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來國以糧為本，民以食為天源
保護耕地，珍惜糧食
手中有糧，心裡不慌
杜絕耕地拋荒，禁止濫占土地
糧食安全問題應當警鍾長鳴
③ 如何看待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份額的增加
持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一起，並稱為世界經濟領域中最重要的三個國際組織。今年二月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投票通過決議，提高中國在基金組織里的份額，從而使中國在基金組織的份額位次由原來的第11位提高到了第8位。這一變化，反映了中國經濟實力在增強，同時也標志著我國的國際經濟地位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幾天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在北京的辦事處在接到中國提高份額的消息後，一直在緊張地忙碌著，對於相關的數據進行調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從去年開始著手解決增加中國份額的問題。2000年11月17日，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專門成立了由包括中國執董在內的13位執董組成的中國特別增資委員會。經多次討論，委員會於2001年1月3日達成共識，提議將中國在基金組織中的份額由原來的46．872億特別提款權，提高到63．692億特別提款權，與加拿大的份額居同一水平，並列第八位。第二天，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一致通過了委員會的建議，並將中國特別增資決議草案提交基金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由183個成員國組成的基金組織理事會投票表決。2月5日，基金組織理事會投票結束，一致通過了提高中國份額的決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聯合國專屬機構之一，成立於1945年，現有成員國183個，它的宗旨是：穩定國際匯率，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在貨幣問題上促進國際合作，向遇到暫時外匯困難的的成員國提供短期貸款等。自成立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直在國際金融領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核心作用。由於基金組織的資金主要來自於各成員國向基金組織繳納的一定數量的份額，因此，成員國的主要權利就是根據份額的多少享有不同數量的特別提款權。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創立於1969年，是一種全新概念的國際儲備貨幣單位，也就是說當成員國在國際收支發生困難時可以動用自己的份額，並且可以從基金組織借用相當於份額一定倍數的資金。同時，份額的多少還決定了成員國在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相應的義務。份額越大，享有的表決權也就越大。
回顧中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系的歷史，不難發現，從基金組織1945年成立開始，中國在其中所佔份額的地位幾起幾伏。在這些起伏升降中，人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與自身經濟發展的關系。
1945年12月27日，29個國家簽署協議，同意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是這29個創始國之一。當時中國在基金組織中的份額排位僅次於美國和英國，名列第三。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的制約，中國在基金組織的代表權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1959年至1980年間，基金組織曾經幾次普遍增資，由於當時占據中國在基金組織合法席位的國民黨當局經濟實力嚴重不足，缺乏能力在普遍增資中增加自身的份額，使得中國在基金組織的份額從創建初期的第3位一直降到了第16位。
1980年4、5月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就在當年，中國兩次增資，使得中國在基金組織中的排名從16位上升到第8位。在此基礎上，中國在基金組織內還獲得了單獨選區的地位，從而有權選舉自己的執行董事。
然而，80年代以來，由於沙特特別增資和獨聯體國家加入基金組織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在基金組織的份額到2000年底時為46. 872億特別提款權，占基金組織實際份額的比例下降，位次又從恢復席位後初期的第8位退居第11位。這種狀況與我國的經濟實力極不相稱。為了適應我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需要，中國政府領導人及基金組織的中國理事多次向基金組織提出特別增資的要求。經過不懈的努力，基金組織理事會於今年2月5日投票，在無人反對和棄權的情況下通過決議，將中國的份額再一次提高到第8位。
主持人：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良性發展的快速道上，這已經成為目前國際經濟界的一個共識。前不久，一家國際著名的管理顧問公司對全球主要大公司進行了一項調查，在世界最佳投資國的評選中，中國名列第二。此次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份額的增加，更是讓人們認識到，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大谷一郎先生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記者：大谷先生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根據最新的報道，今年二月上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批准了中國增加在該組織的份額。我們知道，過去中國在IMF成員國中所佔的份額排在第十一位，份額增加之後，中國的排名上升至第八位，與加拿大並列。您認為IMF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大谷：多年來，中國一直在要求IMF提高份額，以便在IMF中獲得與自己在世界上的經濟實力相當的地位。特別是1997年中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之後，中國的經濟包括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部分，經濟實力得到了擴大。與IMF中的其他成員相比，中國經濟地位出現了顯著的提高，因此，中國政府向IMF提出了擴大份額的要求。在過去的4年中，IMF執行董事會也在不斷討論應該如何滿足中國增加份額的願望，根據對GDP、貿易額、外匯儲備，以及國際收支狀況等多方面指標的計算和考察，董事會最後得出了一個肯定的結論，認為中國的經濟地位相對於其他成員確實有了提高，所以IMF決定對中國在IMF中所佔的份額進行調整。
記者：IMF根據什麼樣的標准來決定成員國的份額呢？
大谷：我剛才提到，IMF要確定一個成員國的份額，必須從幾個指標對其經濟實力進行衡量，首先就是GDP，即國內生產總值，以及成員國在國際交易中的介入程度，包括產品和服務的進出口額、外匯儲備等等，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同時還要與其他成員國的相應指標進行比較，參考其它與中國有相近特點的成員國的份額，最後確定一個國家的份額。
記者：對於IMF的成員國來說，提高份額究竟意味著什麼？
大谷：由於份額的增加，中國在IMF執行董事會中的投票權與制定政策的權力得到了相應的提高。這也就意味著：相比較過去而言，中國的影響力得到了加強或者說提高。
記者：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您認為中國在IMF中將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大谷：在過去的二十年多里，中國一直非常關注和同情發展中國家的事業，也特別考慮發展中國家的需要。我相信這仍然是中國所希望發揮的作用。而且考慮到中國份額增加這個事實，我相信中國政府希望在國際社會中進一步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並為發展中國家的事業作出貢獻。
記者：您如何評價目前的中國經濟狀況？
大谷：中國做得非常好，中國政府在引導宏觀經濟運行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即使在結構改革中存在很多困難，包括國有企業改革、銀行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這些問題與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關系非常密切，中國政府做得非常好。去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7.5%甚至8%的增長，今年中國也希望取得7%的經濟增長。即使美國經濟增長已經放緩、日本的經濟復甦基礎還不牢固，但我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對中國的影響不會太大，而且我相信中國政府也將採取必要的宏觀經濟政策來保持經濟增長。
主持人：就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中增加份額的話題，我們請來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李若谷先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就是IMF這個名詞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有所了解，它的名聲大振，我不知道中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關系怎麼樣？您能不能簡單地給我們介紹一下？
李若谷：中國是1980年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法席位，1980年之前雖然中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創始成員國，但是因為當時的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合法席位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合理解決，1980年以後中國恢復了合法席位，開始了長達21年的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作，在整個的過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我們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宏觀經濟管理等方面的經驗，它也向我們提供了資金的支持，我們曾經兩次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用貸款，大概16億美元左右，我們在90年代初期已經提前全額償還了這些貸款，這些貸款對我們彌補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對我們經濟結構的調整都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我們每年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磋商，這是這個組織對成員國進行監督的一個機制，它在整個的機制過程中也向我們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議，對我們經濟改革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還向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技源，我國的幾乎所有宏觀部門都接受過基金組織的技術援助，為我們培養了數千名政府的管理人員，有些人已經走上了領導崗位，應該說在過去21年裡我們和基金組織的合作是有成效的，我們對基金組織也有貢獻，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在世界上是比較獨特的，也豐富了基金組織在如何指導和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方向獲得一些經驗。
主持人：從您的角度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評價是怎麼樣的？
李若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三大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結構之一，世界銀行、世貿組織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它是其中之一，它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維持國際匯兌的穩定，1945年成立以來，對維護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你剛才提到了，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它也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和政策性支持援助，對於亞洲經濟的恢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今後隨著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國際金融領域里的中心地位也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因此它是非常重要的國際金融機構。
主持人：這次特別提到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位次提高了，也就是份額增加了，這對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李若谷：這是兩個方面，一個是中國2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國際中的重要作用也越來越大，中國的份額從第11位上升到第8位，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承認，另外我們增加了份額之後也增加了我們對基金組織的發言權，剛才我說到基金組織是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機構，它在國際經濟領域里，特別是在國際經濟金融體制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了使發展能夠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我們需要增加對基金組織的發言權，我們希望能夠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正確的、適當的反應給國際社會，使他們在形成新國際貨幣體制和國際經濟體制的時候，注意照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主持人：剛才提到發言權的問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中發言權是根據它的份額來決定的嗎？
李若谷：基本上是這樣的，因為基金組織的份額有點像股份，通過大家認繳，認繳的多股份就大一點，你的發言權和你的股份是有聯系的，雖然它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但是它是相聯系的，股份比較大一點，當然發言權就比較大一點，因為基金組織的重大決策都需要整個投票權的85%通過才能夠批准，由於美國在基金組織佔有17%的投票權，實際上有些問題如果美國不同意的話，就不夠85%了，就可以一票否決了。
主持人：那麼中國從第11位提升到第8位，這個份額它的發言權到底佔多少？
李若谷：原來我們在基金組織里的投票權佔2.21%，這次提高到第8位以後佔3%，和加拿大並列第八位，從份額上講還不是占很大份額，發言權當然也不能跟發達國家相比，但這畢竟是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成就的積累，使得國際社會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得到了承認，因此我覺得我們在基金組織的發言權通過這次增次得到了一定加強，當然這個發言權也不完全和份額地位相聯系，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世界經濟地位中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的，因此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的發言和聲音得到了廣大成員國的重視。
主持人：剛才您提到中國在IMF當中沒有任何債務問題，中國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貢獻是哪些呢？
李若谷：應該這樣說，我們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貢獻可以分成幾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剛才我提到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發展理論豐富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包括整個國際社會關於經濟發展、經濟改革、體制改革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第二方面是我們對基金組織現在是債權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日常運作中是從中國借錢的，第三方面是我們在危機期間，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雙邊渠道，已經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了40多億美元的支持。
主持人：這個數額也是不小的，對於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來說。
李若谷：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人均GDP比較低，還有大量貧困人口，應該說中國作出這樣巨大的貢獻是不易的，而且也確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贊譽和承認。
主持人：我們知道在前幾年亞洲金融危機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一些國家提供了資金的支援，特別是對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韓國這些國家，在資金的援助上提出了很多相應條件，當時條件成為人們關注和爭論的焦點，對於提供資金的援助和相應的條件大家有看法，對這個問題您是什麼觀點？
李若谷：我是這樣來看的，基金提供的資金支持很重要，在當時情況下為這些國家經濟的恢復提供了物質上的援助，當然基金組織提供貸款的條件確實有很多可以商量的地方，基金組織有它自己的傳統政策，一般都是雙緊，緊貨幣和緊財政政策，以此來恢復對經濟的信心和增長，從理論上講它沒有很大錯誤，但在實踐中由於各國的情況不同，特別是這次危機和以前危機有很大區別，如果用一種模式去套各種情況，這就是基金組織在剛開始提供援助的時候它的政策條件發生了偏離，它自己也認識到了，後來糾正，這也就說明它認識到剛開始的政策是有問題的，國際社會特別是一些發展國家對它的這些政策有所批評，也是正當的。
主持人：最近我看到一些文章，就是反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亞洲金融危機給一些國家提供貸款的時候提出那些附加條件，比如資本賬戶的自由開放，還有關於透明度等問題，因為當時這些問題也確實是爭論很多的，中國在這方面是什麼觀點？
李若谷：基金組織確實一直在推進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開放，而且它認為盡早開放比拖後開放要好。
主持人：這個開放在金融領域的數語是什麼樣的含義？
李若谷：就是自由流動，資本的自由流動，可以自由流進和流出，是這樣一個概念。我們始終認為資本賬戶的開放要和一個國家發展的水平特別是管理水平、金融體制的健全與否密切相關，不能隨意在自己各個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開放資本賬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確實和基金組織有不同看法，在各種國際會議以及基金組織內部的會議上我們多次闡明我們的觀點，亞洲金融危機受到影響的這些國家很多都是資本賬戶過早開放，而它的金融體系不很健全，管理能力不是很強，在這種情況下它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比較厲害，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覺得經過我們無數次重申，基金也基本上認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它現在也強調資本賬戶的開放要有一定的階段，不能一下子開放，應該說基金組織能達到這個認識是不容易的，也是我們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不斷努力的結果。
主持人：IMF本身也是具有探討機制的。有這么一種感覺，目前在國際的經濟活動當中，這種協調機構、這種組織作用是越來越突出，這是不是反映了某種趨勢？
李若谷：你的說法很正確，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全球化一體化的發展，各個國家相互協調自己的政策，包括發展政策、經濟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越來越重要，因此應運而生了很多對話和協調機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一個，我們最近有20國集團，我們在亞洲有十加三的東加中日韓的機制等等，這些機制都是為了加強各國間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特別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也在上升，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在加大，因此國際上包括一些發達國家，都願意加強和中國在國際經濟發展政策上一些問題的協調。
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好中國經濟增長是真的嗎
近日,國際貨幣抄基金組織（IMF）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再次上調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IMF預計2017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8%，2018年為6.5%，與今年7月的預期相比，均分別上漲0.1%。
該報告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好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
⑤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好亞洲及中國經濟嗎
10月15日消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針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地區經濟展望：2017年10月最新預測》指出，亞洲及太平洋地區今年、明年經濟增長預期分別為5.6%、5.5%，亞洲及中國以其強勁的增速將繼續引領全球經濟增長。
對中國今年經濟增速的上調，反映了中國上半年基礎設施支出依然強勁有力，以及房地產部門抵禦風險的能力。中國具備在未來3年至5年維持強勁經濟增長的潛力。
報告指出，亞洲經濟增長未來所面對的風險與挑戰並存。從積極方面看，受益於信心增強和更有利的市場條件，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日本的周期性復甦可能會比預期更為強勁和持久。然而，全球金融環境突然收緊可能引發破壞性的資本外流，這尤其會影響到亞洲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削弱其增長前景。亞洲經濟體由於其貿易開放度和與全球價值鏈的融合，特別容易受到保護主義的影響，若全球轉向實行內向型政策，就可能抑制亞洲的出口並減少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
⑥ 2019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整個歐元區是真的嗎
北京時間13日消來息，國際貨幣基自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整個歐元區。IMF發布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
IMF的報告稱，全球經濟形勢繼續好轉，並上調2017和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其中，將中國2017年經濟增長預期從6.7%上調至6.8%，將2018年增長預期從6.4%上調至6.5%。這是IMF今年第四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
⑦ 從目前來看,你認為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壓力在哪些方面
工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安麗艷近日在京表示，中國經濟的高質量增長平穩推進，隨著金融市場開放政策密集推出和相繼落地，全球投資者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紅利的有利條件將進一步擴大。劉亮攝
中新網北京11月11日電 (記者 劉亮) 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保護主義等因素的影響，近年來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受到較大的沖擊。未來全球經濟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中國又該如何應對？近日，在「財新-工銀國際2019國際投資論壇」上，來自經濟學界的各位專業人士給出了自己的見解。
構成全球經濟下行壓力的三大挑戰
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認為當前全球經濟發展面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他表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近期發布的兩個關鍵的全球經濟發展指標來看，今年全球的經濟形勢並不盡人意。
他認為構成全球經濟下行壓力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來自全球地緣政治局勢的挑戰。突發的國際政治熱點事件，如貿易摩擦、英國脫歐、全球的地緣政治如中東動亂的局勢等問題對經濟和貿易的波動產生很大的影響。
第二，單邊貿易主義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挑戰。從政策挑戰方來看，朱光耀認為近年來貿易保護勢力的抬頭對多變貿易體制形成的重大挑戰，國際多邊合作受挫，尤其是未來一個月WTO的上訴機制將面臨著停擺的風險。朱光耀表示：「這個挑戰將是對全球貿易體制的挑戰。」
第三，全球負利率趨勢的挑戰。他表示，這是「二戰以後我們沒有經歷過的新的挑戰、新的政策環境」。目前，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如美國美聯儲今年連續三次降息，日本實行了0.1%的負利率政策，而歐洲央行近期也實施0.5%的負利率政策。實行這些負利率政策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值得我們的期待。
全球經濟放緩背景下中國的「破解之道」
面對上述全球經濟潛在的挑戰，中國該如何積極應對呢？專家給出了以下應對之策。
首先，加大國際多邊協商合作。朱光耀表示，在未來加大多邊合作和多邊協商協調機制是緩解緊張的當前經濟形勢的關鍵。例如，各國領導人可以充分利用多邊合作機制，如G20機制和即將到來的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的契機，對目前全球的經濟形勢進行分析，開展多邊國際關系合作，找出有效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的對策。
其次，分散投資方式。面對全球各大央行下調利率、量化寬松的背景下，敦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張志洲認為，「2020年個人傾向於認為對金融市場獲取投資收益的難度會顯著的超過今年。大家要降低風險投資的回報預期」。
他說：「最佳的投資方式在明年我認為還是要在面對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分散化的配置，避免過多集中的押注。」
最後，要深化結構性改革，深挖新的經濟增長動能。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表示，最近十年中國正在經歷從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的轉換，目前已進入中速發展平台，但仍未完全穩定下來。他強調，傳統基建投資、出口貿易和房地產對拉動經濟增長的勢能在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已經減弱，未來要深挖出與目前中速發展相匹配的新的經濟增長動能。
工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安麗艷直言，回望2019年，展望2020年，中國經濟的高質量增長平穩推進，隨著金融市場開放政策密集推出和相繼落地，全球投資者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紅利的有利條件將進一步擴大。
「我們相信，在全球經濟風雲變幻、國際金融市場跌宕起伏的背景下，惟有立足開放的中國，放眼多變的世界，方能把握未來機遇，找到投資制勝之道。」安麗艷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