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元證券宋淮

1. 北宋時期錢幣為什麼叫交子

公元800年左右，中國重新發行紙幣，被稱為飛錢，因為它很容易被風吹跑。這種紙幣不能充分交換，只是私人銀行交給商人用以兌換現金的憑證。它在京城發放，商人在返回各省後可用之兌換現金。這些都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紙幣，直到北宋年間出現了交子。

北宋時期，重商思想抬頭，商品經濟進一步繁榮。隨著各地區貿易聯系的加強，交易額越來越大，需要大量輕便的貨幣作為支付和流通手段。北宋前期，宋王朝為了掠奪川蜀地區的財富，在此地區禁使銅錢，而使用鐵錢。由於鐵錢不便攜帶，於是有商人收取鐵錢而出現一種類似存款收據的證券，正背面都有出票人的印記，有密碼花押，票面金額在使用時填寫，這就是交子，可以兌換，也可以流通。交子的出現正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所以很快流行起來，被商人們廣泛使用，中國因此成為最早流通紙幣的國家。

北宋時期的交子， 用紙幣的印版印出， 印版作於公元11世紀。

交子原由商人分散發行，太宗初年，成都16家富商聯合建立交子鋪發行交子。後來由於富商經營不善而使交子不能兌現，失信於民，引起政府幹涉並收歸官辦。 1023年，北宋政府在益州設立交子務，在次年2月開始發行官交子，規定市面上只許流通政府印發的交子，將商人個別發行的交子全部收回。官印交子有一定的發行限額和流通期限，每三年持舊交子換新交子。交子按規定可以隨時兌現，屬於信用貨幣性質。交子的票面金額開始時臨時填寫，後改為印固定金額。1105年，交子改稱錢引，除閩、浙、湘、粵外，在國內其他各地發行。

印製紙幣的思想向西緩慢傳播。1292年，蒙古人在伊朗印發了中國式鈔票。1661年，印製紙幣傳到了歐洲。當時，由於缺少銀子，瑞典銀行家便著手生產票據。在 18世紀，許多小的私人銀行家開始發行紙幣，只要銀行有償付能力，這些紙幣就能通用。直到1883年，英國銀行才發行了合法的紙幣。8年後，一項法令給了這個銀行以發行紙幣的壟斷權，並禁止發行沒有百分之百的黃金作後盾的紙幣。美國在1776年脫離英國而獨立之前，就製造出第一批紙幣美元，並成為美國獨立的一個強有力的象徵。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已擁有自己的紙幣，並習慣了把紙幣作為商品流通的媒介。

2. 南宋時候的浙江經濟和文化發展情況,還有南宋全國經濟和文化發展情況.謝謝了.急用.

宋代商品結構狀況的變化

南宋經濟史

代寫翻譯發表論文www.dxf1.cn

我國古代的市場商品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地區特產品，以鹽鐵等商品為代表，另一類是糧食和布帛類商品。這兩類商品在交換市場上的結構形態，是由生產的結構狀況和社會需求的結構狀況所決定的。米絹貿易比鹽鐵貿易具有更深刻的社會經濟意義。因為糧食生產和紡織手工業生產是封建時代的主要生產行業，人民生活一衣二食，米絹類商品不僅與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息息相關，而且反映商品經濟發展的深度和廣度。糧食和布帛在商品構成中的比重越大，說明脫離種植業、依靠商品糧為生的人口越多。以茶葉、信用證券等為代表的新商品的大量涌現，更進一步體現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水平。所以宋代商品流通市場上的品類結構狀況的變化，是經濟結構變化的重要特徵之一。

一、米絹類商品跨地域流通的發展

戰國秦漢時期，跨地區流通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鹽鐵之類的地區特產品以及滿足貴族豪富消費需求的奢侈用品。司馬遷列舉：「夫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柚、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毯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1] 。這是因為，鹽鐵「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2] ；奢侈品「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3] 。雖然那時糧食貿易十分活躍，出現了白圭、任氏等著名糧商，《管子》等書還把控制糧食市場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重要內容。但此時的糧食布帛貿易主要表現為季節性的豐歉調劑，地區間的餘缺調劑所引起的流通交換尚不發達，商人以牟取賤時買貴時賣的時間差價為主要贏利手段，較少追逐賤處買貴處賣的地區差價者。如白圭的經驗是：「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故而社會上流行的商業經營原則是「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4] 。東漢三國以降，商品貨幣經濟凋零，在商品構成中，服務於門閥士族的奢侈品更加突出。王符《潛夫論．務本》雲：「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侈之幣，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而國計愈失矣」。

宋代，隨著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繁榮，市場上的商品種類較之前代更加豐富。北宋《太平老人．袖中錦》列舉號稱天下第一的商品有：「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瓷、浙漆、吳紙、晉銅、西馬、等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福州荔眼、溫州桂、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咸豉……」。南宋方信孺出使金國時，也向金朝統治者誇耀說：「象犀珠玉之富，俱出於二廣；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淮東西則銅鹺之藪澤也；浙西十四郡爾，蘇湖熟、天下足，元帥之所知也。而況生齒日繁，增墾者眾，葦蕭歲辟，圩圍浸廣，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浙東魚鹽之富，海藏山積，食之雖眾，生之無窮。閩自為東南一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江、淮之所入」[5] 。

與此同時，商品的結構狀況也有了明顯的變化。反映在商業資本的經營內容上，以鹽鐵為代表的地區特產品、珠玉香葯等奢侈品固然仍占不小的比重，有所謂「商於海者，不寶珠玉則寶犀瑁；商於陸者，不寶鹽鐵則寶茶茗」[6] 的說法。但在商品構成中，糧食和布帛之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越來越占據了主要地位。「夫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一心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7] 。商人販賣米絹等日常生活用品，既牟取其時間差價、又更多地熱衷於牟取地區差價，成為商業資本的主要贏利方式。

宋代糧食市場最突出的特點是地區間轉運貿易的發達，「千里不販糴」的舊格局已被完全打破，遠距離的糧食貿易空前興盛。「春夏之間，淮甸荊湖，新陳不續，小民艱食，豪商巨賈，水陸浮運，通此饒而阜彼乏者，不知其幾千億萬計」[8] 。糧食份量重、體積大、價值低，糧商在支付運費、倉儲費、包裝費等成本後，要想贏利必須靠大規模經營才有可能。

在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和交通運輸業發展的基礎上，宋代形成了幾個規模較大的商品糧輸出基地。在長江流域，中游的荊湖一帶，「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江湖連接，地無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余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輾轉販糶，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為常俗」[9] 。兩浙西路北部的太湖流域，「湖、蘇、秀三州號為產米去處，豐年大抵舟車四齣」[10] 。西南的兩廣地區，「廣南最系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11] 。

宋代的遠距離糧食貿易還形成了長期穩定的空間流向和較集中的銷售供應對象。就空間流向看，基本的流通格局是從南向北、由西向東；就供應對象而言，在南方較多地服務於城鎮和經濟作物產區，在北方較多地服務於政治軍事需求。空間流向和供應對象這兩者一表一里，前者決定於後者，展現了宋代糧食轉運貿易空前繁榮的景象。

總體說來，商品糧由南向北流動主要是政治軍事需要引起的。其中，從長江中下游地區流向北方的商品糧以首都汴京為目的地，除了宋政府漕運的通過賦稅征斂和市糴購買的每年600萬石外，富人的販運量也很大，宋真宗時，三司就報告說：「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粳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12] 。這些糧食主要供應汴京龐大的皇室、官僚、軍隊以及眾多市民的消費。從黃河中下游地區流向北方的商品糧，則以河北、河東、陝西的沿邊一帶為目的地，基本上全部服務於軍需。如河北「蓋沿邊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里客人販去中官」[13] 。商品糧供應的出發地多半是河北南部的德、博、棣、濱等州及京東路。「列塞積兵，計糧為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谷價，募商以納之，縣官苦其費」。河北轉運使范雍「視德、博間地惟沃饒，菽粟易斂，又河渠通於塞下，大可致之。乃輦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於邊廩。自是，河朔財用周於供億」[14] 。慶歷年間，判大名府賈昌朝也說：「朝廷以朔方為根本之地，御備戎虜，取材用以饋軍師者，惟滄、棣、濱、齊最厚」[15] 。陝西駐軍消費的糧食大都取足於本路，歐陽修說：陝西駐軍「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西人而已」[16] 。但陝北的鹿 延等地貧瘠荒涼，卻是駐軍較多的邊防要地，其軍需糧食便多是用入中等購買的方式依靠南部的關中、秦渭等地供應。

商品糧由西向東流動，是東南地區糧食轉運貿易的一個突出特點，這主要是城鎮經濟發展和部分地區農業生產結構變革的結果。如荊湖的糧食運往長江下游的建康等地，江西之米接濟江東，浙西之米供應浙東、福建，兩廣之米也通過海路流向福建、浙東等。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在第二章已作論述，茲不贅。

糧食和茶鹽互為回頭貨，是宋代地區間糧食轉運貿易的又一個特點。茶鹽由於產地集中，其經銷大多是遠距離、跨區域的，糧食產區是茶鹽的主要銷地，所以在宋代盛行的「回貨」貿易中，糧食茶鹽的往來販運是商業資本的經營方式之一。如南宋廢除江淮鹽的官般官賣制實行鈔鹽法之後，長江流域湖南、江西與下游江東等地的商人販運情況是：「客人多自江西、湖南般運斛斗、竹木前來建康府，往往算請鹽鈔並糶米以回」[17] 。什麼有利可圖就經營什麼，這是商業資本運作的一個基本原則，米茶或米鹽的互為回貨的長途轉運貿易對於提高商業資本的周轉效率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夷堅志》記載的一則故事就說：「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雲下江之茶貴，可販；或雲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18] 。 在湖北，商人還常用茶鹽作為購買糧食的信貸資金。「富商歲首以鹺茗貸民，秋取民米，大舟扁捆載而去」[19] 。廣西的余糧也是作為鹽的回貨運銷廣東的。「如梧、藤、柳、象去處，粒米狼戾，歲上熟米斗三十錢，中熟、下熟以是為差，大率不過五六十錢，是西路終歲勞苦，米價常低小。東路鹽船別無回貨，其所得米如泥沙。廣東販鹽上西江，多是小客，未及數歲，即為富商」[20] 。

紡織品是宋代跨地域流通貿易的另一類大宗商品。絹帛等絲織品又在紡織品中占最大比重。宋代的絲織業生產基本形成了京東河北、四川、江浙這三大地域鼎足而立的格局，但三地的產品各有特色。京東、河北的絲織業歷史悠久，在宋代，其生產的特點是產量多、技術精、質量高。時人謂：「青齊之國，沃野千里，麻桑之富，衣被天下」[21] 。蘇轍亦有詩贊曰：「君看齊魯間，桑柘皆沃若。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余糧及狗彘，衣被遍城郭」[22] 。前述居於天下第一之列的「東絹」、單州的薄縑等就是京東路的代表名品。河北的絹特別精緻細密，時稱「精絹」，據說無正反面之分，定州「刻絲」是其名牌。四川的成都府路、梓州路是唐宋時崛起絲織業基地，以錦擅名天下，其特色是纖麗豪華。兩浙路和江南東西路的絲織業在宋代得到了長足發展，名品輩出，尤以產量大著稱，但總體的質量水平似乎稍遜於前兩個地區，如屬於當地名牌的越羅，「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中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23] 。由於兩浙絲織品質量較差，就連金兵在向宋廷勒索賠款時都不肯要，而退掉改成河北貨。

絲織品的銷售方向主要是城市消費、政府需求和海外市場。僅就城市消費而言，宋代一般城市中都有專門出售布帛的彩帛鋪，如汴京南通巷「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潘樓街也是「真珠匹帛香葯鋪席」集中的所在[24] 。在臨安，陳家彩帛鋪、市西坊北鈕家彩帛鋪、清河坊顧家彩帛鋪等都是有名的絹帛店鋪[25] 。城市的各類商業行會當中，絹帛行鋪通常都居於財力雄厚者之列。由於絲織品在國內市場上的消費對象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城市，而生產多半分散在鄉村，所以絲織品的流通也像糧食等農副產品一樣呈現出了「求心」運動的態勢；同時，由於宋代形成了幾個規模較大的絲織業生產基地，所以絲織品的流通又是呈「輻射」狀展開的。「衣被天下」這句話，是宋代人稱譽某個地方紡織業發達的常用語，這說明凡是紡織業發達的地方，其產品總是天女散花般遠銷各地。如京東、河北的絲織品除向汴京等城鎮市場集中外，還大量通過密州板橋鎮等口岸銷往南方諸路及海外市場。宋哲宗時，范鍔奏稱：在板橋鎮，「本鎮自來廣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販到香葯諸雜稅物，乃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商客般運見錢、絲、綿、綾、絹，往來交易買賣，極為繁盛。……板橋有西北數路商賈之交易，其絲、綿、縑、帛又蕃商所欲之貨，此南北所以交馳而奔輳者」[26] 。李覯的詩：「江湖限南鄙，秋令到還稀。節換空看歷，人閑未趁衣。齊紈方得意，廈燕莫言歸」[27] 。 秦觀的詩：「裔土桑柘稀，蠶月不紡績。吳綃與魯縞，取具舟罔船客」[28] 。都分別說明京東路出產的「齊紈」、「魯縞」在江湖、廣西市場上是很受歡迎的暢銷貨。四川的絲織品也是行銷四面八方。「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於萬里之外。」[29] 呂大防的《錦官樓記》亦雲：「負於陸，則經青泥、大散、羊腸九曲之坂；航於川，則冒瞿塘、灧氵預沉舟不測之險。日輸月積，以衣被天下」。除了經陸路向北到秦隴、由水路沿長江東下之外，四川與南方廣西欽州之間的錦、香貿易也形成了一條熱鬧的商路。「富商自蜀販錦至欽，自欽易香至蜀，歲一往返，每博易動數千緡」[30] 。

麻布的商品化生產總體上不如絲織品，但市場上流通的麻布也不少。福建的麻布一直暢銷江浙地區，「今越人衣葛，出自閩賈」。浙東的麻布也大量銷往浙西，「強口布以麻為之，出於剡，機織殊粗，而商人販婦往往競取以與吳人為市」[31] 。四川盛產的麻布則大量通過政府購買銷往西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廣西的麻紡織業經過北宋的開發，到南宋時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新興麻布商品生產基地，「廣西觸處富有薴麻，觸處善織布。柳布、象布，商人貿遷而聞於四方者也」[32] 。

二、以茶葉、交引為代表的新興商品的涌現

在宋代的市場商品結構中，茶葉的異軍突起尤其引人注目。雖然據王褒《僮約》記載，早在西漢時四川就出現了茶葉交易市場，但只局限於很小的范圍，其交易量在品類繁多的商品中微乎其微。茶葉大量進入流通領域，是從唐代中後期隨著消費的廣泛普及而開始的。楊華《膳夫經手錄》雲：「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采其葉煮，是為茗粥。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大歷遂多，建中以後盛矣」。暨至宋代，茶葉的消費群體更加壯大，「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貴貧賤靡不用也」[33] 。「夫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34] 。茶葉與柴米油鹽醬醋並列，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中占據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是重要的民生商品。對於以肉奶為主食的游牧民族而言，茶葉助消化、去肥膩的功效更使之具有了旦暮不可暫闕的需求剛性。市場的擴大與生產的發展相輔相成，使茶葉在商品結構中佔有了很大比重。

茶葉由於生物習性的關系主要生長於秦嶺淮河以南，屬於地區特產品。但茶葉市場的勃興，又比鹽鐵之類傳統的地區特產品具有特別重大的社會經濟意義。首先，茶葉不同於一般的農作物和手工產品，它既不可當糧食吃，也不能作衣服穿。其生產，只要稍具備些規模，就幾乎必然是面向市場交換而進行的商品生產。其次，茶葉的生產具有極強的適應性和伸縮性。無論田間地頭，還是荒郊山嶺，皆能生長繁茂；無論加工粗略，抑或製作精細，都不妨人飲用。它還適應於各種勞動組織形式，既可作為小農的家庭副業，也適合家庭專業化生產，又能進行大規模經營。這些特點，使之既不必受自然資源、土地條件的嚴格限制，也不必對人力、物力、財力有苛刻的要求，隨著市場的擴大，它把各色人等捲入了商品經濟的潮流，其從業者之眾、產地之廣、產量之大，都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商業性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加工部門。第三，茶葉的銷售地域廣闊，消費者眾多，份量輕體積小，品類價格多種多樣，既適合小商稗販的零星買賣，也利於豪商巨賈的長途多運，這個特點，使宋代的茶葉貿易把鄉村墟市、中轉集散地市場、以大中城市、周邊游牧民族地區乃至海外為主的銷地市場等等聯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多層次、梯進式、網路狀、范圍廣的市場體系。對於突破商品流通的地域性，加強地區間、特別是宋統治區與少數民族統治區之間的經濟聯系，具有深遠的意義。關於宋代茶葉商品流通的具體情況，我已有專文進行了討論[35] ，這里就不多說了。

宋代市場商品結構變化再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交引等有價證券的買賣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交引是宋政府為市糴糧草和實行禁榷專賣制度而發行的充當信用中介物的證券。交引又被稱為交鈔、鈔引、文券或券等，戴裔煊先生的《宋代鈔鹽制度研究》按名稱將交引分為六種，即茶交引、鹽交引、見錢交引、香葯犀象交引、礬引和其他交引。姜錫東博士則根據交引的職能和性質，將之分為三大類，即： 政府向入納金銀現錢或糧草者發行的用以領取茶鹽香礬等物的提貨憑證類交引；‚ 政府向入納糧草者發行的用以領取金銀現錢的期票類交引；ƒ 政府向入納糧草者發行的按比例領取金銀現錢和茶鹽等物的混合性交引[36] 。事實上，除這三類外，還應有第四類，即政府向茶鹽香礬等買賣者發行的專賣經營許可證性質的交引。而從時間上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種交引的職能和性質是有所變化的。大致在北宋中期以前，宋政府將市糴糧草制度與禁榷專賣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發行的交引，大都兼有提貨憑證和專賣經營許可證的雙重職能，以提貨憑證為主；在北宋後期和南宋，隨著市糴糧草與禁榷專賣脫離了直接聯系，茶交引、香葯交引等基本上只是單純的專賣經營許可證，鹽交引等則繼續兼有原有的雙重職能。

交引是宋政府以延期異地付款的方式與民間開展買賣交換活動的產物，政府能夠按交引票面所示兌付錢物，是其信用的保證。北宋時，政府在北方沿邊市糴糧草是交引的主要發行渠道，茶、鹽、香葯、現錢等是交引的主要償值兌現物資。但由於交引的兌現要求經過多道煩瑣的程序環節、兌現的地點遙遠、時間又常常拖延、有時還無法按面值兌現、交引的最初持有者或者不懂得茶鹽等物的市場行情或者無力從事這些商品的經營買賣等原因，使得在北部沿邊向政府入中糧草等物而最先獲得了交引的相當一批人，為了急於兌換到錢幣而不得不把交引減價買出去，這就形成了交引的賣方市場。同時，由於政府為了吸引入中者發行交引的面值大大高於其實際價值、發行量過多、嚴重超過了交引的兌現能力等原因，造成交引的出賣價格暴跌，使得交引的面值與其實值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差額，也就是蘊含了巨大的利潤，又吸引著財力雄厚的茶鹽商人和京師的豪商巨賈們紛紛壓價收購，這就形成了交引的買方市場。在汴京等地出現了一批專門居間倒賣交引的商人，號稱交引鋪。

交引的交易市場，大都分布在交引匯聚、買賣頻繁的商業發達之地。大體上以兩類地方最集中。第一類是交引的發行地區，如北宋時的河北、河東、陝西沿邊地區，南宋時的臨安、建康、鎮江等地。第二類是交引的兌現地點，如北宋時的汴京，南宋時的茶鹽產地通州、明州等地。各地交引買賣的交易量都很大，南宋時的臨安，「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御街，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餘家，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入納算請鈔引，並諸作匠爐，紛紛無數」[37] 。 明州的六所交引鋪，每年僅納稅就達10900餘貫，是當地各項商稅收入中最高的一項[38] 。在汴京、臨安這樣的大城市，交易量只會更大。

當然，在宋代林林總總空前豐富的商品海洋當中，交引這類有價證券也許並不佔多大比重。然而這種信用中介物證券在宋代大批涌現出來，並在商品交易市場上買賣轉讓，卻是歷史上未嘗有過的新鮮事。這個現象不僅足以作為商品結構變化的典型標志之一，也反映了宋代商業信用的空前發展，體現了官民信用交易關系的復雜化和深入化。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新事物。另外，交引在宋代的大量涌現和廣泛使用，與宋政府用禁榷專賣品換取沿邊軍需的糧草物資有直接的關系，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糧食貿易的發達。

正由於宋代的商品結構中糧食、布帛、茶葉以及各種農作物的加工製成品占絕大比重，這些商品生產的季節性，也使宋代的市場面貌表現出了顯著的季節性特徵。每到收獲的季節，農民、農副產品加工業者能夠有大量的商品投放市場，也是從市場上換回商品的購買力較強的時候，各種商品進出市場，使市場呈現了繁榮，「方夏蠶畢工，秋稼初斂，絲帛米粟充滿廛市」[39] 。而到了冬末春初，青黃不接之時，商品的來源少，購買者也少，市場上則呈現了另一番景象。「市寂然若將暮，賈匱農 閉而不張，錢井金溝謹其闔藏，收列肆於九衢，刀布滯乎千商。至於白藏之府、紅腐之倉，賨幏積墆，琛幣充梁，亦且簽籌寢乎會計，關石罷乎低昂。怪而問焉，有客言於余曰：是為春孟望之後一日，其名為倉耗」[40] 。商品的購買者少，交易清淡，商品積滯在商人的倉廩中，市場陷入了階段性蕭條。在四川，茶葉生產貿易的季節性甚至影響著交子（北宋末稱錢引）的比價波動。兩宋之交的李流謙說：「每州之春，引直必虧，至筍茶之出、官司催驅之時，則例增」[41] 。 商品市場的這種季節性，進一步映襯出農產品及其加工製成品在商品市場上的結構地位，農業決定了商業的面貌。

3. 叫李全的歷史名人有哪些

1、金朝末年地方武裝集團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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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1231），金朝濰州北海（今山東濰坊）人，漢族，金末地方武裝集團的首領。

金宣宗貞佑二年（1214）五月，金朝遷都南京（今河南開封），蒙古軍再度南下，在山東、河北等地大肆擄掠。金朝統治者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無力抵禦蒙古軍南下，依然對境內人民橫征暴斂，加重剝削。為反抗金朝的黑暗統治，在山東、河北一帶爆發了規模很大的紅襖軍起義。

早在章宗泰和、大安年間，山東就有益都（今屬山東）人楊安兒（本名楊安國）領導的起義。宣宗南遷前夕，楊安兒起義軍日益壯大，以青、濰、密、莒諸州為中心，活動地區擴展到整個膠東半島。貞佑二年（1214），楊安兒稱王，置官屬，改年號天順。李全喜習武，弓馬矯捷，善使鐵槍，人稱「李鐵槍」。至寧元年（1213），蒙古軍進攻山東，李全之母、長兄皆為亂兵所殺。李全為復仇，遂與仲兄李福聚眾數千起兵，響應楊安兒，攻打臨朐（今屬山東），進取益都。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於洋、於潭等都歸李全指揮。李全與楊安兒、泰安（今屬山東）人劉二祖領導的起義軍，成為當時紅襖軍起義的三支主力。

蒙古軍北撤後，金朝廷遣宣招使仆散安貞率重兵鎮壓山東、河北紅襖軍。以完顏霆（原名李二措）、黃摑阿魯答率金朝精銳部隊「花帽軍」來攻，楊安兒所佔州縣相繼失陷。十二月，在闌頭滴水敗楊安兒。楊安兒與其黨汲政等乘船退往即墨入海，欲至岠嵎山（今山東棲霞東北）。舟人曲成貪賞錢千金，引金軍襲擊楊安兒。楊安兒墜水死，其餘部由妹楊妙真（人號四娘子）與母舅劉全統領，並奉楊妙真為首領，稱「姑姑」。時劉二祖亦被金軍所敗遇害，其殘部霍儀、彭義斌先後領導其殘部繼續與金軍作戰。李全也險些被金軍所擒，為保存餘力，決定退保東海（今江蘇連雲港東南）。劉全、楊妙真等率萬餘人與李全會合。李全與楊妙真在磨旗山（今山東莒縣東南）結為夫婦。不久，彭義斌率領的劉二祖余部也來歸附李全。

金興定元年（1217），宋寧宗下詔伐金，並招安各路義軍。宋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李全等人附於宋。宋朝集中各路義軍分兩路攻金。李全襲破莒州（今山東莒縣），擒金守將蒲察李家，別將於洋克密州（今山東諸城）。其兄李福也克青州。宋朝廷始授李全為武翼大夫及京東副總管的稱號。四月，金招撫副使黃摑阿魯答又奪回密州，李全戰敗。接著李全又兵敗莒州。九月，李全出兵圍海城，反攻密州，擒黃摑阿魯答、夾谷寺家奴，進而攻克壽光、鄒平、臨朐等縣。解送阿魯答於楚州（今江蘇淮安）。李全等人歸宋後，受楚州節制。這年冬天，李全軍徙屯淮陰的龜山。

繼李全之後，紅襖軍將領石珪、夏全、時青等相繼率軍附宋抗金，使金朝受到極大的威脅。興定二年十二月，金宣宗派開封府治中呂子羽聯絡，試探議和。遭到宋朝拒絕。宣宗下詔，命左副元帥、樞密副使仆散安貞輔太子完顏守緒大舉攻宋。

興定三年春，金兵攻下宋成州、鳳州和興元府。仆散安貞大軍圍攻宋安豐軍（今安徽淮南）及滁（今安徽滁州）、濠（今安徽鳳陽）、光（今河南潢川）三州。淮西告急。宋將李慶宗在濠州戰敗，損失兵馬3000。金軍前鋒游騎到達採石楊林渡，建康震動。時宋淮東提刑知楚州賈涉負責節制忠義軍，他命李全、李福斷金兵後路，並報帥司調各路義軍分頭出擊。李全率東海軍與金兵在嘉山遭遇，獲小捷。進軍盱眙時，與楊安兒余部季先等部鼎立以御金兵。李全部至渦口（今安徽懷遠），正遇號稱「盧鼓槌」的金將紇石烈牙吾答率軍渡淮河。李全與別將鹿仙襲擊之，金兵溺於淮水者數千，俘獲甚眾。接著又與金駙馬阿海激戰於化湖陂，斬金將數人，並獲阿海逃走時遺下的金牌，李全一直追擊到曹家莊。在其他各處金軍亦遭到沉重打擊，只好退兵，自是金兵不敢至淮東。此次戰勝，李全晉升領達州刺史銜，楊妙真封令人。

秋，李全回濰州掃墓時，聞知附金的益都府卒張林，有反金歸宋之意。張林據益都，山東諸郡附其勢。於是李全臨青州城（今山東益都），勸說張林早日附宋。張林尚遲疑，李全只帶數人入城與張林相見，張林置酒交談甚歡，結為兄弟。張林遂附表將所轄山東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等二府九州版籍歸宋。宋廷授張林為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總管。李全也升為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徙屯淮東軍事重鎮楚州（今江蘇淮安）。

金興定四年（宋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李全合張林軍北渡黃河襲擊金東平府（今屬山東東平），因金行省蒙古綱率軍固守，不得，改為夾汶水立寨。在汶水被金東平副帥干不搭擊敗，兵力損失多半，不得不退回楚州。當時南宋朝廷稱附宋的北方抗金義軍為「北軍」，雖然授以官號，只是利用他們抗金，但又行分化抑制的政策。因恐懼他們造反，竟封鎖淮水，不許北軍南渡。這樣，各路義軍無法聯合起來共同抗金，增強防禦能力，反而使他們逐漸變為地方割據勢力。李全也因此由農民起義軍將領蛻變為擴張個人勢力的野心家。當季先被誘殺後，宋朝制置使賈涉欲收編其部，但季先部下裴淵等人拒不受編，擁石珪為統領。賈涉又決定把其部瓜分為六，以分化忠義軍勢力，但遭到拒絕。李全聞知，請率部討伐石珪。賈涉以李全部逼石珪就範，石珪卻率眾降附蒙古。李全乘機吞並原季先的漣水忠義軍。

金興定五年（宋嘉定十四年，1221），李全以膠西（今山東膠縣）地處南北商業、交通的沖要之地，便使兄李福守據之。初李全誘商人至山陽（今江蘇淮安），以舟師俘其貨沒收一半歸己，然後使商人自淮轉海，至膠西。李福貪鄙，竟規定往來商人皆須用李氏舟、車，稅其半，乃聽商人往金諸郡貿易。同時，他見張林轄境內六鹽場利厚，恃李全之勢力，提出將六鹽場分其一半。張林許他恣意取鹽不分場。李福怒，揚言要與李全提兵取張林首級。張林訴之宋制置使賈涉，李福伏兵邀擊，於是張林向蒙古請附。賈涉以此責李全，李全率兵急攻張林，張林棄地而逃，李全遂佔領青州（今山東益都），從此青州成為李全又一據點。隨後，李全又以收買軍校的手段，趁宋朝調動官員，丘壽邁初攝帥事，吞並了原來由賈涉掌握的帳前忠義軍。在此期間，李全官升領承宣使、保寧軍節度使。

金宣宗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宋廷以許國任淮東安撫制置使。許國到任後，壓制北軍，凡北軍與南軍（即南宋軍隊）有爭執，無論曲直皆罪北軍，裁扣朝廷犒賚北軍的物資十之七八。李全時駐青州，不肯參謁，許國數致厚饋，邀李全議事。及李全前往參謁，許國時又倨傲自大。許國的幕僚章夢先亦對李全手下的大將劉慶福傲慢無禮，使李全等人極為不滿。李全返回青州後（李全與楊妙真分駐青州與楚州），決意除掉許國。於是遣劉慶福還楚州，與忠義軍統領王文信計謀，趁許國晨起蒞事，刀箭攻之，許國在親兵的護衛下登上城樓，縋城逃命，家眷悉被殺害。劉慶福手刃章夢先，報前日無禮之仇，放火燒了官府，積蓄盡為亂兵所奪。未幾，許國在途中自縊而死。楚城之亂，使宋廷震動，丞相史彌遠恐再生變故，姑且息事不問。授徐晞稷繼任淮東制置使，令他屈意安撫李全。李全得劉慶福的報告，一面傳牒原劉二祖部的彭義斌，稱許國謀反，已伏誅，爾軍並聽我節制。一面自青州至楚州，佯責劉慶福不能壓制忠義軍的內訌，迎徐晞稷入城。徐晞稷對李全以禮待之，方相安無事。

彭義斌對李全的行徑極為不滿，殺李全派來的送牒人。李全率兵攻打恩州（今河北武城北），被彭義斌所敗。彭義斌一直堅持抗金兵、御蒙古，對李全不顧全局擴張個人勢力的行為十分痛恨。彭義斌打退李全的進攻後，又出兵進攻金真定府，敗金將武仙，部眾擴大到數十萬人。他致書宋朝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欲剿平李全，然後出兵收復中原。但宋朝懼李全的勢力，未能採納。於是彭義斌無奈自率眾向北拓地，攻克真定，經西山（太行山），與蒙古將孛裏海等軍相望。可是，在與蒙古兵於內黃（今屬河南）五馬山的激戰後，兵敗被俘，最後慷慨就義。

金正大三年（宋寶慶二年，1226）九月，蒙古將孛魯率軍入山東，欲招降李全，李全不從。孛魯下令攻打青州，李全未能擊退蒙古兵，於是嬰城自守。城內原有軍民數十餘萬人，被圍困一年之後，僅剩數千人。此時糧草亦盡，牛馬亦食盡，不得已於次年五月出降。孛魯奏聞，成吉思汗令便宜處置李全，乃以李全為山東淮南、楚州行省。

這期間駐守楚州的李福與劉慶福發生內訌。兩人互相猜忌，矛盾日深。李福殺劉慶福，納其首去見宋廷駐楚州將帥姚翀。姚翀見楚州軍亂，深為驚恐。他乘夜隻身逃出楚州，後死於去明州（今浙江寧波）的途中。宋廷以楚州軍亂為教訓，於是議論輕淮重江，遂改楚州為淮安軍，視若羈縻州。李全部眾，以軍糧不繼，多有怨言。國安用、張林、閻通、邢德等五人均想立功，以邀宋廷恩眷。他們對宋廷不發錢糧，認為是因李福謀反所致，乃議殺李福以獻。於是起兵殺李福與李全次子。至楊妙真府邸，殺一婦人誤以為是楊妙真，將首級函送京師。朝廷檄文告知盱眙軍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並兵進駐楚州，盡殺李全在楚州的余部。

李全得報慟哭，力告蒙古將孛魯，請允許其率軍南歸。李全回到楚州時，張惠、范成進已殺彭降金朝，王義深已逃亡。國安用殺張林、邢德向李全贖罪。李全殺時青，並其軍。此後，李全以豐厚的待遇募兵，不限南北人。又大治舟船，自淮及海相望。李全表面歸附於宋朝，以取宋朝錢糧。實際上陰附蒙古，往往貿易貨物輸入蒙古，又遣人焚燒宋御前軍器庫，以銷毀宋朝兵備。他治舟師以圖東南地區。金正大七年（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八月，大閱舟師數日。當李全糴麥船通過鹽城縣時，宋知揚州翟朝宗令兵士奪之。李全大怒，以捕盜為名，率水陸軍數萬直入鹽城，攻入城，城內所貯公私鹽貨盡為其所有。李全又上書宋廷，言捕盜入城安民，宋廷加李全為兩鎮節度使，罷翟朝宗官，改任趙璥夫攝事。李全仍不撤兵，一面加緊造舟，招募水手。一面要挾宋廷將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淮東總兵岳珂等人罷官。李全行徑令宋朝無法接受，於是宋決意出兵討伐李全。

李全公開與宋敵對，欲先取通、泰二州，然後渡江攻取宋京師。佔領泰州（今屬江蘇）後，進取通州、揚州，在灣頭為宋軍所阻。李全目標在攻佔三城，便築長圍，與宋軍展開了長達半年多的對峙戰。初期，李全小勝。自宋紹定四年（1231）正月，李全軍一再被宋軍擊敗。宋削李全官職，罷錢糧。因軍隊給養不濟，攻城不得，欲戰不利，主力損失慘重，李全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正月十五，趁李全不備，宋將趙范、趙葵用計誆李全出營帳，堵塞退路，李全被迫逃走，北至新塘，陷入數尺深的泥淖。宋制勇軍趙必勝等追及，用亂槍刺死。

楊妙真，小名四娘子。金末紅襖軍著名首領楊安兒之妹。善使槍，自稱「梨花槍天下無敵手」。金貞佑三年（1216）楊安兒被殺後，劉全收集余眾，奉稱楊妙真為「姑姑」，統領其部。至磨旗山（今山東莒縣東南）與李全部會合。後楊妙真與李全結為夫婦。她是李全的得力助手。金興定六年（1222）李全占據青州後，以楊妙真統兵駐楚州，她不僅善騎射，有武藝，而且多計謀，能統兵。當時，楚州是宋朝淮東重鎮，宋淮東安撫制置使亦駐在楚州。雙方時有摩擦，多由楊妙真從中周旋。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宋淮東制置使賈涉出城勸農，暮歸入城門，李全部忠義軍阻道，楊妙真得知後，騎馬馳出城門，令忠義軍讓路，使賈涉入城，避免了與宋朝官員的正面沖突。

同年十一月，許國繼任淮東安撫制置使，此人對李全擴張個人勢力極為不滿，主張壓制李全勢力的發展，進而削弱他的兵力。因此，初到任，楊妙真至城郊迎迓，許國辭而不見。楊妙真既知許國意圖，便以軍校自備，以保存自己的實力。寶慶元年，李全遣劉慶福自青州歸楚州，與楊妙真共同計謀，殺許國及其幕僚，迫使宋朝另遣官員，改變對北軍的政策。北軍稱李全「恩府」，楊妙真「恩堂」。

金正大三年（1226）李全被蒙古軍圍困於青州達一年之久。這期間，人傳李全已死，宋淮東制置使劉琸欲乘機消滅駐在楚州的楊妙真及其統領的部眾。令夏全（原劉二祖部下，北軍的重要將領之一）將重兵陳於楚州城外。楊妙真臨危不亂，請夏全入城，酒肉款待，轉仇為好。夏全反出兵圍劉琸於州治，劉琸夜半縋城，隻身逃往揚州。夏全逐走劉琸後，楊妙真又將他拒之門外，夏全只好出楚州，後投附金朝。

李全在楚州的兵力賴楊妙真得以保全。但在李全降蒙古，青州剛解圍，楚州李福與劉慶福內訌。劉慶福死後，李福又逐宋將姚翀，楊妙真亦助李福殺姚翀二妾。宋朝因此不再供北軍錢糧，引起北軍眾將不滿，共議殺李福和楊妙真獻給宋朝。於是眾將帥兵攻入楊妙真府宅，殺李福、李全次子以及一婦人，誤以為楊妙真，實為李全側室劉氏，以及家人和府兵數百人。楊妙真乘亂逃脫，回到李全身邊，留在楚州的余部皆被殺戮。

金正大八年（1231），李全兵敗而死。余部議還淮安（楚州），以楊妙真主之，後在灣頭一戰被宋軍再敗，損失慘重。五月，淮安等五城俱為宋軍攻破。楊妙真及其餘部據守大城，她對鄭衍德等人說：「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次日，楊妙真北渡淮水，與養子李璟返回山東老家，繼任金益都行省，居數年而死。李全在淮安、淮陰的余部或為宋所滅，或降金。

李全子李璟。襲父職治益都行省，專制山東三十年。依違於蒙宋之間，元世祖即位後，加授江淮大都督。中統三年（1262）叛蒙，七月，濟南為蒙古軍攻破，李璟被俘處死。

2、宋朝碑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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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

〔宋〕善刻碑，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刻八行李先生詩。《刻碑姓名錄》

3、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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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 男，博士學位，副研究員職稱。主要研究領域：財稅理論與實踐、公司財務管理。
業務簡介
學習、研究經歷：
曾就讀南開大學，師從樊綱、柳欣兩位教授攻讀西方經濟學專業貨幣理論與政策方向博士學位；後獲得財政部資助，師從賈康研究員在財政部科學研究所從事財稅、資產管理方向博士後研究。曾獲「全國三好學生」稱號（國家教委）；曾獲第二屆「全國優秀大學生胡楚南獎金」（國家教委、團中央、《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跨世紀青年發展基金●建昊獎金」（團中央）。
工作經歷：
曾任科迪集團證券事務代表兼股份公司證券投融資部經理；
已參與科迪集團、ST豫白鴿、金泰發展、長百集團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或資產重組工作。
現兼任中信建投期貨有限公司、建銅集團、九州大地集團獨立董事；
新任國家循環經濟委銀行專家委員。
科研能力及獲獎情況：
2004－2007年在期刊上發表論文36篇，在報紙上發表論文或特邀專訪10篇。其中獨著核心期刊10篇、獨著非核心期刊12篇；合著核心期刊8篇，合著非核心期刊4篇；參編學術著作3部，共計8萬字；參與省部級課題五項。此外，自2003年以來分別在《經濟研究》、《南開經濟研究》、《政治經濟學評論》、《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等一類核心刊物，以及《金融時報》、《第一財經》、《中國財經報》等重要報刊上發表理論文章60多篇，部分文章或特邀專訪被新華社、人民網、中國網、中國經濟網、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網站等多家媒體轉載。
主持或參與國家社科基金、世界銀行技援項目等省部級課題十五項，參與了科迪集團、ST豫白鴿、金泰發展、長百集團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或資產重組工作；擁有投資銀行、證券交易從業資格證書，擁有期貨業高管資格，曾為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培訓班及MPAcc碩士講授多門管理類、財務類、財政類課程，並被多家企業聘為財務顧問。
工作特點：
主要研究財稅理論與實踐、公司財務管理，已從事相關方面操作案例若干；曾講授公司財務、金融企業財務、政府公共管理，項目投融資、企業並購及資產定價，國有資本經營、財政收支及政府采購、票據管理等多門課程或講座。

4. 江淮是什麼意思

江淮是指安徽江淮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江淮的前身是創建於1964年的合肥江淮內汽車製造廠，容1999年9月改制為股份制企業，隸屬於安徽江淮汽車集團有限公司。2001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股票名稱為「G江汽」（原名為「江淮汽車」）。

江淮汽車肩負著振興民族汽車工業的使命，高舉自主品牌的大旗，整合全球資源，實施自主創新，長期堅持走質量效益型道路，持續深入推進精益生產，積極構築民族汽車的品質和品牌優勢。

(4)國元證券宋淮擴展閱讀：

發展歷程

1990年江淮汽車公司開發出填補國內空白的客車專用底盤，改寫了中國客車由貨車底盤改裝的歷史。公司由此步入了發展的快車道，逐步發展為國內少數擁有全系列產品、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綜合型汽車企業之一。

公司主導產品不僅占據著國內細分市場的領先地位，而且在國際市場的鋒芒日益凸顯形成了覆蓋世界六大區域、輻射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海外市場布局，其中輕卡出口連續9年位居行業第一。

1996年公司率先在行業內創建學習型組織並向上下游企業延伸，建設學習型營銷體系和學習型供應鏈，形成推動整個生態價值鏈健康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收到國內外企業界、學術界和政府機構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贊譽。

5. 中國歷史上哪個朝代最富有

宋代。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臨安是繼長安、洛陽、南京之後，第四和第五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這樣的城市規模在歷史上是空前的。

商品經濟的繁榮必然帶來貨幣關系發展。北宋開封城內，每一交易動輒千萬，貨幣流通需求量不斷上升。「錢荒」問題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最終使得白銀的貨幣性質得到加強，並產生了紙幣「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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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宋代對南方大規模的開發，促成經濟中心南移。

宋代的農材賦役制度，大致延續唐末的兩稅法，但增加了丁稅，而差役則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有免役法的推行。關於歲入1.6億貫實為銅錢、米麥、白銀、布棉、絲絹、草料等不同物產單位的合加總數，宋代財政最高收入為六千餘萬貫，商稅占財政總收入約70%。

各種新的農具在宋朝出現，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江浙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北宋時宋真宗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

6. 我想弄一個語文演講，內容就是我們中國古代史，大體上給大家介紹一下朝代順序再加一些歷史故事，時間不限

夏朝，第一個朝代，公元前21-16世紀，建立者大禹，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
商朝，公元前16-11世紀，《封神演義》《封神榜》，姜太公釣魚。
西周，公元前11-771年，烽火戲諸侯。
東周含春秋戰國，公元前770-221年，田忌賽馬。
秦朝，公元前221-206年，孟姜女哭長城。
西漢，公元前202-公元8年，楚漢之爭。
東漢，公元25-220年，黃巾起義、桃園結義。
三國兩晉南北朝，公元221-589年。
三國魏蜀吳，草船借箭。
西晉，公元265-316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東晉，公元317-420，草木皆兵。
南朝含宋齊梁陳，公元420-589年，狸貓換太子。
北朝含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北魏孝文帝改革、木蘭從軍。
隋朝：公元581-618年，隋煬帝開鑿京杭大運河。
唐朝：公元618-907年，玄武門之變、唐太宗的鏡子、文成公主入藏、唐僧西遊記。
五代十國：公元907-960年，五代指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陳橋兵變。
北宋：公元960-1127年，楊家將、靖康之變。
南宋：公元1127-1276（1279），岳飛的故事。
元朝：公元1260（1279）-1268年，馬可波羅的故事。
明朝：公元1368-1644年，八股取士、鄭和下西洋。
清朝：公元1644-1840（鴉片戰爭前），鄭成功收復台灣、廣州十三行。
假如不夠資料，可聯系我。

7. 為何只有少數民族政權中，只有元清納入中國歷史

同學啊，你對於一些概念不太清晰啊，你指出中華民族的問題，不可否認，這一提法有它的意識形態意義，但是還是合理的，民族最本質的特徵是共同文化與心理，不在於血統與外貌，中華民族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就是至少在目前，在中國領土范圍內的民族共同享有較多的共同文化（即使是與漢族最不搭界的維吾爾族），所以，中華民族是一個政治性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性概念。
對於你說的哪些民族應該納入本國史，也不知道你有沒有聽義大利學者克羅齊1917年提出的一個著名命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毋庸置疑，這個問題在不同歷史時期是不同的，假如我們現在生活在唐朝，那麼我們的民族歷史研究理所當然包括越南的主體民族京族，假如我們生活在漢武帝時期，我們理所當然要研究我們朝鮮四郡的歷史。同樣的，雖然在較長歷史時期內，西藏和新疆以及台灣雖然正式屬於我國時間其實並不長（我說正式），但在目前，它們的歷史理所當然應該被納入中國史加以研究。蒙古雖然在境外有蒙古共和國存在，但中國境內的蒙古族占據了全蒙族一半以上人口，當然也應該將其歷史納入國史之中，而對於越南和朝鮮則不再納入國史中。
所以，我們看到，不管是「歷史」還是「中華民族」這些概念都是歷時性的，動態的，假如將其視為一個永恆不變的靜態概念就不對了。希望樓主能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