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產業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和有效措施
強勢推進產業結構調整
——貫徹市委四屆五次全會精神評論之一
日前召開的中共梅州市委四屆五次全體（擴大）會議，是我市經過特殊困難之年後舉行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對於團結和帶領全市人民振奮精神、扎實工作、開拓創新、奮發有為，開創我市經濟社會發展新局面具有很重要的意義。這次會議討論了《中共梅州市委、梅州市人民政府關於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意見》（討論稿），市委書記劉日知在代表市委常委會所作的報告中，強調要「強勢推進產業結構調整」。這一舉措完全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非常切合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對於我市實現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協調發展、加快發展、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是今後我市工作的重中之重。
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是我市經濟發展重要而緊迫的任務。近幾年來，中央提出要認真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建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是實現這些目標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國家為此於最近出台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要求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三次產業健康協調發展。近幾年來特別是2003年以來，通過努力實施「四個梅州」發展戰略，我市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建設都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果；同時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整體素質不高，資源環境壓力增大，發展後勁不足，去年「8·7」礦難對我市的發展造成較大的影響。這促使我們必須進一步增強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緊迫感，轉變發展觀念，理清發展思路，創新發展模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變過度依賴山區資源特別是地下資源推動發展的做法，切實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結構調整促進全市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加快發展。
強勢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要突出「工業梅州」，著力建設特色新型工業、綠色農業、休閑度假旅遊、現代物流這四大基地。當前要以「工業梅州」為核心，招商引資為總抓手，鞏固優化第一產業，壯大提升第二產業，活躍繁榮第三產業，培養發展新興產業，加快從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產出的循環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推動我市經濟發展實現總量增大、結構優化、效益提高。
強勢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必須重點落實好五項措施。一是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力爭今年新簽招商引資合同300億元。二是加快發展園區經濟。三是抓好今年規劃投資億元以上、總投資約600億元的56個重點項目，認真做好核電、抽水蓄能電站的立項等前期准備工作。四是打好國企改革攻堅戰，加快改革轉制，促進國有集體企業民營化。五是加強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深化區域旅遊合作。
強勢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必須切實加強組織實施。各級黨委、政府要建立健全組織協調和監督檢查機制，明確職責、工作重點和目標任務，及時研究、協調、解決新情況新問題。市有關部門要抓緊制訂由鼓勵、限制、淘汰三類目錄組成的《全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合理引導投資方向，鼓勵和支持發展先進生產能力，限制和淘汰落後生產能力，防止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市有關部門和各縣（市、區）要結合實際制定專項規劃和實施方案。要加強政策引導，認真落實國家和省有關優惠政策，制訂和完善我市相關政策措施，支持鼓勵各類產業項目的發展。
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對我市經濟社會發展既是挑戰又是機遇。只要我們按照市委四屆五次全會的部署，認真貫徹好全會精神，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同心同德、扎實工作、開拓創新，深入實施「四個梅州」發展戰略，就一定能夠化解矛盾、戰勝困難、奮發有為，開創我市快速、協調、持續發展的新局面！
中國產業結構調整：機制與途徑
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18年來已基本完成人均產值500—1000美元的經濟起飛准備階段，且形成經濟粗放增長終結的話，那麼，代之繼起的將是經濟騰飛的集約增長。集約增長的前提是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換，基礎是行政配置資源向市場配置資源轉換。兩個轉換的直接表徵就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與現代城市經濟二元並存的經濟，其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面臨的基本任務有三：一是順利完成農村巨大的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實現農業現代化；二是工業低層次勞動資本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轉換，實現工業自身現代化；三是就業比重從一、二產業為主向第三產業為主的轉換，實現經濟發展與就業水平提高的雙重目標。實施這些目標，中國現期遇到的障礙直接來自兩個方面：其一，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所需巨額啟動資本形成難題；其二，如果能形成有限的資本注入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那麼，形成一個有效率、有效益的儲蓄、投資轉化機制也是一個難題。本文從實證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分析入手，提出資本形成和資本機制是最大障礙的觀點；然後從邏輯上判斷資本市場化是中國過渡期，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最有效機制；最後結合中國過渡期國民收入流程與體制變革的特點、推論國民儲蓄是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資本市場主體的政策主張。
一、資本：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最大障礙
1996年中國兩次降息和較大幅度的降低存款准備金，但1—7月全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降幅與虧損額增幅均在40％左右。其直接原因是產品銷售不暢。據統計分析表明，1996年1—6月份，市場上暢銷產品僅7％，平銷和滯銷產品達93％。由於市場適銷產品少，一方面工業品庫存積壓大量增加，生產越多壓積越多；另一方面居民持幣待購，無適銷貨物供應，儲蓄存款大量增加。由此推論：中國現階段經濟不佳其主要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產品結構不合理。而產品結構的不合理在於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滯後。
國際經濟發展歷史表明，當一國國民產值達到500—1000美元時，其產業結構應有相應的調整和相應的結構高度。因為產業結構調整，它反映了產業與產業之間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互動關系及其比例變化規則；產業結構升級，反映了一國產業結構根據經濟發展的歷史和邏輯順序在演進中所要達到的階段和層次。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基本規則是：第一產業佔比優勢向第二、三產業佔比優勢遞進；勞動密集佔比優勢向資本、技術密集佔比優勢遞進；初級產品佔比優勢向中間和最終產品佔比優勢遞進。如果產業結構未能按這一規則演進或演進受阻，則經濟發展同樣受阻。以美、日、英、法、中等五個國家國民人均產值500—1000美元的產業結構高度為例，不難看出中國現行經濟增長受阻的形式特徵：
很明顯，雖然中國進入90年代以來，人均產值已接近20世紀70年代美、日、英、法的水平，但是產業結構高度則遠遠低於這些國家。因此阻礙中國經濟騰飛的直接矛盾是：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理順中國產業結構，促進其產業結構的升級，縱然有體制、社會就業保障、政府職能轉變、要素價格放開以及經濟運行機制等深層次的問題，但最直接、最現實的還是資本形成和傳統的資本配置機制問題。
首先，將第一產業勞動力分布佔比58．5％，絕對量達5億以上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分散到工業和轉移到城市，要依賴於資本積累和現代城市工業部門的擴張來吸納。但中國到1996年的現狀是：工業處於發展期，在很大程度依靠對農業的掠奪，但不能形成對農業的支持。因為中國的工業企業產權邊界不清晰，企業純收入中的儲蓄傾向很低。因此，不可能依靠工業本身積累來形成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納。
其次，盡管中國的第二產業產值佔比較大，但工業自身的升級和擴張同樣遇到更新改造資金以及新生工業群投資不足的矛盾。這一方面表現為經濟發展水平使國民收入可能的儲蓄同工業自身升級對資本需求的嚴重失衡；另一方面由於重復投資、盲目投資以及資本產出水平低下而加劇工業自身升級同可能供給資金的矛盾。以1996年1—6月的投資為例，基建投資與技改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16．6％和14．4％，而房地產投資增長卻高達32．1％。
再次，18年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採取的一條強制儲蓄的資本形成機制，當強制儲蓄效應走向盡頭之後，其後續的資本形成勢必復歸減緩。從1988年以來，中國為解決改革發展的資本不足，每年都不同程度地採取了攤派政府債務、通貨膨脹等手段，通過強迫儲蓄籌措工業發展所需資本。這種方法對於快速地形成工業化基礎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是，當其能量釋放到傷害微觀主體的投資積極性、通貨膨脹與工資輪番推進時，其積極作用也趨向盡頭甚至適得其反。如果政府債務和通貨膨脹都只能維持在一定控制水平之下，那麼這種強制儲蓄就可能再現初始期資本形成的發動功能。
最後，在財政組織社會資本能力下降的同時，金融淺化沒有根本性改善，雙軌資金配置機制是產業結構升級阻滯資本機制的障礙。按理隨著市場經濟進程的加深，財政理應逐漸退出組織社會資本的領域，但同時必須由金融深化來替代和互補。這樣才不致於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資本機制空缺。中國的金融改革具有明顯的滯後問題。集中體現在：金融機構的非商業性；直接融資比重過份狹小；資金價格僵化；金融機構資本轉移成本上升。在這種情況下，既不能最大限度地動員社會各階層的儲蓄資本，以滿足產業結構升級對資本的需求，又不能通過金融資產的流動性促進產業結構的重組。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起飛有待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而創造這一條件的切入點，將是改革現行的資本形成機制和資本資源的配置機制。
二、市場配置：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最有效機制
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從邏輯和經驗證明，有兩種資本配置機制：一是政府財政主導型機制；二是市場金融主導型機制。
政府財政主導型機制功能發揮的前提和條件是：其一，政府財政收入及流程在國民收入以及國民儲蓄中佔有相當高的比重。根據改革前中國的經驗，它們的比重分別為40％和70％左右。其二，投資對象均為國有企業，企業是政府的附屬物。否則政府沒有義務對其投資；其三，投資決策機構能對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方向，憑借主觀意志作出科學准確判斷；其四，每個受調控主體都能自覺地服從中央利益和整體安排。中央行政指令作為傳遞信息為眾多分散的受控對象採納。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30年，中國都是採取的政府主導型機制。實踐證明，政府財政佔比40％和70％，不可能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而且也破壞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政府對企業的統收統支，不可能使企業真正成為企業；政府作為投資決策機構、沒有市場信息情況，也不可能對眾多分散的需求作出科學准確的判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客觀上存在著整體與局部的利益調控，因此，地方和眾多的受控者不可能完成按中央計劃來調整產業結構。同時，從1978年以來的十多年改革實踐和改革發展趨勢來看，政府財政占國民收入和國民儲蓄的比重已經降低20％以下，如果要提高這個比例，就可能觸動稅法的嚴肅性、規范性，亦可能導致統收統支計劃體制的復歸。改革的趨勢是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讓投資者根據市場信息來決策投資方向。因此，政府主導型資本資源配置機制，在經濟轉軌和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既無必要也無可能成為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資本資源配置機制。
市場金融主導型機制功能發揮的條件是：要素市場發育逐步成熟，微觀基礎逐步健全；金融逐步得以深化；宏觀間接調控逐漸成為主導。盡管這些所需條件，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經濟落後向經濟起飛的特定體制與經濟背景的國家，不可能象西方部分國家那樣自然演進，但是通過18年的改革開放，由政府推動和增量推進，已經和正在且將要創造這些條件。因此，從理論上論證市場配置是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最有效機制，對於政府推動經濟改革具有重要的決策意義。
第一，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與資本市場發育、成長相輔相成。從經濟發展來看，現代化工業中，新興產業的產生帶動著相關基礎產業和後續產業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社會化程度和資本集中規模，而單個資本既難以籌集現代大工業的巨額投資，也無力承擔巨額投資所帶來的風險。因此，資本社會化就成為現代大工業發展的核心問題。股份制、資本市場就是適應這種集中投資、分散風險的需求孕育而生的。同時，資本市場一旦生成，既為投資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活動舞台，又為資金需求者沖破自有資金的束縛和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極大地推動了新興產業群的迅速發展。中國的改革也是從非國有經濟體制外增量切入，股份制對中國的支柱產業起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如果說到1995年，中國的非國有經濟佔比達60％以上，成為國民經濟中最有活力的新生力量，那麼，伴隨而生的資本市場在其中則起了核心作用。再從西方經驗數據資料表明，1870—1920年間，西方主要工業國的金融證券率和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分別為12％和8％，而這一時期產業結構比較低，處於農業國向工業國的過渡階段。1920年以後，當第一產業就業結構為5％，第三產業為50％時，其金融證券率和國民生產總值的證券率分別為50％和80％以上。
第二，資本市場的流動性和產權清晰性，能有效地解決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中資產專用性與體制進入壁壘的矛盾。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形式上是產業之間的比重調整和順序遞進，實質上是要素在部門間的流動和產權產易。但是，在實物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這種流動和交易往往會受到三個方面的阻礙：一是實物資產專用性難以在不同部門間轉移，即資產專用性阻礙；二是規模經濟要求較高產業才能形成實現生產力，形成單個資產自然進入壁壘；三是在中國國有企業產權邊界不清晰，不同所有制不能混合經營，形成資產轉移的制度壁壘。資本市場的出現從技術上和制度上能有效地解決要素轉移和產權交易的困難。其一，要素資源的商品、產權的證券化，從而要素可以在市場上拍賣，產權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其二，股票、債券的發行，特別是投資基金的出現，能夠廣泛動員社會各階層投資、從而有效地打破了個別資本進入產業升級部門的自然壁壘；其三，股票、債券作為投資者的所有權證書，在中國從公有制向多元所有制轉變時期，特別具有明晰產權、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功能。股份公司一旦具有了法人財產權之後，便可以根據市場規則在市場控股、參股、兼並或收購其他公司，進而可以打破要素轉移和交易的制度壁壘。
第三，資本市場作為一種資本資源的配置機制，具有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效率與效益的內在動力。首先，資本市場作為金融資產的供給場所，它可以按收益性、流動性、風險性和期限性，不斷地排列組合，創造滿足各類層次投資者需求的金融商品，從而成為現代動員資金形成的最為廣泛性和群眾性的機制從而滿足結構升級快速聚集資金效率和要求；其次，證券資產的各種組合，特別是投資基金的形成，證券機構投資者的誕生，使資產風險由眾多投資者分攤，從而減小產業結構調整中的經濟震盪；再次，證券市場信息的靈敏性、傳遞的有效性能較好地解決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中對信息的依賴，科學地引導資本資源的流向；又次，資本市場運動的預期收益引導律，能使資本資源配置獲取最大效益。資本證券作為一種對未來收益的權力證書，特別關心的是其回報率，並通過證券的買賣追求投資收益的最大化。證券交易實質上是一種資本再分配的活動，其分配的標准就是預期收益。因而，證券市場上的資金再分配總是從效益低的企業流向資金效益高的企業。在中國1996年以前的產業結構調整中，投資增量並不慢，但結構調整不力，主要原因在於投資資金使用效益低下，使投資存量的潛力發揮十分有限。最後，資本市場作為一種對傳統投融資制度的制度創新，它本身作為現代企業制度的最有效形式，採取股份制自身多角化經營、企業之間的參股、控股以及收購、兼並，通過制度內實施產業結構存量的調整和升級。
綜上表明，無論從邏輯的必要性還是現實發展的要求，選擇市場配置是實現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最有效機制。資本市場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孿生物，又通過其中介、制度創新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快速發展。
三、國民投資：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最可行的途徑
根據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一般生產函數關系表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效益＝資本投入增加＋投入效率提高。從資本關系來講，一是取決於資本形成渠道；二是取決於資本機制效率。就一國資本形成渠道而言，概括起來有：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向銀行借款；發行國債和通貨膨脹；利用外資，發生股票和公司債券以及投資基金券等五個方面。問題是在結構調整和升級中，政府及決策者在確定資金主渠道及其機制效應時，既要考慮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對資金及體制需求特點，又要考慮主渠道形成的可能以及體制改革深入的趨勢。
如前所述，從中國1996年已形成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三大任務、兩大難題來看，對資金及資金配置體制需求的特點可以概括為：寬幅度的高聚集性，特定向的靈活性，高效率的轉化性。同時，按照中國（截止1995年）已形成的國民收入流程格局以及市場改革取向的趨勢，兩者供需的交合點就是：國民儲蓄轉化國民投資以及這種儲蓄—投資的市場化轉化機制，將是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最可行途徑。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除國民（居民）儲蓄范圍廣、數量大以外，其他渠道從廣度到深度都已十分有限，難以成為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資本形成的主渠道。首先，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和支出已達到邊際遞減的境地。增加財政收入要靠增加稅種、提高稅率以及稅收檢查等方式，一方面稅制的確定不易頻繁變動，漏稅的查收杯水車薪，另一方面提高稅收亦可能使改革走向統收統支的舊體制上去。同時，財政支出由於其對銀行、對公眾已是高負債。因此，財政充其量只能作為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輔助或補充渠道。其次，向銀行借款，其數量只限於信貸資金增量中小部分的增量調整。到1995年止，一方面銀行信貸資金75％來源於居民儲蓄，而儲蓄畢竟是居民未來消費的購買力。加之企業借款償還能力低，部分銀行高負責到了利息都難以支付的困境；另一方面企業所需資金據統計公布80％依賴銀行。而銀行全部信貸資產有1／3壞死，1／3周轉不動，僅剩的1／3能勉強維持現有企業的簡單再生產。因此，依賴銀行信貸資金部分增量只能解決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中的小量增幅的部分。再次，利用外資可以成為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重要資金來源，但同樣受國際慣例幾個指標的限制。到1995年底，中國累計利用外資余額已達1000多億美元，在這樣外資規模的基礎上再擴大余額已有較大的困難和風險。最後從發行國債和通貨膨脹等強迫儲蓄來分析。1978年恢復國債發行以來，到1996年6月止，已累計發行近6000億元，余額近3000億元。如果按國債規模佔gnp10％計算，今後中國的國債發行大致保持在借新還舊的水平。因此，不能形成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新的啟動資金。同時，近幾年來通脹率一直較高，公眾通脹預期心理也較強。因此，無論於國於民還是矯正市場經濟信號，政府已不可能以更高的通脹稅來實施強制儲蓄。再者通脹的經濟效應在經濟起飛准備階段已經釋放完畢，經濟起飛時期是治理通脹的時候。可見，上述四渠道財政和銀行以及利用外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輔助與補充渠道，但已無能力成為主渠道。強制儲蓄已完成歷史使命。尋找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主渠道只有別僻途徑。
第二，國民收入流程格局的變革，居民客觀上成為國民儲蓄主體。首先，考察初次分配結構的變化：1979年政府、企業、居民各佔比重為12．2％、37％和50．8％，到1995年依次轉變為9％、25％和66％；其次，考察再分配結構的變化；政府部門在轉移收入中所佔比重從1979年的45．5％驟降至1988年的2．2％，而個人部門則相應從54．7％猛升至97．8％；最後看最終分配結構的變化：改革初期，政府、企業、個人三部門在國民收入最終分配結構中的比重分別為23．5％、12．1％和64．4％。到1988年，結構變為11．7％、10．8％和77．5％，1995年估計分別為11％、10％和79％。上述分配反映在國民儲蓄結構是：1979年政府部門42．8％，企業33．65％、個人部門23．55％；到1995年估計為政府5％，企業24％，居民部門71％。由此可見，中國以「放權讓利」與「藏富於民」的改革取向，最終形成了居民客觀上是國民儲蓄的最大擁有者和最大儲蓄主體。
在國民收入流程中儲蓄主體完成了轉換的同時，而投資主體和產權主體轉換嚴重滯後，從而導致儲蓄—投資轉化中的三大非對稱性，三高債務和三維債務危機，嚴重阻滯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首先，儲蓄轉化投資的主體非對稱，形成銀行財政和企業的高債務和債務危機。具體表現為：居民儲蓄大於居民投資，造成食利階層的形成，不利於投資市場的形成和產業結構調整。1995年儲蓄比重佔71％，而其投資佔比僅為15％，相差56％。這部分在沒有健全和成熟成資本市場情況下，居民只有選擇銀行儲蓄存款。1995年居民儲蓄存款3萬余億元，僅佔全社會儲蓄總額的77．6％。加之存款保息風險由銀行承擔，收益由儲戶享有。因此，使一部分本應作為投資的儲蓄變成作為貨幣食利的儲蓄。產業結構所需資金只能從銀行那兒獲得，實際上影響居民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投資主體功能；財政儲蓄小於財政投資，財政被迫高負債，在財政收入佔比降低情況下，造成財政債務危機。財政儲蓄比重由1979年的42．8％降至1995年5％，但其投資比重由1979年47．2％反降至20％，財政儲蓄比重要比其投資比重下降快15個百分點。差額彌補方式就大量發行國債或向銀行借款。形成財政的高負債，到1996年6月底，財政累計發行國債7000餘億元，余額達4000多億元，已佔當年國民生產總值10％左右。企業儲蓄1995年為25％，而其投資佔比為65％，比重相差40個百分點。其彌合來源企業直接融資僅佔5％，其餘95％依賴向銀行借款，形成企業的高負債。企業自有資本少，大量的負債既要支付較高的成本，又只能維護簡單再生產，無力更新改造、開發新產品和投資新興產業，形成企業債務危機。
其次，三大經濟主體儲蓄轉化投資的風險和收益的非對稱性，導致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者缺乏內在動力和外在風險約束。如果將中國截止1995年的儲蓄投資轉化狀況，引伸到轉化機制運行過程來分析，不難發現，上述三大主體儲蓄投資非對稱轉化，其所以得以維持，是由一種居民高債權，國家高債務，企業高成本，銀行高利息的「四高」機制在維持著。居民作為一種高債權儲蓄存款，將其收入來消費的部分其所以不用作資本投資，而是將錢存入銀行。特別是那些20％的人佔有70％的存款中，其動機在於不願承擔投資的風險，而是將風險轉嫁給國家財政和國有銀行，又要以高收益從國庫和國有銀行取得相當大部分的國民收入分配額。因此，對這部分居民債權主體來說，他們只存在收益請求權而不承擔資本投資的風險義務。是一種只有收益而無風險的儲蓄投資轉化機制；企業作為資金需求主體，在高負債情況下，由於現行社會保障機制改革滯後等原因，加之無償還約束，既不得不又自願以高代價（高利息）通過銀行中介向居民高息借貸，形成儲蓄投資轉化的高資金成本。因此，企業是儲蓄轉向投資、風險與收益分離的中間環節。即以高成本將居民儲蓄現實地轉化為投資，由銀行付給居民高收益，但將風險交給國家銀行和政府財政。政府和國家銀行在這里成了對企業經營好壞，虧損破產、通貨膨脹等風險的最後承擔者。在這種融資機制下，企業既沒有改善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動力，也不構成對其強制調整升級產業結構的外在約束。
再次，居民儲蓄產權清晰與企業投資產權邊界模糊的非對稱化，使得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缺乏相應的資本市場配置機制。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所需的儲蓄投資轉化，主要是通過金融產權交易來完成。一個金融產權邊界是否明晰的標志，關鍵是看其產權的排他性和可交易性的程度。從上述儲蓄產權來看，由於居民儲蓄最具排他性和可交易性，且隨著其比重的上升，應該說中國金融資產中儲蓄產權的明晰程度越來越高。至於投資產權的明晰程度，關鍵在於投資主體到位程度。國有企業作為投資主體，其產權的人格化並沒有明確。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對它們貸款越多，外源融資佔比較高，其產權模糊程度則越大。事實上，當銀行將居民儲蓄存款中介於那些產權模糊企業時，就必然形成銀行硬負債，軟資產的結局。這對企業來說是否轉換產業沒有根本性促進功能。
由此可見，在國民收入流程藏富於民時，居民擁有最多儲蓄，要讓其成為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主渠道，關鍵在於要同時使居民成為最大的投資主體和產權擁有主體。
其三，中國居民成為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投資主體和產權主體的現實可能性。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國居民已經初步具備成為市場資本的投資主體和產權主體的儲蓄源。要將這些儲蓄變成現實的投資和產權。根據1995年中國居民擁有的證券資產分析表明，全國上市公司遍布各省、市、自治區、達323隻，a股面值120億元。上市總股本765億元，市價總值3474億元；國債3798億元，企業債券1416億元，共計債券余額5579億元和61億美元；擁有投資基金80餘只，市值300多億元；居民儲蓄存款33500億元，加之居民萬億元的待購貨幣。應該說居民成為投資主體和產權主體已有了經濟基礎。同時，經過近幾年中國已擁有一批證券專營機構、兼營機構和人才隊伍；法制規章正朝著規范健全方向發展。總之，中國居民由現行的儲蓄主體同時轉化為投資主體和產權主體的基本條件已經成
2. 梅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局怎麼樣
梅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局，本省范圍內，當前企業的注冊資本屬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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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梅州市企信融資擔保投資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抄：梅州市企信融資擔保投資有限公司成立於2008年12月，是梅州市人民政府投資設立的一家政策性擔保機構，注冊資本為人民幣10581萬元。
法定代表人：張翔
成立時間：2008-12-30
注冊資本：15581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441400000006979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
公司地址：梅州市嘉應東路39號
4. 梅州市政府投資建設項目管理中心怎麼樣
梅州市政府投資建設項目管理中心，本省范圍內，當前企業的注冊資本屬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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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梅州市高盛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梅州市高盛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成立於2013年08月22日，主要經營范圍為批版發、零售：日用權百貨、食品、卷煙、五金交電、電子產品、電動門設備、金屬門窗、建築材料、工藝美術品等。
法定代表人：陳坡苑
成立時間：2013-08-22
注冊資本：1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441421000030393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公司地址：梅州市梅縣區程江鎮交通路16-2號8樓
6. 梅州市人民政府地方誌辦公室怎麼樣
梅州市人民政府地方誌辦公室，本省范圍內，當前企業的注冊資本屬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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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梅州市粵發投資建設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梅州市粵發投資建設有限公司成立於2015年03月20日，主要經營范圍為投資及資產管理版等。
法定代表人：葉思濤
成立時權間：2015-03-20
注冊資本：1000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441400000034896
企業類型：其他有限責任公司
公司地址：梅州市嘉應中路6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