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Ⅲ 汪辜會談達成的共識是什麼
汪辜會談達成的共識是：指1992年11月大陸的兩岸關系協會與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就解決兩會事務性商談中如何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問題所達成的以口頭方式表達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簡稱九二共識。
Ⅳ 九二共識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九二共識的主要內容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本此精神，對兩岸公證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務）加以妥善解決。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確立後，從原則上排除了事務商談中的主要障礙，使雙方很快就「海峽兩岸公證書使用」和「海峽兩岸掛號凼件遺失查詢及補償」問題達成協議，並為1993年的第一次「汪辜會談」鋪平了道路。
「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是2000年4月底前台當局大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蘇起正式提出的名詞。但它不是憑空捏造。雖然蘇起是第一個明確提出九二共識這個名詞的人，但是「九二共識」一詞的提出，卻是凝聚了兩岸專家學者的思想結晶。
(4)基金會理事會如何達成共識擴展閱讀：
「九二共識」產生的歷史背景：由於歷史的原因，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海峽兩岸暫時處於分離狀態。隨著形勢的發展，台灣不得不調整其對大陸「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的「三不政策」，於1987年11月開放台灣居民赴中國大陸探親，使得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等各項交流隨之發展起來，同時也衍生出種種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台灣於1990年11月21日成立了得到官方授權的與大陸聯系、協商的民間性中介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出面處理官方「不便與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海基會董事長由辜振甫擔任。
1991年4月28日，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陳長文訪問北京，並於次日與國台辦副主任唐樹備會談。唐樹備提出，「在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事務中，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也反對『一國兩府』以及其它類似的主張和行為。」
並提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陳長文則提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一部分，並建議在一中之下，加上「對等互惠，相互尊重」。唐樹備表示「相互尊重」沒問題，但「對等互惠」還要研究。
為便於與海基會接觸、商談，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於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峽兩岸關系協會，並授權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會交往和事務性商談的基礎，由前上海市長汪道涵為會長。由此，海峽兩岸以「海基會」與「海協會」會談的形式，繼續進行商談與交流。
Ⅳ 卡耐基基金會的20世紀80年代以後
1982年另一任新會長漢堡上台。他與派弗背景很不相同，主要從事醫務工作，原任哈佛大學衛生政策研究和教育部主任。他表示到基金會任職是為社會和公眾服務，不過對基金會應關心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他確定基金會的幾大目標是：（1）避免核戰爭，改善美蘇關系；（2）教育全體美國人，特別是青年，以適應一個以科技為基礎的社會；（3）防治各種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傷害，包括吸毒、酗酒和少女懷孕等社會問題；（4）在第三世界培訓和開發人力資源，重點在墨西哥。
漢堡認為，今後世界發展最大的特點之一是科技對人的決定性影響。可以想見，根據這一思路，基金會的工作必然有所調整。在所有以上目標中，特別強調科學，包括硬科學和行為科學；更著眼於全球性的問題；國內則著重政策研究，不那麼強調不平等和社會改良。對政府的態度從批評改為爭取其支持和合作，在華盛頓政界和高層人士中進行經常性的聯絡活動。同時建立了卡耐基教育和經濟論壇，定期舉行全國各界領袖人物的會議，討論教育政策與國家經濟需要的關系。
根據1993年的會長報告，10年中基金會在資產和支出的數額上有很大發展，當時總資產達到13億美元，是1982年的3.25倍；支出預算從1982年的1300萬美元增至5900萬美元，相當於自1911年以來82年間總捐贈數的51%。工作中心仍然圍繞教育與和平兩大主題，強調預見性，「防」甚於「治」，為此，加強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這一時期最大的特點是把重點放在早期教育。80年代美國教育界和科學界達成共識，認為兒童和少年時期的教育對人的一生乃至整個國家的未來都非常重要，並就父母和有關方面應如何合作以滿足少年兒童成長的需要提出建議。基金會配合這一共識，大力進行解釋和宣傳，利用其近一個世紀以來在教育界的影響掀起全國長期教育改革運動，重點在公立中小學和學齡前教育，研究一切影響學習的校內外因素，並提出口號「教育非自幼兒園始，而是始自胎教」，甚至從孕婦培訓開始。資助的具體項目有：
① 青少年教育與發展戰略。范圍是從出生前到10—15 歲的少年。在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中, 基金會贊助了對青少年不同的發展時期進行的綜合研究，取得了國家科學院研究理事會、斯坦福大學和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的配合，成立了若干專家與公眾領袖聯 合組成的小組，分為幼兒（3歲以前）、童年（3—10歲）和少年（10—15歲）。小組提出了大批報告和專著，其中影響最大的為代表以上三個年齡段的三篇報告：《起點》、《前途有望之年》和 《大過渡》。報告就培養負責的和夠格的父母、產前與初生嬰兒的保健、少年健康成長的要素，以及爭取家庭、學校、社區、媒體等社會力量配合等提出了一系列建 議，在社會上廣泛散發。基金會又出資立項，鼓勵各州和市採取實際措施實施以上報告中的建議。已有十幾個州和若干市參加這一項目。這些建議得到柯林頓總統夫婦、全國州長協會和兩黨不少國會議員的支持和大力推動。報告還在全國性的雜志登載，在電視台的黃金時間播放，並進入一次白宮會議的主題。這一研究對全國的教育政策和計劃都產生了影響。
② 提高教學質量。提高師資水平，改進教學質量，是卡耐基基金會的傳統關注點。這個時期的特點是突出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師資培養以及培訓幼兒園和低年級小學教師，促使低年級小學教科書的出版者也參加研究工作。 80年代，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會聯合贊助成立教學與美國前途全國委員會，經過在全國范圍內的調查研究，提出一項報告，主要精神是：教育制度的改良歸根結底以提高教學質量為中心。報告並就提高教師職業的地位、吸引優秀人才、建立考核機制、提供終身自我提高的機會等提出一系列建議。報告還強調要建立一種足以反映美國社會多元文化的教育結構。為此，基金會組織的卡耐基教育與經濟講壇還就這些問題進行討論，集思廣益。1987年又發起成立了提高專業教學標准全國委員會，以實施論壇報告中所提出的建議，由北卡羅來納州州長亨特主持。經過10年的實踐，基金會於1997年向30個領域的骨幹教師頒發證書，數量約占教師總數的40%。柯林頓總統在1997年的國情咨文中專門提到了這一委員會，號召全國予以支持。
③ 文科教育。在提高教育質量中有一個特殊問題是文科教育問題，對美國的意義就是如何加深全民對民主制度的理解。1981年卡耐基教學促進基金會提出一份報告，題為《高等教育為國家服務》，其作者大聲疾呼美國存在著「公民知識盲」，建議在大學課程中加入新的公民教育。1988年美國價值研究所又提出報告《向公民社會呼籲》，建議重新對一些基本的公民社會問題進行學習思考。從1930年以來，卡耐基基金會就對大學本科的課程改革集中資助，並且這也是卡耐基教學促進基金會資助的無數研究報告的主題。中斷了16年以後，基金會又重新開始這一課題。從1999年開始將研究文科教育未來的目的，以及基金會能如何有效地回應這一問題列為研究主題。
④ 教育服務工作中的各方合作。從80年代初開始，基金會即從事一項工作，把大專院校、公司和國家的各實驗室以及各科研機構的科學力量同中小學的教學需要結合起來。特別注重建立科學教育工作者和科學機構的聯系，以改進教學和課程，包括理、化、生物，也包括行為科學和心理學。在此領域中一項突破性的規劃名為「2061規劃」（以哈雷彗星再次出現的年代命名），主持人為著名科學教育家拉瑟福德 。他認為美國當前學校中的科學教學不足以為生活在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高技術世界中的未來公民作準備。該規劃旨在重塑大學前的自然科學、數學和技術教學，從幼兒園起，貫穿整個12年中小學。經過10年的努力，於1989年發表了《全體美國人學科學》和《水準線》兩項報告，對發動制定全國科學教育標准和直接改進科學教育質量起了很大作用。到90年代，全國科學院經常發表科學標准，成為提高科學教學的中心。 80年代到90年代，基金會一直把反對核擴散以及前蘇聯地區的發展作為中心議題。冷戰以後種族間的沖突成為對和平的新威脅，也是基金會的重點之一。
① 避免核戰爭。基金會大規模資助跨學科、跨國界的研究，特別關注核武器和製造材料的安全儲存及其指揮—控制系統。基金會發揮它的特長——充當聯系獨立研究者和決策集團的中間人，一方面贊助第一流研究分析家出成 果，一方面設法在重大問題上建立他們與政府、傳媒和企業界之間的聯系。在里根、布希和柯林頓政府期間，基金會都曾應政府的要求召集有關專家就核軍控和防止核戰爭問題、與蘇聯關系、非政府組織的作用、聯合國改革等問題進行討論。
基金會還資助前參議員克拉克主持的阿斯彭學會國會項目。這一項目的活動方式是在一個休閑勝地與有關某個問題的國際學者進行超黨派的無拘束的討論，已經舉行的有與前蘇聯、東歐和烏克蘭等國家的討論。
② 防止核擴散。基金會1992年撥出巨款資助有關這一題目的研究、討論和活動，參加的有各方面專家。指導委員會中有參議員納恩與盧格、布魯金斯學會會長斯坦布魯納、 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軍控中心主任佩里（1994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對1992年納恩—盧格修正案有很大貢獻。該修正案是針對1991年國會通過的《減少蘇聯核威脅法》的。這是參議員把研究成果化為政策實踐的典範。 1992年，基金會資助的哈佛大學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卡特在一份題為《蘇聯核裂變》的報告中指出蘇聯解體之後的新的核威脅。這份報告到了兩位參議員手中，他們立即合作發起美國幫助消除這一危險的立法措施。後來卡特任助理國防部長，和佩里一起與兩位參議員合作共同執行這項法案，幾年來，共花費20億美元，用於許多大型工程計劃、軍事來往、國防工業轉 為民用計劃、軍營建設和再培訓、武器與裂變物資的安全保衛以及反對人才外流的贈款等。有幾千名美國人在俄羅斯與其同行就以上項目進行合作，包括使烏克蘭、 哈薩克和白俄羅斯完全非核化。
③ 防止致命的沖突。1994年，基金會把「國際安全」 項目改名為「防止致命沖突」。特別把重點放在明確的、系統的防止災難發生的辦法上，而不是事後修補災難造成的破壞。成立了「卡耐基防止致命沖突委員會」， 有36名委員，包括16名國際領袖人物和長期對防止沖突研究有經驗的學者。兩名主席是前國務卿萬斯和基金會會長漢堡。這是一個國際性組織，與世界各國的組 織有積極的合作關系，經常舉行國際會議。委員會分以下四方面進行研究：
考察種族、民族和宗教沖突的原因和防止其發展為致命沖突的辦法；
支持非政府組織進行防止暴力的努力；
繼續努力加強民主機制，作為應付前蘇聯和中東歐內部帶有爆炸性的沖突的非暴力機制；
探索美國、俄羅斯與其他核大國如何加強努力以遏制先進武器的擴散，避免使族群沖突更加危險。
委員會於1997年發表最後報告，在全世界散發，號召國際社會的各類成員，包括民主國家、聯合國、區域組織、企業界、全球科學界、教育與宗教組織、傳媒、關心沖突的非政府組織等，通力合作，防止致命沖突；除了消極 的避免直接對抗之外，還應採取積極措施，如促進民主、市場改革和創建保護人權的公民組織。
其他如自然資源的減少、領土完整的原則和自決原則之間的矛盾、和平實現後如何通過消除宿怨達成和解來予以鞏固，以及對過失國家實行制裁的效果等等，都是有關這一問題的題中之義。
④ 建立各種集團之間的相互了解。各個群體是否不需要族際仇恨和沖突也能增加自身的凝聚力，取得有效的發展？人類的適應能力如何調動起來把這種隔膜和仇恨減少到最低限度？這是卡耐基基金會在冷戰後所致力的課題之 一。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把兩項傳統的關注——和平與教育——結合起來。家庭、學校、社區組織和傳媒對形成族群的態度有關鍵作用，既可以向仇恨和沖突方向，也 可以向寬容和合作方向引導民眾的情緒。1996年卡耐基資助16家機構對青年人的族際關系問題進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找出兩種態度產生的根源與如何進行尊重 和寬容的教育方法。鑒於媒體的重要作用，基金會在其資助的兒童電視節目「芝麻街」中增加了這方面內容。這個節目是國際性的。 ① 前蘇聯及其他地區。對俄羅斯和其他前蘇聯地區，基金會的做法不是提出改革的建議，而是提供機會促進這些地區和美歐及其他國家高級集團之間的經驗交流。
基金會資助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的「加強民主機制」項目從戈爾巴喬夫初期就已開始，對蘇聯中央政府和比較進步的地區中關心建立民主的人士給以咨詢，此項工作一直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許多當時與此項目有關系的人士已是俄羅斯社會有名望的重要人物。漢堡在會長報告中稱：這樣有組織地幫助一個國家民主化的國際行動在歷史上是少見的，而事實證明不是不可能的。不過，如果把民主當作裹著糖衣的新帝國主義入侵活動，那麼將一事無成。如果把它看作在我們這個紛爭無處不在的人類中一個強有力的、建設性的、解決沖突的機制，那麼這是一個應付生死攸關的挑戰的寶貴機會。
② 加強美國國內民主。卡耐基基金會認為自己的各項工作，包括教育，都貫穿了加強民主價值觀的精神。不過另外還有更加直接的由專人負責的專門項目，其主要內容是提高選舉的投票率、促使競選捐募款制度的改革、推動國會改革、提高大學在處理重要社會問題中的作用、研究民主與媒體的關系等。基金會認為當前對美國民主的威脅因素如下：
公眾對政治的冷漠和憤世嫉俗的態度，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政治權力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不是為公眾的利益服務；
不同宗教、種族和族裔、階級、性別的人群關系日益疏離，美國凝聚力下降。光是寬容是不夠的，還需要進一步互相理解和接受，並認識到美國社會的力量在於多元化；
老年人的積極作用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其困難也未得到足夠照顧；
貧富懸殊擴大。
這些問題都是基金會特殊項目所關注的內容。 經濟問題在卡耐基基金會歷史上不是重點。但是自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家庭收入下降，大批婦女進入勞動大軍，而同時反福利政策的勢力抬頭。有鑒於此，基金會開始關注經濟拮據的家庭問題，資助一系列的有關研究項目，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兩名學者卡默曼和卡恩關於工業化國家社會福利比較研究與卡耐基兒童理事會關於美國困難家庭兒童狀況的報告。基金會還在哥大建立了全國貧困兒童中心，致力於將美國2300萬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兒童的狀況向全國廣為宣傳以教育公眾。
此外還成立了「卡耐基科學、技術與政府委員會」，旨在促進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研究，分析科學如何為社會服務，並確保科技成就作人道的使用，關注發展科技的決策過程；研究「使美國民主適應世界的變遷」，如技術進步、全球經濟一體化、國內少數族裔和文化多元化對原來的民主機制的挑戰等課題。
1997年柯林頓總統授予卡耐基基金會漢堡會長美國平民最高的榮譽——總統自由獎章，以表彰他為「改善兒童的健康和福利事業」做出的終身努力。
Ⅵ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在碳排放問題上 尤其是碳排放的額度達成共識
氣候變化正在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個焦點議題。它不再是純粹的經濟問題、道德問題和技術問題，它和恐怖主義、核擴散、領土安全等問題一樣，變成了各種社會矛盾如何平衡的問題，變成了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戰略性博弈問題。其背後體現的是大國的權力角逐，全球氣候爭端的實質就是國際話語權之爭。
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充分表明，減少碳排放的問題面臨著各國權利和責任不一致的政治問題。由於國際社會在這一問題上沒能解決責權不一致的問題，因此推進控制氣候變化進程受到嚴重阻礙。
從理念之爭到利益之爭
去年哥本哈根大會之前，發達國家之間立場並不一致，歐盟和日本比較積極，一直在推動氣候政治日程方面不遺餘力，美國則一直猶豫不決，在氣候問題上遲遲不肯承擔責任，甚至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哥本哈根大會之後，盡管發達國家之間仍然還存在一些小的立場差異，但在氣候政治化方面越來越趨於一致，尋求將溫室氣體排放與國際貿易政策掛鉤。
後哥本哈根時代，發達國家將積極或者變相推進碳關稅進程，2009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按照該法案，從2020年起將針對來自不實施碳減排限額國家的進口產品徵收「邊境調節稅」(碳關稅)。從2012年開始，2000多家航空公司被納入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屆時，只要飛機經過歐盟的天空，就必須為排放的溫室氣體付費。我國幾十家航空公司均被納入了征稅范圍。更有甚者，法國從2010年1月1日起，將針對法國國內企業和家庭徵收碳稅，同時還意欲藉此推行碳關稅。 碳排放和應對氣候變化日益成為發達國家構造新的貿易規則的借口和理由，甚至WTO也放風支持碳關稅，說是碳關稅符合WTO規則。發達國家在徵收碳稅方面的立場趨於一致，在整合了發達國家政治立場的同時，也擴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政治界限。
與發達國家相比，除了一些受氣候變化影響緊迫的小島國集團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漸漸將注意力集中到獲得資金援助和技術支持上來，維護發展權益和尋求資金援助和技術支持漸成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談判中的核心戰略。2010年1月24日，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礎四國」氣候變化部長級協調會第二次會議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說，四國將繼續推動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以雙軌制進行氣候變化會談。聲明倡議設立氣候援助基金，以幫助氣候變暖中的弱勢國家，並呼籲發達國家盡快兌現援助資金承諾，以顯示其在氣候問題上的責任心，發達國家應盡快落實在去年年底哥本哈根大會所作出的在2010年為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國和非洲國家提供100億美元援助的承諾。在長期資金支持上，各方越來越同意設立聯合國氣候變化共同基金，包括美國內，均認這是一條可行的辦法。而以「基礎四國」為代表的發展中新興大國決心促成一個「全面而平衡」的坎昆會議成果，為未來的南非會議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成果鋪平道路。四國還首次就全球溫控目標表態，稱將為升溫控制在「遠低於」2攝氏度提供幫助，這接近於小島國家一直呼籲的1.5度目標。
總之，在後哥本哈根時代，關於氣候變化問題越來越集中在減排目標、碳稅、資金和技術合作等議題上，有關各方圍繞上述議題展開博弈。其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能否在碳稅、減排、資金和技術支持方面達成一致，成為決定墨西哥坎昆會議前景的觀點，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交鋒將成為坎昆會議的焦點。
爭奪國際話語權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由於涉及人類生存前景、經濟和能源安全以及復雜的利益分配，越來越成為大國爭奪世界軟權力的戰場。
美國：收復話語權失地
冷戰結束初期，美國對環保話語權的需求不大。它在2001年3月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其結果就是歐盟填補了氣候變化領域的軟權力真空。而在2007年底澳大利亞宣布簽署《京都議定書》之後，美國在發達國家中受到孤立。再加上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更加令美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受到損傷，美國面臨著來自世界范圍內的批評和指責。為了改善美國形象，重新確立美國世界領導力的支柱，奧巴馬政府將注意力集中到了氣候變化問題上，希望重振美國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上，美國態度積極，試圖重新掌握氣候談判主導權。
歐洲：謀求軟權力制高點
作為美國的盟友，西歐各國在許多國際重大政治事務上不得不附和美國，國際政治地位和話語權大大降低。在硬實力方面上依然無法對美國構成挑戰，歐盟將注意力集中於軟權力領域。在民主、人權是美歐共有的價值觀，歐盟另闢蹊徑地試圖在環保領域確立話語權領袖地位。對於發展中國家，歐盟通過清潔發展機制和全球環境基金機制加以援助。對於中東歐國家，歐盟通過聯合履約機制實行援助。對於俄羅斯，歐盟通過支持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加強貿易聯系等交換條件使俄羅斯於2004年底批准了《京都議定書》。歐盟的舉動獲得了國際認可，被譽為「國際氣候談判領導者的角色」，歐盟的國際政治地位將通過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得到日漸提升。
中國、印度等經濟高增長的發展中大國：謀求發言權
隨著中國、印度等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溫室氣體排放快速增長。發達國家要求中國在氣候問題上承擔大國責任。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上，對於中國提出的國內減排目標，美國認為中國需要做更多，還要求中國將減排承諾納入國際協議。
中國未來將獨自面臨更多的來自發達國家的壓力。若發展中大國承擔減排的重要責任，則必然犧牲經濟發展，因此發達國家強調減排與發展中大國強調發展之間的矛盾將成為未來的主要矛盾。而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大國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增加，但發言權卻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因此中國、印度等國未來將會謀求與其責任相匹配的發言權。
其他經濟低增長的發展中國家：搭便車心態
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開始，中國一直以「77國集團+中國」模式與發展中國家陣營一起參與談判。然而，國家數量越多，集體行動的難度越大。隨著氣候爭端的南北矛盾加劇，發展中國家內部的觀念差異化也可能加劇。經濟低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從各自的國家利益角度出發，雖然也支持環保和減排，但希望搭便車，要求發達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自身則不願承擔過多成本。
上述各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應對氣候爭端軟實力問題的不同心態，導致了各方的博弈，這也是導致氣候爭端遷延不決的重要原因。在各國圍繞氣候變化問題的博弈中，核心是關於話語權和國際合法性的爭奪，是軟實力的爭奪。每一個國家都試圖從自己的國情和利益出發，提出有利於本國經濟發展和國情需要的氣候政治話語，並極力說服其他國家接受和認同這些氣候政治話語。究竟哪一種話語將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導性話語，將決定著全球氣候政治爭端的未來趨勢。
中國的壓力遞減時間表
盡管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國家軟實力與合法性的來源之一，但各國減排政策的力度與國家戰略利益密切相關。當環保合法性與本國利益相結合時，國家會大力支持減排，反之則不會支持。在哥本哈根會議後，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的緩慢復甦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國際氣候軟實力之爭的格局將發生變化，中、美、歐等大國政治棋盤可能重新洗牌。
在未來三年，中國在氣候問題上面臨的壓力基本上維持現狀，難以出現較大變化。這是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仍然存在，而中國經濟恢復較快，因此各國主要關注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問題，需要與中國合作。
未來4-7年，中國面臨的國際氣候政治壓力將是不確定的。由於中美結構性矛盾將加劇，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減排問題上的矛盾難以達成一致，西方國家仍可能以環保為武器，從政治方面給中國崛起造成困難。然而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的需要上升，又需要加大與中國的合作。
未來8-15年，將獲得一定的主導性地位。屆時，中國的減排成果將明顯優於其他國家，因此在全球氣候問題上的發言權將上升。目前，我國正在加大減排的政策力度。我國「十一五」規劃的目標是：2010年單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20%。2009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的目標是：202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並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在以上措施下，我們可以預計在未來8-15年，中國在氣候問題上受制於西方的局面將被扭轉。同時，隨著中國承擔的責任增多，中國在氣候問題上的軟權力將有所上升，美歐將難以再保持其在氣候爭端中的制高點。
從戰略高度重估氣候大會
排放二氧化碳是基本人權和國家主權的一部分，聯合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必須以尊重一切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權為出發點，以構建公正合理的碳排放秩序為根本目標，以下幾個原則尤為重要。
排除低碳主義干擾，確立責權一致的原則。從1990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京都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一直持續到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低碳主義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日益活躍。然而，低碳主義忽視了世界各國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事實上，由於發展階段不同，人口規模不一，基本國情迥異，各國在節能減排方面承擔的責任差別很大。比較可取的是確立責任與權利相一致的原則，鼓勵那些勇於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積極承擔責任的國家採取果斷行為。
尊重各方碳排放主權，確立協商一致原則。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行動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從實際出發，從尊重國際社會多樣性出發，在尊重有關各方的碳排放主權基礎上，確立協商一致的決策機制。此外，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還需注意在減排責任上給國家「減負」，將國家無法承擔的責任交給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承擔。通過強大輿論壓力和道德約束的「軟制衡」，效果可能要比強行迫使國家達成協議更好。
確立公正合理的核查原則，制定普遍接受的碳排放標准。碳排放標準的確立是一個復雜的體系，要統籌兼顧，配套進行。首要的是考慮人均排放標准，確保全世界的所有人口均享有普遍的排放標准，不能對部分國家人均排放形成歧視性排放標准。其次，要以碳排放強度作為國家排放標準的依據，嚴格限制一個國家的單位GDP排放，但不能限制新興經濟體現代化發展的合理要求。再次，還要根據全球氣候變化趨勢的需要，結合各國歷史排放責任，綜合制定國家排放峰值標准。同時，碳排放標準的確立還需要與嚴格的核查監督體系相結合，確保全球減排責任落實到位。
目前，國際上已經出現一些比較規范的用於溫室氣體核算的方法學和標准，比如《溫室氣體排放協議：企業核算與報告准則》、國際標准組織推出的《ISO14064》等。國際社會應繼續推進溫室氣體排放的可測量、可報告、可核查方面的研究，逐步將溫室氣體減排核查納入制度化軌道。
探索氣候治理的原則，確立氣候治理的機制。一是推動建立聯合國氣候理事會。各國以自願承擔的減排責任份額加入，並根據承擔責任的大小分配理事會席次和職位，以體現權責一致的原則；二是推動設立全球氣候變化公共基金。各會員國都應當從各國徵收的碳排放稅中按照人均消費額度提取一定比例，形成各國的碳基金額度，以自願捐資的方式設立全球氣候變化公共基金，根據各國捐資的額度確立特別提款權份額；三是推動設立氣候技術委員會。吸納各國企業以技術合作為條件成為會員，設立聯合國氣候技術合作開發項目，將企業開拓市場、聯合國技術援助和各國減排責任結合起來，推進國際節能減排進程；四是推動建立國際防災減災合作機制。組建類似於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那樣的聯合國防災減災特別行動隊，各會員國派出抗震、救災隊員，每逢國際社會出現氣候災害援助請求時，有聯合國防災減災特別行動隊迅速反應，整合各國力量用於防災減災；五是推動建立國際減排核查組織。由各會員國、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代表組成專業化的國際減排核查小組，開展全天候減排核查和檢測，並公開發布檢測報告，為聯合國氣候理事會決策提供依據。
推動形式靈活的氣候外交
作為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中國在溫室氣體排放上面臨很大壓力。中國的碳排放量從2006年開始達到60.17億噸，超過美國59.02億噸成為世界第一，從1990年開始算起，在16年中全球碳排放量增加75億噸，中國增加37億噸，佔一半，全部發展中國家一共增加54億噸，16年來，我們新的增量占發展中國家的三分之二。即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降低到年增長2.8%的增速，2030年中國也可能達到117億噸。這個數字將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注意。其次，美國、歐盟和其他小島國集團將所有注意力集中到了中國，並且以道義指責、政治施壓以及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措施等限制中國，令中國在外交上極為被動。
存在矛盾和分歧並不可怕，關鍵是盡可能通過對話和談判的外交渠道加以解決。因此，要大力推動形式靈活的氣候外交，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國際社會一起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問題，如參與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氣候變化談判、在各種國際場合闡明中方立場、與一些國家進行氣候領域內的對話與合作，逐步達成氣候共識。此外，還要以應對氣候變化為契機，廣泛提高公眾意識，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和資源積極參與，加速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認識和培養新資源，形成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切入點和新動力，進而把外在壓力轉變為內在動力，把挑戰轉化為機遇，開拓創新，強化能力建設，建設生態文明，提高國家可持續發展水平。
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家園，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是全人類共同的課題。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要真誠地本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制定多樣但合理的減排標准，從而建設一個公正的碳排放世界。
Ⅶ 孔子基金會秘書處王新元是怎樣一個人
王新元，男，
1976年生，漢族，山東省省直機關青聯委員，現任中國孔子基金會《中國儒學年鑒》副主編。近年來，王新元同志助人為樂，無私奉獻，為歷城區精神文明建設工作創新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一是編輯出版《社區論語》。2008年8月，為提升歷城村居民文明素質，以良好的形象迎接十一屆全運會在濟南召開，歷城區委宣傳部、歷城區文明辦與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就編寫《社區論語》達成了共識。全書共4大部分，110千字，王新元同志承擔了大量繁重的編寫工作，無論是摘錄適合社區居民閱讀的《論語》語句、對這些《論語》語句進行注釋、編寫閱讀提示，還是選取與《論語》語句相關聯的小故事，他都精益求精，一絲不苟，使《社區論語》成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深受群眾喜愛的讀物。二是打造社區「論語長廊」。《社區論語》出版之後，在利農、洪家樓、南全福等社區開展了學習比賽活動，引導大家看這本書，用這本書。為增強宣傳效果，在東風街道祝甸、洪樓街道七里堡等社區廣場，郭店相公等村莊廣場，製作了圖文並茂的「論語長廊」，在居民樓樓道門口懸掛了「論語對聯」，這些內容的策劃和設計，都是王新元同志辛勤勞動的成果。此外，按照中央、省市要求，為開展好「道德講堂」、「我們的節日」等主題活動，應區文明辦的邀請，王新元同志結合歷城實際，精心設計了歷城特有的「道德講堂」、「我們的節日」標示，為傳統節日賦予新的命名：「祥和春節」、「燈火元宵」「青青清明」、「五彩端午」、「團圓中秋」等，使我區的「我們的節日」主題文化活動成為全市乃至全省都叫得響的活動品牌。
林甘
林甘，男，81歲，山東省農業科學院畜牧所退休教授。他長期熱衷慈善公益事業，關心幫助社會弱勢群體。自2000年以來，通過不同方式扶貧濟困、慷慨解囊、無私奉獻。為了幫助他人，為了所熱愛的慈善公益事業，他與老伴平時省吃儉用，節衣縮食。據統計，自2000年以來，林教授共向慈善事業、特困家庭、失學子女捐款捐物已達10萬元之多。在他的資助下，許多貧困失學兒童穿上了干凈整潔的衣服，用上了嶄新的文具，重新走進了嚮往的學堂。大災大難現人間真情，四川汶川、青海玉樹、甘肅曲舟震災也同樣牽動著林教授的心，震後報道後的第二天，他就在第一時間向省紅十字會捐款一萬元。奉獻了一位老者的拳拳愛國之心。而他自己家裡卻沒有幾件像樣的傢具。林甘老人的事跡感人肺腑，感天動地，催人奮進，省市各大媒體長期關注，爭相報道。2005年林甘老人被評為十大「山東好人」。
姚發坤
姚發坤，男，74歲，歷城區董家鎮姚家村人，退休教師。國家三級籃球裁判，曾獲國家二級運動員稱號。99年姚老師退休後，開始義務為小學生、中學生、老師、企業職工和老年人當乒乓球教練。姚老師一教就是12年。他自己花錢買好的乒乓球、球拍，免費教打乒乓球，還組織多次比賽，自費為比賽選手發獎品。在2011年9月舉行的歷城區業余乒乓球聯賽里，女子組比賽的前四名全是他的學生。他不畏寒暑，定期到村文化大院、謝家小學、邢家小學等地，免費組織未成年人開展乒乓球培訓，幫助困難家庭指導教育孩子，看到孩子進步了，他就高興的自己掏錢買乒乓球等鼓勵孩子，有人問他為什麼這么做，他總是說能幫助這些孩子健康成長就是他今生最大的樂趣。2008年至今被邀請為齊魯制葯廠、濟南鋼鐵廠等乒乓球運動教練。先後被評為老有所為先進個人、歷城區模範老人、2011感動濟南年度人物候選人等。
賈延芳
賈延芳，女，38歲，區教育局宣傳科科長。她愛崗敬業，善於攻堅，工作出色，連續四年獲得全市教育系統和本區部門新聞宣傳工作第一名。她心系學子，充滿愛心，想方設法關愛並幫助學生。2008年加入泉城義工，藉助媒體平台，組織了愛心大篷車、愛心圖書室、圓夢行動、美好生活在行動、優秀教師游泉城等大型公益活動，為山區學子捐贈物、款20餘萬元。2012年，她發動家人捐資6000元組建了「芬芳小口袋」愛心社團，捐出自己的15年稿費為山區學子購置圖書500餘冊，同時，吸引了山東電視台、濟南電視台、新華書店、馬語者馬術俱樂部、山東師范大學、濟南眼科醫院、山東大學、外國語學校、山師附小等社會愛心團體和個人加入到愛心團隊，為農村兒童送好書、送好課、送心理輔導，組織了健康查體、手拉手結對子等活動，為留守兒童和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健康成長做出了較大努力。先後被評為山東省優秀輔導員、濟南市巾幗建功標兵、歷城區教學能手等。
高蓮香
歷城區夕陽紅藝術團是在高蓮香同志的倡導和組織下，於1997年4月成立的業余藝術團體。十幾年來，該團堅持老有所學，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的活動宗旨，秉承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緊張形勢，圍繞中心，弘揚主旋律，無私奉獻，堅持為社會主義建設和廣大人民群眾服務，團隊建設發展壯大，藝術活動蓬勃向上。
該團由初建時的24人，現在發展成為擁有近200人，設置有合唱
Ⅷ 國際金融組織的幾個問題！！！急求答案啊啊！！小弟感激不禁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國際金融公司，國際清算銀行
會員費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是聯合國系統專門為促進國際貨幣與金融合作而建立的、由主權國家自願參加的多邊合作組織。根據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布雷頓森林鎮召開的聯合國貨幣與金融大會通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以下簡稱「《基金組織協定》」）於1945年底成立。現有成員國185個（2007年），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二）成員國和組織結構
1、成員國
根據基金組織協定第二條的規定，基金組織的成員必須是主權國家。2007年基金組織的185個成員國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
2、份額和投票權
每個成員國在加入基金組織時都要認繳一定數額的資金，稱為「份額」（quota）。份額是基金組織的主要資金來源，它決定了成員國投票權的大小、成員國可從基金組織獲得的貸款的最高限額，以及一國可獲得特別提款權分配的大小。
時任基金組織總裁拉托在「中期戰略」框架下提出了「分兩步走」的份額改革方案: 第一步是在2006年9月新加坡年會上就特別增資方案達成共識，對中國、韓國、墨西哥和土耳其四個份額嚴重低估的國家進行特別增資；第二步是修改份額計算公式、增加基本投票權等更深層次的改革，計劃兩年內完成。基金組織理事會在新加坡年會上通過了對中國、韓國、墨西哥和土耳其四國的增資方案（2）。
按基金組織規定，每一成員國有250票基本投票權，然後按其份額每10萬特別提款權份額增加一票。長期以來，美國的投票權一直最多，2007年3月底美國的投票權占總投票權數的16.83%，是基金組織中唯一對重大問題有單國否決權的國家。基金組織的主要政策和業務決定都需要多數票通過，有些重大問題需達到規定的多數票方可通過，比如份額的調整和特別提款權的分配需經理事會85%的多數票才能通過。
基金組織的基本職能
當前，基金組織的基本職能包括對成員國和全球經濟的監督及維護、向成員國提供援助、消除貧困、監督匯兌安排以及加強國際金融體系建設等。
1、加強各項監督工作，促進各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1）國別監督
（2）地區監督
（3）全球監督
2、向成員國提供援助
（1）備用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
(2）中期貸款（Extended Fund Facility）
（3）減貧與增長貸款（Poverty Rection and Growth Facility）
（4）補充儲備貸款（Supplemental Reserve Facility）
（5）補償性融資貸款（Compensatory Financing Facility）
（6）緊急援助貸款（Emergency Assistance Facility）
3、減貧與減債
4、對匯兌安排的監督和管理
5、加強國際金融體系建設
世界銀行集團的組成機構
IBRD 國際復興開放銀行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向中等收入國家和借貸信用好的較貧困的國家提供貸款和發展援助。其投票權與成員國的認繳股份額掛鉤，而認繳股份額則根據每個成員國的相對經濟實力確定。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以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發債作為其主要資金來源。
IDA 國際開發協會
國際開發協會在世界銀行履行其減貧使命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國際開發協會的援助對象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向他們提供無息貸款和其他服務。國際開發協會的主要資金來源是較富裕的成員國，也包括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捐款。
IFC 國際金融公司
國際金融公司通過為私營部門提供投資資金，為政府和企業提供技術援助和咨詢服務，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國際金融公司聯合私人投資者向發展中國家的商業性企業提供貸款和股本融資。
MIGA 多邊投資擔保機構
多邊投資擔保機構通過向外國投資者提供非商業性風險擔保，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外國投資。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也協助政府傳播有關投資機會的信息。
ICSID 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
解決投資爭端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章程的規定，春有權進行下列業務活動：
⑴既可為自己，又可為中央爭銀行購買、出售、交換和儲存黃金；
⑵為各成員國中央銀行提供貸款和接受他們的貸款；
⑶為各成員國中央銀行辦理和重辦其票，收買或出售期票以及其他優等短期債券；
⑷既可靠自己，也可以靠各成員國中央銀行收受展品出售外匯和有價證券（股票除外）；
⑸接受各成員國中央銀選擇往來資金和存款；
⑹作為被委託人接受政府的存款或根據董事會的決議，接受其他資金銷售量 不得發行提示付款銀行券、承競匯票、為各國政府提供貸款（購買國家公債例外）；
⑺對任何一個企業有監督權；
⑻有由於低償還銀行的債務而歸於銀行的一不動產沒有一更合適的價格被變賣之前，掌管這些不動產。
國際中心通過調停或仲裁的方式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