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幹部職工違規尋租調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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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世界盃....章魚哥
26.打工皇帝--唐俊文憑造假門
27.墨西哥灣漏油
28.

............ 還有很多..在配粵教版的《歷史與社會 思想品德專題精析》（熱點透視） 中有很多......還有一些問題與解答....
(*^__^*) 嘻嘻……那是為中考生准備的，你看看也可以....

註：我打這么多字很辛苦的，其他人可別來復制.........

⑵ 政府官員權力尋租的案例，簡短點的

國家葯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

在鄭筱萸高達649萬元的受賄簿上，最多的一筆來自浙江某集團公司：1997年至2006年，鄭筱萸通過其妻劉耐雪、其子鄭海榕，收受該公司負責人李某某以顧問費、股份收益等名義給予的財物共計292萬余元。

9年間，從每月2000元的顧問費，到一筆免去近200萬元住房首付款，隨著鄭筱萸的權力擴展，其與家人的受賄行情「水漲船高」。

早在1997年6月，該集團就開始「聘請」劉耐雪為顧問，月薪2000元。期間，適逢集團的中層幹部投資成立針頭車間，劉耐雪只憑一張「借款5．2萬元」的借條，以兒子鄭海榕的名義入了股，每月分紅2800元。對此，鄭筱萸心知肚明，稱之為「乾股」。

和母親一樣，其子鄭海榕也很會利用父親的權力「賺大錢」：

2002年，他大方地收下了李某某贈送的一輛奧迪車，後將該車賣得18．5萬元「揣入腰包」；此後，他在上海購房，又收下了李某某贈送的首付款17萬元；2003年5月，李某某把下屬公司5％的股份送給他，2004年底就有了25萬元分紅；2005年底，他要買上海該集團公司的房，李某某一下免去首付款199．25萬元……

官員手中的權力，是為人民服務的。鄭筱萸的權力，卻成了他與家人共同獲利的「搖錢樹」。

葯商投之以桃，鄭筱萸報之以李。

2002年2月，全國葯品監督管理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鄭筱萸房間來了個不速之客——李某某。他想替下屬企業申辦一次性使用無菌注射器和一次性使用輸液器的醫療器械注冊證，希望鄭局長「幫幫忙」。

鄭筱萸當即安排其秘書，帶李某某去找時任國家葯監局醫療器械司司長的郝和平。就這樣，李某某企業的注冊材料獲得國家葯監局的批准，出奇地快。1999年到2003年，該集團下屬公司申報的24種葯品的注冊，靠著鄭筱萸這棵「大樹」，一路綠燈。

鄭海榕有一張招商銀行信用卡，2000年至2006年，每月都會收到廣東某公司打來的1萬元錢，共計70餘萬元。而他卻沒在這個企業工作過一天。這位負責人還以為鄭筱萸家「報銷」裝修費為名，送給鄭海榕25萬元。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廣東這家公司負責人證實，1999年，公司需進口化學葯品原料「鹽酸納洛酮」，找鄭筱萸幫忙後順利進口；2000年，公司向國家葯監局申請成為葯品零售跨省連鎖試點企業，通過鄭筱萸向相關部門打招呼，最終獲批；2003年，公司葯品物流配送中心申辦《葯品經營許可證》，也在鄭筱萸的幫忙下順利通過……

2000年夏，浙江一制葯公司負責人得知國家鼓勵生產某種新葯，便找到了鄭筱萸。7月18日，鄭筱萸對該公司直接送來的申報項目報告作出批示。不到一周，葯監司就「飛速」地發文同意。為此，這家葯廠的負責人特意將鄭海榕約到香港，送給他一張100萬元港幣的現金支票。

當檢察官訊問鄭筱萸：「如果鄭海榕不是你兒子，他們會送他100萬元港幣嗎？」鄭筱萸回答：「我想不會。因為他們是沖著我手中的權力送錢的。」

家人站台前，鄭筱萸居幕後，聯手上演了一幕幕「前門辦事，後門收錢」的好戲。隨著私慾的膨脹，特別是獨攬了葯品注冊大權後，鄭筱萸更加無所顧忌，赤膊上陣，從幕後跳到台前親自受賄。

2001年至2005年逢年過節，海南某制葯有限公司董事長范某都會到北京給鄭筱萸「上供」，少則5000元，多則上萬。鄭筱萸前後笑納了11萬余元。該公司申報葯品注冊時，鄭筱萸親自給注冊司和審評中心打電話催辦。

企業送錢，真的都是朋友之誼？

這一點，葯商們很清楚。某葯商就承認：「之所以聘請劉耐雪為顧問，給鄭海榕款物，主要因為他們是鄭筱萸的親屬。公司希望在業務上得到鄭的關照和幫助。」

這一點，鄭筱萸也十分清楚：「送錢的人都是葯企的老闆，都是發生在1998年我任國家葯監局局長以後……都是沖著我的權力來的。」

對金錢的貪欲，使鄭筱萸一步一步走向墮落、走向毀滅。

葯監局系列腐敗案查處期間，鄭筱萸先後4次轉移其在辦公室收受的美元、歐元、港幣、人民幣總計達340餘萬元；轉移的珠寶和貴重手飾、書畫等經鑒定達100餘萬元。

錯位·首任「掌門」玩忽職守

1998年——改寫新中國葯品監督管理歷史的一年。

這年3月，伴隨機構改革，原國家醫葯管理局、衛生部葯政司等合並組成副部級機構——國家葯品監督管理局，原醫葯管理局局長鄭筱萸出任首任局長。

國家設立這一新機構的初衷，是按國外成功經驗將葯品收歸一個行政部門統一監管，更好地保證13億民眾的用葯安全。新機構的成立，也給了人民群眾莫大的期待。

不幸的是，新機構首任「掌門」鄭筱萸卻以權謀私、收受巨額賄賂，忽視了肩上的千鈞重擔——十幾億中國人的用葯安全。

鄭筱萸的目中無「責」，在2001年到2003年一項被他稱為「浩大工程」的專項工作中暴露無遺。這一名為「統一換發葯品批准文號」的專項工作，涉及許多種葯品，直接影響全體中國人用葯安全。

當時，由於歷史原因，存在國家以及地方多種批准文號，監管難度也較大。修訂後將於2001年12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葯品管理法》明確規定，葯品必須符合國家標准，取消地方標准。對於按地方標准生產的葯品，經審查批准，可以上升為國家標准葯品，即「地標升國標」；不符合的就必須淘汰。

無疑，對於新機構來說，這是一次加強監管的好機會。然而，「掌門」鄭筱萸一錯再錯，讓這項工作背離初衷，反而給造假者又提供了一次機會，給用葯安全帶來極大的隱患。

如此重大的全局性工作，沒有調查研究，沒有聽取有關部門和地方的意見，沒有局部試點，沒有上報黨中央、國務院，甚至沒有經過局黨組和局務會議集體討論。2001年4月10日，鄭筱萸違背重大事項請示報告制度和民主決策程序，自己大筆一揮，簽發187號文件，啟動了換發批准文號的專項工作。

由於換發文號工作量太大，難以在規定時間內完成，187號文件出台9個月後，鄭筱萸又大筆一揮，簽發了582號文件，從實質上降低了葯品審核標准。

按照187號文件，「專項小組對上報材料進行匯總和復核」；而582號文件，則改為「企業申報時可以提供的有關材料可為復印件，由省級葯監部門重點審核其原生產批件和原始檔案，專項小組僅對上報的資料進行形式審核，並對原始檔案進行抽查核對。」

一句「形式審核」，讓國家葯監局的法定審核職責流於形式。

專項工作小組有關人員說，葯品地方文號本來就是由省葯監局批的，國家葯監局只有實質審核才能真正實現監管。讓省葯監局「自己審自己」，無疑大降監管力度。

在審核降低標准，僅進行形式審核和抽查的情況下，專項小組還是發現了一些不符合條件、不應換發的葯品。這些葯品的資料被工作人員放進紅色夾子，稱為「紅夾」葯品。按照國務院辦公廳、衛生部和國家葯監局的有關文件規定，這些葯品應該以假葯論處或撤銷批准文號。然而，鄭筱萸沒有經過局裡集體討論決定，擅自同意注冊司的請示，讓審批底線被再次突破。

按照這份請示，對這些「紅夾」葯品，僅以企業是否取得《葯品生產管理質量規范》（GMP）認證證書為條件，換發批准文號；甚至對剛提出GMP申請和准備GMP改造的葯品生產企業，也換發了批准文號。如此一來，1069種違規審批葯品獲得了「通行證」。

GMP認證，僅代表葯品生產過程合格，難道還能代表葯品有療效嗎？法庭上，鄭筱萸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把違規的葯品變成了合法的葯品。

專項工作進行了兩年。其間，鄭筱萸在干什麼？

據專項小組工作人員回憶，鄭筱萸從未聽取過專項小組的匯報，也未對專項小組進行過檢查和指導。同一時期，正是鄭「掌門」受賄斂財的高峰期。

黑洞·「帶病」審批留下隱患

統一換發葯品批准文號，本是提高人民用葯安全的「民心工程」。因為鄭筱萸的玩忽職守，變成了「帶病」審批。

專項工作進行中，葯品造假的舉報不斷，其中包括吉林某公司生產的注射葯品。該葯品被舉報原始材料造假，一直未獲得換發。2004年6月，國家食品葯品監管局派人到當地調查，沒有找到原始檔案。調查組由此建議：緩發批准文號。

然而，鄭筱萸親自指示：注冊司先給換發批准文號，再繼續調查。

此後一個月，工作人員終於查清，該企業的確是通過造假方式取得的原始批件。雖然鄭筱萸批示要處理此事，但當有關部門提出盡快處理的請示，卻在他手裡沒了下文。

一年後，鄭筱萸從「掌門」位置退休，這個造假獲得的批准文號仍未被撤銷。

資料來源；新華網

⑶ 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紀律審查，監察調查 是一種什麼罪

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紀律審查、監察調查，只是有嚴重違紀的嫌疑，需要進行調查之後才能決定是否違法。
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是公職人員違法犯罪後接受紀委和監察委的審查調查，是紀委和監察委的職能轉變，體現了黨的紀律檢查和國家監察的有機統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
第十一條
監察委員會依照本法和有關法律規定履行監督、調查、處置職責：
（一）對公職人員開展廉政教育，對其依法履職、秉公用權、廉潔從政從業以及道德操守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二）對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費國家資財等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進行調查；
（三）對違法的公職人員依法作出政務處分決定；對履行職責不力、失職失責的領導人員進行問責；對涉嫌職務犯罪的，將調查結果移送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提起公訴；向監察對象所在單位提出監察建議。
第十二條
各級監察委員會可以向本級中國共產黨機關、國家機關、法律法規授權或者委託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和單位以及所管轄的行政區域、國有企業等派駐或者派出監察機構、監察專員。 監察機構、監察專員對派駐或者派出它的監察委員會負責。
第十三條
派駐或者派出的監察機構、監察專員根據授權，按照管理許可權依法對公職人員進行監督，提出監察建議，依法對公職人員進行調查、處置。
第三十六條
監察機關應當嚴格按照程序開展工作，建立問題線索處置、調查、審理各部門相互協調、相互制約的工作機制。 監察機關應當加強對調查、處置工作全過程的監督管理，設立相應的工作部門履行線索管理、監督檢查、督促辦理、統計分析等管理協調職能。
第三十七條
監察機關對監察對象的問題線索，應當按照有關規定提出處置意見，履行審批手續，進行分類辦理。線索處置情況應當定期匯總、通報，定期檢查、抽查。
第三十八條
需要採取初步核實方式處置問題線索的，監察機關應當依法履行審批程序，成立核查組。初步核實工作結束後，核查組應當撰寫初步核實情況報告，提出處理建議。承辦部門應當提出分類處理意見。初步核實情況報告和分類處理意見報監察機關主要負責人審批。
第三十九條
經過初步核實，對監察對象涉嫌職務違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責任的，監察機關應當按照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辦理立案手續。 監察機關主要負責人依法批准立案後，應當主持召開專題會議，研究確定調查方案，決定需要採取的調查措施。 立案調查決定應當向被調查人宣布，並通報相關組織。涉嫌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的，應當通知被調查人家屬，並向社會公開發布。
第四十條
監察機關對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進行調查，收集被調查人有無違法犯罪以及情節輕重的證據，查明違法犯罪事實，形成相互印證、完整穩定的證據鏈。 嚴禁以威脅、引誘、欺騙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證據，嚴禁侮辱、打罵、虐待、體罰或者變相體罰被調查人和涉案人員。
第四十五條
監察機關根據監督、調查結果，依法作出如下處置：
（一）對有職務違法行為但情節較輕的公職人員，按照管理許可權，直接或者委託有關機關、人員，進行談話提醒、批評教育、責令檢查，或者予以誡勉；
（二）對違法的公職人員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等政務處分決定；
（三）對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負有責任的領導人員，按照管理許可權對其直接作出問責決定，或者向有權作出問責決定的機關提出問責建議；
（四）對涉嫌職務犯罪的，監察機關經調查認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製作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並移送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提起公訴；
（五）對監察對象所在單位廉政建設和履行職責存在的問題等提出監察建議。 監察機關經調查，對沒有證據證明被調查人存在違法犯罪行為的，應當撤銷案件，並通知被調查人所在單位。

⑷ 如何解決基層幹部不作為 調研報告

權責不等無法作為。權責不等無法作為是指領導者擁有的權力與應有的責任不對等導致無法作為的現象。這種不作為現象主要存在於街道與鄉鎮一級組織的基層幹部之中。鄉鎮是最末端的行政組織，街道是派出機構。這一層級組織存在較多的權責不一致、事務與財力不匹配現象。在行政實踐中，一方面基層事務復雜繁瑣；另一方面，縣區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往往將大量考核指標與任務擠壓到鄉鎮與街道，它們承載著招商引資、城市管理、社會保障、民生服務、綜合維穩、安全生產監管、食品安全等大量事務，往往形成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現象。但是行政權力，尤其是行政執法權卻沒有下放，依然隸屬於縣區職能部門。這樣街道與鄉鎮擁有的行政執法權遠遠小於事權。因此，有很多事務，基層幹部想去作為但卻無法作為。這種不作為是行政體制與行管理方式不當造成的。需要從體制上深入改進，注意系統的配套改革，以保障基層領導幹部有充分的條件作為。
責任風險不敢作為。責任風險不敢作為是指領導者在巨大的責任面前產生的不敢作為，懼怕責任的現象。隨著反腐的縱深掘進與法制化的建設，尤其是即將建立的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及倒查機制，將把領導者的責任意識推到高點。這種責任制度輔之權力陽光運行，極大地抑制了權力尋租、盲目決策、好大喜功與強征、強管、強建等現象，但在巨大的責任面前，客觀上也會讓少數領導幹部選擇不作為。從領導者的生命周期看，基層領導處於幹部的成長期，宏觀政策的認知能力、地方重大事務的決策能力、突發事件的化解能力等還不夠。在一些重大政策決策中與重大矛盾的處理中，他們往往無法預估自己的責任風險，就可能懼怕責任風險不敢作為。一些基層領導者往往最大限度地迴避責任。最典型的表現是「寧願少幹事不幹事，保證不出事」的想法。造成這種不作為的原因是沒有從制度與體制上及時化解領導者懼怕責任風險問題，在領導幹部選拔任用上，往往論資排輩、按部就班、四平八穩，難以將責任風險與選拔任用有機結合，把一些勇於奉獻、敢於擔當、善於創新、拚命硬乾的人選拔出來。
利益受損不想作為。長期以來，由於制度不完善，一些地方基層領導者不合理、不規范的福利與隱性收入較高。領導幹部的工作狀態與福利待遇、晉升發展以及精神需求等休戚相關。因此，當一些基層領導，尤其是那些已經將這些不合理利益視為應有報酬的仕途無望、黨性不純、思維固化的基層領導，在利益受損後，就可能產生不想作為的想法。工作上往往敷衍了事、被動應付。在政策執行時，雖無私利追求，無尋租行為，但不願意花時間與精力去研讀政策，僵硬呆板執行，不能把握政策的宗旨與正義理性，不能充分釋放政策自由裁量權的功能，甚或念歪了經，曲解政策本義。執行結果往往不能有效地鼓勵人、激發人、難以催人上進，集聚政策正能量。這種不作為也有很大的普遍性。造成這種不作為的主要原因是對基層領導者的考核激勵機制沒有進一步配套跟進，考核難以深度觸及基層領導不作為的神經系統，難以產生激勵作用。
心理失衡不願作為。在強大的反腐浪潮與幹部思想作風整頓中，基層領導者的從政理念、黨性修養、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等經過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檢驗，那種前呼後擁、高高在上、耀武揚威的官老爺現象被徹底扭轉，一些放任式的亂作為現象被根本改變，依法行政、責任、服務、民主、及時回應等價值理念成為新的准則。一些黨性不純、作風不正、工作方式比較粗放的領導者受到巨大沖擊。這種心理失衡不僅指有形的物質利益受損後心理難以調整，產生不平衡感，還包括理念、思路、作風、工作方式等被強行扭轉產生的不平衡感。在這種不平衡心理驅動下就會情緒低落、消沉，失去工作積極性，不願意再去作為。在責任與困難面前，就會東張西望，裹足不前。典型表現是「官不好當」「官不聊生」「當官沒意義」等感慨。這種不作為比前一種不想作為程度深，體現出一種從心理深處發出的不願作為現象。其深層次原因是世界觀、價值觀扭曲，對領導幹部的責任與使命認識不夠。
法制的剛性規范約束功能與激勵功能應齊頭並進。要遵循人性多元特點，建立立體動態的基層領導幹部的考核激勵制度和末位淘汰的選拔任用制度。在考核激勵制度上，要深入不作為的微觀層面，考核力度要深度觸及基層領導不作為的神經系統，不斷激發基層領導幹部的積極性、創造性。在選拔任用制度上，要科學、民主、法制、公開，杜絕以一把手的經驗與喜好來用人，杜絕任人唯親、買官賣官、行賄受賄等腐敗現象。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准確定位區縣、鄉鎮、街道職能，優化組織結構，理順權責關系，保證權力與責任對等，並以法制形式確定下來；創新行政管理方式，規范行政程序，保證權力陽光運行，加強依法行政，不得將事務層層擠壓給基層。體制改革與行政管理方式創新並行，才能從源頭上保證權責對等，有效化解權責不等導致的無法作為現象。
加強基層領導幹部的教育與培訓，不斷提升基層領導幹部的政策認知能力、決策能力、依法行政能力與風險預估能力等，增強他們應對責任風險的能力。逐步化解能力不足與信心不足懼怕責任風險的不敢作為現象。

⑸ 怎麼看"規范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某利益集團的腐敗的外衣。

⑹ 哪位高人能較具體的分析一下安徽的經濟發展概況及趨勢

致安徽經濟發展的十點建議！

2010年1月12日，國務院批准實施《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規劃》。被國家冷落三十年的安徽終於第一次上升為國家戰略發展，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即將結束的時代，安徽終於迎來大發展的機遇，《皖江城市帶承接轉移示範區規劃》國家給安徽制定戰略定位發展如下：

一、規劃范圍：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規劃范圍為安徽省長江流域，主要包括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池州、巢湖、滁州、宣城九市全境和六安市的舒城縣、金安區，共59個縣(市、區)，輻射安徽全省，對接長三角地區。2008年規劃區人口3058萬人，地區生產總值58l8億元，分別占安徽省的45％和66％。《規劃》提出，到2015年，示範區經濟總量大幅提高，地區生產總值比2008年翻一番以上，城鎮化率達到55%，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開放合作不斷加強，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明顯提高；人居環境更加良好，長江、巢湖水質改善。到2020年，示範區主導產業核心競爭力明顯增強，自主創新水平居全國前列，生態環境優美，與長三角分工合作、優勢互補、一體化發展，成為安徽乃至全國最具影響力的城市帶。

二、產業空間格局：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將構建「一軸雙核兩翼」的產業空間格局，「一軸」包括安慶、池州、銅陵、巢湖、蕪湖、馬鞍山6個沿江市，這是承接產業轉移的主軸線；「雙核」指合肥、蕪湖，這是我省目前乃至今後一個時期經濟發展最具活力和潛力的兩大增長極，是承接產業轉移的核心區域；「兩翼」包括滁州和宣城市，著力打造承接沿海地區特別是長三角產業專業的前沿地帶。

三、產業承接發展重點：圍繞產業升級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積極吸納資本、技術、人才、品牌等要素，明確了皖江城市帶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方向。重點從振興裝備製造業，加快提升原材料產業，加速壯大輕紡產業，著力培育高技術產業，積極發展與長三角聯系緊密的現代服務業，建設現代農業等方面提出了產業承接發展的重點。

如今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上升為國家戰略，正處於全面轉型，跨越發展，厚積薄發，加速崛起的新時期，安徽迎來大發展時刻，沉睡多年戰略定位徘徊不前的安徽終於有了明確清晰的發展方向，安徽正處於厚積薄發，加速崛起的階段，不可否認，安徽仍然是不發達地區，仍有諸多制約安徽大發展的因素,安徽大發展應具備以下十點建議：

1、打造廉潔高效具備現代服務意識的政府

省內官場浮誇風、「假、大、空」十分盛行，實干作風非常薄弱，貪腐前仆後繼，買官賣官、官場裙帶風、家族化盛行 ；需要花很大力氣改善和鐵腕清除官場跑官買官不作為等萎靡作風，鏟除亂作為官員，展示安徽新形象，打造小政府、大社會，比發達地區更高效率的辦事服務意識和思維模式。

2、推行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政策,積極吸納人才的戰略

一份網上統計資料顯示：安徽對高校畢業生吸納能力太弱，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北京、山東等省市，是接納安徽畢業生主要流向地區。尤其是博士生和碩士生，流出率竟分別達到了78.73%和79.30%」。

21世紀大發展的前提就是人才戰略,在全球WEB2.0時代, 落後地區尋求大發展，必須擁有比發達地區更加先進的思想觀念和思維理念，清除與時代發展脫節的年齡偏大公職人員,積極推行吸納人才戰略,突破一切阻力，向全國公開招賢納士，推行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政策,開動和引導政府和民間一切力量與智慧千方百計找差距、尋思路、重民生、求發展,安徽大發展更需要詹夏來這樣實干型的領頭人。

3、創造穩定透明的法律環境，

建立公平、透明的制度環境，開展打擊權力尋租活動，嚴肅懲處違法、違規、違紀的政府機構或政府公務人員個人的征斂、收繳行為，使政府的分配行為與其行政職能相對應，抑制腐敗的孳生。逐步減少和淡化行政部門的權力，使其權力行為轉變為服務行為。要加強對公職人員的制度約束。

建立積極穩定透明的法律環境中，更能為現代商業社會體系服務。使軟環境得到很大改善，成為地區軟實力的代表。

4、建立皖南旅遊區

以合肥為中心的高速和高鐵正在建立，而兩山一湖（黃山、九華山、太平湖）的這片中國最豐富的皖南旅遊區通向長三角中心城市交通依然不完善，應盡早聯合蘇浙滬向國家申請立項滬蕪城際鐵路，（上海-湖州-廣德-宣城-蕪湖，約260公里,這條城際鐵路並與寧杭、寧安城際鐵路相連），同時在滬蕪城際鐵路廣德段擴建至黃山的快速鐵路支線（廣德-寧國-績溪-黃山），把皖南最豐富的旅遊區（黃山、池州、宣城）建設成為上海、南京、杭州三極品字形經濟區域中心1-2小時交通圈，從而皖南地區與長三角中心城市步入」同城效應」時代；

從城市區域化發展來看主要表現為集聚→中心化→擴散→中心城市→重新集聚→擴散→城市群的演化路徑，因此，皖南旅遊區與上海、南京、杭州城市群處在1-2小時交通圈內，正處於城市區域發展的「重新集聚」階段，因此，城市圈的發展的前提必定是更快捷的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地理空間的縮短必定帶來深層次的多重互動，從而更易接受來自上海、南京、杭州等長三角城市強大的輻射功能，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相互交往的「集聚效應」作用，同時，交通的便利更能向長三角展示燦爛的徽文化、文房四寶、徽派建築、徽學、徽墨等中國旅遊資源最豐富的地區.。

5、建造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平台

安徽擁有眾多的文化資源，名人故里數不勝數、燦爛的徽文化、悅耳動聽的黃梅戲；特別是僅次於京劇的黃梅戲，因官僚主義排擠人才的多種因素,黃梅戲如今已下滑到青黃不接、後繼無人的凋零狀態!相對於昆劇成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今年世博會大放異彩，黃梅戲已經在文化產業中已經邊緣化了。

振興文化產業，大力清除省內官僚主義，特別是鏟除「假、大、空」者，切勿讓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真正讓內行的人負責文化產業，吸收大批優秀人才，大力宣傳和推廣徽文化，特別是在當今誠信普遍缺失的現代商業社會里，更應推介徽商的「誠信、戒欺」的精神。積極通過圖書、音像、影視、傳媒、演藝、網路等各種平台推廣安徽的文化產業資源，為經濟發展起到橋梁的作用。

6、跨越式發展：避免「先污染，後治理」模式

安徽發展最快的縣---廣德，因其毗鄰江浙兩省，吸引長三角投資最多的縣，經濟發展快速，引人矚目，但由於著重GDP，引進了化工、紡織印染等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甚至連個污水處理廠都沒有，廣德縣的空氣質量明顯比省內周邊縣市差。

走跨越式發展是沿襲過去「先發展，後治理」的老路，以低價賣土地承接和引進長三角被攆走的淘汰污染高耗能企業，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獲得短期發展，創造官員政績GDP，還是著眼長遠，只有另闢蹊徑；發展經濟和周邊區域比拼GDP污染環境非明智之舉，揚長避短，走比較優勢戰略發展道路，在相對生態環境良好，勞動力成本較低下尋求突破，必須以目前尚未環境被污染的情況下，著重生態環境建設，引進無污染的輕工業企業，打造長三角生態休閑後花園，以尊重和維護自然為前提，以人為本，走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為宗旨，走可持續、和諧發展道路。

7、土地開發過程中維護農民的利益,避免暴力拆遷

皖江城市帶承接轉移示範區的興起，外來投資者特別是長三角投資者紛至沓來，地方政府紛紛建立開發區、工業園吸引外資，低價徵用農民土地，拆除農民房子，甚至對農民抵制非法徵用農民土地採取抓捕、打人、拘留都暴力手段等情況屢見不鮮。

在這網路大爆炸的時代，采此手段只能為地方抹黑。在地方發展經濟過程中，徵用土地和拆遷房屋應積極與農民協商溝通，按照法律補償標准規定賠償失地農民，並給農民辦理社保，或者以農民土地作為股份入股當地開發區，參與當地分紅，避免暴力行為，與民友好協商，才是和諧社會的基本原則。

8、建立開明、開放的言論環境，積極應對公共危機事件的處理

中安在線旗下的中安論壇對於針砭時弊的文章往往採取封帖和刪除,對發帖者ID進行封殺，合肥論壇對批評時政的帖子也多有限制，從某種意義透示了安徽網路輿論的自我封閉，也揭示了省內論壇在全國無任何影響力。

批評時政、針砭時弊、建言獻策，其實都是發帖者對家鄉的關心與關注，對一些黑暗現象和亂作為現象進行曝光，對地區發展提出自己的思路，需要論壇管理員引導得當，並不是一刪了之。

對突發事件及公共危機事件處理，切勿對網路民意置之不理，充耳不聞，在人類文明政府的最基本的底線基礎上，應以積極的態度應對突發事件。然而省內官員「假、大、空」盛行，也無任何個性官員有開明、開放的實際舉動和言論。

在WEB2.0時代，更需要開明、開放的環境，官民互動，廣開民智，調動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

9、大力建設好公路交通等基礎設施

「汽車跳，安徽到」！「到了安徽，年年修路，就是路修不好」！這是外省人對安徽公路的評價，也正是安徽公路的真實寫照，也令每一個皖省人蒙羞。特別是同時與江蘇浙江兩個最發達省份接壤的宣城地區，其境內318國道坑坑窪窪，坐車就像坐搖窩子車，蹦蹦跳跳，把人五臟六腑都要顛出來。

要想富，先修路，修好路，這是任何地方發展經濟必備的前提；成功的人士找方法，失敗的人士找借口；看不到的差距就是最大的差距，看不到危機就是最大的危機；安徽交通部門應深刻檢討和反省「豆腐渣」公路形成的原因，不能老拿與發達有差距的借口來搪塞，否則就是安徽發展的絆腳石和罪人。

建設好質量優良的公路和路邊具有生態綠化帶，是吸引外來投資者的必備條件。

10、 加大扶持本省民營企業的力度,爭創知名品牌

綜觀省內沒有一家民營企業在全國叫得響，更無中國知名品牌；其深層的原因是官場肉食者對民營企業抑制限制以及「吃、拿、卡、要」等等的竭澤而漁的政策大行其道.

作為國企的奇瑞汽車的輝煌跟當時的蕪湖市委書記詹夏來實干作風密不可分，正是由於詹的汽車夢和他務實的作風，奇瑞成了中國三大民族汽車品牌之一，詹是安徽省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實乾的官員。

創造寬廣、寬容、寬厚的良好環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和金融方面扶持支持引導的開明政策，積極引導全民創業,民營經濟將成為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

關於霍山縣域經濟發展的調查

圍繞新形勢下如何加快縣域經濟發展，我們最近對霍山縣作了一次調研，感到這個縣發展經濟的路子和經驗值得重視和總結，由此也對加快全省縣域經濟發展作了一些思考。

（一）霍山縣是一個典型的山區、庫區和老區縣，區位比較閉塞，資源也很有限，先天條件並不優越，但經過多年的探索，形成了一條很有特色的發展路子，成為全省縣域經濟發展的一個典型，引起廣泛關注。通過座談和考察，印象比較深的有五點：第一，面對宏觀環境和經濟周期變化，各地經濟發展多數經歷過起伏，但霍山經濟始終保持穩定健康的發展態勢。1990年—2004年14年間，全縣GDP年均增長13.7%，高於全省縣域同期平均增速2.2個百分點。第二，霍山曾是典型的山區農業縣，目前工業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格局相當突出。1989年，該縣工業增加值僅占生產總值的24%，去年高達53%，居全省各縣之首；2004年，全縣財政收入63%來自工業稅收。第三，作為一個深處大別山區的邊緣小縣，外向型經濟已形成一定的氣候。霍山大興開放之風，形成了人人談開放、舉縣抓招商的良好氛圍。2004年，全縣出口創匯5047萬美元，位居全省縣級前3強。第四，面對宏觀調控和各種要素制約，霍山的園區經濟仍然辦得紅紅火火。該縣工業園區創建於2002年，短短兩年多時間，入園企業20家，其中有16家企業、26個項目是在宏觀調控之後進入園區的。第五，霍山的發展不只是工業經濟一枝獨秀，而是呈現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生動局面。他們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明確提出，「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污染不進霍山」，「打基礎、管長遠的工作多做，勞民傷財的事堅決不幹」。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們打造了在全國叫得響的四張「名片」：全國生態建設示範縣、全國社會治安模範縣、全國文明村鎮先進縣、浙商最佳投資城市。

（二）在同樣的宏觀環境下為什麼基礎條件並不優越的霍山縣能夠突破局限、加快發展？通過調研，感到最根本的有三條：

一是霍山縣在發展過程中較好地堅持了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地賦予解放思想以新的內涵和實際內容。在他們看來，對於一個信息比較閉塞、市場化進程起步較晚的山區縣，思想的解放、觀念的更新是具有決定性的先導力量，必須緊抓不放。為此，他們在提出每一個發展思路和戰略部署前後，都要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發動工作。在「工業富縣」戰略初提之時，縣委、縣政府先後組織黨政幹部、企業家等不同層次的代表「四上寧國」，連續開展幾輪思想大討論，形成了共識，使工業強縣戰略在全縣牢固生根。從一定意義上講，霍山發展的過程就是與時俱進、解放思想的過程，是從認知到實踐、由精神變物質的過程。

二是霍山縣在發展中抓住了能人興縣這個關鍵，培育了一批高素質的市場主體，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力量。他們善於發現和利用市場經濟的先知先覺者，注重發揮鄉土能人的作用，鼓勵黨政機關中懂管理、善經營的人才到企業發展，催生了一批企業家梯隊和高素質企業群體，帶動了各類市場主體的發育。為營造能人創業和企業家成長的良好環境，他們注重集中力量扶持大戶，注重資源配置向能人和優秀企業家集中，對有貢獻的企業家經濟上給實惠、政治上給地位，促進企業資本積累的進程，激發企業家創業和發展的積極性。從1992年開始，霍山縣就對年納稅百萬元以上的企業家，按納稅額的1%給予獎勵，產生了很大的激勵效應。突出「人」的作用還表現在幹部隊伍建設上，他們有明確的用人導向，真正把懂經濟的幹部充實到經濟主戰場，讓能幹事的人有舞台。特別是霍山有著良好的包容環境，外面的優秀幹部來得多、扎得下根，並影響和帶動了本土幹部的成長。

三是霍山縣較好處理了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走上了「政府創造環境，社會發展經濟」的良性循環。作為縣一級，霍山和多數地方一樣，有著自己的優勢和特色，也面臨調控手段和要素資源不足的制約。霍山縣能夠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發揮政府的導向作用，營造出加快發展的良好氛圍和環境。當地的企業和群眾反映，霍山黨政幹部的心思和精力是用在發展、用在經濟建設上的。大家的興奮點不在於位子和帽子，而在於怎麼把工作干好、把經濟抓上去；工作的著力點也不是放在怎麼抓權、怎麼管企業上，而是真心實意為企業辦實事、解難事，為市場主體提供優質服務。

霍山的經驗當然不只這些，放在全省來看，最值得總結的一條，就是他們能把看明白、想明白的事干明白。對於縣域經濟發展，很多縣都不乏好的想法和思路，很多人都能看清楚、說清楚，但怎麼把思路轉化為行動，把看明白、想明白的事真正做明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霍山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對認準的事，就一以貫之、堅定不移地去干，不走神，不翻燒餅；在於他們對於決策部署的落實有著很強的執行力，做到方向明確、措施具體，能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統籌各種手段和資源，做到政令暢通、執行到位。從工業富縣的提出，到山口經濟的推進，再到園區經濟的發展；從提出思路，到形成共識，再到做出成效，從霍山的發展軌跡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求真務實的精神，一種鍥而不舍的作風，一種上下同心的合力，一種運作資源的能力。更可貴的是，霍山的經濟發展是一場「接力賽」，而這種「接力賽」源於領導班子的相對穩定。在霍山，人們經常提到的幾屆縣委、縣政府負責同志，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任職時間都比較長，都有從副職到正職、從政府到黨委這樣一個經歷；而且，在霍山，歷任領導一屆繼承一屆，一屆發展一屆，做到了繼承性與創新性的統一，正是這樣一種風氣和傳統，使該縣發展少了折騰，形成了越干越會干、越干越明白的良性循環。

（三）霍山的經驗表明，加快縣域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的還是縣一級自身。只要各縣充分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總能找到適合本地實際的路子和辦法。調研發現，霍山發展也面臨一些自身難以解決的、帶有共性的矛盾和問題。比如，作為一個地處偏僻的人口和資源小縣，霍山縣不論是經濟規模還是經濟素質，要實現新的突破，壓力很大。盡管霍山工業發展啟動較早，形成了一定的先行優勢，但由於山區縣地理區位的先天不足，要素供給和配套環境相對薄弱，發展容量較為有限，一方面，縣里要千方百計促進企業做大做強；另一方面，縣域的弱小功能又難以承載大企業的需求，成長起來的優勢企業不得不走出去尋求更大發展空間，縣域面臨「做大」與「留大」的兩難局面。同時，金融服務薄弱的問題在霍山很突出，每年通過招商引來的資金還抵不上存款外流的數量。此外，縣里對縣域功能缺失問題反映也比較強烈，感到上面管得還是多了一些，縣級政府事權、財權和管理權不統一的矛盾對工作鉗制較大。

（四）縣域興則全省興。霍山發展的經驗和面臨的問題，很多方面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從中可以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啟示。

第一，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必須樹立正確的導向。我省縣域經濟整體基礎還較為薄弱，要全面振興縣域經濟，需要有加快發展、迎頭趕上的決心，更要有堅持不懈、長期作戰的思想。首先，要以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統領縣域經濟發展。應當充分尊重縣域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循序漸進推動發展，形成有利於縣域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正確導向。一方面，在上對下的指導上，省、市要為縣一級創造更為寬松的環境，形成一個有利於縣級幹部從長計議的預期，引導縣一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多做強基固本的事情上，放在多做打基礎、管長遠的工作上；另一方面，縣一級自身尤其是領導團隊，要進一步強化統馭力、執行力和轉化力，對認準的發展路子，堅定不移、一以貫之抓落實，把好的思路轉化為好的發展績效，真正把看明白、想明白的事干明白。其次，正確的導向需要科學的激勵機制。在激勵和支持政策上，實行分類指導、區別對待，對發展相對薄弱地區，重點支持他們做一些打基礎的事情；對發展相對較好的地區，則支持他們更快、更好發展，發揮倍增效應，形成縣域經濟的排頭兵和甲級隊；獎勵政策必須打破「平均用力」現象，比如，對經濟強縣，應當在體制上賦予他們更大的自主權，使其管理幅度和深度與經濟擴張的能力相匹配；獎勵的方式也要改革，比如對辦得好的園區，可以獎勵用地指標，或在園區建設引導資金上予以傾斜等。其三，正確的發展導向說到底是用人導向問題。縣域經濟發展，關鍵在人，關鍵在選好、用好黨政主要領導。要強化任期觀念，處理好乾部提拔與穩定任期的關系，避免領導幹部過快流動，影響縣域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同時，加大幹部「雙向」交流的力度，選擇一批視野開闊、熟悉經濟、作風務實的省、市年輕幹部到縣一級任職，同時選拔一批縣直和鄉鎮幹部到省、市機關和發達地區鍛煉。

第二，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必須找准方向和突破口。縣域經濟必須走特色發展之路。不管各縣情況如何差異，加快工業化是基本取向。抓住工業化這個主要矛盾，縣域經濟的其它諸多派生矛盾也就迎刃而解，霍山的成功之處就在於此。當然，工業化途徑可能有所不同，有的是優先發展加工製造業，有的則從農業產業化入手，而有的可能先從三產突破，但無論如何，工業化是不可逾越的階段。在這個過程中，要加速工業向園區集中、資本向能人集中、人口向城鎮集中，把工業化與市場化更好地結合起來，把工業化與城鎮化更好地結合起來。當前，特別要在兩個方面尋求突破：一是要在開放型經濟上突破。通過外向型經濟，可以植入先進的觀念、技術、人才等稀缺要素，有效突破縣域工業化的瓶頸約束，實現工業的快速擴張。要進一步強化開放的觀念、市場配置資源的意識，全力推進東向發展戰略，把招商引資和開放型經濟作為推進工業化的主要途徑來抓。二是要在工業園區上突破。越是在宏觀調控趨緊的情況下，越是要大力發展工業園區，決不能有絲毫的猶豫和退縮。要把招商引資與發展園區工業更好結合起來，注重圍繞主導產業和骨幹企業，強化產業鏈招商，引導關聯企業進園區，促進企業集群化發展。

第三，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必須著力培育內生力量。要著力培育內生力量，讓一切有利於創業的思想活躍起來，把各類創業主體激活起來，使一切領域的創業潛能釋放出來。首先，要培育市場主體。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創造適宜民營企業發展的氣候，拿出實實在在的舉措，支持民營企業做大做強，讓民營經濟唱主角。其次，要加快成長一批能人和企業家。目前我省縣域不少企業家存在著素質不高、「小富即安」等問題，有的缺乏職業企業家精神、「官本位」意識還比較濃。必須加大引進、培養和開發力度，創造一個有利於能人和企業家成長發展的良好環境，讓想創業的能人和企業家成就夢想。

第四，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必須有效化解要素瓶頸約束。重點是三個方面：一是金融支撐體系問題。在繼續加強與國家有關銀行的合作、爭取更多支持的同時，當務之急是加快地方金融的發展。要發掘民間資本的力量，引導、鼓勵、支持縣域民間資本發展縣域金融組織和資本市場。二是人才保障問題。要樹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觀念，鼓勵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通過在大中城市設立窗口或建立研發基地等形式，搭建吸引外地優秀人才的平台。各縣可以依託縣級職業技術學校等教學設施，圍繞企業用工需求，組織開展農民職業技能培訓。三是土地供應問題。省里應當在堅持「總量控制、動態平衡」的原則下，根據各地發展的不同情況，優先保證重點園區、重大項目的正當用地需求。

第五，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必須大力推進城鄉統籌。首先，要堅持以城帶鄉，加快城鎮化步伐，引導人口向城鎮集聚。應當把縣城建設作為推進我省城鎮化進程的戰略支點，提升載體功能，增強人口和產業集聚度。其次，要堅持以工促農，用工業的理念發展農業，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要運用工業協作理念，加快培育農業專業經濟合作組織、行業協會、購銷大戶和農村商品經紀人，從根本上解決「大市場」與「小農戶」的矛盾。其三，要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豐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要重點加大農村公路、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特別要集中財力發展農村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健全農村低保、合作醫療、社會救濟等各項制度，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第六，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必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把縣級政府的主要著力點放到營造環境上，推動整個政府行政理念的變革。圍繞建立「服務型政府」，大力促進行政資源的重新整合，推動制度創新和政府管理創新，真正把政府的職能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環境上來。省級要圍繞縣域的實際需求，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核心是簡政放權，從根本上改變縣域治理結構，為縣級政府轉型提供支持。當前要進一步下放經濟社會管理許可權，做到能放則放、該放就放。同時，大力推進縣域綜合改革，加大對縣域經濟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農村基層工作運行新機制，改進省直部門對縣一級服務方式和服務水平，全面改善縣域經濟發展環境.

⑺ 什麼叫做灰色收入

目前的「灰色收入」現象除具有隱蔽性、多樣性、普遍性等一般性特徵外，還有以下三大傾向：
一是謀取對象「公款化」：
「灰色收入」主要源頭是公款，主要渠道則是各種直接或變相的「化公為私」；
二是謀取方式「集團化」：
單位巧立名目濫發獎金、補貼，一般經領導班子集體研究，人人有份；
三是存在氛圍「正當化」：
一些公務人員以各種理由和借口，使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灰色收入」。
特別是部分公務人員利用職權謀取「灰色收入」聚斂不義之財，已成為當前困擾黨風廉政建設的突出問題，危害甚烈。

灰色收入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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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最主要的來源：財政資金和其他公共資金的漏失、金融腐敗普遍存在、行政許可和審批中的尋租行為、土地收益流失、以及壟斷行業收入。
第一，財政資金通過「條條」（部門）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嚴重管理漏洞
有大量資金脫離了財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濫用和漏失嚴重。2005年這部分資金估計約5600億元，漏失部分待查。
近年來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數額巨大（2006年4.5萬億元），投資項目層層轉包、工程款層層剝皮、營私舞弊現象嚴重，漏失巨大。據有些項目的情況，施工單位實際拿到的工程投資還不到工程撥款的三分之一。
第二，金融腐敗普遍存在
據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項大面積調查，全國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付費已成為一項「潛規則」。平均而言，企業在每筆貸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付費和為維持與金融機構「良好借貸關系」的費用合計，相當於貸款額的9％。
2006年全國金融機構貸款22萬億元；考慮大型企業貸款條件有利，較少發生這種情況，按貸款額的一半推算，額外付費給全國金融機構相關人員帶來的灰色收入可能高達1萬億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貸款損失還未計算在內。上述結果在一些企業調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驗證。
第三，行政許可和審批中的尋租行為
例如各地黨政官員入股煤礦，這些「股權」多是憑審批權、檢查權、資源控制權換來的。又以醫葯業為例，一個時期以來葯品審批和流通環節極為混亂，給醫葯行業和相關權力部門某些人帶來了巨額灰色收入。
世界銀行2006年進行的中國120城市競爭力調查指出，企業的旅行和娛樂花費可以衡量對政府官員的「非正規支出」（行賄的委婉說法）。這項花費占企業銷售額的比例在各地和各類企業有所不同，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0.5％作為企業正常支出水平，超過部分作為行賄部分，按2006年全國工業、建築業和第三產業銷售收入55萬億元計，企業用於行賄的旅行和娛樂花費約為5000億元。這可能還只是行賄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現金、存款、實物、信用卡劃賬、股權贈送等行賄方式。
第四，土地收益流失
2005年有價出讓國有土地16.3萬公頃，其中「招拍掛」出讓面積只佔三分之一。「招拍掛」與其他方式出讓的平均地價相差4－5倍，差價每公頃500多萬元。除去其中0.5萬公頃經濟適用房建設用地不適用「招拍掛」方式，其餘10.1萬公頃土地少收5400億元。這成為房地產開發商暴利和權力相關者灰色收入的來源。未採用有價出讓方式但進入了市場的土地還未計入。
此外，在土地徵用開發過程中估計地方政府平均每畝獲益10萬元，合計2080億元。這部分本該用來補償失地農民和用於社會長遠發展的土地收益，在大多數情況下被作為地方當期額外收入花掉了，其使用嚴重缺乏監督。
第五，壟斷行業收入
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達1.07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高出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部分約9200億元。其中相當部分來自行政性壟斷。
以上內容中有數量依據的項目，包括金融腐敗、土地收益流失、企業用於行賄的旅行和娛樂支出、壟斷行業灰色收入等，數額已接近3萬億元，佔了4.4萬億元遺漏收入的大部分。這說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存在巨大漏洞和嚴重製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原因，主要不在於市場化，而在於制度不健全所導致的腐敗和灰色收入。
制度缺陷造成的灰色收入干擾了國民收入的正常分配。在初次分配領域，灰色收入導致要素配置扭曲，造成低效率並影響未來經濟發展。在再分配領域，灰色收入造成國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該用於低收入居民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到權力相關者手中，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

灰色收入的法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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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收入」現象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既與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又與現實的體制機制等聯系在一起。特別是有些行業和領域，收入的差距是很大的。由於整體工資性收入偏低，某些部門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搞創收。
這些非法的「灰色收入」表現形式有很多種，其中之一便是少數官員的貪污受賄。現行《刑法》對屬於灰色收入的「不明來源財產」的最高刑期為5年。《刑法》雖然界定了不明財產的內容，卻沒有劃定具體的量刑標准，使許多法律和制度存在「漏洞」。一些腐敗官員就是鑽了法律的「空子」，降低了犯罪成本，有的甚至逃脫了法律制裁和紀律處分。
比如浙江省紹興的一貪官，因受賄20萬元被判刑，並處沒收財產5萬元，但其灰色收入就達到60萬元。原海南省公安廳副廳長路景林因受賄18萬元被判刑10 年，因有357萬多元人民幣、9萬多美元、48萬多元港幣不能說明合法來源僅被判刑4年。路景林對其數百萬財產不能說明來源，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決不亞於受賄人民幣18萬元，4年有期徒刑顯然太輕，難以平民憤。
法律中雖然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規定，但由於現行的法律條文實際執行缺少可操作性，從而使社會對法律乃至整個法治產生疑慮。對此，廣大群眾表示憤憤不平，就連司法人員也感到困惑不已。新加坡《反貪污法》就規定，在公務員不能說明其財產合法來源時，一律視為貪污所得。這種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在現實辦案過程中，領導幹部搞「黑色」、「灰色」收入，收支明顯不符，卻很少有人被順藤摸瓜。沈陽市原市長慕綏新早在1998年邀請一批香港記者到沈陽采訪時，便露出了自己的「行頭腐敗」。當眾記者津津樂道於慕綏新演講時，有位香港記者卻緊緊盯住了慕市長的一身「行頭」：襯衣、領帶、西服、皮鞋……全身上下竟然皆是名牌。慕綏新這身「行頭」粗略一算，少說也得幾萬港元。
在一些地方，領導幹部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個人收入申報制度，收受禮品登記制度等等，轟動了「一陣子」，就變成了先緊後松、事與願違，甚至背道而馳出現相反的結果。

灰色收入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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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的專家學者認為：在法律尚未完善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在反腐敗問題上拘泥於「原告舉證」等一般法律程序。為制止灰色收入這類腐敗現象的蔓延，國家應該採取某些「有罪推定」方式。比如，超過本人收入過多的財產，應該由本人舉證說明來源，若舉不出證據，就應該視為非法所得，給予處罰和沒收。
對待政府官員的收入問題，應該在法律上有明確的界定：只有合法與非法之分，不存在什麼「灰色」、「黃色」！當其支出超出其正當的收入時，一定要有監督機關真正的介入。應該讓那些有受賄之嫌的官員拿出證明自己收入「合法」的證據，而不應該讓監督機關去找證明其「非法」的證據。
另外，對於灰色收入增長的趨勢，政府應加大有效治理的力度。近年來，各級政府正採取一些措施來鏟除灰色收入。比如加緊公共財政的管理，嚴格控制預算外收入等等。
對於非法的「灰色收入」，政府已經採取了有力的措施，用法律的武器予以了嚴厲的打擊，公安和檢察機關也相繼開展了各種專項斗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湖南省為徹底根治領導幹部「灰色收入」，打出了一記重拳：黨政領導幹部違規收受禮金、有價證券和貴重物品不按規定登記、上交的，一律以貪污論處。款額不滿 1000元的，給予批評教育，責令寫出檢討，記入廉政檔案。款額在1000元以上不滿2000元的，一律給予黨紀、政紀處分；款額在2000元以上的，一律先行免職，再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⑻ 王小石事件的社會影響評價

有不少公司的上市發行費用高達三五千萬元，這其中只有一兩千萬元是給券商等中介機構的正常費用，而大多數則是不明不白的「公關」費用。這對於想上市的企業來說，似乎已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識。王小石事件」已經水落石出。但「王小石事件」帶給發審制度的思考卻遠沒有結束。
11月20日，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屠光紹對外表示，現在負責審核企業上市資質的發審委委員名單都是公開的，每個企業都知道具體負責審核的委員名字，因此不再存在買賣發審委委員名單的可能。但是，僅公開發審委委員名單就可以消除發行過程中所有的權利尋租現象嗎？答案是值得懷疑的。在新發審制度中，有三大環節的尋租漏洞不容忽視。
尋租環節之一，不透明的反饋機制。在向證監會發行部上報材料的10日後，企業將接受證監會人士關於發行人需要遵守哪些規定的聆訊，此後，預審員將對材料不斷地與券商、發行人進行意見反饋。問題在於，在證監會的反饋意見中，只是要求企業對書面材料的情況進行進一步解釋或核查，不會告訴企業「你的問題出在哪裡，應如何改正」。
尋租環節之二，不公開的初審報告意見。在反饋過程結束後，發行資料將排隊等著上初審報告會。會議由發行部的預審員、處長、主任及發審委員參加。初審報告中關於企業存在哪些問題的內容不對企業公開。但一般情況下，企業要去找關系看初審報告的結果，其中不排除金錢交易。
尋租環節之三，未過會企業的原因不公開。自今年6月《行政許可法》公布以後，中國證監會不再向企業或券商公布「未過會的原因」。企業如有異議，可申請行政復議。只要在審核過程中存在不透明，就會有權利尋租現象。
去年12月5日，時逢第五屆發審委即將換屆之際，《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暫行辦法》正式發布實施。「透明、專業、責任、問責、監督」是新發審委制度的關鍵詞。雖然發審的改革較舊制度公開、透明了許多，但新發審制度並沒有堵住「尋租」漏洞，「王小石事件」只是必然中的偶然。同時，「王小石事件」也是一面鏡子，折射出新發審制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尋租漏洞。而設法如何堵住或避免這些尋租漏洞則又成為發審委下一步改革不得不考慮的難題。
王小石一案或許可以證明謝平(前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局長)等人曾經主持的一項調查的結論：壓倒多數的公眾認為證監會是各金融監管機構中腐敗程度最高的。令人驚訝的是，王案之後，充斥著博士甚至留洋博士的這個機構，面對如此事件，卻跟沒事似的，對王小石被捕沒有作出任何正式的回應，也沒有對投資者、對公眾表示任何歉意。這樣的監管機構還擁有監管的道義權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