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談股市

⑴ 微觀經濟的獨特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調節微觀經濟的獨特性
（1）國家調節微觀經濟的經濟基礎，
一是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的基礎上；
二是建立在按勞分配為主體、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等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基礎上。
（2）國家對微觀經濟的調節不僅是管理微觀經濟，而是作為佔主導地位的國有產權的所有權的主體，具有所有權主體的功能，其控制經濟的活動范圍大及承擔的功能多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3）具有不發達國家經濟調節的特徵，國家在調節時：
一是更加註重培育市場、完善市場，創造一個有利於企業發展的良好經濟環境；
二是更注重積極引進先進技術；
三是更強調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社會的福利狀況；
四是更強調提高人口素質；
五是更高度重視防止污染，保護生態平衡。 1996年美國大選前夕，華爾街的一些基金經理顯得分外緊張，因為他們認為柯林頓和多爾誰能勝出，會影響到許多行業股的沉浮。如柯林頓的禁煙姿態，煙草股必定遭殃；若多爾問鼎呼聲日漲，則煙草類股份會漸入佳境。又如柯林頓傾向於與中國在貿易上達成協議，那麼紡織股將受挫；甚至柯林頓的連任有助於蘋果電腦起死回生，因為他有推廣全美兒童學電腦的念頭，而蘋果機最具優勢的便是中、小、大學的市場份額。總而言之，若柯林頓連任，蘋果電腦、教育股份將愛惠，而葯物股、紡織股、香煙股將受挫；若多爾勝出，國防股、零售股、保安股將受惠，金融股、政府工程承建股份以及債券將受累。
這當然和兩位總統侯選人的宏觀政策偏好有關。但據香港財經作家林行止分析，雖然共和黨、民主黨在政綱方面是大吹法螺，且各異其趣，卻在經濟政策上都帶有「供應經濟學」的痕跡。眾所周知，「供應經濟學」曾在里根時代大盛其道，其理論依據是拉弗曲線，即稅率超過一定水平，稅收開始下降。因為稅率太高，個人和企業失去賺錢誘因，他們不工作不投資，交稅的人少了，高稅率便有低稅收的效果。因此，有的供應學派人士曾將二戰後的英國衰落和日本崛起，歸因於唐寧街和通產省在稅收政策的不同取向。
盡管拉弗曲線的正確性被人爭議不休，但供應學派的精髓則是鼓勵企業家（尤其是中小企業家）的創造性和改善民間經濟發展環境。所以，民主黨盡管沒有共和黨「供應學派」來得明顯（後者的減稅方案直接明了，主要是入息稅一刀切，減至15%），不過，卻推出了許多很實惠的建議，如受薪者每年有一天的「帶薪離職」的特別假期；在鼓勵人力投資的前提下，大專學校的學雜費及企業培訓員工開支均可獲減免稅，等等。這一切看似輕描淡寫的方案，實質是和上述供應學派刺激民間經濟發達的精神暗合的。 是拉選票的手段也罷，是有所作為的雄心也罷，這些經濟政策取向無疑迎合了美國的實情。美國經濟在80年代後期，終於從日本手中奪過了世界第一，奧妙在哪兒？一個主要的原因便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再度得到了弘揚，通過新產品的供給，創造了自己的市場需求。如當代世界上最優秀的產品——個人電腦，便是喬布斯、蓋茨等在商用電腦之外獨辟蹊徑，在未有市場之時就開發的一種產品，然後為它創造一個市場。
而在70年代、80年代初最富有傳奇的創造市場標準的故事，恐怕是索尼袖珍式收音機了。索尼總裁「異想天開」地想創造一隻縮小到能夠裝入襯衫衣袋中的袖珍式收音機。但經過幾多挫折後，縮小至極限的收音機仍不能裝入正常的衣袋中。
最後，退縮的不是索尼，而是襯衫市場：因為索尼創造了一種新的商機，於是開始生產超大口袋的襯衫。
最能反過來說明索尼精神可貴的，是松下電器公司。松下在設計、製造以及在全球銷售方面具有卓越的才幹，銷售額5倍於索尼公司，比索尼多27年的經驗。但人們卻並不認為它典型地體現了賦予日本增長奇跡的企業家精神，因為松下只有模仿的機智。如索尼生產了「貝塔馬克斯」——世界第一台大眾化錄像機，而松下認識到，顧客實際想要的是8小時，而非3小時的錄像機，於是製造了能連續播放8小時的錄像機，趁勢主宰了錄像機市場。
唯其如此，美國作家型的經濟學者喬治·吉爾德就認為，日本出口產品之所以獲得成功和受人歡迎，根本原因在於索尼的創造市場精神。如果日本僅僅採取松下的經營方針，僅僅出口有賴於日元貶值、政府補助的低價推銷世界其他地方設計的產品，世界各地公眾的憤懣早就像烈火一樣燃燒越來。而只有「當索尼、卡西歐和山葉等富有創造力的日本公司拿出五花八門、光彩奪目的新奇產品時，幾乎沒有人感到受威脅；大多數美國人對之贊嘆和感激。袖珍收音機，微型電視機，可用於計算稅款並能模仿長笛和吉它音響的計算器，數碼式照相機，沃克曼立體聲耳機，能縮小和放大的小型復印機，能錄間和報時的收音機、錄像機，這些產品先前並不存在，它們創造了新的市場，新的財富，新的樂趣，供應這些產品幾乎可以說是饋贈。它們引起人們意外的好感，帶來遠遠大於其價格的享受，滿足購買者自己未曾感覺到的願望，使他們驚嘆不已。」 當「日本奇跡」出現時，許多人都將此歸功於通產省和以大財團為首的「經團聯」和「日經聯」。但人們慢慢發現，無論這些計劃權力官僚機構多麼出色地預言了技術發展趨勢，都應該明智地避免「雄雞謬論」——「即認為日本的『朝陽』工業之所以會從地平線上升起，主要因為通產省在『喔喔啼叫』」。
更何況通產省事後諸葛亮的事件實在多了些。索尼是首先向美國購買晶體管技術的公司，但卻被通產省拖了一年，理由是：「如果晶體管具有這么廣闊的前途，那麼為什麼日立、松下和其他日本的大電器公司沒有申請購買這項專利呢？為什麼通產省要給一個生產錄音機的小廠分配外匯，及與此項技術引進有關的各種權利呢？」 通產省在日本汽車業的發展中，也犯了同樣的錯誤。50年代，通產省的幾個主要官員就反對投資於汽車工業，因為它意味著要大量進口鋼鐵和石油這兩種日本最稀缺的資源。60年代，當日本開始試探性地向世界開啟它的經濟大門時，通產省特別擔憂的是日本的模仿性的、分散的汽車工業——長期受到通產省制定的各項政策的保護，不受外國競爭的壓力——會被通用、福特等外國公司的巨輪壓得粉碎。他們建議日本的10家汽車公司合並為兩家——日產公司和豐田公司，並且建議任何新的公司不要生產四輪車輛。
幸好日本的企業家拒不接受這種觀點。在通產省取消汽車製造業的保護和補貼之後，三菱公司首先和克萊斯勒達成協議，一躍成為日本第三大汽車公司。通用汽車也購買了原通產省要求合並入三菱重工的五十鈴公司的37%的股權。而原來生產「兩個輪子」（摩托車）的日本本田公司卻轉產四輪車輛，並很快馳名世界。 素以高成長自豪的亞洲經濟似乎有些步履蹣跚。1996年上半年，泰國出口僅增長7%，遠低於同期的27%；韓國的經常帳逆差創93億美元新高，財政部長被迫下台；新加坡受美國半導體需求萎縮之累，出口成長減退。馬來西亞和泰國的經常帳逆差，可能分別佔GNP的10%和8%，和當年顛覆墨西哥經濟的逆差水準不相上下，於是悲觀者發現了類似金融危機的苗頭……
對此，經濟學家科魯格曼認為，亞洲新興經濟體已經失去資本和勞力密集的競爭優勢，但一時間又無法提升技術層次和生產力，經濟發展步伐因此紊亂。 其實，亞洲的國家和地區為了尋求技術和產業升級，積極發展石化、汽車、消費性電子和半導體等產業，可謂不遺餘力。但專家們指出，恰恰是亞洲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對經濟狀況有很大的責任。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台灣和韓國一心想趕上日本，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又急於想成為下一個韓國、台灣，於是一窩蜂地上馬。結果，沒料到半導體的需求會急速下降，造成價格重挫60%，嚴重影響出口和經濟成長。
於是有人又責怪亞洲的科技官僚高估了全球市場的需求，或一廂情願地認為美、日會放棄半導體等產業而另謀發展。但，正如我們上述的通產省的「雄雞廖論」，這些國家和地區也許最缺乏的是民間企業家的創新精神。 在國內，關於微觀經濟問題的議論也已有多時了，滬深兩地的上市公司情況也確實有所驗證。1996年上半年兩地A股公司的總體業績低於去年同期水平。其中，平均每股稅後利潤，滬市公司下跌14.15%，深市公司下跌19.25%，滬深1996年中期虧損的公司有27家，占上市公司的總數的7%，虧損總額共為5.5億元，比同期的1.5億元增加了26.5%。上海B股的金泰公司，中期每股僅盈利0.02元，市盈率達到570多倍，打破了B股市場的紀錄。而且它作為一個新上市的企業（不到一年），就接近虧損，在股市中也十分鮮見。比較微妙的是，A股公司稅後利潤在0.10元以下的公司，滬市有95家，深市有62家，分別占各自上市公司總數的38.93%和36.42%。如果不制止滑坡的話，
不錯，在選擇某些產業作為新一輪增長點上，在重點企業追加貸款方面，在高新技術的產業發展方面，在產權改革方面，我們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和行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如何鼓勵企業家精神尤其是中小企業家精神方面，卻付諸闕如。 例如，中小企業創業的風險資本如何籌集？在間接融資方面，國有銀行已被大量呆帳所困擾，貸款確實需要十分謹慎。這樣，民間信用問題如何解決，就值得研究。在德國杜依斯堡大學講學的汪丁丁博士認為，華人民間信用除了對較合適的利率非常敏感外，也取決於華人獨特的家族人際關系，因此會遇到「信用市場半徑」過小的困擾。美國加州商學院教授孫滌在考察溫州的民間信用交易後，曾和我談論過此事。他對台灣的私人錢庄做過精細的研究，認為應作客觀的分析。孫滌調查了許多台灣的大企業家，他們幾乎都承認，當時若沒有錢庄的幫助，難以有今天的局面。因為在他們創業之時，同樣面臨著無法取得國營銀行貸款的困擾。復旦大學的張軍博士也受北京天則研究所之託，前往溫州進行民間信用交易的案例分析，我們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修正我們以往的常識，拓寬我們的思路。
同樣，在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上，也有一個對中小企業頗有助益的櫃台交易問題。1994年底，我們在日本采訪時曾遇見一家證券報的社長，他送給我們兩本報社出版的有關櫃台交易的書，並認為大力發展櫃台交易是日本證券市場走出低迷的法寶。他說的可能嚴重了些，但櫃台交易對中小企業有很大的幫助，卻是不爭的事實。道理很簡單，中小企業一般是難以符合集中交易的上市標準的，而櫃台交易的標准相對較低，能解救中小企業創業資金的燃眉之急。至1996年5月底，美國的上櫃股票已有5,500家，遠超過集中交易的2,000家。櫃台交易當然需要健全的監管，台灣就有過類似的教訓。但1994年11月，台灣店頭市場改制重建後，情勢大有改觀，到1996年8月底，上櫃公司從11家增至66家，上櫃資本總額從數百億元增至2,380億元，開戶數從1萬戶增至42萬戶。預計1997年底，上櫃家數可達180家。

⑵ 北大經濟雙學位哪個輔導班好

北京大學經濟學雙學位簡介

我們學校是沒有經濟學雙學位的，比較接近的也只有國際貿易，究其原因，可能是怕開設經濟學被擠到爆。事實的確如此，修經雙已經成為北大「四俗」之一（另外三俗是雞腿飯、西門烤翅和在未名湖談戀愛）。每年在北大本校招生700人，校外招收100-200人。比較吸引人的是，修完後可以拿一個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學位，和北大本校學生拿的沒有區別。讓人望而卻步的是高達35200的學費，和每次上課都要奔波的不便。

需要高GPA出國、保研，或者說考研，雙學位的意義都不大。只有像single這樣的GPA還不到身高畢業就只能拿雙學位去哄哄工作單位的人，修經雙可能具有特別的意義。

經雙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牛人牛課，比如林毅夫，海聞，周其仁，比如那個說春運火車票應該漲價被罵得體無完膚的薛兆豐，比如那個特立獨行的汪丁丁，又比如預測總是很犀利很准確的霍德明。即使你沒有在新聞里聽到他們名字，隨便網路一下也知道是響當當的人物。這些大牛們上的又是最基礎的課程，宏觀微觀，經濟專題。大牛上基礎課，自然能把道理講得很透，還與中國的實際緊密結合，舉重若輕，深入淺出。對我而言，這些牛人牛課卻是一筆比學位更寶貴的財富。

並不能說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因為分數出來通常都比較可憐。有時候也在女朋友面前裝模作樣分析一下經濟現象，然後看著自己的預測混不著邊。也經常揶揄對面投資股市的舍友，卻看著他賺個盆滿缽滿。於是拿出經濟學原理第一節課的殺手鐧：連經濟學家的觀點都不一致，又有誰能准確預測經濟現象呢？

⑶ 汪丁丁：為《讀書》寫的經濟學(之一)摘要及讀後感

[汪丁丁：為《讀書》寫的經濟學(之一)摘要及讀後感]"汪丁丁：為《讀書》寫的經濟學(之一)"摘要及讀後感2011-02-20 00：25"汪丁丁：為《讀書》寫的經濟學(之一)"摘要及讀後感經濟學是什麼?它應當是什麼?這當然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汪丁丁：為《讀書》寫的經濟學(之一)摘要及讀後感。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經濟學就被認作是研究如何有效地，用有限的"手段(means"去應付人們無限止的"慾望"。分工和專業化迫使經濟學家不去過問那些"手段"和那些"慾望"是否正當或是否高尚。他們把這些問題留給了那些還沒有從蘇格拉底或柏拉圖那兒放逐出去的，依舊很高尚的道德哲學家們。經濟學家們也不再關心人的慾望是怎麼產生出來的這類問題，那己經分工給了心理學家們(理論的和實驗的)。於是現代經濟學變成了主要研究如何有效運用現有"手段"的科學。至於經濟學應當是什麼，我想在文章的結尾處再提及。那些能夠緩解人們焦慮與痛苦的東西，應當被叫做"手段"。所以在眼下的世界，"錢"是一種手段，因為用錢可以買到我們慾望著的東西；所以在那個點石成金的故事裡，黃金絕對不是"手段"，因為他用黃金買不到任何他真正慾望著的東西。"交換"，亞當·斯密說交換是人類的天性。總量不變的手段，僅僅由於"交換"，滿足了更大多數人的更大的需求。這是一種改善，一種有利於一些人而不損害任何人的，經濟學家稱為"伯累托改善"的事件。"交換"是實現"伯累托改善"的合乎人類天性的方式。用手段生產手段，一直到那些最原初的手段，我們的"知識"找不到任何方式可以用任何手段去生產出他們。這些原初的手段叫做"要素"。時間就是一種要素，因為人類，除了幻想中的"時光機"，尚且不知道怎樣生產"時間"。從終極意義上說，世界上只有人類時間可以稱做"要素"，其他要素之有限性蓋源於人類沒有足夠時間去發現更多的資源。理性的人們通過分工增加能夠應付他們慾望的手段，即財富。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要實現這可能性，兩個制度條件必不可少；(1)分工造成的規模經濟的好處必須適當地"分配"到每個參與了分工的人。(2)由大范圍交換關系產生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必須能夠被規模經濟的好處抵償。其實經濟學家把自己局限在"手段"的研究上是為了與心理學家、科學家和工程專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以及其他種種專家做個"分工"。在這個安排下，經濟學研究生產、交換和分配。在生產交換分配中，現代的主流經濟學分工研究"交換"，從最近幾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領域看，經濟學研究的方向或"研究綱領"正在改變到"制度"方面去，交換的制度，生產的制度，分配的制度；政治的制度，科學合作的制度，組成社會的制度，能促進和不能促進文明的制度等等。研究"制度"的學者們追究制度的根源，認識到一切制度的維持和變化都要以運行那個制度的人所積累的"知識"為基礎。復雜的制度，例如社會制度，必須建立在人們關於彼此"權利"的共識上。霍布斯說，人類缺乏這種共識就會陷入"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讀後感《汪丁丁：為《讀書》寫的經濟學(之一)摘要及讀後感》。古希臘斯多葛學者說，每個人都知道這種不尊重他人的後果，這件事本身是最重要的，它，做為知識，能使每個人推論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這是斯多葛學派理解的"正義"，也是現代的"契約主義者"如布坎南、羅爾斯、賓莫爾(Ken Binmore,Game Theoryand Social Contract,1994)所謂的"每個人都試從其他人的位置上看世界"。契約主義者從正義可以推出"道德"。因為"知"經過了上述的推理就是知道"止於至善"，不知道這算不算"格物明德"。就這樣，我寫完了寫給《讀書》的經濟學。對任何理論的把握都是通過對重要概念的理解實現的。對重要概念的理解在對話中表現為對關鍵詞的解說。慾望，手段，要素，稀缺，信息，交換，分工，規模經濟，分配，伯累托改善，知識，權利，正義，道德和宗教。這些就是這個為《讀書》寫的經濟學解說的關鍵詞。寫給思考過經濟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讀書人，並且故意"空"了許多該寫但未寫的話。讀後感這篇文章並非是經濟學入門之類的東西，所以，看了之後，如果我的認知水平還可以的話，我把握到了經濟學的本質，卻無從了解經濟學的細節，比如經濟學是如何研究"交換"的，經濟學視野里的"手段"有多少，研究手段的話，能解決經濟學理論的絕大多數問題嗎?另外是關於制度的，"一切制度的維持和變化都要以運行那個制度的人所積累的"知識"為基礎"，在這句話里，積累是否包含"創新、創造"的意思，知識能否被"文化"所代替?作為傳統的體現，文化在制度的維持和變化中有沒有重要的作用?怎麼解決這么一個問題--有了知識，卻並不把知識進行應用以變化制度--被有關利益方所掣肘。總的說來，就是很有收獲，可以此為總綱繼續學習。"汪丁丁：為《讀書》寫的經濟學(之二)"摘要"成本"，沒有選擇的自由，談不上成本。古典經濟學家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尋常"財富"的來源。最早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威廉·配第，他說"勞動是財富的父親，而土地是財富的母親"。在亨利·喬治明確但仍不嚴格的理論體系中，財富的意思是指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價值則是指一個事物，只要它可以減少人在獲取同等幸福時所必須付出的努力，它就有了價值。主觀價值論在貝克萊主角的"月亮"和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個重要的思想聯系。那就是休謨的懷疑論，是理性的哲學基礎問題(主義與科學，傳統與烏托邦)主觀價值論的一個更深層的看法是，沒有選擇就談不上有價值，沒有選擇餘地的機會不是機會，也談不上機會成本。基於選擇的成本，現代經濟學研究選擇的"效率"。這個概念是可以直接從選擇的成本概念推導出來的。說一個選擇是有效率的，是說這個選擇的機會成本最小。效率是選擇的結果。選擇是在可供選擇的多個行動方案中擇一而行。一個行動方案包括三件事：1、行動的目的，2、可用的技術，3、現有的資源。其中，"技術"是指以各種形式儲存起來的知識。用時興的語言來區分技術和資源，前者是"軟體"，後者是"硬體"。知識(技術)一旦被人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選擇是對未來行動方案的選擇，已經發生了的事情無法再選擇。所以在選擇行動方案時，可以使用的技術都是沒有成本的(還沒有買到的技術不是"可用的")。選擇是對資源和目的的選擇。知識的所有權是分工的產物。分工的好處是節約勞動時間。分工能夠節約勞動時間是由於專業化和知識積累。分工固然節約了時間，可是分工的代價是沒有人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而與此同時，是我們一定願意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汪丁丁：為《讀書》寫的經濟學(之一)摘要及讀後感〕隨文贈言：【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農夫不會剝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長成種粒；單身漢不會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會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⑷ 個人需求曲線是如何獲得的

需求曲線
出自 MBA智庫網路(http://wiki.mbalib.com/)

需求曲線（Demand Curve）
目錄
[隱藏]

* 1 需求曲線定義
* 2 需求關系表達形式
* 3 需求曲線的斜率
* 4 需求曲線種類
* 5 需求曲線的應用
* 6 需求曲線的論證
o 6.1 需求曲線必定向下[1]
o 6.2 需求曲線可以「經常向上」 [2]
* 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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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線定義

需求曲線是顯示價格與需求量關系的曲線，是指其他條件相同時，在每一價格水平上買主願意購買的商品量的表或曲線。其中需求量是不能被觀測的。需求曲線可以以任何形狀出現，可以符合需求定理的需求曲線只可以是向右下傾斜的。

Image:需求曲線.jpg

需求曲線通常以價格為縱軸（y軸），以需求量為橫軸（x軸），在一條向右下傾斜、且為直線的需求曲線中，在中央點的需求的價格彈性等於一，而以上部份的需求價格彈性大於一，而以下部份的需求價格彈性則小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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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關系表達形式

需求關系有多種表達形式，如：敘述法，直接用文字描述；函數法，用需求函數demand function進行描述；圖解法，用需求曲線demand curve進行描述；表格法：用需求表demand schele進行描述。幾種表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轉換。

需求曲線是用曲線方式表示需求關系、需求函數。需求曲線是需求函數的直觀描述，它抓住需求的主要因素，縱軸表示價格（自變數），橫軸表示產品需求量（因變數）。

最常見的表示是線性模型（linear form），注意理解（垂直）截距（(vertical) intercept）、斜率（slope）水平截距（horizontal intercept）的經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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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線的斜率

需求曲線的斜率反映需求量價格變化的敏感程度。斜率絕對值越大，曲線越陡，敏感性越高。在管理決策中，應把敏感性高的產品作為管理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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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線種類

需求曲線可分為以下三類：

1、個人需求曲線(Indivial Demand Curve)：單個消費者願意購買某種產品的數量與其價格之間的關系；

2、市場需求曲線(Market Demand Curve)：市場上全體消費者願意購買某種產品的數量與其價格之間的關系。市場需求曲線可由行業內各個消費者的個人需求曲線橫向相加求得；

3、企業需求曲線(Firm Demand Curve)：某企業的全體顧客願意向該企業購買某種產品的數量與其價格之間的關系。

市場行業需求曲線的斜率大於個人需求曲線的斜率；企業需求曲線的斜率小於行業需求曲線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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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線的應用

需求曲線有如下應用：

1、當價格確定時，求商品可能銷售的最大量（the maximum amount of a good that will be purchased if a given price is charged）;

2、給定商品數量下顧客願意付的價格（the maximum the consumers will pay for a specific amount of a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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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線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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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線必定向下[1]

在中國經濟學界，認為「需求曲線有時向上」的不乏其人。他們不僅下筆為文，印成鉛字一篇篇發表，有些還順便批評反對者「學風不正」和「理論基礎不過硬」。他們的名字不提吧。難以解釋的是：為什麼這么簡單的原理，竟然害得那麼多老中青經濟學人犯錯！

事情是這樣的。整座經濟學大廈中，最重要的基石是「需求第一定律」。它是說：當其他條件不變時，代價越大，需求量越小；或者說，代價越小，需求量越大。這個定律可以用圖形來表示。習慣上，用橫座標表示需求量，縱座標表示價格，那麼需求定律就可以描繪成一條從左上角到右下角的曲線，這條曲線的最基本特徵，就是 「向右下傾斜」。

反對「需求曲線必然向下」的人，認為「需求曲線有時向上」。他們的理由通常是這樣的：經濟社會存在「越貴越買」的現象。例如股票。價格低的股票是垃圾，不受人青睞；但當股票暴漲時，大家就會看好，願意出高價購買。這個鐵一般的事實，推翻了「需求曲線必定向下」定律，換言之，推翻了「代價越高、需求量越小」的規律。

「有時向上學派」進一步論證道：社會上存在著像珠寶和鑽石那樣的「炫耀品」，它們也會產生「越貴越買」的現象。既然是炫耀品，就一定要貴，顧客才願意買；若炫耀品跌價，買的人就會少。所以，炫耀品的存在，也推翻了「需求曲線必定向下」定律。雲雲。

這些論證似是而非。照他們的理解，何止股票和珠寶，世界上任何商品，都可以推翻「需求第一定律」。不是嗎，臭蛋、舊汽車、洗衣板、黑白電視，都比較便宜，但人們要得少；相比之下，鮮蛋、新轎車、洗衣機、大彩電，雖然都比較貴，但人們還是要得多。

如此類推，台燈、奶糖、空調、甚至馬桶，都應該屬於可以推翻「需求第一定律」的「炫耀品」了，因為相對蠟燭、糖精、風扇和糞坑而言，人們都是「越貴越買」 的。既然任何物品都能找到較劣質的替代品，那麼任何物品都可以被視作「炫耀品」；既然越是優質物品（價格越高），人們就要得越多（需求量越大），那麼這些物品的需求曲線就不是「有時」向上，而是「永遠」向上了。

不是這樣的。「有時向上學派」忘記了最基本的前提：一條需求曲線，只能代表唯一一種固定不變的物品，而不能有時代表一種物品，有時又代表另一種。我們不能畫一條向上的曲線，解釋說它的前半段表示「臭蛋」，後半段表示「鮮蛋」，然後斷言「雞蛋」的需求曲線是向上傾斜的。我們也不能畫一條波浪線，解釋說它的前半段表示「小學文憑」，中間段表示「中學文憑」，後半段表示「大學文憑」，然後斷言「文憑」的需求曲線是向上、向下、再向上波動的。

對股票來說，道理也一樣。在信息不全面的世界裡，人們經常把商品的價格視作質量指標。與其說人們要買「貴」的股票，不如說他們要買「好」的股票。當股票的價格上升時，股票的品質和盈利能力便在股民心目中發生了改變，變成另外一隻有所不同的股票了。在圖形中，這應該表示為「另一條」位置更高、但仍然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而不是一條掉頭向上的需求曲線。

股民追買「較貴」的股票，是因為他們以為「較貴」就是「較好」，而他們本來就打算購買「較好」的股票。這跟我們要買「較貴」的轎車，不買「較便宜」的自行車一樣。轎車的確比自行車貴，但我們之所以買轎車而不買自行車，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打算買「較好」的交通工具，而不是為了「越貴越買」才買轎車。

你或許不想要「品質較次」的股票或寶石（它們表示為位置較低的需求曲線），而想要「品質較優」的股票或寶石（它們表示為位置較高的需求曲線）。不過，只要有人要免費送你（代價較低），你就想得到更多（需求量較大）。換言之，即使對於昂貴的、高級的或「預期回報高」的商品，只要你付出的代價越低，你對它的需求量也是越大，這表示為那條位置較高的需求曲線依然向下傾斜。

一條固定的需求曲線，表示當「其他任何條件」都不變時，某物品的價格與其需求量之間的反比關系。所謂「其他任何條件」，包括物品的品質、顧客對它的喜愛程度，顧客個人的健康、年齡、性別、家庭規模等等。千萬不要忘記，只要這些因素中任何一項發生變化，原來的需求曲線就要上下移動，從而變成「另外」一條需求曲線，而不是「同一條」掉頭向上的曲線。始終正確區分（1）什麼時候沿著同一條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滑動，（2）什麼時候平移整條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是我們掌握需求曲線應用的核心。

經濟學家阿爾欽（Armen Alchian）曾經寫道：「需求曲線可以有多種形狀和斜率，但絕對沒有任何一段是向上傾斜（斜率為正）的。在較高的代價上，絕對不會有較大的需求量。在某段價格範圍內，需求曲線可以垂直，那表示在這段價格範圍內，需求量沒有改變。但只要價格升得足夠高，需求量就會下降。在整個可能的價格範圍內，需求曲線則絕對不是垂直的。需求定律是一個非常肯定的陳述，它恐怕是最有力、最可靠、最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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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線可以「經常向上」 [2]

關於是否存在「向上傾斜的需求曲線」，國內經濟學界已經爭論多年。爭論以汪丁丁與張五常的觀點為代表。前者認為存在向上傾斜的需求曲線，後者認為需求曲線必定向下。隨著雙方參戰的盟友或學生越來越多，最近又熱鬧起來。

先擺明我的觀點，我認為從新經濟的實踐看，存在向上傾斜的需求曲線。不僅如此，我認為不光是「有時向上」，還存在作為常態的「經常向上」。例如，在體驗經濟中，向上傾斜的需求曲線就不是例外，而是常態。

我聲明，希望平心靜氣探討問題，不希望讓學術交流演變成人身攻擊。我也盡量把握自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所以進入這個是非比較多的話題，主要看重如果解決這個問題，對於以人為本，進行需求結構的升級，具有現實意義。 對問題本身的辨析

需求曲線是經濟學研究供求關系時的核心工具之一。

需求曲線向下，是公認的主流觀點。這里不展開其學術定義，簡單地說，是指物品的需求數量與價格呈反比關系。價格提高則需求數量減少，價格降低則需求數量增加。它符合一般常識。

但從日常生活中，人們也可以觀察到相反現象：股市上的追漲殺跌、炫耀消費，以及經濟學所謂的「吉芬商品」。於是就難免產生需求曲線向上的猜想：價格越高越買，價格越低越不買。

對現象解釋不同，分歧由此產生。

支持需求曲線向下的較強的觀點，主張「必定向下」，只有向下。對「有時向下」（如吉芬商品）也不能接受。最典型的就是張五常。張五常認為吉芬商品不存在。楊小凱誤解了張五常的話，以為有人不知道「教科書中的標准結果」中有需求曲線向上一說，薛兆豐解釋得很好，張五常的本意是說「方法論上不能有 」 吉芬商品。我以為，楊小凱雖然表面上支持了需求曲線向上的說法，但從現在的說法看，他只是屬於支持需求曲線向下的較弱的觀點，即認為大多數時間「向上」，但容忍「有時向下」。他認為吉芬商品「沒有很多思想在裡面」，因此與張五常只能說是誤會，沒有太多實質矛盾。

支持需求曲線向上的觀點，依主張的堅持程度不同，也有強弱之分。最弱的觀點與楊小凱差不多，認為需求曲線向上，是罕見現象，是例外， 「沒有很多思想在裡面」；中等強度的，認為需求曲線有時向上，有時向下。如汪丁丁的觀點，有點等量齊觀的意思，把需求曲線向上，放在「定律」這一級上討論（汪丁丁區分了定理與定律的不同）。最強的觀點還很少看到，就是主張需求曲線向上，可能成為普遍現象，而需求曲線向下只是特例。「經濟學的尼采」巴塔耶的「普遍經濟學」實質上是這種主張，實際是在拿需求曲線向上當定理了。

經濟學界幸好還沒聽說過巴塔耶，否則非把他當拉登來打擊。

從語境的觀點看：經濟學的方法論不是一成不變的

第一， 對依據不同歷史階段的事實觀察得到的理論結論，我主張「懸置」。

這是胡塞爾的辦法。意思是，認同張五常在工業化大背景下觀察到的需求曲線向下的結論，對於工業化經濟的適應性。不去反對它，而是把它懸置在那裡。也就是說，當我們重點分析對象是工業化范疇的經濟時，我們會直接採納張五常的結論。

我認為，汪丁丁、張五常、楊小凱、巴塔耶……，從某種意義上說，都對。這個「某種意義」，就是指方法論的歷史階段性。每一種觀點，背後的體系內核與方法論，都有其特定背景條件，放在他們各自的語境內，他們但凡能做到理論自洽，就都「對」。

我現在所處的語境，是從主體角度看新經濟（所以看到的是「體驗經濟」）。我雖看到了體驗經濟中大量需求曲線向上的實例，但對張五常所說的需求曲線向下，包括「必定」向下，並不反對。認為那也是對的。因為他對應的，是亞當·斯密到現在幾百年的歷史事實。這一歷史階段主流的事實，就是需求曲線向下。

第二， 我反對把不同背景下得出的結論混為一談或套用到不同的背景下。

張五常強調方法論的純潔性，是沒問題的。工業化的實踐，產生工業化的理論，他是自洽的。但如果把需求曲線向下，用於解釋原始禮品經濟，或後現代體驗經濟，我認為就不合適了。這個不合適不是說結論本身錯了，而是說結論與條件不匹配。

我注意到，汪丁丁已經在將新經濟因素，實質性地、而不是做表面文章地，引入經濟學的基本面，在基礎理論上對傳統經濟學大搞「修正主義」。這在經濟學家中，目前還是一種罕見現象。所以我總對IT界的人推薦汪丁丁。楊小凱也談網路，但根上是傳統的。與汪丁丁有本質區別。張五常則很少談論新經濟，感覺好像已經封閉在工業社會中出不來了。

具體來說，同是談需求，各家的背景完全不同。巴塔耶的體系內核與方法論的語境，是原始社會（對應的是他老師莫斯研究的「誇富宴」時代的歷史事實）和後現代社會；張五常的語境，是典型的工業社會（包括用工業化觀點看農村）；汪丁丁的語境，處在工業化與信息化之間。更前衛的巴比魯克的需求學說，對應的是後互聯網未來時代的歷史階段。現在的某些爭論，是關公戰秦瓊。把他們各自不同的語境抽掉，他們的觀點非打起來不可。

第三，反對把所在的特定歷史階段普遍化為永恆條件。

從我個人的觀察角度看問題（我承認肯定有其局限性），我看到的東西，介於汪丁丁和巴塔耶之間。我雖然看到較多的需求曲線向上的事例，但與巴塔耶「普遍經濟學」最重要的不同在於，我不認為那是放之四海皆準的，而是特定歷史階段，特定需求結構層次之上的「普遍」現象。

同樣，當張五常認為需求曲線必定向下時，我沒有把握相信他能超脫地看待這個問題的歷史邊界在哪裡。

如果每個人都把自己得出正確結論所依據的那個歷史特殊性，當作永恆不變的前提假設，一旦結論向其它條件和環境引伸時，就會犯教條主義的錯誤。

新經濟與「向上需求曲線」匹配的歷史條件

在需求曲線向下向上的爭論中，有一種技術處理，是將向上的需求曲線，處理成多條向下的需求曲線，我認為這是在和稀泥，不能解決實質問題。我們必須正視與需求曲線向下實質相反，而不是誤會的情況。

我們先看觀察到的事實。日本正在GNC戰略背景下，從製造強國向文化強國轉型。它靠什麼呢？游戲、動漫畫、時裝等，居然成了主角。仔細辨析之下會吃驚地發現，所有這些產品，多多少少都具有向上需求曲線的特點。在體驗經濟中，需求曲線向上，不是個別地、偶然地出現，而是成產業規模地出現。其實這不是日本人的發現，貝克爾在研究成癮性行為現象時，已發現了不同的規律。卡尼曼獲諾貝爾獎，也在沿同一條路「偷襲」經濟學。當然，我們可以不正視這種現實，用「有時向上」、「多條向下」對付過去。問題是，金錢不饒人，今天義大利足球成了氣候、明天日韓游戲業超過汽車工業、後天哪個國家的動漫畫又超過了鋼鐵業……經濟學總是一副不變應萬變的面孔，總不是辦法。

我就這些現象背後有沒有更一般經濟學規律的問題，請教過一些美國著名學者。我現在形成一些不很肯定，但慢慢走向定形的猜想：新經濟（主要是體驗經濟）中出現穩定的向上需求曲線時，一般都同時伴以如下條件：

第一，供給絕對或相對普遍過剩。

供給過剩而需求不足時，宏觀經濟不平衡引致微觀行為變化，傳統的辦法是把牛奶往大海里倒，用經濟危機來解決。凱恩斯發現戰爭是一種解決辦法。巴塔耶則將凱恩斯理論微觀化了。巴塔耶與眾不同地認為，與供給匹配的正常需求，同與過剩的供給不匹配的需求，性質不同。對於後者，必然有一種宏觀壓力使之按照需求曲線向上的方式消費。據說老鼠會在種群密度超過種群生存極限時，採取集體自殺的方式調節到平衡所需的密度。按巴塔耶理論，在背後支配人類同樣本能的，是負熵與環境的分布。當環境不能承載系統過高的負熵水平時，就會出現高能釋放的要求。需求曲線向上，是系統高能釋放的客觀需要。巴塔耶認為戰爭是最大的用追漲殺跌方式解決需求不足的人類自我調控行為。原理很簡單，戰爭，是一種需求代價越高越有人買單的集體「大采購」，是一種高能釋放。同樣，沃夫岡·拉茨勒《奢侈帶來富足》與學生追歌星，都屬於高能釋放狀態下的需求曲線向上。

第二，需求結構從生存、發展，升級為自我實現。

以往人們可能忽視了，需求曲線向上，與需求曲線向下，所面對的需求，在性質上可能不同。我有一個發現：需求曲線向上的情況，大部分集中在需求性質屬於自我實現的時候。我曾就這種情況與托夫勒討論過，他也贊同我的判斷。

自我實現可以有多種表現方式，一類是追求高峰體驗，又可細分為成癮性社會體驗（運動、競技、搏彩），成癮性自然體驗（煙、酒），成癮性個人體驗（個人電腦游戲等），成癮性藝術體驗（流行歌星）；一類是追求名利地位，為此講排場、講面子、講身份；一類是追求藝術和時尚；一類是追求社會認同（紅白喜事）……。凡是進入這個區間的，都可能出現追漲殺跌現象。

當然，不一定同一種消費，都是同性質消費。比如，美國人買車與中國人買車，前者是作為代步工具，滿足發展需求，因此需求曲線向下；後者可能是滿足自我實現需求，因此需求曲線向上。有人可能說，消費者不是因為價格高，而是因為預期價格高的東西質量好，看中的是質量好。但我就見過一位老闆買車，先劃定個高價空間，讓司機隨便決定買哪種車，但一定要進口的。結果買的是一輛進口B級車。花同樣錢買國產車（有的與進口車的唯一區別只是把車輪拿下來到國內 「組裝」），可以買到質量、服務和檔次都高一級的C級車。但老闆很滿意他的選擇。

一般來說，越是發達社會、發達國家和發達地區，接觸向上需求曲線的機會越多。但並不是說，只要有條件，人的所有需求都會遵循向上的需求曲線。因為人的需求畢竟是多層次的，他有可能在買大白菜時，按照向下的需求曲線行事；但在為戀人買單時，按向上的需求曲線行事。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學會由此散架，只是說，經濟學也要區分不同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⑸ 北京有大學數學補課班嗎

北京大學經濟學雙學位簡介我們學校是沒有經濟學雙學位的，比較接近的也只有國際貿易，究其原因，可能是怕開設經濟學被擠到爆。事實的確如此，修經雙已經成為北大「四俗」之一（另外三俗是雞腿飯、西門烤翅和在未名湖談戀愛）。每年在北大本校招生700人，校外招收100-200人。比較吸引人的是，修完後可以拿一個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學位，和北大本校學生拿的沒有區別。讓人望而卻步的是高達35200的學費，和每次上課都要奔波的不便。需要高GPA出國、保研，或者說考研，雙學位的意義都不大。只有像single這樣的GPA還不到身高畢業就只能拿雙學位去哄哄工作單位的人，修經雙可能具有特別的意義。經雙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牛人牛課，比如林毅夫，海聞，周其仁，比如那個說春運火車票應該漲價被罵得體無完膚的薛兆豐，比如那個特立獨行的汪丁丁，又比如預測總是很犀利很准確的霍德明。即使你沒有在新聞里聽到他們名字，隨便網路一下也知道是響當當的人物。這些大牛們上的又是最基礎的課程，宏觀微觀，經濟專題。大牛上基礎課，自然能把道理講得很透，還與中國的實際緊密結合，舉重若輕，深入淺出。對我而言，這些牛人牛課卻是一筆比學位更寶貴的財富。並不能說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因為分數出來通常都比較可憐。有時候也在女朋友面前裝模作樣分析一下經濟現象，然後看著自己的預測混不著邊。也經常揶揄對面投資股市的舍友，卻看著他賺個盆滿缽滿。於是拿出經濟學原理第一節課的殺手鐧：連經濟學家的觀點都不一致，又有誰能准確預測經濟現象呢？single以前對這件事情特別低調。一是覺得作為師范生不要太張揚比較好，二是覺得到處說會有炫耀的意味。後來問我的師弟越來越多，不承認也不好，承認又要一個個應付解答。臨近畢業，虛名什麼都看得淡了，所以就寫一篇帖子，送給大一大二的師弟師妹。更進一步的了解可以去這里：/showtopic-109021.aspx本帖最近評分記錄

⑹ 為什麼在中國經濟專業這么熱門（字數要多）

中國的經濟學專業並不像你說的那麼熱，經濟學畢業的學生就業率並不比其他專業的高，甚至和某些學科比較起來，還算是比較低的。

正如上面的兄弟所說，經濟學的門檻不高，前景看好，所以考生對其趨之若鶩，但是因為本身在學科定位和價值判斷上的偏差，導致很多學生包括很多重點大學畢業的經濟學學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其實，按學科分類，經濟學學士給的是哲學學士學位，因為經濟學本身就是哲學的一個分支，換言之，被稱為經濟哲學，這是很多學生所不知道的問題。經濟學的可貴之處不在於學生畢業之後可以學會如何精打細算，而在於我們可以學會一種經濟學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是建立在理工科的精密計算和社會科學的人文分析的基礎上的，所以看起來比其他學科更具科學性與人文性。這也是經濟學的吸引人的地方。

前面說林毅夫是中國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我倒是有所耳聞，不過就我個人來看，死去的楊曉凱和活著的汪丁丁是兩個能思考問題的人，但是如果比較這兩個人的話，我還是認為楊曉凱比較接近一個經濟學家的稱號。張五常很長時間沒有在我的視線中出現，所以其成就不好解讀。而林毅夫把魏特夫當年的結論數理化，倒是讓人覺得很新穎。

談到學校，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基本已經全盤西化，所以無所謂哪所更好，北大光華讓人羨慕，主要是北大的無形資產在起作用，但其個別學者的學術觀點與主流認識上的經濟問題頗有差距，所以在社會上並沒有廣泛的認同。據說武漢大學在經濟學領域走得和世界比較接軌，當然，只是道聽途說，我不做評價。

我只對我想像中的經濟學家作一個評價：能看書，能想問題，能吃飯，能睡覺……

這些問題是最基本的人類生活的常識，但是對於一個經濟學家來說，如果不能像一個正常人一樣生活，工作，那麼他所想出來的問題還有什麼現實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