匯率制不僅未能消除已經形成的市場外匯價，反而加劇了官方外匯牌價與市場外匯價的市差和價差，形成了新的雙重匯率制度。第三階段，1991年到1994年實行匯率並軌制度。1991年，開始實行有管理的人民幣匯率浮動制度，國家參照國際外匯市場情況，對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適時適度地調整。1994年推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國家將官方外匯牌價和市場外匯價兌1美元的匯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元和8.70元，統一定為1994年1月1日的8.70元，建立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直至2004年年底，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穩定在8.30元左右。

人民幣經常賬戶項目可兌換。1994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後，國家進一步深化外匯制度改革，1996年4月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旨在消除經常賬戶非貿易非經營性交易的匯兌限制，不再限制不以資本轉移為目的的經常性國際交易支付和轉移，不再實行歧視性貨幣安排和多重匯率制度，當年12月1日實現了人民幣經常賬戶項目的可兌換。主要的政策制度措施是：消除因私用匯的匯兌限制，擴大供匯范圍，提高供匯標准，允許中國居民境內的合法資產收益以及駐華機構和來華人員的合法人民幣收入換成外匯匯出；廢除企業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制度，由銀行結匯售匯，取消境內的外幣計價結算，廢除外匯券，禁止外幣在境內流通；外商投資企業經常性用匯納入銀行結匯售匯體系，可保留一定比例的外匯收入，允許在華外資銀行和中外合資銀行辦理結套匯等業務，取消經常項目匯兌限制；取消外匯收支指令性計劃，建立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國家對外匯和國際收支進行宏觀調控，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提高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繼續調整完善國際收支和人民幣匯率政策，包括降低出口產品退稅平均稅率，支持企業在國外投資；國際金融機構可在國內發行人民幣債券，跨國公司可以集中操作外匯資源；提高個人出國（境）換匯限額，移民和非居民的國內資產可以兌換外匯出境；放寬外匯賬戶開戶和外匯賬戶限額管理，推行經常賬戶項目可兌換便利化等。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2005年7月21日，中國實施人民幣匯率改革。第一，建立人民幣匯率市場形成機制。根據中國貿易順差程度和企業國際貿易適應能力，確定人民幣匯率升值2%，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為8.11元，同時調高境內商業銀行美元、港幣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價格，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價格在中間價的千分之三內浮動，人民幣兌其他貨幣的交易價格在中間價的一定幅度內浮動。第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參照國際外匯市場主要貨幣匯率，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降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中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要建立人民幣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增強匯率等經濟杠桿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理順外匯供求關系，健全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為推進資本賬戶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政策支持。自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開始至2011年4月29日，經歷了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由8.30元降到了6.49元，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累計升值率超過25%；中國的外匯儲備由8189億美元增加到30446億美元。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制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是以人民幣報關並以人民幣結算的進出口貿易結算業務，包括進出口信用證、托收和匯款等結算方式。2009年7月先在上海等五個城市試點，2010年6月擴大到2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試點，試點地區進出口量佔全國進出口總量的90%。試點地區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2010年為5063億元，2011年1季度達到3603億元。建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制度，增加了國際結算的貨幣幣種選擇，降低外匯匯率風險，減少國際貿易交易成本，適應居民和非居民以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實際需求；以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使之形成了以交易為基礎的價格，增加了人民幣價格市場形成機制的參照標准，促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調整和完善；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促進中國金融業的發展與開放，增強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金融資源配置能力

5. 中國第一家證券機構成立於何時當時成立的背景

第一家證券公司是深圳特區證券公司，現更名巨田證券

6.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

2008年金融危機成因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後,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

一，國際經濟的失衡
黃曉龍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後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 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於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 世紀末的20 年裡,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源於德國統一後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後,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後,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後,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麼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
徐明祺 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於雙重製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鬆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並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盪。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盪,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於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 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 。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採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麼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盪乃至金融危機。由於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盪,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於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 :20 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於70 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於60 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後凈賺15 億美元 。在1994 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佔70 %～80 % ,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後的40 多天內,外資撤走100 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 。1997 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並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 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 世紀80 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 萬億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萬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 %。2006 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 43 萬億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長約6 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 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 ,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並購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徵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徵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麼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 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 。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誇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後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誇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後,國際直接投資( FDI) 為什麼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7. 當前國際金融經濟背景（美國日本等國家的態度，充當的角色之前採取的措施等）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提要：
經濟全球化已經構成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主要的趨勢性特徵，作為推動這一趨勢的兩股主要力量，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以及全球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引起了普遍關注。人們常常把前者稱之為生產一體化(或全球化)，把後者稱之為金融一體化，其中又以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概括地說。
當前的金融一體化趨勢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徵：一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加深。各個地區之間的以及全球不同類型的金融市場相互貫通，聯系密切，金融風險的「傳染」效應增大。二是私人資本流動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力，大約佔全球資本流動的3／4，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流向了新興經濟地區。三是跨國銀行呈現出「全能化」發展趨勢，業務趨於綜合化。四是大規模的銀行兼並風起雲涌，僅1999年就發生了七起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兼並案(王雪冰，2000)。我國當前正在通過不斷的改革與發展謀求融入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全球金融的一體化在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將帶來挑戰，因而有必要結合我國金融開放的進程，認真分析，提早應對。 一、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金融業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並且最具增長潛力的經濟體。1978年～1999年我國的實際GDP增長速度創下了世界之最，20年間經濟規模增長了6倍，而同期世界經濟僅增長了2．2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998年我國GDP相當於發展中國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匯率折算，佔世界的3．2％。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17．5％，全世界的3．1％(見表1)。由於改革與開放並行不悖，成功的對外開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來越深地融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之中。1979年～1998年問，全世界出口額增長了3．3倍，而我國的出口增長了1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9；《1999／2000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8年中國出口總額為1838億美元，佔世界出口總額的3．4％，成為世界第9大出口國。1999年我國出口總額進一步增加到194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6．1％。得益於勞動力成本優勢及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成為對外國直接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1997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452．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億美元，1999年為404億美元。1999年中國的進口、出口和FDl分別占當年GDP的16．73％、19．67％和4．08％(見表2)。與此同時，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也在穩步增長。我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趨勢。 在貿易和投資的帶動下，我國的金融業也開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體系。1980年4月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成員資格，同年5月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地位，隨後又成為國際清算銀行的成員。這標志著我國已經是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但由於市場開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以前，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尚不明顯。1996年以後，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國內金融和經濟的影響開始加深。通過不斷引進外資金融機構、開放B股股票市場以及越來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債券發行，國內金融市場間接地將自己與國際金融市場聯系起來。從目前與WTO各締約方談判的進展情況看，我國有望於年內加人WTO，金融市場的開放也會隨之加快。預計到2020年，中國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屆時，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將會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銀行業 近二十年來，遵循穩妥、有序的原則，我國逐步擴大了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從1981年引進第一家外資銀行以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一直處於健康發展狀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金融的對外開放並沒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又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允許其在中國境內所有中心城市設立分支機構。7月，又進一步擴大了上海、深圳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范圍。 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國境內共設立外國銀行分行154家，當地注冊銀行13家(含合資銀行7家，獨資銀行6家)，外資財務公司7家，外國銀行代表處257家，幾乎匯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實力的大銀行。這些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別佔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為313．36億美元，其中貸款總額為222．49億美元；負債總額為286．11億美元，其中聯行及附屬機構來賬206．69億美元，佔72．24％，存款為49．97億美元，佔17．74％，資本(或營運資金)為26．93億美元。外資銀行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進中國經濟、金融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保險業 與快速開放的銀行業相比，中國保險業的開放相對謹慎一些。從外資保險機構的設立情況看，自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成為首家獲取在華營業資格的外資保險公司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截至1998年底，7年來總共批准了12家外資保險公司的營業性機構，但開放區域僅限於上海、廣州兩個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國一次批准了美國丘博保險集團、美國恆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等4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在華外資保險機構達到了16家。從保險業務來看，1998年，國內保費收入1247億元人民幣，其中外資份額為1％。 (三)證券市場 由於過分強調籌資功能，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主要特點即發行市場發展迅速，而交易市場發育緩慢。相應地，這一特徵也反映在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上。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上述發行累計籌資119．76億美元，其中H股市值佔到了香港股市總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國還有49家紅籌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課題組，1999)。在國內股票市場，另有108家公司發行外資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發行B股股票)，累計籌資47．45億美元(王雪冰，2000)。但與此同時，股票的流通市場卻發育緩慢。受證券市場自身發展階段、監管水平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自由兌換的影響，外國證券投資者及證券中介機構在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時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外國證券投資者只能將外匯資金投資於B股市場。證券市場的不平衡開放態勢仍將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 二、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金融開放已經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巨大收益。從長期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並最終融人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繼續獲得這些收益，也有助於加快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不過同時也應看到，由於一體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開放為前提的，這一過程必然會使我國的銀行、保險及證券等相關行業在國內金融市場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從業務、人才、管理等方面給我國金融產業的各個領域帶來直接沖擊，並將進一步對我國的宏觀金融調控和金融監管提出新的挑戰。因此，對我國的金融業而言，全球金融一體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一)對銀行業的影響 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人全球一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 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 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 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 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人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至10％(宮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 (二)對保險業的影響 盡管我國保險業在改革開放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但與具有幾百年發展歷史的外國 保險業相比仍顯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國的保險深度(即人均保費)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險密度(保費佔GDP的比重)為1．57％，居世界第55位(胡穎,2000)。 此外，我國的保險業缺乏一個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經紀人、公估行在內的中介體系以及以「鬆散監管」為特徵的現代保險監管體系。國內各保險公司在經營機制、風險處理技術、科技運用水平、資金運用能力、產品創新以及售後服務等方面也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保險公司。這種差距固然意味著國內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融人國際保險市場，通過與國際大型保險公司展開競爭與合作而不斷增強競爭力，但同時也意味著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與銀行業的狀況類似，從短期看，這種競爭劣勢也將導致國內保險公司業務流失，市場份額下降。由於我國保險業尚處於初級階段，市場份額的縮減將給民族保險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同時，外資公司還將憑借其靈活的管理機制和優厚薪酬待遇吸引國內保險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造成國內保險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險業的開放必將進一步促進市場主體以及保險業務的多元化，對中國現行的保險管理體制和監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對中國證券業的影響 與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證券市場相比，我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差距是相當明顯的。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市場規模較小，資本市場的深度不夠。截至1998年底，中國股市市場價值佔GDP的比重還不足25％。而1996年美國的這一數字為115．6％，英國為151．9％，日本為67．2％。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韓國、泰國、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別達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許等，2000)。資本化比率低不僅說明了我國的證券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也反映了其較低的抗風險能力。 二是市場結構不合理。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這兩大構成中，我國的證券市場過度偏重於股票市場，而債券市場又主要集中於國債市場。截至1999年11月，國內上市的企業債券僅有11支。這與發達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1970年～1985年間，在美國，債券融資額約為股票融資額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場分割嚴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國家股、法人股、個人股的割裂；產權交易市場與證券市場的割裂等。市場割裂嚴重破壞了證券市場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四是市場流通性不夠。目前，國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場主體行為的高投機性。國有企業傾向於上市「圈錢」；券商負盈不負虧，違規操作，過度承擔風險。個人投資者追漲殺跌，盲目跟風。整個證券市場呈現出高風險的特徵。 六是中外證券中介機構在競爭實力上差距懸殊。國內證券中介機構在經營管理機制、服務水平、創新能力、資金實力等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證券中介機構。單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我國最大的證券公司??國泰君安的總資產大約300億元。而1998年末，美林證券公司總資產達2998．04億美元，摩根斯坦利的總資產更高達3175．90億美元。它們任何一家券商的資產規模，比我國全部的90家券商的資產總和還大出許多(周道許等，2000)。競爭力之懸殊顯而易見。 上述問題決定了我國證券市場還遠遠不能適應對外開放的要求。在條件不成熟時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將會導致一系列消極後果。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機，特別是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種後果的集中體現。但差距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推遲證券市場的開放進程。這不僅不符合金融一體化的總體趨勢，也不利於我國證券市場自身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對我國證券業發展與規范的更高要求。 (四)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但從近期看，鑒於我國的經濟轉軌仍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金融一體化將對我國既有體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貨幣政策控制力減弱。相對於國內銀行，貨幣政策對外資銀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外金融市場，它們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貨幣政策的約束很小。當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圖發生變動時，它們會通過轉向國外市場加以規避。這必然會縮小貨幣政策的直接覆蓋面，使貨幣政策的作用發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減弱。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統計遺漏了兩項內容：一是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二是外資金融機構存款。這兩項內容所涉及的金融業務量(以資產度量)占國內全部金融業務量的14％，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並且隨著外資銀行業務量的擴大，這種偏差也會隨之放大。另外，隨著金融機構多元化及其業務多元化的發展，微觀的貨幣需求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而金融創新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壓力的增大也都會削弱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減弱。我國現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管理、准備金制度、再貸款、再貼現等。金融開放除了有助於增強第一項工具的效果外，對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減弱。外資銀行外匯貸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外資銀行業務量佔比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結果必然會減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備金調整的效率弱化。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貸款通常不受其存款來源的制約，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就總體來言，外資銀行的發展傾向於削弱准備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後是再貸款、再貼現機製作用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對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支持具有積極作用，但對外資銀行的調控作用不大。 四是貨幣政策的外在約束增強。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將使貨幣政策的對外依賴程度有所增加。這樣，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採取相應對策，以便將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 (五)對金融監管的影響 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的發展會更加迅速，金融創新也更加活躍，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是一個嚴峻挑戰：(1)多元化的金融機構不斷對其金融產品進行分拆組合，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歷史的經驗表明，金融創新常常是作為金融監管的對立面而出現的，並且是推動金融監管發展變化的主導力量。(2)混業經營的程度越來越深，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相互交叉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彼此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對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進行全面監管至今仍然是個世界性的課題。(3)巨型金融集團應運而生，它們的業務范圍更廣，金融品種更多，機構設置遍及全球。如何對這些金融集團進行有效監管需要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4)一些傳統的注重隔離風險的「防火牆」措施已逐漸失去作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不僅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迅速轉移和傳播，同時還具有倍數放大作用，破壞力更大。作為這些挑戰的一個集中展示，對沖基金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所表現出的高舉債、極度投機和不受監管就是一個生動事例。考慮到我國的市場化進程還不夠深入，金融監管仍然出於從計劃到市場、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之中，高效的監管體制尚未形成，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還相當有限，挑戰不言而喻。 三、面對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對策 針對全球金融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未雨綢繆，積極准備，以趨利避害，加快我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現代化進程。這要求我們除了要積極審慎地擴大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外，更重要地是要採取切實措施加快我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改善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提高金融監管水平。 (一)加快實現國有銀行的商業化進程，增強國際競爭力 首要任務是理清產權關系，建立有效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與此同時加快進行不良資產重組。實現銀行的資產重組可以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剝離和處置不良資產。需要強調的是，存量不良資產的處理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防止邊清理邊產生，甚至新增速度超過化解速度。這意味著銀行自身的改革無論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從資產數量、人員數量、營業網點還是從業務份額上都在我國銀行業佔有絕對比例。這樣的壟斷機制既不利於通過競爭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也不利於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因此，可以考慮通過適當放鬆市場准人的方法，引進外資銀行，發展區域性銀行以及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以培育新的競爭主體，加強市場競爭。 第三是對國有銀行現有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撤並無效機構，清理包袱，提高競爭力。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展緩慢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機構臃腫，冗員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擁有機構14．4萬個，金融從業人員近167萬人(見表3)。以機構和人員論，堪稱世界之最。其中中國工商銀行更是以其員 工數量之巨堪稱世界銀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員，非業務部門人員的比例超過1／3，而在華外資銀行的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顯而易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影響經營效率。根據1999年第7期英國《銀行家》雜志的統計，盡管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與世界上幾家最大的商業銀行差距並不很大，但是資產回報率卻相差懸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金融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將使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嚴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舊有的激勵機制。目前人才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外資銀行錢多人少，為網羅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計，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資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中大約有1／3來自中資銀行，他們都是各個部門的業務骨幹。另有1／3來自外方，1／3來自海外歸國人員。這種格局已經為國有銀行的激勵機制敲響了警鍾。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不外乎以下五個方面： 產權機制 市場經濟中拿什麼來承擔責任，拿什麼來承擔風險?靠的就是產權。用自己的財產來承擔投資風險的人，最有積極性關心投資收益。玩自己的錢和玩別人(公家)的錢不僅風險偏好不一樣，投資效果也截然不同。 經理市場在市場經濟中做老闆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是打工族。為什麼這些沒有物質資本或物質資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兒命工作?靠的就是經理市場。經理市場說穿了就是人材市場，是給人材定價的一種機制。通過經理市場，優秀的專業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衡量、顯示並且變現自己的人力資本。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經理、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職業的繁榮都是建立在經理市場的基礎上的。正因為有了經理市場，才會不斷涌現出類似李?亞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萊斯勒公司總裁)、傑克?威爾治(任通用電氣總裁)這樣的經營巨擘。 獎勵機制小到獎金、補貼，大到股票期權都可以視作獎勵機制。獎勵機制更加富於技術性，應用范圍最廣，方式更為靈活。 烏紗帽機制也就是官僚科層體制，這可以視為與經理市場平行的一種激勵機制。現階段國有銀行對高級經營管理人員的激勵和約束就主要靠這種機制。這種機制的好處是有助於避免在轉軌時期出現治理真空，缺點是對人材的定價信息不公開，不利於人力資本積累。 思想政治工作這一條可以視為當代中國對現代管理的一條貢獻。它不僅被歷史證明是我黨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體上說，建立國有銀行人才激勵機制可以從這五個方面著手，最終逐漸過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種機制。

8. 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熱興起的背景是什麼如何看待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熱

在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一股日趨高漲的「金融中心熱」。由於各個主要城市都意識到金融中心建設對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爭當金 融中心便成為這些城市經濟發展中追求的重要目標。據統計，國內提出建設不同層次金融中心的城市已有20多個，特別是一些大城市更發出了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 強烈呼聲。在提出建設金融中心的城市中，又以上海、北京、深圳、天津等城市更為引人注目。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早已成為國家戰略；北京市委市政府2008 年4月30日發布的《關於促進首都金融業發展的意見》也第一次明確提出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目標；按照廣東省和深圳市官方的口徑，深圳 將要建設的金融中心被定位為國內區域性金融中心，即華南地區的區域性金融中心；2003年以後天津則明確提出要「推進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設」，特別是在 2008年3月國務院批復《天津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在金融改革創新方面給予天津濱海新區「先行先試」的特權後，天津追求成為北方金融中 心的熱情更為高漲。那麼，如何看待這股金融中心熱？金融中心是否具有排他性？中國是否需要建設多個金融中心？本文擬對此談些粗淺看法。

中國金融中心熱的原因分析

我們認為，我國之所以會興起一股有關金融中心的熱潮，盡管具體原因很多，各個城市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考慮，但總體上考察，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建設金融中心可以提升一個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對於該城市的發展至關重要，而一個城市要想在國內外獲 得較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不僅需要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而且需要擁有發達的金融業、金融市場和金融中心。倫敦、紐約、東京、蘇黎世、法蘭克福、巴黎、新加 坡、香港等城市之所以世界聞名，之所以在世界金融市場運行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這些城市都是全球性或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的所在地。 特別是在當今經濟金融日益國際化和全球化的情況下，一個國家、一個城市，能否在世界經濟金融運轉中充當更重要的角色，就要看其能否成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 以新加坡和香港為例，這兩個城市都是彈丸之地，它們之所以世界聞名，並不在於其擁有多麼強大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而在於它們都是著名的亞洲地區的國際金 融中心。從我國國內的情況看，上海、北京和深圳之所以在我國經濟發展以及金融運行中具有重要地位，主要原因之一也正在於其集中有較為雄厚的金融資源，特別 是上海還擁有國內的證券交易所、黃金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等金融市場，從而事實上具有中國國內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因為能否成為金融中心直接關系著一個城市的 地位和知名度，所以我國的一些經濟中心城市興起金融中心熱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次，建設金融中心是一個城市經濟實力強大的標志。按照經濟決定金融的一般原理，一個城市的金融狀況、金融地位是由其經濟狀況和經濟地位決定的。倫敦、紐 約等國際金融中心產生發展的歷史表明，正是由於這些城市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所以才逐漸自然演變成世界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因此可以說，一個城市金融中心 地位的獲得實際上是其經濟實力的展示和體現。凡是有膽略提出建設不同層次金融中心的城市，都意味著其自信具有與對應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經濟實力。

第三，建設金融中心可以促進一個城市經濟的發展。按照經濟決定金融、金融反作用於經濟這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般原理，雖然一個城市能否成為金融中心，從 根本上說是由其經濟實力決定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城市能夠通過政府的推動而建設成為國際的或者國內的金融中心，又會反過來極大地促進金融中心所在地經 濟的發展。因為，金融中心建設的過程就是金融資源聚集的過程，這必然會給金融中心所在地帶來規模巨大的資金流入，從而有力地推動當地經濟的增長。本課題組 曾經對上海、北京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北京地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彈性為1.66，即金融 發展每提高1%會引起經濟增長提高1.66%，同時上期金融發展1%會引起本期經濟增長1.31%；上海地區金融發展1%會引起經濟增長6.579%，而 上期金融發展1%則會引起本期經濟增長0.35%。此外，在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伴隨國內外金融機構的聚集，還會提升一個城市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增加 當地的就業和稅收，也會帶來大量相關人才的引進。正是由於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可以給所在城市帶來無窮的經濟和非經濟利益，因此，國內諸多城市相繼發出建 設不同層次金融中心的呼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際經濟競爭的根本，就在於對國際金融領導權的掌握，在於對全球資本控制權、支配權的爭奪。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崛起，不僅能提高該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響力，而且還能有力地促進該國的經濟發展。正因為如此，包括亞洲在內的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毫無例外地努力爭取把本國、本地區的某一大城市培育成為區域性或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
就當下中國大陸地區正在角逐金融中心的諸多大城市來看，綜合條件最好的當推上海，現已被視為最有希望競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上海在歷史上曾經是中國乃至遠東地區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具有豐厚的金融歷史文化沉澱。從現時的情況來看，今日之上海已形成了包括證券市場、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與債券市場、期貨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在內的層次比較齊全的金融體系，已成為國內外資金融機構雲集，金融交易量最大且運作最規范的地區。
多年來，上海重點圍繞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上下求索，著力建設，雖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但與一些已建成的全球性甚至區域性的國際金融中心相比，無論在硬環境還是軟環境方面都存在著不小的差距。作為一項發展戰略，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已成為上海金融業乃至整個城市發展的最高理想，但要圓夢這一理想卻還要走很漫長的路。
立足於未來全球金融競爭的戰略考慮，中國在維護和增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時，還有必要合力將上海再打造成一個高層次的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除香港以外，在中國的大地上倘若還能有一個世界頂級的國際金融中心崛起，將對中國未來的長遠發展和金融安全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再有一個像倫敦、紐約那樣的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就能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務平台，更好地滿足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發展需要，並能大大提高中國對國際商品和金融產品的話語權、定價權，因而有助於中國從金融大國向金融強國的轉變。
近年來，隨著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提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目標的城市不斷增加，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筆者認為，面對來自國外大城市的挑戰，在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下，確保將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應當是中國優先考慮的問題，將之擺在更為重要的位置。這也是應對國外大城市競爭壓力的有效戰略選擇。倘若多個城市一哄而起，齊頭並進，各搞各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不僅會使有限的資源稀釋和不可避免地導致重復建設，資源浪費，而且還會削弱國內城市與周邊鄰近國家在角逐國際金融中心方面的競爭能力。
現代金融產業發展的趨勢是集中，金融中心的建設具有排他性。凡有一定金融知識的人都會明白，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可能建立多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的，即使美日英等經濟強國，盡管金融機構數量多，金融總量大，也只有一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全世界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為數不少，但也只有倫敦、紐約、東京、法蘭克福、新加坡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等十幾個公認的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中國雖已是經濟大國但還不是經濟強國，只是人均GDP排名在100位以外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金融機構種類偏少，機構數量、金融總量仍然偏小，各類金融機構分工和協作尚不完善，金融市場環境也待改進。特別是作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已回歸，在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須維護，同時中央政府又已決定在上海重塑國際金融中心的情況下，怎麼可能在中國大陸再打造一個或兩個有國際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呢？
構建國際金融中心是一項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是一種政府行為，離不開政府的合理規劃、認可和支持。國外的經驗表明，國際金融中心形成初期的政府「自由放任」的做法，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已逐漸被擯棄。當今世界的幾個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崛起，無一不是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共同推動的結果。中國的市場經濟還不夠發達，民間的金融資本力量還很弱，政府的大力支持因而更顯重要。政府的有關部門有必要成立面向全國的專門性的研究機構，就如何學習和借鑒國外現代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功經驗以及如何發揮舉國一體資源聚合的力量，打造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金融中心，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以便為政府有關部門科學規劃和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出謀劃策。
既然全國有多個大城市都在籌劃建立國內區域性或全國性甚至國際性金融中心，政府的有關部門就不宜久拖不定，而應當及早制訂出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和步驟措施。這樣，既可以科學合理規劃國內構建金融中心的布局，又有助於推動這一工作的進展。

9. 金融中介機構產生的背景和原因

從金融活動的角度來出發，金融中源介是金融市場的參與主體之一，在間接融資領域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在直接融資領域為籌資者和投資者牽線搭橋。這一層面的聯系說明兩者間的發展會相互促進，金融機構的成長壯大有利推進金融市場提高效率，而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會為金融機構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發展動力。
從金融體系的角度出發，它由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共同構成。經濟實體要在自有資本之外融資，不是直接找金融市場，就是找金融機構，它們是金融體系的兩個互補部分。從這一層面看，金融市場的發展並非意味著金融中介的高度擴張壯大。在整個金融體系中，二者中往往其一居主導地位。因而假如用規模和地位來衡量二者的發展，它們的聯系通常是反方向的。然而，用提高金融效率和促進經濟增長來衡量二者的發展更有意義，此時它們的聯系是正方向的，即在以高效資源配置為目標的金融體系中，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