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國農村金融服務中還存在哪些問題
（1）農村金融體系結構與運作機制存在嚴重缺陷，機構網點少。農村金融機構網回點分布不均勻答。在東部地區，網點過於集中，但是在中西部有些鄉鎮都沒有設立農村金融服務機構。
（2）現有農村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還不完善。2003年以來，作為主力軍的農村信用社改革已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仍存在一系列問題。
（3）農村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率相對來說還是比較高的。比如2007年末，全國縣域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平均數達到13.4%，而這個比例高於全國金融機構不良貸款比例。
（4）產品和服務單一，支農功能不強，農村資金外流嚴重，農民貸款難和農村中小企業貸款難等問題依然存在。
（5）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政策性金融和商業金融沒有形成合力，在農村地區進行信貸資金投放缺乏寬松的政策環境和信用基礎。
『貳』 農村金融調查應怎樣計劃
個人建議你從宏觀微觀方面入手，宏觀指政府制定農業相關的金融政策有哪些，這些政策的依據，還有就是和農業直接相關的金融機構的調查，數量資本狀況，微觀方面就是農村或農民的收入狀況，他們的投資理財意識等
個人感覺其實你這個調查課題太龐大了，確實有些無從下手，建議你聚焦聚集一點突破，不然你不好制定大的調查方案，當然如果你是金融專業方面的人才就另當別論了
『叄』 我國農村金融基礎服務體系建設發展狀況怎樣
農村金融基礎服務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①推動農村地區信用體系建設。截至版2007年底，全國已建立農戶信權用檔案7400多萬戶，評定信用農戶5000多萬戶，金融機構對已建立信用檔案的3900多萬農戶累計發放貸款9700多億元，貸款余額4800多億元。②農村地區支付體系建設逐步完善。吸收了符合條件的農村信用社加入大額支付系統和小額支付系統；設立了農村信用社資金清算中心，專門辦理農村信用社匯兌和銀行匯票清算業務；鼓勵商業銀行代理農村信用社的支付結算業務；協調各地農村信用聯社加快開發和健全省內農村信用社通匯系統，增強農村信用社的結算功能等。③2005年開始試點的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有效解決了農民工返鄉攜帶大量現金的資金安全問題。
『肆』 求關於農戶金融需求和供給的問卷調查樣本
對於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組織與活動的規模、分布和作用，學者們進行了一些調研和評估。在總量規模估計上，學者們的估計差異仍然較大；在分布和作用方面，學術界的分歧較小。總體看法為，農村民間金融組織與活動的規模大、分布廣、作用重要。 3.1 規模 我國農村都普遍存在民間金融組織或活動。不同學者對其規模作了不同的估計。由於農村民間金融調查存在樣本小、總體大的問題，學者迄今為止所作的統計推斷並不一定可靠。有關農村民間金融的總量估算數據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向性的。郭沛（2003）依據第三方調查數據計算了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規模在2002年為2001億元－2750億元之間。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2004年對全國20個省，82個市縣，206個鄉村、110家中小企業、1203位個體工商戶進行了實地調查，對各地區地下金融規模、農村地下金融規模、中小企業非正規融資規模進行了基本判斷，測算出2003年全國地下金融(地下信貸)的絕對規模在7405億元——8164億元之間（李建軍等，2004）。兩者的推算在方法論上均有明顯缺陷，但無疑是可貴的嘗試。[10] 根據一些學者的不完全統計，中國農村「高利貸」高達8000億到1.4萬億元，僅浙東南地區就有3000多億元（唐仁健，2003；張宇哲，2004）。但這種計算依據並不清楚。 也有一些研究估算了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的相對規模。IFAD（2001）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農民來自非正規金融市場的貸款占來自正規金融市場的四倍以上，非正式信貸市場對農民的重要性遠勝於正式信貸市場。 上述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2004）的調查結果為，全國20個被調查省、區、市的地下金融規模平均指數為28.7，即全國「地下金融」的業務規模占正規金融機構業務規模的比重近三成。從不同區域角度看，西部7省區、東部8省區和中部5省區的地下金融規模指數分別為28.98、28.66和25.2。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調查結果雖然不能推算到全國或者東中西部地區的民間金融相對規模，但從中至少可以看到這些調查樣本中的民間金融相對規模。 3.2 分布 我國全國農村各地普遍存在民間借貸。溫鐵軍（2001a）組織調查了分布在東、中、西15個省份24個市縣的41個村。[11]調查到借貸案例57起；放貸案例27起。對調查資料作統計處理後的發現是：除了有兩個地方存在不計利息的民間借貸外，其餘地區均有高利息民間借貸存在。如果按照調查地點計算，民間借貸的發生率高達95%，高利息的民間借貸發生率達到了85%。[12] 民間金融組織或活動在各地的形式有差別。比如江浙、福建、廣東存在各種合會，東北存在「對縫」業務，陝西、山西存在各種 「基金」（席秀梅等、2004）。所謂「對縫」業務，是指利用銀行借貸「轉貸」出去謀取利差（楊愛新等，2004）。寧夏吳忠市利通區截至2001年存在眾多典當行、寄賣行採用「利滾利」方式高息放貸現象（周崇華，2001）。普遍根據江蘇省鹽城市金融學會課題組的最新調查（王大龍，2004），鹽城市各縣民間金融形式主要為四種：互助形式的民間借貸（不計息或者低息），「高利借貸」，企業內部集資，村級經濟組織成為民間放貸的新主體。根據中國社科院《鄉鎮企業融資與內生金融創新研究》課題的研究，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的民間金融種類比較多，包括互助形式的民間借貸（不計息或者低息），親友熟人之間、個人和單位（政府、學校、企業等）之間、單位之間的「高利借貸」，專門民間放貸人的借貸，銀背，合會（標會等），地下錢庄，企業集資等。廣東地區的民間借貸的組織形式，一種是無組織的零散的民間借貸，包括私人間借貸、企業間借貸及集資；另一種是有組織的民營金融，包括信息公司、互助金會、標會和當鋪等。但廣東有組織的民間借貸較少，基本上是屬於圈子內借貸，借貸雙方信息很對稱（巫燕玲，2004）。 3.3 作用 無論是民間金融還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給都是需要面向需求，其作用和效率首先視其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偏好和滿足需求而定。農村民間金融的效率和作用首先看其是否能夠、在何等程度上反映民眾的偏好、滿足民眾的金融需求。農戶的有效信貸需求有以下幾個特點(唐仁健，2003)：（1）小規模、分散化;(2)多樣性、復雜性; (3) 缺乏或較少抵押擔保; (4)方便、及時;(5) 由於貸款量不大、季節性強，農戶、小額貸款、對利率事實上並不太敏感。與此對應，金融供給者越是貼近農戶，其與農戶之間的信息對稱性就越高，信息優勢和成本優勢就越大。可以說，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組織在對分散農戶提供金融服務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 從當前比較有權威性的調研看，隨著農信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的開展，正式金融對農戶和農村企業的信貸服務涵蓋廣度雖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其服務的深度仍然是有限的。[13] 調查數據顯示，迄今為止，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對民間金融組織信貸的依賴度較高，對農戶和農村企業金融服務需求的滿足程度較高，作用較為突出。根據何廣文（1999）對浙江、江蘇、河北、河南、陝西的21個縣的365個農村家庭的問卷調查，這些農村家庭借款行為的60.96%是與民間放貸主體之間發生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對農戶固定調查點進行的抽樣調查，多數農戶從銀行和信用社得到貸款難度較大。2000年至2003年，農民每人每年從銀行和信用社借入資金65元，通過民間借貸借入190 元，分別占借入資金總量的25%和75%（傅志寰，2004）。 民間金融的重要性為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對31個省市自治區2萬多農戶的跟蹤調查數據所證實（見表格2）。從1995－1999年，這些農戶私人借款 表格 2 1995－1999年農戶借貸資金來源構成 （單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銀行、信用社貸款 24.23 25.42 23.94 20.65 24.43 合作基金會借款 5.52 3.45 2.91 3.42 3.47 私人借款 67.75 69.27 70.38 74.29 69.41 其他 2.50 1.86 2.78 1.64 2.68 資料來源：溫鐵軍，2001a。 每年均占信貸資金來源的67.75％以上。同一系統的調查結果表明，1999年，農戶通過民間借貸市場獲得的貸款占農戶貸款總數的69.41%，平均每戶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佔48.77% （曹力群，2001a）。2000年，平均每個農戶累計借入款1020元，其中約700元來自民間借貸，而且在私人借款中有息借貸的比重高達47.7%，其中大部分為高息借貸（曹力群，2001b）。2003年的農戶借款中，銀行信用社貸款佔32．7％，私人借款佔65．97％，其他佔1．24％；1995年農戶借款中，銀行信用社貸款佔24．1％，農村合作基金會借款佔5．5％，私人借款佔67.9％，其他佔2.5％（張信哲，2004）。 據江西省農調隊對全省2450戶農戶的抽樣調查，2003年有574戶有借貸行為，佔23.4%，其中從銀行或信用社得到貸款的有120戶， 占被調查農戶的4.9%；從2001年至2003年，從銀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貸款僅占農戶總借貸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間貸款所佔比重為76—86%（傅志寰，2004）。據安徽省農委從農村調查點了解的情況，2003年農民戶均借款中，來自銀行、信用社的佔12.6%，來自民間借貸的佔83.5%（傅志寰，2004）。根據人民銀行濟南分行2004年的調查，山東省50％的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的滿足依賴於民間借貸，在流通領域這一比例則高達80％，而且民間借貸的利率往往在10％以上（蔣飛，2004）。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中德農戶金融需求研究課題組1999年的典型調查也同樣印證了民間金融的重要性（何安耐、胡必亮主編，2000）。廣東省東莞市雁田管理區（原雁田村）最初發展農村工業，其資本依靠其強大的宗族私人親屬關系借貸和引進資金。5個典型調查村，非正規金融活動均佔有超過65%的比重，無論它們在何種經濟發展水平(見表格3)。[14] 表格 3 五村莊農戶借貸款來源的比例 （1997－1999年3年數據，％） 王澗村 屯瓦村 福星村 項東村 雁田 個人和民間借貸 65．2 65．6 80 81．3 73．33 國有商業銀行 x 4．2 0 0 26.67 信用社 32．3 22．3 19．6 18．8 基金會 2．5 0 12．4 0 資料來源：何安耐、胡必亮主編，2000。 從總體上看，當前正式金融由於存在壟斷化、商業化等傾向，只能提供有限的農村金融服務供給，更難以滿足日益多樣化的農村金融服務需求。在這一情況下，民間金融在現階段滿足農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回答時間：2011-10-23 22:48:58
『伍』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保障調查問卷該怎麼做
改革以來，我國過去在計劃體制下建立的以集體保障為主體，家庭保障和國家救
濟為補充的農村勞動者保障體系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基本解體，迫切需要建立一個適
合我國國情的，由於勞動者喪失勞動能力或失業而失去生活來源或收入不足以維持必
要的生活水平時，根據立法享受的，由社會提供必要物質幫助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以解決佔全國人口80%農民群眾的社會保障問題，免除他們生產經營的後顧之憂，維護
社會安定，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村經濟全面健康發展，為我國現代化
建設提供良好的環境和強大的動力。
（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呼喚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
任制在農村普遍實行，集生產功能和消費功能於一體的農民家庭替代了原來統一組織
農業生產和統一分配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而成為農業生產經營
的基本單位。過去實行的以集體保障為主體，國家和家庭保障為補充的農村勞動者保
障體系隨之解體，農村勞動者保障基本上由農民家庭承擔。實踐證明，它存在著自身
難以克服的弊端。
1.隨著農村經濟發展，勞動者生產經營活動日趨頻繁，他們的生、老、病、死、
傷、殘等風險明顯增加。由於我國農村經濟較為落後，集體經濟脆弱，大部分勞動者
得不到集體幫助，農民家庭經濟基礎又極為薄弱，199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1578元
，單個家庭保險能力有限，一旦風險發生，個人和家庭難以抵禦。
2.勞動者保障由農民家庭承擔，將進一步強化農民「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極
不利於農民生育觀念的轉變與生育水平及出生性別比的降低。過去那種由生產隊統一
組織和調配勞動力，老年人可以由生產隊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輕活，給予一定的養老
報酬並直接分配到老年人手裡的養老方式已經消失，大部分地區農村養老已轉為家庭
成員提供。不難想像，需要依靠子女養老的農民是很難接受低生育率的。即使在政府
強有力的干預下勉強接受了，也很難長期保持。況且，僅靠政府強力控制極易引發黨
群、干群矛盾，絕非長治久安之計。從國際經驗來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國家
的絕大多數農村老人由於得不到任何保障，他們把孩子當作自己老年時經濟和生活保
障的重要來源，因而出現高生育率的現象。如果向人們提供養老保障，就可使生育率
降下來，這已被墨西哥的實踐所驗證。由此可見，解決我國生育率偏高的途徑不在於
收緊政策，而在於綜合治理。而綜合治理的關鍵之一是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逐步
破除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從而轉變農民的生育觀念。
3.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家庭結構的變動，農村家庭養老保障功能正在退化。就
一個社會而言，每一代人都是有能力為自己養老的，代際之間的再分配不可能無限制
地進行下去，它必然要受到來自家庭內部結構變動力量的抵制和社會經濟等外部因素
的制約。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計劃生育工作的深入進行以及現代觀念的沖擊，我
國農村過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漸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現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
庭結構不斷簡化，家庭規模漸趨縮小。我國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戶常住人口由1980年
的5.54人下降到1994年的4.54人，每個勞動
『陸』 城鄉居民對銀行金融服務和理財產品看法調查問卷
小城市的金融服務實在太差，理財產品有時候連銀行工作人員都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