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状况

① 金融机构的风险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主要涉及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其他风险的管理，同时针对不同的风险的特点，确定不同的实施方案和管理战略。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波动而使得投资者不能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包括价格或利率、汇率因经济原因而产生的不利波动。除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市场风险还包括融券成本风险、股息风险和关联风险。
美国奥兰治县（ORANGE COUNTRY）的破产突出说明了市场风险的危害。该县司库将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大量投资于所谓结构性债券和逆浮动利率产品等衍生性证券，在利率上升时，衍生产品的收益和这些证券的市场价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出现17亿美元的亏损。GIBSON公司由于预计利率下降，购买了大量利率衍生产品而面临类似的市场风险。当利率上浮时，该公司因此损失了2000万美元。同样，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参与了与德国和美国利率相连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当两国的利率上升高于合约规定的跨栏利率时（要求宝洁公司按高于商业票据利率1412基点的利率支付），这些杠杆式衍生工具成为公司承重的负担。在冲抵这些合约后，该公司亏损1.57亿美元。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掉期、期权及在结算过程中的交易对手违约带来损失的风险。金融机构签定贷款协议、场外交易合同和授信时，将面临信用风险。通过风险管理控制以及要求对手保持足够的抵押品、支付保证金和在合同中规定净额结算条款等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信用风险。
1995年以来，信用风险问题在许多美国银行中开始突出起来，根据1998年1月的报告，其季度财务状况已因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危机而受影响。例如，由于亚洲金融风暴，JP摩根(摩根大通公司)将其约6亿美元的贷款划为不良贷款,该行97年第四季度的每股盈利为1.33美元，比96年的2.04美元下降35%，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收益1.57美元。
3、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因交易或管理系统操作不当引致损失的风险，包括因公司内部失控而产生的风险。公司内部失控的表现包括，超过风险限额而未经察觉、越权交易、交易或后台部门的欺诈（包括帐簿和交易记录不完整，缺乏基本的内部会计控制）、职员的不熟练以及不稳定并易于进入的电脑系统等。
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突出说明了操作风险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英国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巴林银行倒闭的原因是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一名职员越权、隐瞒的衍生工具交易带来的巨额亏损，而管理层对此却无丝毫察觉。该交易员同时兼任不受监督的期货交易、结算负责人的双重角色。巴林银行未能对该交易员的业务进行独立监督，以及未将前台和后台职能分离等，正是这些操作风险导致了巨大损失并最终毁灭了巴林银行。
类似的管理不善导致日本大和银行在债券市场上遭受了更大损失。1995年人们发现，大和银行的一名债券交易员因能接触公司会计帐簿而隐瞒了约1亿美元的亏损。与巴林银行一样，大和的这名交易员同时负责交易和会计。这两家银行都均违背了风险管理的一条基本准则，即将交易职能和支持性职能分开。 操作风险的另一案例是Kidder，Peabody公司的虚假利润案。1994年春，KIDDER确认，该公司一名交易员买卖政府债券获得的约3.5亿美元利润源于对公司交易和会计系统的操纵，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一事件迫使Kidder公司将资产售予竞争对手并最终清盘。
操作风险可以通过正确的管理程序得到控制，如：完整的帐簿和交易记录，基本的内部控制和独立的风险管理，强有力的内部审计部门（独立于交易和收益产生部门〕，清晰的人事限制和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如果管理层监控得当，并采取分离后台和交易职能的基本风险控制措施，巴林和大和银行的损失也许不会发生，至少损失可以大大减少。这些财务失败说明了维持适当风险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以P2P网贷模式为代表的创新理财方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P2P的借款人主体是个人，以信用借款为主，面对社会筹集资金，与之对应的P2C是P2P网贷的升级和进化版。P2C依然面对社会筹集资金，借款主体则以企业借款为主。以P2C模式的首创网贷平台爱投资为例，其借款人为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及还款来源的企业。相较个人而言，企业的信息比较容易核实，还款来源更稳定；同时，相对于P2P平台的信用贷款形式而言，爱投资开创的P2C模式则要求借款企业必须有担保、有抵押，安全性相对更好。爱投资的P2C借贷，在借款来源一端被严格限制为有着良好实体经营、能提供固定资产抵押的有借款需求的中小微企业。同时，依托爱投资搭建的线下多金融担保体系，从结构上彻底解决了P2P模式中的固有矛盾，让安全保障更实际且更有力度。
一、对市场风险的管理策略
金融机构维持合适的头寸，利用利率敏感性金融工具进行交易，都要面对利率风险（比如：利率水平或波动率的变化、抵押贷款预付期长短和公司债券和新兴市场资信差异都可带来风险）；在外汇和外汇期权市场做市商或维持一定外汇头寸，要面对外汇风险，等等。在整个风险管理框架中，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作为风险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执行部门，全面负责整个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及控制并直接向执行总裁报告工作。该部在重点业务地区设有多个国际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均实行矩阵负责制。它们除了向全球风险经理报告工作外，还要向当地上一级非交易管理部门报告工作。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撰写和报送风险报告，制定和实施全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大纲。风险管理大纲向各业务单位、交易柜台发布经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的风险限额，并以此为参照对执行状况进行评估、监督和管理;同时报告风险限制例外的特殊豁免，确认和公布管理当局的有关监管规定。这一风险管理大纲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定期对各业务单位进行风险评估。整个风险评估的过程是在全球风险经理领导下由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各业务单位的高级交易员和风险经理共同合作完成的。由于其他高级交易员的参与，风险评估本身为公司的风险管理模式和方法提供了指引方向。
为了正确评估各种市场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部门需要确认和计量各种市场风险暴露。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测量是从确认相关市场风险因素开始的，这些风险因素随不同地区、不同市场而异。例如，在固定收入证券市场，风险因素包括利率、收益曲线斜率、信贷差和利率波动;在股票市场，风险因素则包括股票指数暴露、股价波动和股票指数差;在外汇市场，风险因素主要是汇率和汇率波动;对于商品市场，风险因素则包括价格水平、价格差和价格波动。金融机构既需要确认某一具体交易的风险因素，也要确定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有关风险因素。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不仅负责对各种市场风险暴露进行计量和评估，而且要负责制定风险确认、评估的标准和方法并报全球风险经理审批。确认和计量风险的方法有：VAR分析法、应力分析法、场景分析法。
根据所确认和计量的风险暴露，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分别为其制定风险限额，该风险限额随交易水平变化而变化。同时，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与财务部合作为各业务单位制定适量的限额。通过与高级风险经理协商交流，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力求使这些限额与公司总体风险管理目标一致。
二、信用风险的管理策略
信用风险管理是金融机构整体风险管理构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由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的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全面负责。信用风险管理部门直接向全球风险经理负责，全球风险经理再依次向执行总裁报告。信用风险管理部门通过专业化的评估、限额审批、监督等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信贷调节和管理。在考察信用风险时，信用风险管理部门要对风险和收益间的关系进行平衡，对实际和潜在的信贷暴露进行预测。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对信用风险进行优化管理，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建立有各种信用风险管理政策和控制程序，这些政策和程序包括：
(1)对最主要的潜在信贷暴露建立内部指引，由信用风险管理部门总经理监督。
(2)实行初始信贷审批制，不合规定的交易要由信用风险管理部门指定成员审批才能执行。
(3)实行信贷限额制，每天对各种交易进行监控以免超过限额。
(4)针对抵押、交叉违约、抵消权、担保、突发事件风险合约等订立特定的协议条款。
(5)为融资活动和担保合约承诺建立抵押标准。
(6)对潜在暴露（尤其是衍生品交易的）进行定期分析。
(7)对各种信贷组合进行场景分析以评估市场变量的灵敏性。
(8)通过经济、政治发展的有关分析对主权风险进行定期评估。
(9)和全球风险经理一起对储存时间较长、规模庞大的库存头寸进行专门评估和监督。
三、操作风险的管理策略
作为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直接面临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暴露，它们均产生于正常的活动过程中。除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外，金融机构还将面临非直接的与营运、事务、后勤有关的风险，这些风险可归于操作风险。
在一个飞速发展和愈来愈全球化的环境中，当市场中的交易量、产品数目扩大、复杂程度提高时，发生这种风险的可能性呈上升趋势。这些风险包括：经营/结算风险、技术风险、法律/文件风险、财务控制风险等。它们大多是彼此相关的，所以金融机构监控这些风险的行动、措施也是综合性的。
金融机构一般由行政总监负责监察公司的全球性操作和技术风险。行政总监通过优化全球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实施各种长期性的战略措施以加强操作风险的监控。一般的防范措施包括：支持公司业务向多实体化、多货币化、多时区化发展;改善复杂的跨实体交易的控制。促进技术、操作程序的标准化，提高资源的替代性利用;消除多余的地区请求原则;降低技术、操作成本，有效地满足市场和监管变动的需要，使公司总体操作风险控制在最合适的范围。依靠战略合作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为企业做实地的贷前审查，资质的审查、经营流水审查、业务能力和财务报表等审核，在贷后监管也基本能做到实地，每个月考察资金使用情况及业务运转、经营状况，在最大程度上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营和还款能力，从而确保投资者资金安全。爱投资的反担保措施，会向担保公司抵押放款、股权、应收帐款，相对银行会有更强的反担保措施，担保公司相当于加了一层全额利息担保，对风险进行隔离作用，这是最大程度上确保投资者的安全。

② 当今我国面临什么系统性金融风险

首先，从你的提问可以看出你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解存在偏差。
系统性金融风险指的是所有导致金融风险的因素的总和。也就是说，所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因素之和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

系统性风险是金融危机的来源,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实证结果表明,尽管我国目前的总体系统性风险处于相对安全区间,但受房地产信贷、政府债务风险较高及汇率波动、宏观环境稳定性下降等因素影响,我国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快速上升,潜在威胁不容忽视。我国应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逆周期调控,弱化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建立风险预警,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成因：
我国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根本上植根于传统计划经济金融体制向市场经济金融体制转变这一制度背景。

我国的经济转轨是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的制度变迁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大比重，为了保证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制度与战略上的倾斜，以保证公有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能否寻求到这笔投资的来源就成为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

那么，我国渐进式改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在哪里？

首先是公有经济部门的投资资金需求的增长与金融剩余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2年、2003年迄今五个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充分表明了，经济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几次经济过热时期,固定资产年增长率超过30%,最高达到61.8%。这么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意味着公有经济存在着巨额的投资资金需求。

在公有经济部门投资资金需求增长的同时，居民部门的金融剩余在不断增加。改革开放的27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81%迅猛地提高到2005年的77.36%，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近70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7.44%，差不多是GDP年均增长速度的2倍。对这笔金融剩余的动员,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其次是金融剩余动员的制度安排。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部门的资本形成依赖于国家的税收体制，当时的国家金融部门实质上只是政府的会计部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公有经济部门的这种资本形成机制日趋解体。以“拨改贷”为特征的企业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企业的融资途径由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主导型转变。国有金融机构成为国家动员和聚集居民部门金融剩余的主要渠道。于是，“政府主导的金融控制成为我国金融制度的核心特征”。

第三，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安排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国家通过其主导的高度集中的间接融资体系(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直接融资体系(主要是国内的股票市场)，吸收了绝大部分的社会金融剩余，然后通过倾斜性的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准入政策，将稀缺的金融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公有经济部门，这种转轨的思路和具体的制度实践导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经营风险与银行体系的经营风险呈现双向累积的态势。

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增加。从统计数字看, 转轨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基本都在60%以上，负债已由个别行业扩延到各个行业,由少数企业扩展到大多数企业,由短期负债扩展到长期负债,由过去的小额零星负债扩展到大额负债,由单纯的技改贷款扩延到固定资金、流动资金贷款。

另一方面是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持续上升。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从1995年的22%上升到1999年的41%。近几年，由于政府的干预及银行的努力,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每年降低2～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神奇地从2000年的34%下降到2005年的8.6%，连续5年实现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占比“双下降”。表面上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处于下降趋势之中。但是，有专家估计，经过两年的宏观调控，可能是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第三个高峰。在随后的2～3年，新增信贷将产生5%的不良率。

化解风险应从制度入手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中长期内的主要任务。鉴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产生于制度缺陷,所以,化解风险应从解决形成金融风险的制度因素方面入手。

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发现问题金融机构。如果说金融危机犹如火灾，金融风险犹如火灾隐患，那么金融预警系统就是消防设备。在体系构建方法上，可以从微观、宏观及中间三个层次上来建立一个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按照风险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不同档次，如很高风险、高风险、中等风险和低风险。并可依据国际标准和我国实际情况，设定各档次的风险概率值，比如95%、75%、50%和15%。然后以各项指标数据乘以风险概率值，概算出从风险可能转化为危机的量化值。当然，这只是针对可以量化的风险，对于实际上难以量化的风险(如制度性风险以及政府干预导致的风险)，只能进行专项披露和评估。

加强监管主体的协调沟通能力，完善“四位一体”综合监管系统。当前，我国在强化法定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同时，建立以“一行三会”为监管主体、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纽带、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四位一体”的综合金融监管。但是，“四大巨头”都是部级机构，彼此互不隶属。如何整合有限的金融监管资源，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央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构筑最后一道防线。第二，建立固定的金融协调委员会，增强协调磋商能力。从国内现实情况出发，政府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模式，建立固定的金融协调委员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人行的领导轮流成为该委员会主席，每位主席任期1～2年，不得连任。第三，建立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目前，我国信息系统建设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监管部门各自建立一套信息体系，没有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系统，没有可供监管人员随时调阅和分析监管数据的监管信息处理平台,难以做到信息共享。为了提高监管效率，要尽快建立反应灵敏、反馈及时、渠道畅通的监管信息系统，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

大力推进风险补偿制度，完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是建立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国际经验表明,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补偿制度和寿险投保者补偿制度,在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中国金融业发展趋势看,建立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有利于防止金融机构挤兑风险的传递和蔓延,从而在正常金融机构和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1)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机制，在对为数不多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中，人民银行对个人债务都实行保护制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国家信用作后盾。隐性存款保险制度是造成我国银行业，尤其是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量居高不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鉴于我国已逐渐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我国应建立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外资银行在内的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2)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制度。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建立的一种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国际证监会组织将“保护投资者”列为对证券市场三大监管目标之一。我国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基金的建立，主要是针对某些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造成大量资金黑洞所引发的赔付问题，以提高投资者信心，保持证券市场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3)投保者风险补偿机制。由于利差损失和投资失误等因素,人寿保险公司同样存在破产倒闭的风险,寿险公司的倒闭会给投保人带来巨大损失,无疑会影响金融系统稳定。目前，中国寿险公司(法人机构)越来越多,应当考虑择机建立投保者风险补偿制度,以形成规范的保险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一方面，国有企业必须强化自我约束机制：一是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逐渐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二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三是增加资本投入,降低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国有企业除了要求财政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投入资本金外,必须依靠直接融资方式面向资本市场,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等方式解决。

另一方面，加快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步伐。股份制商业银行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模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种制度模式能超越它。目前，我国有三家国有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这并不证明这三家国有商业银行就已成为了真正的商业银行，最多说明它们在制度创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在《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中指出，银行坏账80%来自“非金融”领域。国外专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表明，那些受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往往是金融管制程度最高的国家。根据这些经验教训，我国政府管理金融理念，应由管制转为开放，由封闭转向透明，为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现阶段，要合理划分政府职能在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合理划分政府与金融市场的职能,解决那些政府以行政权力干预金融市场事务而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习惯问题,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二是合理划分政府与金融企业的职能,解决那些政府“不该管”的问题，这是理顺政府职能关系的核心。

③ 风险管理问题 1当前国内外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 2 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风险管理现状。

国内银行业急需加强操作风险管理
离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巨额存款失窃案曝光一年后，同属于中行黑龙江分行的中行四马路支行再曝巨额资金失窃案。该案至今尚有4亿多元人民币不知去向。据报道，自2003年3月起，集贤县富强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德全先后以各种名义，从四马路支行盗用承兑汇票96张，滚动金额达9.146亿元，其中56张贴现后、兑付期之前以现金偿还；其余汇票贴现金额达4.325亿元。也就是说，至今尚有4亿多元人民币不知去向。
一般来说，银行承兑汇票，是指由企业出票人签发的、委托银行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承兑汇票被盗后，持票人即可在其他银行贴现窃取资金，而开出汇票的承兑行必须承担承兑义务。因此在银行系统内部，银行承兑汇票向来视同现金管理，其出票、贴现和承兑，在一家银行内部和银行之间都有着严格的监管和复核系统。然而，四马路支行先后开出的96张承兑汇票却如隐形一般，从容摆脱了内外监管，安然无恙地体外循环长达两年之久。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所有参与这一巨案策划组织的，均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银行基层支行负责人和私营业主
而从四马路支行盗用承兑汇票的大案来看，一方面说明，目前国有银行的改革与重组正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长期隐藏于监管死角的罪犯们已无所遁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以往的银行风险管理工作中，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较为受到重视，也有相应成熟的风险管理技术，但金融机构对操作风险的认识与管理却相当不足，也没有引起银行业及监管当局足够的重视。
所谓的操作风险就是指由于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完善或失误及外部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的管理包括对银行业务运作中各个操作环节制定相应的政策、规章制度、操作规范，对这些政策、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事故调查、危机处理等相应的管理和保障措施。巴塞尔委员会曾发布了管理与监督操作风险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提出了操作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管理基本方法。
而四马路支行盗用承兑汇票的大案也就是一项严重的操作风险大案。国内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不仅复杂程度不高，而且业务流程都有严格规则与程序，但是由于国内银行缺乏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所面临的操作风险却很大，一些表面上是其他风险造成的损失，从根本上是由于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完善或失误造成。四马路支行的事件就是如此。
比如，按照现行国内使用承兑汇票的规定，空白银行承兑汇票在分行一级进行保管，像中国银行四马路支行这样的基层行，只能根据使用量到分行去申领，且申领必须填报要求出票的客户情况以及使用目的。同时，针对前来贴现的汇票，贴现行必须仔细查询，与出票行确认其真实性；针对大面额汇票（100万元以上者），还需要到出票行实地复核。经过层层设防，虚假或盗用银行汇票的情形很容易被拆穿。但是，在四马路支行案中，这一系列监控措施一一被绕过，这当然与银行内部人士的合谋有关。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国内商业银行对操作风险的认识与管理还处于十分低级的水平，国内银行对操作风险管理措施与监管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健全的风险文化和有效的规章制度来保障有效监管得以进行。
因此，从四马路支行案件的来看，要减少国内银行业诸如此类的操作风险，就得先从完善落实风险文化，提高内部监管能力，规范操作流程，提高操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与道德水平入手。特别应在建立便捷、完善、能控制风险的信息系统基础上优化业务流程和风险管理模式，加强内外审计，把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并应该把现代操作风险管理技术量化，建立风险指标体系，用来表征某些业务操作风险的大小，从而为进行有效的操作风险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国内银行改革任重而道远，如何来防范操作风险同样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④ 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以及风险状况.当前银行体系面临的潜在风险有哪些

我国商业银行主来要面临以下几源种风险：

(1)信用风险：即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银行的表内和表外头寸所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
(3)利率风险：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时所面对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了其盈利水平的情况；
(5)操作风险：主要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
(6)法律风险：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
(7)声誉风险：该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

⑤ 金融机构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有哪些

金融机构面临的金融风险属于哪些？首先就是贷款不能及时归还，而且资金面临紧张进行

⑥ 结合2016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简述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五大挑战去产能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个是30年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世界经济的周期调整，让中国一直处于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突然之间失去了外部的需求以后，造成产能释放的困难，不仅是钢铁产能，我们很多行业，随着出口的迅速下滑，都处于一个产能过剩的状态。第二个原因就是政府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采取的4万亿的财政政策来缓解今天外向型增长方式受到挑战的问题，但是带来的后遗症却是造成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那时全国各地不管能力有没有，比较优势在何处，都跟随政府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方向的投资，而且项目规模非常大，耗用资源非常多，投资方向非常集中，最后造成重复建设，过度投资，恶性竞争，价格破坏，引起了现在银行回款能力弱的严峻问题。第三个是我们成长的烦恼，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我们的消费能力还没达到发达国家消费能力的这种硬伤，导致我们现在产能释放要比发达国家产能释放更加困难。我们有40%的人口还没进入城镇化，没有完成农业现代化，国家也是希望在2020年让大家人均收入倍增，可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没有到达小康社会目标之前，中国老百姓靠自己国内的市场消费能力化解我们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确实是非常有限的。去库存去库存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直接影响我们银行回款能力低，造成钱荒的问题，进而不断催生货币政策解决钱荒。但是投放的货币只是用于解决钱荒所造成的债务问题，也就说银行有了钱即使借给企业，企业也直接用来还债(展期)，所以，这种投放的钱，根本没有盘活存量，服务实体经济，这种放钱虽然稳定了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是没有效率的钱。因此，去库存直接涉及到银行是否能够有效地将资产盘活来解决坏账的问题。同时，房地产的属性，需要从一个投资性的标的转变为消费型的标的，需要真正解决住房的刚性需求问题。需要通过税收机制、市场交易机制的改革，降低交易成本，盘活存量，让投资客觉得房地产的投资未来已经不再是一种投资标的的市场，而是要回归它的消费属性的市场。否则，房子卖不动，开发商汇款能力低，银行资金及时不能回款，银行想再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去库存的问题，就是要盘活存量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我想2016年都在供求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怎么把今天的健康消费需求能够释放出来，一个是怎么把房子的供给能力通过税收机制的改革等等，把它盘活出来。去杠杆降成本去杠杆的问题，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去地方政府的杠杆，在赌注盲目向银行融资的同时，加快地方债市场建设，这有利于调动社会闲置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为提供利率市场化后监管部门所需要的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打下基础。二是去僵尸企业的杠杆，通过重组、收购、退出和必要的破产程序，把浪费的资源盘活出来。三是去金融投机的杠杆。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开始出现了场外配资，互联网P2P过度加大金融的杠杆，甚至出现庞氏骗局的赚钱方式。现在的监管已经发现了很多这样的靠钱养钱的模式，甚至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家，也放弃了主营业务，开始拿产业的资本进入到金融投资的平台上，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在2016年一定要加强金融的监管，要在金融的市场去杠杆，真正地让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能够降低下来。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由于金融的杠杆加得过高，最后金融的投资收益被过度的资金释放，带来了追涨收益高的现象。而金融市场的收益恰恰是今天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为金融市场的收益高了以后，银行的存款就出现了流失，最后银行就无法通过吸收存款提供贷款的模式。只能通过理财产品这样一个服务，通过高成本的回流资金的方式，再来对实体经济服务，这时候他贷款的利息已经不是吸收以前资金的存款渠道，而是通过理财的高成本的渠道回笼资金，所以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借给真正需要钱的中小企业期限很短，利率很高，这样降成本就降不下来。国家货币政策已经如此的宽松，已经让银行互相的借贷成本得非常的低，但是一旦银行去跟客户打交道，借给那些没有抵押能力，但是未来赚钱能力又是不确定的中小企业，今天他借出去的条件就非常的苛刻，期限短、资本成本高。这样的话企业拿到了钱，也不可能再为实体经济服务，只能去冲到金融市场去博一把，最后投资失败的话，就出现了跑路的企业家，这样的一种现象不容忽视。一定要把金融的杠杆去掉，然后才能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我们才能够做结构调整的补短板的问题。补短板中国的短板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增长方式就是最大的短板。我们以前的增长方式是靠招商引资，搭着跨国企业的便车去做出口，民营企业的出口也是看跨国企业做什么市场，他们也学做什么市场，但是他们缺乏的是像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们需要进口大量的海外技术部件或者是贴海外的品牌才能在海外市场赢得更大的份额，这个商业模式花去他们高昂的代价。但是在过去因为有劳动力便宜的成本，地方政府给他们土地资源的成本也非常的便宜，再加上税收的监管又比较弱，偷税漏税这种现象非常严重。所以讲白了，中国过去的企业最大的短板，就是靠成本的优势去争夺市场的份额，以此对冲技术高昂进口成本。再加上政府通过资源价格管制，给企业的便宜外汇和便宜的利率，便宜的油等。但如今都跟市场接轨了，这种成本优势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商业模式也走不下去了。所以现在能够让中国的制造业生存的短板问题必须要解决，能不能有自己国产化的技术，去替代用高昂的成本进口海外的技术。能不能用国产的品牌，自己的民族品牌，去替代贴海外的品牌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这部分的成本如果能够降下来，我们自己的企业就可以有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的短板真正的能够解决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盘活了。由于中国的企业赚得到钱了，中国银行也敢给企业借钱，现在中国银行业不想贷给中小企业，不是他们钱荒的问题，而是企业经营赚不到钱的风险太大，所以他们有钱也不敢贷。当中国企业把这个赚钱能力的短板补掉，中国银行业对企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银行不会再把对公业务的钱，拿到今天对家庭理财的业务，然后通过通道业务又把钱送到金融市场理财，这样的模式就会改变，所以现在的短板就是实体经济的赚钱能力，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长期以来我们这个短板靠搭便车补掉了，这个短板就是我们靠跨国企业，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过去采取了招商引资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的短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非常糟糕的制约被掩盖了，因为我们是用海外招商引资的钱去服务实体经济了，所以金融短板都没问题。现在这个短板，由于招商引资的模式走不下去了，跨国企业的投资规模减少了，资本流入的结构也在在从长期变为短期，所以接下来的短板就是中国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就是我们自己要有找到好项目的能力。以前我们的钱放在银行没关系，找不到好项目都没关系，只要跨国企业的钱能够找到好项目，我们搭他们的便车就行了。现在要我们自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有我们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自己的品牌，这个短板一定要补上，不补上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不补上就会出现金融体系大量的资金不得不空转，从而滋生了股票市场场外高杠杆配资，P2P运营中采取旁氏骗局的“商业模式”。二、2016年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艰巨性我觉得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个改革方向定得非常及时，中国应该尽早地开始去做这样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不是明年就立刻能见成效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中国30年形成的这种出口带动投资的外向型增长模式，立刻要转变为中国自己国内的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这个难度很大。或者哪怕我们还是坚持一部分靠出口，但是今天全球的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的复苏都非常的脆弱。2016年世界经济是不是重新回到2008年之前的繁荣状况，让我们有非常良好的出口的市场，我不乐观。所以这也是我讲的，增长方式，明年能不能靠出口的提升，再给我们时间，现在看这个时间都没有。明年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确实一年就要把增长方式转变过来，不太可能。第二，我们2009年所做的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做法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政策红利的后遗症。到今天这种后遗症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要把这个包袱解掉不是一朝一夕的任务。因为它在以下五个方面造成了我们资源配置效率严重损失的存量问题：1、产能过剩。政府在2009年带着我们围绕整个大的产业振兴计划，后来是六大新兴战略产业，包括光伏产业，这样投资引导，结果形成了全国各地，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是不是具有比较优势，都做了同样的投资，结果重复建设，投资过度，不得不恶性竞争，即使是光伏产业也因为价格恶性竞争，处在这个行业中的低端水平。现在这些行业都处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中。2、全民理财。因为4万亿的做法是货币政策拿钱，财政政策投项目，银行的信贷跟上。这种投放资金过度，造成老百姓对今天票子发的过多以后，未来这个钱不值钱，放在银行你的钱一定会形成负利率，也就是说银行的利息赶不过未来自己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今天把钱放在银行，都到银行之外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去理财，最后全民理财的结果是造成银行的资金流失，银行为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下降，银行再把流失的资金拿回来，只能通过理财的通道，而理财的成本已经给实体经济增加了严重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这是第二个后遗症，4万亿的包袱到今天，你要想把今天老百姓理财的行为转变为消费的行为，困难，短时间不可能。3、国进民退。很多民营企业家4万亿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机会拿到政府的采购行为，最后他们把30年，2008年之前30年所创造的产业资本拿过来炒房，炒股票，出现了国进民退，民营资本退步了，去玩金融资本，而玩过金融的企业家，再让他做实业难度也很大。所以我们希望推动供给端的改革，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式，将改革的重任交给没有沉迷金融投资的企业家和富有理想的年轻人，但是年轻人的创业才刚刚开始起步，要获得丰硕的成果，还起码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所以短期就想看到我们市场活力的再现有相当的难度。4、贪污腐败。今天我们看到在那个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时代，以权换钱、以权谋私的现象非常普遍，居然成为了一条商业运行的潜规则。最后使得一些党性不强的地方政府官员，今天成为反腐倡廉的反面角色——为他们的贪婪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相反的特征，那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的现象。从昔日过度作为到现在的“不作为”，都是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明年地方政府还是像现在这样不作为的话，也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话，那么，要实现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5、环境的破坏。政府过去的治理模式，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重资产，高能耗的情况非常严重。再加上本来应该把财政的钱用在环境治理等民生问题上，但却为了追求GDP增长给自己创下良好的政绩，大兴土木，这些都造成了现在的环境污染。这个问题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是一种慢性病，立刻要解决环境的问题，明年就到不可能。所以环境的污染会造成我们有能力的消费群体移师海外，甚至未来生活都选择在海外。他们认为在中国投资的标准低，赚钱在中国好赚，但是现在中国的赚钱机会没有了，要生活的话，还是没有环境污染的海外更好，买商品更有安全感，这样的话，环境的污染造成了中国消费的流失，于是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产能释放变得更加困难。第三，成长的烦恼。如果调结构的任务放在美国去到相对容易一些，原因是他们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成熟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在世界的前10位。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在世界70位左右，这样一种消费能力不足的市场，要解决今天的库存，解决今天的产能释放是困难的。一方面，中国40%的农村人口，今天还没有进入到城镇化，他们的消费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较相差甚远，消费还处在一个是解决温饱的水平，而达国家的追求幸福的消费范围各种各样，高质量的服务水平和高支出的消费能力，是我们目前达不到的。另一方面，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在我国也很突出，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居住的居民，中高收入的人群较多，购买力的相对旺盛和公共资源(养老、教育、医疗、就业、商圈等非常珍贵，所以，大家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富积淀才能确保未来安心的生活，如果我们的货币不能保证币值的稳定，我们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不能及时加以解决，那么消费能力的提高也是困难的。再者，国内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仇富心态的扭转，环境的优化，都是解决有钱不在中国消费问题的努力方向。三、用好市场两种资源是化解中国经济各类矛盾的关键今天中国政府非常务实地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就是人均收入要倍增，要把我们的老百姓带到小康社会。但是，现在就有一个悖论问题来了，收入没有到小康社会，收入的倍增靠谁来买单，企业发力但是缺乏市场消化能力的问题，就是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给我们带来的成长的烦恼。所以解决成长的烦恼，我们应该用好政府指出的两种资源：在国内先解决以环境、消费者保护等等的问题和税收问题，以及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和实施“互联网+”战略，把制造业的高成本通过服务环节的创新将成本降下来，从而确保中国劳动大军在碎片化的时间，在确保诚信的环境中，进行消费，积少成多，也能释放出国内足够多的产能；另外一点，中国政府推进的“一带一路”，上海自贸区，天津、福建、广东自贸区的方式，鼓励中国资本走出去，到海外去获得财富增长的机会，全靠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能量来解决中国今天要实现的五个方向的转变，那是非常困难的。总之，成长的烦恼和过去积极的政府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今天负资产，以及30年所打造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东西都不是明年一年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当然我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把五个方向的改革任务当作一项竞标赛，最后为了达标，又是政府出来解决。而政府解决的方式往往会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加以支持，因为政府手里面没有钱，你叫它减税，它减税的钱从哪里来，减税等于政府财政收入没有了。政府已经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财政收入已经很薄了，还要完成减税的指标，只能通过货币的印发，来解决减税的政府让利所需要的资金。这样的话就会带来又是政府带着我们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把今天政府干预市场的后遗症留在了未来！所以，现在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方向的改革任务，一定要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路：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绝对不能够依靠政府去购买楼盘，政府拿钱去消化今天的产能，政府去通过印钞票降低资金的成本，如果一切的问题又回到政府来解决的话，未来的后遗症是更加得严重，现在的关键是要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落实上海自贸区的探索负面清单改革的方向，这才是重中之重。五项任务三大挑战两种资源

⑦ 试述金融机构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

我国金融市场当前存在的问题：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甚至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行业规模、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市场开拓、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第一，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过于缓慢，内部行业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不协调。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左右，2003年美国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8．3％，而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近年来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过慢，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乏力。金融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均衡，银行业居绝对主导地位，而证券经纪与交易业、保险业、信托投资业的比重相对偏低。而且，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较大，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需要。 第二，金融服务各行业竞争力较弱，不能有效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产品。从2004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排名来看，排名第一的花旗银行的一级资本为744．15亿美元，不良资产比率为2．06％；而国内排名最高的中国银行的一级资本为348．51亿美元，而其不良资产比率却达到了5．12％，四大行中中国工商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甚至高达18．99％。保险业方面，根据瑞士再保险的统计，截至2004年底，我国保险业占全球保险市场的份额排名虽居第11位，但保费收入规模仅521．71亿美元，保险密度在全球排名第72位，人均保险金额为40．2美元；保险深度排名第42位，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26％。证券业方面的表现更让人担忧，2004年底我国共有证券公司140家，总资产3781亿元，总负债2765亿元，全年实现利润为－78亿元，整个行业处于亏损状态。 第三，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能力不强，外资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创新上具有绝对优势。一方面，国外金融工具种类繁多，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而且对新型金融产品的开发能力相当强；另一方面，目前中资金融机构的金融开发技术比较落后，电子化程度较低、金融工具和品种单调、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在金融创新中处于被动模仿的地位，利用金融创新获取利润和占领市场主动权的能力较差。 第四，国内金融机构开展跨国业务的能力低下。除中国银行以外，其他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尚在起步阶段，而外资银行在综合化经营模式下，通过大规模的并购和重组，其分支机构早已遍及全球。在业务开展方面，国内银行大都以传统的存贷业务为主，而发达国家跨国银行已经把业务重点放在如利率互换、出口保理及福费廷等一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上，利用金融创新来获取利润和规避风险。 第五，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监管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发达国家大都有支持金融发展的现代化交通、通讯、计算机网络以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并且非常注重适时颁布和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对金融业加以规范，对新业务、新工具进行认证。相比之下，我国金融立法比较滞后，专业性法律层次较低，法规操作性较差，在实践过程中还经常存在不能严格执行的问题。监管体制方面，我国金融监管主要依靠“三会”（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社会监管层次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而且监管内容大都以合规性监管为主，对预防性监管的关注不充分。 今后应采取的发展策略： 第一，培养金融业的服务理念和意识，使其真正成为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重要产业。 第二，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金融服务体制。 第三，建立健全金融服务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有效控制和防范各种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第四，注重金融服务内部各行业和地区的均衡协调发展，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制，较好地满足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加快证券、保险和信托等其他金融服务行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与实体经济体系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金融服务业的资源配置功能，促进金融资源合理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 第五，大力培养金融人才，建立科学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⑧ 我国银行业发展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形势都出现了新的态势，在这种新形势下，银行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转型。正如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杨文升所言，正处在经济换挡期、结构调整振动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中国银行业，依靠传统和规模、高速扩张的经营方式是走不下去的。再加上新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的约束，商业银行现在必须研究如何尽快从外延式发展方式过渡到内涵式的发展方式。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互联网技术逐步深入金融行业，外部环境要求银行业必须改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论坛上表示，我们正处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期，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相当艰巨，局部地区企业由于结构单一，一些企业的治理结构不规范，加上市场需求的变化，使不少大型企业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破产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大家也应该接受这个概念。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有所上升，许多企业处于僵尸状态且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债权人不主动申请破产，债务人也不申请破产保护，不管是对哪种债券而言都存在潜在的损失。所以，破产法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还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运用，这样才能盘活存量，保护好生产力，着力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着力于法治经济建设。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对当下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问题，不可能依靠单一渠道来解决。解决融资问题，必须要多管齐下、疏通血脉。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要为那些有市场竞争力、资金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提供融资需求，而不是没有标准的“搞次贷”。各家银行要在加强风险管理、加强风险管控的情况下，更多地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简化对贷款的审批，更好地关注企业自身的风险和财务信用状况基础，来提高对企业支持的力度和便利。

从监管层提出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银行业何去何从无疑将是未来金融业的一个重要变革方向，也是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于改革，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将其归纳为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他强调，中国银行业的存量实际上是30年改革的一个积累，深化改革，“应当是在存量的基础上，是存量的延续”。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改革，银行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同时也有着普惠程度不高、服务同质化、创新不足等问题。他认为，这些矛盾主要存在于存量里面，所以，只有不断地改革存量，才能够使新的增量不存在制度上的路径依赖。

而作为从业者，7位来自银行的高管也认同以差异化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是未来银行发展的不二法门。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认为，银行创新有助于改革，但这种创新必须抓住不变的内核、内在经营规律，在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风险、稳健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也表示，服务客户是银行永恒的主题，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仅有21.6%，也就是说，还有78.4%的小微客户得不到银行资金的支持。这表明银行服务覆盖的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还存在巨大的服务空间。

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快、化解产能过剩和金融改革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之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已经获得了大家的共识。未来，在看清现实的基础上，必须马上行动，推动改革。正如刘士余所讲到的，“关于金融改革的一些动作，以前都讲了，现在该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