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恢復國際貨幣基金

『壹』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中國發展

中國是的創始國之一，新中國誕生後我國的席位長期被台灣當局所佔據。1950年，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致電IMF，嚴正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復中國在IMF的合法席位。然而，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的制約，中國在IMF的代表權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為我國恢復在聯合國序列下各專門機構的席位創造了條件。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改革開放的決議為我國加入國際金融組織創造了有利的內部環境。1979年1月，中、美建交，加入國際金融組織的外部條件最終趨於成熟。
1980年3月，IMF派團來華與我方談判；4月17日，IMF的執行董事會通過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的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IMF的合法席位；9月，IMF通過決議，將中國份額從5.5億特別提款權增加到12億特別提款權；11月，中國份額又隨同IMF的普遍增資而進一步增加到18億特別提款權。2001年2月5日，中國份額增至63.692億特別提款權，占總份額的2.98%，升至第8位，投票權也增加至2.95%，中國也由此獲得了在IMF單獨選區的地位，從而有權選舉自己的執行董事。2008年IMF改革之後，中國份額增至80.901億特別提款權，所佔份額僅次於美、日、德、英、法五大股東國，投票權上升到3.65%。
2014年10月10-1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系列會議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並在第30屆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部長級會議上就中國經濟形勢作了發言。
2015年10月1日，中國首次開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報其外匯儲備，這是中國向外界披露一項重要經濟數據的里程碑式事件。
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董會批准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新的貨幣籃子將於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2015年12月19日美國國會在18號通過了2016財年的撥款法案，也宣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延宕5年的份額改革終於完成。IMF總裁拉加德通過聲明表示歡迎，中國也將躍升為IMF的第三大成員國，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2016年1月2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IMF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這意味著中國正式成為IMF第三大股東。IMF在一份聲明中說，IMF的《董事會改革修正案》從1月26日開始生效，該修正案是IMF推進份額和治理改革的一部分。根據方案，約6%的份額將向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中國份額佔比將從3.996%升至6.394%，排名從第六位躍居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6年1月27日宣布IMF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這意味著中國正式成為IMF第三大股東。IMF的《董事會改革修正案》從1月26日開始生效，該修正案是IMF推進份額和治理改革的一部分。根據方案，約6%的份額將向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中國份額佔比將從3.996%升至6.394%，排名從第六位躍居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中國、巴西、印度和俄羅斯4個新興經濟體躋身IMF股東行列前十名。
2016年3月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自2016年10月1日開始，IMF將在其「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的季度調查中單獨列出人民幣以反映IMF成員人民幣計價儲備的持有情況。其實，10月1日也是最新的SDR(特別提款權)籃子生效的日期，屆時，人民幣將成為SDR五大貨幣之一，這一變化將在2017年3月底公布的2016年第四季度COFER調查中得到體現。

『貳』 中國能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得到什麼好處

中國是IMF的創始國之一，新中國誕生後我國的席位長期被台灣當局所佔據。1950年，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致電IMF，嚴正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復中國在IMF的合法席位。然而，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的制約，中國在IMF的代表權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為我國恢復在聯合國序列下各專門機構的席位創造了條件。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改革開放的決議為我國加入國際金融組織創造了有利的內部環境。1979年1月，中、美建交，加入國際金融組織的外部條件最終趨於成熟。1980年3月，IMF派團來華與我方談判；4月17日，IMF的執行董事會通過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的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IMF的合法席位；9月，IMF通過決議，將中國份額從5.5億特別提款權增加到12億特別提款權；11月，中國份額又隨同IMF的普遍增資而進一步增加到18億特別提款權。2001年2月5日，中國份額增至63.692億特別提款權，占總份額的2.98%，升至第8位，投票權也增加至2.95%，中國也由此獲得了在IMF單獨選區的地位，從而有權選舉自己的執行董事。2008年IMF改革之後，中國份額增至80.901億特別提款權，所佔份額僅次於美、日、德、英、法五大股東國，投票權上升到3.65%。在2010年最新一輪IMF改革之後，中國成為IMF第三大股東國，特別提款權份額將增至6.39%，投票權也將上升到6.07%，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不過，改革後擁有17.67%份額的美國依舊擁有「否決權」。
IMF與中國的合作
自我國恢復在IMF合法席位以來的30年中，我國雖然從IMF獲得直接的資金支持數量有限，但IMF作為我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為我國創造良好的外部國際環境起到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我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不斷增強，IMF已經成為我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台上履行大國責任的重要途徑。中國需要IMF這樣一個國際性經濟組織的指導和幫助，IMF也需要中國這樣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支持。中國與世界銀行的關系，正如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同志所說的：「中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作，是雙向的、平等互利的合作，是富有成效的合作。」[1] 30年中，我國曾經兩次從IMF獲得直接的資金支持。1981年，我國向IMF借用4.5億特別提款權（約5.5億美元）的備用信貸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和3.1億特別提款權（約3.8億美元）的信託基金（trust fund）以彌補當時的國際收支逆差。1986年，為響應當年1月召開的「全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上提出的發展外向型經濟戰略和鄧小平同志6月對外匯問題講話精神，我國再次大量吸收外資，當年向IMF借入5.98億特別提款權（約7.3億美元）的備用信貸安排來促進我國經濟發展。這兩筆貸款都按時歸還，這也是我國加入IMF以來，僅有的兩筆貸款。 30年中，IMF成為我國吸收先進經濟管理經驗的重要途徑和與世界各國進行政策對話的重要窗口，它讓中國更加了解世界，也向世界更為客觀地介紹中國。IMF歷史學家鮑頓（James Boughton）在回顧中國加入IMF的意義時認為「對中國而言，加入基金組織的主要收益（除了獲得加入世界銀行的資格以外）[2]從廣義上來說是使中國得到了國際金融體系的認可，從狹義上講是中國可以更好地利用IMF的信息、數據、技術支持和培訓資源」。[3]對於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中國而言，IMF在為數不多的中國項目中所傳遞的知識理念是極為重要的，中國更好地學到了西方社會如何利用金融資源支持經濟發展。IMF還先後為中國的中央銀行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等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咨詢建議，並協助中國建立了符合國際標準的貨幣銀行統計體系和國際收支統計體系，改進了國民帳戶統計，建立了外債監測體系。IMF的技術援助還為改善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制訂與操作、修改和完善銀行法規及會計與審計制度、加強金融監管以及發展金融市場工具等方面作出了貢獻。IMF為我國政府機構的有關人員提供了大量的培訓。每年在我國舉辦的培訓班涉及貨幣政策、財稅政策、銀行監管、外匯市場管理、國際收支管理和宏觀經濟統計等不同領域。參加培訓的學員累計已達數千人次。一些早期學員已經成為我國財政、金融領域的高級官員。我國每年還向IMF在華盛頓、維也納和新加坡的學院派出數十名人員，在宏觀經濟和金融的各個領域進行研討和進修。[4]另一方面，通過IMF這個平台，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對話與合作，讓世界更加了解和認可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在IMF每年的年會上，中國政府代表都會介紹本國政策立場和發展戰略，對國際金融領域的熱點問題闡明中國的態度。1980年11月、1986年11月和1990年1月，我國先後與IMF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1997年9月還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召開了IMF和世界銀行的年會，這些會議多位增進中國與世界的信任起到積極作用。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等重大國際經濟事件中，中國政府也通過IMF會議表明中國立場。 30年中，我國在IMF中的角色逐步由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積極的參與者。在資金方面，中國從80年代的債務國轉為債權國，1994年向IMF提供了1億特別提款權的貸款，用於支持重債窮國的債務調整，同時還向該貸款的貼息賬戶捐款1200萬特別提款權；1997年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在IMF框架下向泰國政府貸款10億美元；1999年，中國又向IMF捐助1313萬特別提款權，繼續支持窮國減債計劃；2005年印度洋海嘯後，中國政府也積極為IMF的「沖突後和自然災害緊急援助貼息賬戶」注資為受災國提供援助。在知識貢獻方面，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IMF和全世界展示了一種新的發展模式，豐富了IMF知識體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也於2010年2月被任命為IMF總裁特別顧問，為IMF能更好地「應對所有成員國未來面臨的挑戰，並加深基金組織對亞洲和新興市場的了解」[5]做出貢獻。除此之外，2010年的IMF改革，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的第三大股東國，投票份額也提高到6.07%，這是IMF對中國在未來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提出了期待，正如IMF總裁卡恩在本輪改革的新聞發布會上所說的：「我們也深信中國明白其對全球經濟所承擔的責任」。

『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以來有過什麼成就

中國是該組織創始國之一。1980年4月1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恢復中國的代表版權。中權國在該組織中的份額為33.853億特別提款權，占總份額的2.34%。中國共擁有3張選票，占總投票權的2.28%。中國自1980年恢復在貨幣基金組織的席位後單獨組成一個選區並派一名執行董事。1991年，該組織在北京設立常駐代表處。

基金組織是「由185個國家參與的組織，致力促進全球金融合作、加強金融穩定、推動國際貿易、協助國家達致高就業率和可持續發展」，除了朝鮮、列支敦斯登、古巴、安道爾、摩納哥、吐瓦魯和諾魯，所有聯合國成員國而且只能是聯合國成員國才有權直接或間接成為基金的成員。

『肆』 中國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合法地位的時間是

世界銀行抄
因為他的宗襲旨是
向成員國提供長期貸款，以促進該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宗旨是
穩定國際匯兌，協助建立多變支付制度，加強國際貨幣合作，通過提供短期貸款緩解成員國國際收支不平衡
地震災後的救助工作是由世界銀行資助的，用於恢復該國的經濟~

『伍』 我國為什麼被取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權，後又於1980年恢復

改革開放後，我國積極參與國際間的金融合作。1945年1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時專，中國是屬創始國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席位一直由台灣當局占據。1980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法席位。同年9月，國際貨幣基金理事會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列為單獨選區，並增加一名中國執行董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理事，代表中國政府參加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法席位得到恢復後，世界銀行理事長麥克納馬拉等人專程來華商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銀行代表權問題。經雙方努力，在許多友好國家支持下，1980年5月15日，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正式決定恢復中國在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和國際金融公司的代表權。財政部代表中國政府參與世界銀行理事會事宜。

『陸』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歷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政府間國際金融組織，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1945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1947年3月1日開始工作，1947年11月15日成為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在經營上有其獨立性。總部設在華盛頓。

宗旨

該組織宗旨是通過一個常設機構來促進國際貨幣合作，為國際貨幣問題的磋商和協作提供方法；通過國際貿易的擴大和平衡發展，把促進和保持成員國的就業、生產資源的發展、實際收入的高水平，作為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穩定國際匯率，在成員國之間保持有秩序的匯價安排，避免競爭性的匯價貶值；協助成員國建立經常性交易的多邊支付制度，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在有適當保證的條件下，基金組織向成員國臨時提供普通資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機會糾正國際收支的失調，而不採取危害本國或國際繁榮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縮短成員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時間，減輕不平衡的程度等。

該組織的資金來源於各成員認繳的份額。成員享有提款權，即按所繳份額的一定比例借用外匯。1969年又創設「特別提款權」的貨幣（記賬）單位，作為國際流通手段的一個補充，以緩解某些成員的國際收入逆差。成員有義務提供經濟資料，並在外匯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該組織的監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起著樞紐和核心作用。

基金組織歷史

1944年，聯合國贊助的財金會議於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舉行。7月22日，各國在會議上簽訂了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的協議。國際貨幣基金的主要設計者是費邊社成員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及美國副財政部長亨利·迪克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 協議的條款於1945年12月27日付諸實行，1946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成立，是為二戰完結後之重建計劃的一部份，1947年3月1日正式運作。 有時國際貨幣基金、國際清算銀行（BIS）及世界銀行，被稱為「布雷頓森林機構」。差不多所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其金融政策均受這三家機構影響。

基金組織機構

基金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為理事會，由各成員派正、副理事各一名組成，一般由各國的財政部長或中央銀行行長擔任。每年9月舉行一次會議，各理事會單獨行使本國的投票權（各國投票權的大小由其所繳基金份額的多少決定）；執行董事會負責日常工作，行使理事會委託的一切權力，由24名執行董事組成，其中6名由美、英、法、德、日、俄、中、沙烏地阿拉伯指派，其餘16名執行董事由其他成員分別組成16個選區選舉產生；中國為單獨選區，亦有一席。執行董事每兩年選舉一次；總裁由執行董事會推選，負責基金組織的業務工作，任期5年，可連任，另外還有三名副總裁。

該組織臨時委員會被看作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策和指導機構。該委員會將在政策合作與協調，特別是在制訂中期戰略方面的充分發揮作用。委員會由24名執行董事組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每年與世界銀行共同舉行年會。

會員資格

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的申請，首先會由基金的董事局審議。之後，董事局會向管治委員會提交「會員資格決議」的報告，報告中會建議該申請國可以在基金中分到多少配額，以及條款。管治委員會接納申請後，該國需要修改法律，確認簽署的入會文件，並承諾遵守基金的規則。

成員國的「配額」決定了一國的應付會費、投票力量、接受資金援助的份額，以及特別提款權SDR的數量。

中國是該組織創始國之一。1980年4月1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恢復中國的代表權。中國在該組織中的份額為33.853億特別提款權，占總份額的2.34%。中國共擁有3張選票，占總投票權的2.28%。中國自1980年恢復在貨幣基金組織的席位後單獨組成一個選區並派一名執行董事。1991年，該組織在北京設立常駐代表處。

基金組織是「由184個國家參與的組織，致力促進全球金融合作、加強金融穩定、推動國際貿易、協助國家達致高就業率和可持續發展」，除了朝鮮、列支敦斯登、古巴、安道爾、摩納哥、吐瓦魯和諾魯，所有聯合國成員國而且只能是聯合國成員國才有權直接或間接成為基金的成員。

援助和改革

國際貨幣基金的使命，是為陷入嚴重經濟困境的國家，提供協助。對於嚴重財政赤字的國家，基金可能提出資金援助，甚至協助管理國家財政。受援助國需要進行改革，參閱華盛頓共識。

批評

冷戰後期以來，布雷頓森林機構的角色一直引起爭議。有批評指出，基金偏袒與歐美公司有良好關系的資本主義軍事獨裁者。另有批評稱，國際貨幣基金不重視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這些批評引起社會的討論，促進了反全球化運動。相反意見認為，國際貨幣基金促使國家民主化的能力有限，而它的宗旨也沒有寫明要這樣做。有支持者指出，經濟穩定是民主的先決條件。

有經濟學家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的經濟援助都是「有條件地」批出：受援助國需要實行基金建議的經濟改革。經濟學家認為，這樣做會影響國家的社會穩定，實際上適得其反。

一般來說，國際貨幣基金和它的支持者推崇凱恩斯主義。於是，供應學派的支持者通常與國際貨幣基金唱反調。國際貨幣基金提倡把貨幣貶值，被供應學派批評會造成通貨膨脹。

大部分反對經濟全球化的組織，例如ATTAC，認為IMF的加深了貧窮問題，也增加了第三世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

反對IMF的組織各有不同的立場。例如，供應學派認為，ATTAC提出的政策，理念上與IMF的相差無幾。

阿根廷因採用布雷頓森林機構提出的經濟政策，而被IMF推崇為模範國家。然而，2001年，該國出現災難性的金融危機，不少人相信是由IMF倡議的緊縮財政預算和私有化重要資源開發項目所致。緊縮的預算削弱了政府維持基礎建設、福利、教育服務的能力。阿根廷的金融危機加深了南美洲國家對IMF的怨恨，他們指責基金要為南美地區的經濟問題負責[1]。受到阿根廷經濟危機影響，現時南美地區的政府漸走中間偏左的路線，並致力擺脫商業企業對經濟政策的壓力。

另一個引起爭議的國家是肯亞。原本肯亞的中央銀行控制了該國貨幣的流動，IMF提出協助後，要求放寬貨幣政策。調整後不但外商投資大減，在貪污官員的腐蝕下，Kamlesh Manusuklal Damji Pattni 虧空了數以十億計的肯亞先令（是為 Goldenberg scandal），肯亞的財政狀況比之前更差。

國際貨幣基金亡羊補牢的行動影響了它的聲譽：往往當國家已深受經濟打擊，IMF才伸手援助。其實，這些國家出現經濟問題，通常是數十年管理不善的結果，而不為外界所知。管理不善導致國家陷入多年的經濟困境，IMF通常於這時提供協助，人們於是把經濟崩潰與IMF的介入連系起來。犯政客善於轉移視線，利用民族主義和人們對IMF的壞印象，以IMF作自己的代罪羔羊。

雖然IMF成立目的是協助穩定環球經濟，但自1980年代以來，超過100個國家曾經歷銀行體系崩潰，並令GDP下降4%以上，這是史無前例的。IMF對危機的遲緩反應，以及亡羊補牢的做法，令不少經濟學家提出要改革IMF。

盡管西方社會對國際貨幣基金毀譽參半，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超過60%的亞洲人和70%的非洲人認為，IMF和世界銀行對他們的國家有「正面」的影響[2]。

記錄片 Life and Debt 以批判的角度描述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對牙買加的影響。

基金的功能

（1）外匯資金的融通：會員國家在國際收支困難時，可以向基金申請貸給外匯資金。但其用途限於短期性經常收支的不均衡，各會員國可利用基金的資金，其最高限額為該國攤額的2倍，而在此限額內1年僅能利用攤額的25％。後來，基金已慢慢放寬會員國對於資金利用的限制，以配合實際的需要。
（2）規定各會員國匯率、資金移動和其他外匯管制措施：會員國的國際收支，除非發生基本不均衡，否則不得任意調整其本國貨幣的平價。所謂基本不均衡，乃指除了因季節性、投機性、經濟循環等短期因素外的原因，所產生的國際收支不均衡。對於資金移動，基金則規定：各會員國不得以基金的資金，用於巨額或持續的資本流出的支付。對於此種資本流出，會員國得加以管制，但不得因此而妨礙經濟交易的對外支付。
（3）對會員國有提供資料和建議的作用:我國在基金的歷史較早，1944年的布雷敦森林會議我國便是與會44國之一，並作為大國而攤額十分龐大，僅次於美國的275億美元及英國的130億美元，而為55億美元，與美、英、法、印度並列入攤額最大的國家。1959年基金增資時，由於種種原因，我國攤額並未增加，因此不能列入攤額最大的5國之內，1961年單獨任命執行董事的資格為西德取代。過去，我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的資格由國民黨政府當局代表，自從我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後，於1980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通過取消台灣當局資格，恢復我國為會員國資格。
（4）基金的平價：國際貨幣基金對於外匯匯率採取平價制度，規定各會員國均須設定本國貨幣的平價。基金第4條規定：會員國的貨幣的平價，概用黃金1盎司（英兩）等於35美元表示。各國外匯買賣價格上下變動，不得超過平價的1％。1971年史密松寧協定成立後，此一現貨匯率的波動幅度，已擴大為平價上下2.25％的范圍，而決定"平價"的標准，也由黃金改為特別提款權。至於經基金公布的平價，非經基金同意不得變更。但如果會員國的國際收支發生基本不均衡時，即可向基金提出調整平價的要求。若整幅度在平價的10％以內時，會員國得自行調整後，由基金予以追認。若超過10％以上時，則須先經基金同意才能調整。此種平價制度就是「可調整的盯住匯率」。雖然與金匯兌本位制頗接近，但基金的平價，是基金與會員國所決定，而金匯兌本位制則由黃金含量比率所決定。

與世界銀行的區別

國際貨幣基金主要的角色是核數師，工作是記錄各國之間的貿易數字，和各國間的債務，並主持制定國際貨幣經濟政策。至於世界銀行，則主要提供長期貸款。世銀的工作類似投資銀行，向公司、個人或政府發行債券，將所得款項借予受助國。

IMF的成立目的是要穩定各國的貨幣，以及監察外匯市場。由於IMF不是銀行，它不會放款。然而，國際貨幣基金有儲備金，供國家借用，以在短時間內穩定貨幣；做法類似在往來戶口中透支。所借款項必須於5年內清還。

歷任總監

根據不明文規定，IMF的總裁來自歐洲，而世銀的主席則來自美國。

任期 姓名 國籍

1946年5月-1951年5月6日 Camille Gutt 比利時

1951年8月-1956年10月 Ivar Rooth 瑞典

1956年12月-1963年5月5日 Per Jacobsson 瑞典

1963年9月1日-1973年9月1日 Pierre-Paul Schweitzer 法國

1973年9月1日-1978年6月17日 Johannes Witteveen 荷蘭

1978年6月17日-1987年1月16日 Jacques de Larosière 法國

1987年1月16日-2000年2月14日 Michel Camdessus 法國

2000年5月1日-2004年3月4日 霍斯特·克勒 德國

2004年3月4日-2004年5月4日 Anne Krueger 美國（署任，非正式）

2004年5月4日- 羅德里戈·拉托 西班牙

主要出版物

《世界經濟展望》、《國際金融統計》(月刊)、《國際貨幣基金概覽》(周刊) 、《國際收支統計》(月刊) 、《政府財政統計年鑒》。

『柒』 如何看待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份額的增加

持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一起，並稱為世界經濟領域中最重要的三個國際組織。今年二月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投票通過決議，提高中國在基金組織里的份額，從而使中國在基金組織的份額位次由原來的第11位提高到了第8位。這一變化，反映了中國經濟實力在增強，同時也標志著我國的國際經濟地位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幾天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在北京的辦事處在接到中國提高份額的消息後，一直在緊張地忙碌著，對於相關的數據進行調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從去年開始著手解決增加中國份額的問題。2000年11月17日，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專門成立了由包括中國執董在內的13位執董組成的中國特別增資委員會。經多次討論，委員會於2001年1月3日達成共識，提議將中國在基金組織中的份額由原來的46．872億特別提款權，提高到63．692億特別提款權，與加拿大的份額居同一水平，並列第八位。第二天，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一致通過了委員會的建議，並將中國特別增資決議草案提交基金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由183個成員國組成的基金組織理事會投票表決。2月5日，基金組織理事會投票結束，一致通過了提高中國份額的決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聯合國專屬機構之一，成立於1945年，現有成員國183個，它的宗旨是：穩定國際匯率，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在貨幣問題上促進國際合作，向遇到暫時外匯困難的的成員國提供短期貸款等。自成立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直在國際金融領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核心作用。由於基金組織的資金主要來自於各成員國向基金組織繳納的一定數量的份額，因此，成員國的主要權利就是根據份額的多少享有不同數量的特別提款權。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創立於1969年，是一種全新概念的國際儲備貨幣單位，也就是說當成員國在國際收支發生困難時可以動用自己的份額，並且可以從基金組織借用相當於份額一定倍數的資金。同時，份額的多少還決定了成員國在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相應的義務。份額越大，享有的表決權也就越大。

回顧中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系的歷史，不難發現，從基金組織1945年成立開始，中國在其中所佔份額的地位幾起幾伏。在這些起伏升降中，人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與自身經濟發展的關系。

1945年12月27日，29個國家簽署協議，同意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是這29個創始國之一。當時中國在基金組織中的份額排位僅次於美國和英國，名列第三。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的制約，中國在基金組織的代表權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1959年至1980年間，基金組織曾經幾次普遍增資，由於當時占據中國在基金組織合法席位的國民黨當局經濟實力嚴重不足，缺乏能力在普遍增資中增加自身的份額，使得中國在基金組織的份額從創建初期的第3位一直降到了第16位。

1980年4、5月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就在當年，中國兩次增資，使得中國在基金組織中的排名從16位上升到第8位。在此基礎上，中國在基金組織內還獲得了單獨選區的地位，從而有權選舉自己的執行董事。

然而，80年代以來，由於沙特特別增資和獨聯體國家加入基金組織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在基金組織的份額到2000年底時為46. 872億特別提款權，占基金組織實際份額的比例下降，位次又從恢復席位後初期的第8位退居第11位。這種狀況與我國的經濟實力極不相稱。為了適應我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需要，中國政府領導人及基金組織的中國理事多次向基金組織提出特別增資的要求。經過不懈的努力，基金組織理事會於今年2月5日投票，在無人反對和棄權的情況下通過決議，將中國的份額再一次提高到第8位。

主持人：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良性發展的快速道上，這已經成為目前國際經濟界的一個共識。前不久，一家國際著名的管理顧問公司對全球主要大公司進行了一項調查，在世界最佳投資國的評選中，中國名列第二。此次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份額的增加，更是讓人們認識到，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大谷一郎先生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記者：大谷先生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根據最新的報道，今年二月上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批准了中國增加在該組織的份額。我們知道，過去中國在IMF成員國中所佔的份額排在第十一位，份額增加之後，中國的排名上升至第八位，與加拿大並列。您認為IMF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大谷：多年來，中國一直在要求IMF提高份額，以便在IMF中獲得與自己在世界上的經濟實力相當的地位。特別是1997年中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之後，中國的經濟包括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部分，經濟實力得到了擴大。與IMF中的其他成員相比，中國經濟地位出現了顯著的提高，因此，中國政府向IMF提出了擴大份額的要求。在過去的4年中，IMF執行董事會也在不斷討論應該如何滿足中國增加份額的願望，根據對GDP、貿易額、外匯儲備，以及國際收支狀況等多方面指標的計算和考察，董事會最後得出了一個肯定的結論，認為中國的經濟地位相對於其他成員確實有了提高，所以IMF決定對中國在IMF中所佔的份額進行調整。

記者：IMF根據什麼樣的標准來決定成員國的份額呢？

大谷：我剛才提到，IMF要確定一個成員國的份額，必須從幾個指標對其經濟實力進行衡量，首先就是GDP，即國內生產總值，以及成員國在國際交易中的介入程度，包括產品和服務的進出口額、外匯儲備等等，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同時還要與其他成員國的相應指標進行比較，參考其它與中國有相近特點的成員國的份額，最後確定一個國家的份額。

記者：對於IMF的成員國來說，提高份額究竟意味著什麼？

大谷：由於份額的增加，中國在IMF執行董事會中的投票權與制定政策的權力得到了相應的提高。這也就意味著：相比較過去而言，中國的影響力得到了加強或者說提高。

記者：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您認為中國在IMF中將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大谷：在過去的二十年多里，中國一直非常關注和同情發展中國家的事業，也特別考慮發展中國家的需要。我相信這仍然是中國所希望發揮的作用。而且考慮到中國份額增加這個事實，我相信中國政府希望在國際社會中進一步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並為發展中國家的事業作出貢獻。

記者：您如何評價目前的中國經濟狀況？

大谷：中國做得非常好，中國政府在引導宏觀經濟運行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即使在結構改革中存在很多困難，包括國有企業改革、銀行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這些問題與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關系非常密切，中國政府做得非常好。去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7.5%甚至8%的增長，今年中國也希望取得7%的經濟增長。即使美國經濟增長已經放緩、日本的經濟復甦基礎還不牢固，但我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對中國的影響不會太大，而且我相信中國政府也將採取必要的宏觀經濟政策來保持經濟增長。

主持人：就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中增加份額的話題，我們請來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李若谷先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就是IMF這個名詞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有所了解，它的名聲大振，我不知道中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關系怎麼樣？您能不能簡單地給我們介紹一下？

李若谷：中國是1980年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法席位，1980年之前雖然中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創始成員國，但是因為當時的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合法席位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合理解決，1980年以後中國恢復了合法席位，開始了長達21年的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作，在整個的過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我們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宏觀經濟管理等方面的經驗，它也向我們提供了資金的支持，我們曾經兩次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用貸款，大概16億美元左右，我們在90年代初期已經提前全額償還了這些貸款，這些貸款對我們彌補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對我們經濟結構的調整都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我們每年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磋商，這是這個組織對成員國進行監督的一個機制，它在整個的機制過程中也向我們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議，對我們經濟改革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還向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技源，我國的幾乎所有宏觀部門都接受過基金組織的技術援助，為我們培養了數千名政府的管理人員，有些人已經走上了領導崗位，應該說在過去21年裡我們和基金組織的合作是有成效的，我們對基金組織也有貢獻，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在世界上是比較獨特的，也豐富了基金組織在如何指導和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方向獲得一些經驗。

主持人：從您的角度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評價是怎麼樣的？

李若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三大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結構之一，世界銀行、世貿組織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它是其中之一，它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維持國際匯兌的穩定，1945年成立以來，對維護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你剛才提到了，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它也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和政策性支持援助，對於亞洲經濟的恢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今後隨著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國際金融領域里的中心地位也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因此它是非常重要的國際金融機構。

主持人：這次特別提到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位次提高了，也就是份額增加了，這對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李若谷：這是兩個方面，一個是中國2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國際中的重要作用也越來越大，中國的份額從第11位上升到第8位，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承認，另外我們增加了份額之後也增加了我們對基金組織的發言權，剛才我說到基金組織是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機構，它在國際經濟領域里，特別是在國際經濟金融體制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了使發展能夠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我們需要增加對基金組織的發言權，我們希望能夠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正確的、適當的反應給國際社會，使他們在形成新國際貨幣體制和國際經濟體制的時候，注意照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主持人：剛才提到發言權的問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中發言權是根據它的份額來決定的嗎？

李若谷：基本上是這樣的，因為基金組織的份額有點像股份，通過大家認繳，認繳的多股份就大一點，你的發言權和你的股份是有聯系的，雖然它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但是它是相聯系的，股份比較大一點，當然發言權就比較大一點，因為基金組織的重大決策都需要整個投票權的85%通過才能夠批准，由於美國在基金組織佔有17%的投票權，實際上有些問題如果美國不同意的話，就不夠85%了，就可以一票否決了。

主持人：那麼中國從第11位提升到第8位，這個份額它的發言權到底佔多少？

李若谷：原來我們在基金組織里的投票權佔2.21%，這次提高到第8位以後佔3%，和加拿大並列第八位，從份額上講還不是占很大份額，發言權當然也不能跟發達國家相比，但這畢竟是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成就的積累，使得國際社會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得到了承認，因此我覺得我們在基金組織的發言權通過這次增次得到了一定加強，當然這個發言權也不完全和份額地位相聯系，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世界經濟地位中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的，因此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的發言和聲音得到了廣大成員國的重視。

主持人：剛才您提到中國在IMF當中沒有任何債務問題，中國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貢獻是哪些呢？

李若谷：應該這樣說，我們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貢獻可以分成幾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剛才我提到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發展理論豐富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包括整個國際社會關於經濟發展、經濟改革、體制改革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第二方面是我們對基金組織現在是債權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日常運作中是從中國借錢的，第三方面是我們在危機期間，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雙邊渠道，已經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了40多億美元的支持。

主持人：這個數額也是不小的，對於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來說。

李若谷：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人均GDP比較低，還有大量貧困人口，應該說中國作出這樣巨大的貢獻是不易的，而且也確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贊譽和承認。

主持人：我們知道在前幾年亞洲金融危機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一些國家提供了資金的支援，特別是對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韓國這些國家，在資金的援助上提出了很多相應條件，當時條件成為人們關注和爭論的焦點，對於提供資金的援助和相應的條件大家有看法，對這個問題您是什麼觀點？

李若谷：我是這樣來看的，基金提供的資金支持很重要，在當時情況下為這些國家經濟的恢復提供了物質上的援助，當然基金組織提供貸款的條件確實有很多可以商量的地方，基金組織有它自己的傳統政策，一般都是雙緊，緊貨幣和緊財政政策，以此來恢復對經濟的信心和增長，從理論上講它沒有很大錯誤，但在實踐中由於各國的情況不同，特別是這次危機和以前危機有很大區別，如果用一種模式去套各種情況，這就是基金組織在剛開始提供援助的時候它的政策條件發生了偏離，它自己也認識到了，後來糾正，這也就說明它認識到剛開始的政策是有問題的，國際社會特別是一些發展國家對它的這些政策有所批評，也是正當的。

主持人：最近我看到一些文章，就是反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亞洲金融危機給一些國家提供貸款的時候提出那些附加條件，比如資本賬戶的自由開放，還有關於透明度等問題，因為當時這些問題也確實是爭論很多的，中國在這方面是什麼觀點？

李若谷：基金組織確實一直在推進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開放，而且它認為盡早開放比拖後開放要好。

主持人：這個開放在金融領域的數語是什麼樣的含義？

李若谷：就是自由流動，資本的自由流動，可以自由流進和流出，是這樣一個概念。我們始終認為資本賬戶的開放要和一個國家發展的水平特別是管理水平、金融體制的健全與否密切相關，不能隨意在自己各個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開放資本賬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確實和基金組織有不同看法，在各種國際會議以及基金組織內部的會議上我們多次闡明我們的觀點，亞洲金融危機受到影響的這些國家很多都是資本賬戶過早開放，而它的金融體系不很健全，管理能力不是很強，在這種情況下它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比較厲害，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覺得經過我們無數次重申，基金也基本上認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它現在也強調資本賬戶的開放要有一定的階段，不能一下子開放，應該說基金組織能達到這個認識是不容易的，也是我們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不斷努力的結果。

主持人：IMF本身也是具有探討機制的。有這么一種感覺，目前在國際的經濟活動當中，這種協調機構、這種組織作用是越來越突出，這是不是反映了某種趨勢？

李若谷：你的說法很正確，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全球化一體化的發展，各個國家相互協調自己的政策，包括發展政策、經濟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越來越重要，因此應運而生了很多對話和協調機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一個，我們最近有20國集團，我們在亞洲有十加三的東加中日韓的機制等等，這些機制都是為了加強各國間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特別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也在上升，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在加大，因此國際上包括一些發達國家，都願意加強和中國在國際經濟發展政策上一些問題的協調。

『捌』 關貿總協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中國的關系

中國是關貿總協定的創始國之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台灣當局占據中國席位。1950年3月台灣退出總協定，但以觀察員身份列席總協定會議。1971年 11月總協定取消台灣的觀察員資格。1986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式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
中國是世界銀行的創始國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在世界銀行的席位長期為台灣當局所佔據。1980年5 月15日，中國在世界銀行和所屬國際開發協會及國際金融公司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1980年9月3日，該行理事會通過投票，同意將中國在該行的股份從原7 500股增加到12 000股。我國在世界銀行有投票權。在世界銀行的執行董事會中，我國單獨派有一名董事。我國從1981年起開始向該行借款。此後，我國與世界銀行的合作逐步展開、擴大，世界銀行通過提供期限較長的項目貸款，推動了我國交通運輸、行業改造、能源、農業等國家重點建設以及金融、文衛環保等事業的發展，同時還通過本身的培訓機構，為我國培訓了大批了解世界銀行業務、熟悉專業知識的管理人才。
中國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創始國之一，新中國誕生後我國的席位長期被台灣當局所佔據。1950年，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致電IMF，嚴正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復中國在IMF的合法席位。然而，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的制約，中國在IMF的代表權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為我國恢復在聯合國序列下各專門機構的席位創造了條件。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改革開放的決議為我國加入國際金融組織創造了有利的內部環境。1979年1月，中、美建交，加入國際金融組織的外部條件最終趨於成熟。1980年3月，IMF派團來華與我方談判；4月17日，IMF的執行董事會通過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的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IMF的合法席位；9月，IMF通過決議，將中國份額從5.5億特別提款權增加到12億特別提款權；11月，中國份額又隨同IMF的普遍增資而進一步增加到18億特別提款權。2001年2月5日，中國份額增至63.692億特別提款權，占總份額的2.98%，升至第8位，投票權也增加至2.95%，中國也由此獲得了在IMF單獨選區的地位，從而有權選舉自己的執行董事。2008年IMF改革之後，中國份額增至80.901億特別提款權，所佔份額僅次於美、日、德、英、法五大股東國，投票權上升到3.65%。在2010年最新一輪IMF改革之後，中國成為IMF第三大股東國，特別提款權份額將增至6.39%，投票權也將上升到6.07%，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不過，改革後擁有17.67%份額的美國依舊擁有「否決權」。

『玖』 中國何時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席位

言而無信的國家，怎麼會回復？

『拾』 .我國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合法席位的時間是( )拜託了各位 謝謝

198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