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

❶ 如何看待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进展及影响

一是采用传统复政策工具，增制加“逆周期”的要素。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增加逆周期要素，在原有的资本监管制度下更强调“逆周期”手段的运用。例如，经济不好时扩大财政支出和增加信贷投放，并适度放松监管标准，经济过热时则减少信贷投放和提高监管标准，防止风险的累积。二是延伸传统的监管边界，强调“更全面”的监管。监管领域向跨行业、跨市场、跨国界进行延伸，将原来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等也纳入监管范围，强调各种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实现监管的“全覆盖”和“无缝对接”。三是采用新的监管工具，解决“顺周期”、“大而不能倒”等问题。增加杠杆率、流动性等新的监管指标，对系统重要性机构提出更高的资本充足率等要求，建立恢复与处置机制，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❷ 什么是系统重要性银行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是指全球银行业监管机构于2011年7月21日圈定了28家具有“全球系统内重要性的银行”，并建议容对其实施1%~2.5%的附加资本要求。在特定条件下，最具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可能面临最高3.5%的附加资本，以避免金融危机重演。

这28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关系到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因此需要具备额外的抵御损失的能力。巴塞尔委员会表示，将对这28家银行提出1%~2.5%的附加资本金要求，且附加资本必须完全由普通股权益构成。

(2)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扩展阅读：

一旦发生风险事件将给地区或全球金融体系带来冲击的金融机构。根据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通过的协议，这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将被要求额外增加资本金，金融稳定理事会将在每年11月对名单进行审查和更新。

是增加投资人和发行人在市场进行避险、投机和套利的工具选择范围;降低交易成本及增加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问题。

❸ 全国系统重要性机构 包含哪些银行

“系统重要性来银行”是指源一些巨大的金融机构，他们的问题对某一个国家、或者全球金融体系造成影响。这个概念是在09年金融危机之后提出来的，进入了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就意味着遭遇更严格的监管，所以标准的出台关系到所有大型银行的利益。

❹ 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 区别 联系

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区别与联系：

1、目的不同。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防止经济增长受影响；而微观审慎监管的目的在于控制个体金融机构或行业的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

2、内容不同。宏观审慎监管侧重在对金融机构的整体行为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影响力的监管上，同时关注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而微观审慎监管侧重于对金融机构的个体行为和风险偏好的监管。

3、对象不同。宏观审慎监管更关注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行为，金融市场整体趋势及其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而微观审慎监管则更关注于具体金融机构的合规与风险暴露情况，避免使投资者和储户等个体遭受不应有的损失等事件。

4、联系：良好的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可以相互促进，增强彼此的监管效果。由于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不完全一致，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手段也会大相庭径，比如宏观审慎监管会因为强调整体的稳定性而忽略对个体利益的保护，而微观审慎监管则相反，首先关注的是个体风险控制。

(4)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扩展阅读：

宏观审慎监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识别系统风险，即发现、监测和计量系统风险及其潜在影响；二是降低系统风险的发生概率，即通过提高监管标准和采取针对性监管措施等，预防系统风险爆发；三是缓解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即在系统风险爆发后，限制破坏的程度和范围，尽可能降低经济损失。

审慎监管框架分为宏观审慎监测框架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两个部分。前者通过指标体系识别和监测系统风险，后者侧重于研发干预系统风险的政策工具。作为二者的基础，还应确立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建立监管主体之间的分工合作机制。

❺ 我国金融监管方面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金融监管方面的金融法律主要有：

《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金融法规主要有：

《储蓄管理条例》、《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人民币管理条例》、《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暂行条例》、《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中央企业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

(5)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扩展阅读：

金融监管体制是金融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分配的方式和组织制度。国际上主要的金融监管体制可分为双线多头监管体制、一线多头监管体制和单一监管体制。

金融监管体制是各国历史和国情的产物。确立监管体制模式的基本原则是，既要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过分的职责交叉和相互掣肘，又要注意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在监管权力相对集中于一个监管主体的情况下，必须实行科学合理的内部权力划分和职责分工，以保证监管权力的正确行使。

2018年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业内简称“资管新规”。

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禁止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等主要政策标准的确立将推动资管行业发展重回本源，以稳健投资策略为主的持牌机构将迎来重大战略利好。

国家想发展经济，首先就是钱的问题，有了钱，政府机关就能给公务员发工资，国家各项政策能够落实，跟钱有关系的国家机构分为两类——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

1、金融机构

在金融机构，国务院是大boss，他手下有三个金融机构——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

（1）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她的日常工作是印发钞票、对货币流通进行调控、指导银行业务。其中，指导银行业务很重要，因为各大银行都是直接碰到钱的，银行本身也分成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

政策性银行——非盈利机构，国家想搞建设就要找它贷款；

商业银行——盈利机构，和老百姓息息相关，比如四大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以上机构的主要管理币种是人民币,外币也是央行管，不过她把这份工作交给了外汇管理局，专门管外汇。

（2）银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靠给银行派活儿调控经济，那监管银行的机构就要提到银保监会了，他主要管银行日常运营，比如银行想开分行、银行内部高管人员变动等等。银保监会还管理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

2018年，两会将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成银保监会，因为我国的金融模式已经改变，步入混业经营的发展时代，各个业务间的交叉经营极为频繁，监管重叠、监管真空等问题严重，部分新式金融机构，如财富公司，需要两个监管主体的协调，不然就会产生监管盲区。

央行和银保监会有很多业务交集，平常经常配合，但是具体的活儿还是不同，央行是业务指导，银保监会是监管运营。

（3）证监会

股票、基金、期货这些词汇对于投资人恐怕再熟悉不过，能够主营这些业务的机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简称“精中英”。管不好这些机构，金融市场稳定将受到空前影响。管理他们的，就是证监会。

举个例子：如果某企业想上市，他需要到证监会审批，只有得到证监会审批，证券交易所才会做好准备，企业才能发行股票。

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各司其职、各管一摊，都是平级关系。他们，就是国家金融机构体系。

2、政府机构

政府也得有自己管钱的部门，不然收上来的税怎么处理？公务员工资怎么发放？管它的叫财政部，主要职责是：定税收政策、发国债、管政府收支。

财政部因为是国家机构，结构具有典型的政府特征——省会设立财政厅，地方市级设立财政局。

他们的工作模式也很简单：财政部定政策，财政厅执行，财政局贯彻落实。

3、央行和财政部的关系

央行和财政部都受国务院领导，央行管货币政策，财政部管财政政策。

当国家想管理经济的时候，需要两个机构配合，比如近年来的“去杠杆”,央行让银行”收紧”,就是少借钱给企业,财政部也要跟进”收紧”,就是让政府也要少花钱。

与互联网金融有关的法律法规汇总：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5年7月28日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15〕22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

目前我国合法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包括：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及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

除传统各项法律法规及监管制度和政策外，专门针对新型业态的监管规定主要是从2010年的人民银行2号文(《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开始的(一般认为，支付业务的发展及监管也是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标志性事件)。

2015年十部委发布的221号文(《指导意见》)既是对近几年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全面总结、梳理和确认，同时也是未来监管政策落地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

1、P2P网络小额信贷法规

2011年8月23日，银监会发布《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11]254号，该通知指出在当前银行信贷偏紧情况下，人人贷（PeertoPeer，简称P2P）信贷服务中介公司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这类中介公司收集借款人、出借人信息，评估借款人的抵押物，如房产、汽车、设备等，然后进行配对，并收取中介服务费。

有关媒体对这类中介公司的运作及影响作了大量报道，引起多方关注。对此，银监会组织开展了专门调研，发现大量潜在风险并予以提示。

由此可见，该通知只是对人人贷的一个风险提示文件。在2013年11月25日举行的九部委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上，央行对P2P网络借贷行业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了清晰的界定。

主要包括三类情况：资金池模式；不合格借款人导致的非法集资风险以及庞氏骗局。

2、第三方支付法规

2010年6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2010〕第2号），该办法第一条规定该办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促进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展，规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行为，防范支付风险，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该办法第二条明确了本办法所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货币资金转移服务：

（一）网络支付；

（二）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

（三）银行卡收单；

（四）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

该办法所称网络支付，是指依托公共网络或专用网络在收付款人之间转移货币资金的行为，包括货币汇兑、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等。

本办法所称预付卡，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发行的、在发行机构之外购买商品或服务的预付价值，包括采取磁条、芯片等技术以卡片、密码等形式发行的预付卡。

该办法所称银行卡收单，是指通过销售点（POS）终端等为银行卡特约商户代收货币资金的行为。《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是第三方支付的重要监管法规。

3、虚拟货币法规

2009年6月4日，文化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市发〔2009〕20号），该通知规定要严格市场准入，加强对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主体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提供主体的管理。

从事“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业务须符合商务主管部门关于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的有关规定。除利用法定货币购买之外，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不得采用其它任何方式向用户提供网络游戏虚拟货币。

2009年7月20日，文化部发布《“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企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企业”申报指南》为开展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申请从事“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服务”业务的申报和审批工作提供可操作性指导规则。

2008年9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通过网络买卖虚拟货币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8〕818号），明确了虚拟货币的税务处理。

即个人通过网络收购玩家的虚拟货币，加价后向他人出售取得的收入，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总之，一系列监管措施的出台使得虚拟货币的监管得到进一步明确，但是监管措施还仅仅局限于游戏里的虚拟货币。

4、众筹融资法规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近期批准了对众筹融资进行监管的草案，面向公众的众筹融资在2012年年初得到《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案》（，简称JOBS法案）的认可。

即在互联网上为各种项目、事业甚至公司筹集资金得到法律确认。这是美国政府对众筹融资进行监管的重要措施。

2013年9月16日，中国证监会通报了淘宝网上部分公司涉嫌擅自发行股票的行为并予以叫停。

叫停依据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规定，“严禁任何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

至此，被称为中国式“众筹”，即利用网络平台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行为被首次界定为“非法证券活动”。

虽然众筹模式有利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顽疾，但考虑到现行法律框架，国内的众筹网站不能简单复制美国模式，必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众筹之路才更具现实意义。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众筹模式在形式上几乎很容易压着违法的红线。

即未经许可、通过网站公开推荐、承诺一定的回报、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构成非法集资的行为。

美国为众筹立法，我们可借鉴美国的JOBS法案对众筹模式进行规范，但还须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5、互联网保险法规

2011年9月20日，中国保监会发布《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保险代理、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试行）》的通知保监发〔2011〕53号）》。

该办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促进保险代理、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2012年5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提示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的公告》（保监公告[2012]7号），对互联网保险业进行了向广大投保人进行了风险提示。

此外，2011年4月15日，保监会发布《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规定（征求意见稿）》，互联网保险监管规定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进一步完善。

总之，互联网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意味着新的金融模式的出现，也意味着需要新的监管法规。

况且，当前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法规尚不完善，有些互联网金融模式已经出现，但是相关监管规定还处于滞后状态，即监管空白。期待监管机关尽快完善互联网金融相关领域的监管。

6、互联网银行法规

2001年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但是2007年被废止2006年1月26日，中国银监会颁布《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06年第5号）。

该办法所称电子银行业务，是指商业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通讯通道或开放型公众网络，以及银行为特定自助服务设施或客户建立的专用网络，向客户提供的银行服务。

电子银行业务包括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网上银行业务），利用电话等声讯设备和电信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电话银行业务）。

利用移动电话和无线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手机银行业务），以及其他利用电子服务设备和网络，由客户通过自助服务方式完成金融交易的银行业务。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是互联网银行的重要监管法规。

❻ 如何运用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运用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目前，国际上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见，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设计主要应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虑：一是时间维度，主要是关注顺周期效应，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系统的风险是否在金融体系内部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作用下被放大了。这主要考虑采取逆周期政策。二是跨行业维度，主要关注某一特定时点上由于银行间相互依赖的支付体系和共同风险敞口。这主要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针对系统的重要性银行制定严格的规则。三是结构维度，根据金融系统的结构特征，制定限制金融体系风险承担和抗风险能力的措施。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宏观经济审慎监管首先是逆周期政策，应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建立逆周期调控机制。他还表示，要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弥补监管真空和不足，防范和控制好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第一，在逆周期政策方面，当前主要经济组织和监管当局最为推崇的政策工具是逆周期资本缓冲，它要求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时期持有更多的资本，以利于其在经济低迷时期可以维持合理的信贷供应。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基本框架的规定，各成员国可根据“信贷/GDP”指标超出趋势值的程度等要求银行增加2.5%以内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以保护金融体系由于信贷激增所带来的逆向冲击。近几年，我国央行在不断探索逆周期的货币信贷动态调控机制，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风险的调控作用。该机制将利率、汇率等价格型指标和货币信贷增长等数量型指标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进行风险提示，以减少金融机构“羊群效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放大作用，另外还运用信贷政策、差别准备金等政策工具来引导和加强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和调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第二，在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方面，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基本框架，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具备更强的承担损失的能力。其政策工具主要是系统性资本附加和系统性流动性附加，它是依据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当持有与其系统地位相对应的附加资本金和流动性资本，以缓解其自身失败导致的向其他金融机构的传染效应。第三，针对金融体系的结构特点，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对流动性和杠杆率的要求。为提升控制流动性风险的能力，提出了LCR（流动性覆盖比率）和NSFR（净稳定融资比率）两个指标。作为对最低资本要求的补充，新的杠杆率测算涵盖了表外风险。除此之外，宏观审慎管理还将一些影响金融体系失衡的宏观经济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通货膨胀率等，纳入到了金融部门的评价计划中。
二是中央银行主导宏观审慎管理。在国际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中，加强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职权已成为一种趋势。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国际上普遍实行的是中央银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让渡监管职权给专门的监管机构。金融危机的爆发显示出了这种制度安排的弊端。2009年1月，由各国政府部门和理论界资深人士组成的30人集团公布的《金融改革：一个金融稳定框架》报告中提议，应当给予中央银行足够的监督权和必要的政策工具，使其不仅在金融危机时期也能在信贷扩张时期发挥更大作用。受此影响，英美、欧盟等国家纷纷扩大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权限。
长期以来，对于中央银行是否应拥有金融监督职权一直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不能兼任金融监管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否则存在利益冲突：央行对微观金融的关注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另一种观点则赞同央行应当同时具有金融监管职能和宏观政策制定职能，理由是：由于央行具有降低系统性风险的目的，因此在特定情况下扮演着最终贷款人的角色，理应对金融机构行使监管权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反映出：中央银行缺乏对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不利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在我国，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权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我国政府从宏观层面和国家整体上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和判断。第二，我国中央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有利于我国以国际视野展开系统性风险的早期预警工作。当然，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并不意味着取缔金融监管机构，而应当是正确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三，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

❼ 如何推进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若干意见》提出推进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明确了新时期推进保险监管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整体框架和工作重点，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保险监管、促进我国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保险监管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保险监管体制机制也几度变更。1950年1月，保险业明确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管理。1952年，保险业划归财政部管理。1959年，保险业再度被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1965年，人民银行、财政部明确国内保险业务由财政部管理，国际保险业务由人民银行管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负责保险监管。1998年11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方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依法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走向了专业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我国保险监管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1、监管法规不断健全。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相关法律为核心、行政法规为支撑、部门规章为主干、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等四个层次构成的保险监管法规体系。

①法律层面。

1995年《保险法》正式颁布，并分别于2002年、2009年两次进行修订，完善了保险经营行为基本规范和保险监管主体框架。《海商法》和《刑法》中也分别对海上保险和保险犯罪进行了规定。

②行政法规层面。

国务院曾于1 983年颁布《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颁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加入WTO后，国务院分别于2001年出台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2006年出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201 2年出台了《农业保险条例》，对保险经营管理的一些重点领域进行了专门规范。

③部门规章层面．

保监会现行有效的部门规章共50部，大体分为经营主体、产品费率、资金运用、专业人员、偿付能力、依法行政等六个方面，夯实了保险监管的制度基础。

④规范性文件层面。

保监会及各派出机构针对监管实际，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为加强和改进监管发挥了重要作用。

2、监管体系初步形成。

认真落实国家金融监管部署，保险监管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①监管框架逐步完善。

改革开放初期，保险监管以市场行为监管为主。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首次提出偿付能力概念，1998年保监会成立后，提出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随着国有保险公司实施股份制改革，2003年保监会发布指标规定，偿付能力监管实质性起步。随着保险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上市，2006年保监会发布指导意见，正式引入公司治理监管，探索建立偿付能力、公司治理、市场行为为支柱的监管框架，并于2009年设立偿付能力监管委员会、公司治理监管委员会。新形势下，保监会于2012年启动了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设。根据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趋势，强化公司治理监管。

②监管组织逐步健全。

保监会目前设置16个职能部门和2个事业单位。从2000年开始，保监会陆续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平行设立了36个保监局。为加强基层市场监管，保监会于2010年在苏州、烟台、汕头、温州、唐山五个地级市试点设立区域保监分局。

③监管格局逐步建立。

加强与党政部门、司法机关、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等的沟通合作，推动社团组织发挥自律、维权、协调等作用，支持新闻媒体、会计审计、评级机构、消费者等发挥监督作用，初步形成了专业监管、部门办作、行业规范、社会监督的大监管格局。

3、监管手段日益丰富。不断创新和丰富监管方式方法监管的执行力和有效性得到提升。

①分类监管。

从偿付能力、公司治理、内控合规、财务、资金运用，业务经营等方面对保险公司实分类监管，提高了监管效率。

②非现场监管。

建立保险监管统计制度体系，积累保险数据资产，加强市场运行和保险风险的监测、分析、预警，提高非现场监管效力。推动保险业和保险监管信息化建设，建立“三网一库”，基础架构，开发保险统计信息系统等25个应用系统，设立保险信息平台公司，推进监管电子政务建设。

③现场检查。

制定现场检查规程和手册，规范检查流程和标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现场检查效率。组织开展综合性、系统性和专项检查，提高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加大违法违规处罚力度，对保险机构和高管人员实施“双罚”，提高监管威慑力。

④信息公开。

建立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发挥保监会官网、新闻发布会、微博微信、行业网站等平台作用，及时发布保险新闻、统计数据、行政许可和处罚等信息。

⑤其他手段。

逐步建立保险保障基金等制度，率先在我国金融业创建了市场化的风险自救机制，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提供了坚实屏障。

二、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深化改革理念。

1、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顺应保险业发展趋势，遵循监管规律，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际经验，落实“抓服务、严监管、防风险、促发展”要求，深化保险监管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保险监管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市场在保险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监管作用，推动保险业发挥风险管理和财富管理功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现代保险业，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总体要求。

①遵循基本规律。

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最基本的要求是借鉴国内外保险监管的历史经验和有效做法，深刻把握保险发展和监管规律。要坚持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保险监管与保险业发展相适应，监管制度与保险监管需要相适应。要发挥市场配置保险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市场运行效率。要健全法律法规，依法严格监管，维护市场秩序，防范保险风险，弥补市场不足和解决市场失灵。要从保险市场实际出发，把握阶段性特征，科学确定监管目标、原则和支柱。

②体现中国特色。

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最核心的要求是立足国情，符合我国保险业发展和监管实际。要围绕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及总目标，推进保险监管制度现代化。要把握我国保险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保险深度和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保险服务能力不强的特征，坚持在加强监管中促进行业发展，推动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要把握我国保险消费者还不理性、经营主体还不成熟、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的特征，完善市场规则，强化公司治理和市场行为监管，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要把握我国保险业基础薄弱、发展迅速、正在转型升级和成为全球主要保险市场的特征，兼顾审慎性与经济性，合理确定监管约束特别是偿付能力和资本约束的标准。

③顺应时代趋势。

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最鲜明的要求是把握国际金融改革的最新动向，顺应当今国际保险监管的变革趋势。要把握国际保险监管趋于统一的趋势，在形成监管框架、制定监管制度、完善监管规则中，更加注重保护消费者权益，注重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注重公司治理、保险集团、偿付能力和资本约束监管。要把握国际保险监管强调自主的趋势，结合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实情和自身利益诉求，汇集各家之长，积极推进我国保险监管改革，在国际保险市场和保险监管改革中争取更大话语权。

3、主体框架。

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要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和保险发展实际，总结保险监管实践，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3 -4-3”保险监管主体框，即三个监管目标、四项监管原则、三大监管支柱。

①监管目标。

⑴保护消费者权益。

保险产品服务相对复杂，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要通过保险监管，加强对保险供给者行为的约束，防止保险消费者权益受到恶意侵害。消费者权利保护是理性消费行为的重要保障，要通过保险监管，加强对消费者安全、知情、选择、求偿、公平交易、监督等权利的保护，促进合理消费，优化保险资源配置，提升保险市场运行效率。我国保险业服务广度、深度还十分有限，要通过保险监管，推动保险业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保险产品和服务。

⑵防范市场风险。

保险市场的持续健康稳定运行与消费者权益息息相关，与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直接相关。要强化全面风险管理，建立健全涵盖承保、信用、市场、操作、流动性、信誉等各类风险的全方位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囊括风险识别、评估、计量、监测、控制、处置等各环节的全流程风险防范机制。要强化保险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和风险管控，加强保险监管的外部约束和风险防范，筑牢防范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⑶促进市场繁荣。

只有繁荣发展的保险业，才能为消费者和经济社会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风险保障。要完善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有序竞争。要完善市场体系，优化市场结构，推动市场主体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增强综合竞争力。要争取政策法规支持，推动保险业发挥功能作用，在现代金融、社会保障、灾害救助、社会管理和农业保障等五大体系建设中发挥支柱作用。

②监管原则。

⑴维护公平与促进效率相统一。

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坚持使市场在保险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保险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坚持更好发挥监管作用兼顾效率和公平，营造竞争环境，规范市场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稳定运行。

⑵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统一。

建立有效的保险监管治理机制，统筹协调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顺应保险创新趋势，强化功能监管和全流程监管，加强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监管协调，推进监管的统一性和连续性，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注重整体风险防范，改进机构监管，加强保险集团和法人机构监管。

⑶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统一。

在注重防范单一保险机构风险的同时，分析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对保险业的整体影响。关注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风险状况，重视金融风险的跨境与跨行业传递，重视逆周期监管，防范顺周期对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放大效应。

⑷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相统一。

完善保险监管法规，制定标准明确、程序规范的具体规则，提高监管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注重运用原则监管，提高监管的指导性、灵活性、适应性，为鼓励创新、增强市场活力创造空间。

③监管支柱。

⑴公司治理监管。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现代保险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强化市场主体自我约束的内生机制，也是加强保险监管的微观基础。要强化公司治理监管理念，完善制度机制，深化股权监管，突出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要强化公司章程约束，提高董事、监事和管理层专业水平，完善制衡机制，强化公司治理的刚性约束。要推动公司治理从“形式规范”向“治理实效”转变，防范治理僵局、管控薄弱、资产安全、高管渎职等风险，从保险市场源头保护消费者权益。

⑵偿付能力监管。

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重要内容，是风险监管的主要手段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最终防线。要借鉴吸收国际上偿付能力监管的最新成果，结合我国保险市场实际，按照风险导向、中国特色、国际可比的原则，加快建设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要强化定量资本、定性监管、市场约束等三方面要求，完善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整体架构和具体规则。要严格落实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强化偿付能力监管的刚性约束。

⑶市场行为监管。

市场行为监管是确保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直接方式。要明确市场行为监管的边界和内容，发挥好市场机制和政府监管的作用。要加强市场行为监管的统筹规划和系统管理，建立市场行为监管与公司治理监管、偿付能力监管等制度的联动与触发机制，形成有效衔接、相互协调的市场风险防范体系。

三、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

现在我国保险监管改革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考验，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很重，必须在一些重点领域和环节不断取得突破。

1、加强保险公司治理和内控监管。

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是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防范化解保险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要全面提升公司治理监管水平，强化市场主体自我激励约束的这一内生机制，夯实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制度保障。

①强化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落实董事会的全面与首要责任及履职要求，加强董事资格审查，完善董事培训机制，建立健全董事会及成员的履职评价与问责机制，增强董事的尽责履职能力，提高董事会专业、高效、勤勉水平。

②强化内部控制在公司治理中的基础地位。

制定保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引导保险公司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提高内控执行力。强化保险总公司对分支机构的管控责任。

③强化集团监管在公司治理中的突出地位。

完善保险集团防火墙制度，规范保险集团内部资源整合和关联交易。制定保险集团并表监管办法。建立保险集团风险控制标准。强化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

④强化高管和关键岗位人员在公司治理中的关键地位。

健全保险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和关键岗位专业人员资质管理制度。加强董事会秘书管理，强化总精算师、合规责任人、审计责任人等关键岗位职责，增强经营管理层的执行力。加强对司高管层高管层的稳健薪酬和执业行为监管。

2、改进市场行为监管。

市场行为监管是对保险业务全流程监管的重要内容，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直接手段。要注重标本兼治，制定科学规则，明确监管重点，抓好制度落实，提高市场行为监管的有效性。

①加强市场监测检查。

坚持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相结合，不断丰富保险监管工具箱。构建涵盖各类风险的风险模型和监管指标体系，加强对风险的识别、评估、预警、控制和处置。改进现场检查方法，规范检查流程和标准，提高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②改进保险产品监管。

积极推进费率市场化改革和条款标准化、通俗化，探索建立产品创新保护机制，鼓励行业产品创新和结构调整。完善监管规则，改进保险产品审批和备案标准，建立科学的费率形成、条款执行、事后评估、产品纠正等全过程监管机制。

③强化保险中介监管。

完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准人退出制度，强化公司法人治理和内控建设。稳妥推进保险营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保险兼业代理监管制度，探索兼业代理法人机构集中管理模式。加强保险中介从业人员资质管理。

④建立健全互联网保险监管制度。

制定互联网保险监管办法。建立互联网保险的经营行为、数据信息、信息安全等技术标准，健全数据获取、电子签名、隐私保护等法规制度，促进互联网保险规范运行。

⑤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

构建政府主导、执法联动、公司为主、行业协作四位一体的反保险欺诈工作体系。

3、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

建设以风险为导向、符合我国实际、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提升保险业风险管理能力，是加强和改进保险监管的重要任务。

①完善资本约束机制。

科学把握我国保险公司实际风险状况，按照共同而有差别的原则，建立与风险紧密挂钩的资本要求。建立定量风险和定性风险相结合的综合评级机制，科学评价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流动生风险，全面反映公司风险状况。完善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

②强化全过程风险监管。

充分运用定量监管、定性监管和市场约束等手段，形成对风险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监管。建立和完善保险公司流动性风险监管体系。完善偿付能力压力测试体系，健全偿付能力J预测分析和风险预警系统。

③完善资本补充机制。

建立健全多层次和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机制，支持保险公司创新和丰富资本补充工具，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利用国内外金融市场和各种社会资本，增强保险业资本实力。

4、完善保险法规体系。

法规制度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的特征。完善保险监管法规制度，必须抓好三项工作。

①做好“一法两条例”的相关工作。

积极推动《保险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修订，加快研究制定《巨灾保险条例》。

②加快制度的“废改立”工作。

本着急用先建的原则，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准人退出、治理理赔难和销售误导、网络保险、资金运用等关键监管环节的规章制定工作。探索负面清单模式下的监管方式，拟定保险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方案。

③推动相关领域保险立法工作。

加强保险宣传和沟通协调，推动相关立法工作，进一步明确商业保险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健全商业保险参与现代金融、社会保障、农业保障、防灾减灾、社会管理等五大体系建设的制度安排。

5、积极推进监管信息化建设。

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加快构建“两地三中心”的数据管理架构。完善信息化建设标准体系，搭建一体化的保险信息监管应用平台。推进保险信息共享平台的公司化、专业化运营，深化保险数据开发利用，建设全国统一规范的行业运行和风险数据采集研究中心，构建“一站式、智能化”的保险监管信息

公共服务系统。研究探索保单登记、通赔通付、第三方支付、数据托管等服务领域，不断开发数据衍生应用领域。探索保险业首席信息官制度。加强监管政策引导和制度约束，从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的战略高度，提升全行业信息安全意识，抓住信息设备购置、软件应用、维护维修、日常保障等重点领域，全面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

6、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作用。

行业自律是实现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要加强各级保险行业协会建设，发挥自律、维权、协调、交流、宣传等功能作用，防范化解保险风险，提升服务、协调和专业能力。建立覆盖全行业的自律体系，增强自律公约束力，依法维护行业合法权益，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促进行业科学发展。

7、充分利用保险监管派出机构资源，加强基层保险监管工作、加强监管自身建设。

是提高监管科学性有效性的内在要求，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组织、机制和队伍等建设，提高监管能力，提升监管质量与效率。

修订《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进一步明确派出机构监管职责，完善派出机构内设部门设置。坚持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统一，完善保监会机关内部协作机制，促进监管的统筹协调、沟通会商相信息共享。完善保监会机关部门与派出机构之间的纵向联动机制，促进监管的统一规范、协作有力。逐步扩大法人机构属地监管试点，有序推进属地监管常态化。建立健全监管绩效评价机制。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的差异化监管。

❽ 推进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包括哪些

一、我国保险监管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保险监管体制机制也几度变更。1950年1月，保险业明确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管理。1 952年，保险业划归财政部管理。1959年，保险业再度被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1965年，人民银行、财政部明确国内保险业务由财政部管理，国际保险业务由人民银行管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负责保险监管。1998年11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方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依法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走向了专业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我国保险监管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一）监管法规不断健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相关法律为核心、行政法规为支撑、部门规章为主干、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等四个层次构成的保险监管法规体系。一是法律层面。1 995年《保险法》正式颁布，并分别于2002年、2009年两次进行修订，完善了保险经营行为基本规范和保险监管主体框架。《海商法》和《刑法》中也分别对海
上保险和保险犯罪进行了规定。二是行政法规层面。国务院曾于1 983年颁布《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颁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加入WTO后，国务院分别于2001年出台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2006年出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201 2年出台了《农业保险条例》，对保险经营管理的一些重点领域进行了专门规范。三是部门规章层面．保监会现行有效的部门规章共50部，大体分为经营主体、产品费率、资金运用、专业人员、偿付能力、依法行政等六个方面，夯实了保险监管的制度基础。四是规范性文件层面。保监会及各派出机构针对监管实际，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为加强和改进监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监管体系初步形成。认真落实国家金融监管部署，保险监管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一是监管框架逐步完善。改革开放初期，保险监管以市场行为监管为主。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首次提出偿付能力概念，1998年保监会成立后，提出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随着国有保险公司实施股份制改革，2003年保监会发布指标规定，偿付能力监管实质性起步。随着保险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上市，2006年保监会发布指导意见，正式引入公司治理监管，探索建立偿付能力、公司治理、市场行为为支柱的监管框架，并于2009年设立偿付能力监管委员会、公司治理监管委员会。新形势下，保监会于2012年启动了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设。根据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趋势，强化公司治理监管。二是监管组织逐步健全。保监会目前设置16个职能部门和2个事业单位。从2000年开始，保监会陆续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平行设立了36个保监局。为加强基层市场监管，保监会于201 0年在苏州、烟台、汕头、温州、唐山五个地级市试点设立区域保监分局。三是监管格局逐步建立。加强与党政部门、司法机关、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等的沟通合作，推动社团组织发挥自律、维权、协调等作用，支持新闻媒体、会计审计、评级机构、消费者等发挥监督作用，初步形成了专业监管、部门办作、行业规范、社会监督的大监管格局。
（三）监管手段日益丰富。不断创新和丰富监管方式方法监管的执行力和有效性得到提升。一，是分类监管。从偿付能力、公司治理、内控合规、财务、资金运用，业务经营等方面对保险公司实分类监管，提高了监管效率。二是非现场监管。建立保险监管统计制度体系，积累保险数据资产，加强市场运行和保险风险的监测、分析、预警，提高非现场监管效力。推动保险业和保险监管信息化建设，建立“三网一库”，基础架构，开发保险统计信息系统等25个应用系统，设立保险信息平台公司，推进监管电子政务建设。三是现场检查。制定现场检查规程和手册，规范检查流程和标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现场检查效率。组织开展综合性、系统性和专项检查，提高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加大违法违规处罚力度，对保险机构和高管人员实施“双罚”，提高监管威慑力。四是信息公开。建立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发挥保监会官网、新闻发布会、微博微信、行业网站等平台作用，及时发布保险新闻、统计数据、行政许可和处罚等信息。五是其他手段。逐步建立保险保障基金等制度，率先在我国金融业创建了市场化的风险自救机制，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提供了坚实屏障。
一、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的基本
思路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深化改革理念，加强顶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顺应保险业发展趋势，遵循监管规律，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际经验，落实“抓服务、严监管、防风险、促发展”要求，深化保险监管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保险监管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市场在保险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监管作用，推动保险业发挥风险管理和财富管理功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现代保险业，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总体要求。一是遵循基本规律。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最基本的要求是借鉴国内外保险监管的历史经验和有效做法，深刻把握保险发展和监管规律。要坚持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保险监管与保险业发展相适应，监管制度与保险监管需要相适应。要发挥市场配置保险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市场运行效率。要健全法律法规，依法严格监管，维护市场秩序，防范保险风险，弥补市场不足和解决市场失灵。要从保险市场实际出发，把握阶段性特征，科学确定监管目标、原则和支柱。
二是体现中国特色。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最核心的要求是立足国情，符合我国保险业发展和监管实际。要围绕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及总目标，推进保险监管制度现代化。要把握我国保险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保险深度和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保险服务能力不强的特征，坚持在加强监管中促进行业发展，推动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要把握我国保险消费者还不理性、经营主体还不成熟、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的特征，完善市场规则，强化公司治理和市场行为监管，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要把握我国保险业基础薄弱、发展迅速、正在转型升级和成为全球主要保险市场的特征，兼顾审慎性与经济性，合理确定监管约束特别是偿付能力和资本约束的标准。
三是顺应时代趋势。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最鲜明的要求是把握国际金融改革的最新动向，顺应当今国际保险监管的变革趋势。要把握国际保险监管趋于统一的趋势，在形成监管框架、制定监管制度、完善监管规则中，更加注重保护消费者权益，注重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注重公司治理、保险集团、偿付能力和资本约束监管。要把握国际保险监管强调自主的趋势，结合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实情和自身利益诉求，汇集各家之长，积极推进我国保险监管改革，在国际保险市场和保险监管改革中争取更大话语权。
（三）主体框架。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要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和保险发展实际，总结保险监管实践，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3 -4-3”保险监管主体框，即三个监管目标、四项监管原则、三大监管支柱。
1．监管目标。一是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险产品服务相对复杂，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要通过保险监管，加强对保险供给者行为的约束，防止保险消费者权益受到恶意侵害。消费者权利保护是理性消费行为的重要保障，要通过保险监管，加强对消费者安全、知情、选择、求偿、公平交易、监督等权利的保护，促进合理消费，优化保险资源配置，提升保险市场运行效率。我国保险业服务广度、深度还十分有限，要通过保险监管，推动保险业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保险产品和服务。
二是防范市场风险。保险市场的持续健康稳定运行与消费者权益息息相关，与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直接相关。要强化全面风险管理，建立健全涵盖承保、信用、市场、操作、流动性、信誉等各类风险的全方位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囊括风险识别、评估、计量、监测、控制、处置等各环节的全流程风险防范机制。要强化保险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和风险管控，加强保险监管的外部约束和风险防范，筑牢防范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三是促进市场繁荣。只有繁荣发展的保险业，才能为消费者和经济社会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风险保障。要完善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有序竞争。要完善市场体系，优化市场结构，推动市场主体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增强综合竞争力。要争取政策法规支持，推动保险业发挥功能作用，在现代金融、社会保障、灾害救助、社会管理和农业保障等五大体系建设中发挥支柱作用。
2．监管原则。一是维护公平与促进效率相统一。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坚持使市场在保险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保险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坚持更好发挥监管作用兼顾效率和公平，营造竞争环境，规范市场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稳定运行。
二是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统一。建立有效的保险监管治理机制，统筹协调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顺应保险创新趋势，强化功能监管和全流程监管，加强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监管协调，推进监管的统一性和连续性，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注重整体风险防范，改进机构监管，加强保险集团和法人机构监管。
三是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统一。在注重防范单一保险机构风险的同时，分析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对保险业的整体影响。关注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风险状况，重视金融风险的跨境与跨行业传递，重视逆周期监管，防范顺周期对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放大效应。
四是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相统一。完善保险监管法规，制定标准明确、程序规范的具体规则，提高监管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注重运用原则监管，提高监管的指导性、灵活性、适应性，为鼓励创新、增强市场活力创造空间。
3．监管支柱。一是公司治理监管。良好的公司治理是现代保险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强化市场主体自我约束的内生机制，也是加强保险监管的微观基础。要强化公司治理监管理念，完善制度机制，深化股权监管，突出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要强化公司章程约束，提高董事、监事和管理层专业水平，完善制衡机制，强化公司治理的刚性约束。要推动公司治理从“形式规范”向“治理实效”转变，防范治理僵局、管控薄弱、资产安全、高管渎职等风险，从保险市场源头保护消费者权益。
二是偿付能力监管。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重要内容，是风险监管的主要手段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最终防线。要借鉴吸收国际上偿付能力监管的最新成果，结合我国保险市场实际，按照风险导向、中国特色、国际可比的原则，加快建设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要强化定量资本、定性监管、市场约束等三方面要求，完善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整体架构和具体规则。要严格落实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强化偿付能力监管的刚性约束。
三是市场行为监管。市场行为监管是确保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直接方式。要明确市场行为监管的边界和内容，发挥好市场机制和政府监管的作用。要加强市场行为监管的统筹规划和系统管理，建立市场行为监管与公司治理监管、偿付能力监管等制度的联动与触发机制，形成有效衔接、相互协调的市场风险防范体系。
三、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
现在我国保险监管改革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考验，推进保险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很重，必须在一些重点领域和环节不断取得突破。
（一）加强保险公司治理和内控监管。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是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防范化解保险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要全面提升公司治理监管水平，强化市场主体自我激励约束的这一内生机制，夯实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制度保障。一是强化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落实董事会的全面与首要责任及履职要求，加强董事资格审查，完善董事培训机制，建立健全董事会及成员的履职评价与问责机制，增强董事的尽责履职能力，提高董事会专业、高效、勤勉水平。二是强化内部控制在公司治理中的基础地位。制定保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引导保险公司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提高内控执行力。强化保险总公司对分支机构的管控责任。三是强化集团监管在公司治理中的突出地位。完善保险集团防火墙制度，规范保险集团内部资源整合和关联交易。制定保险集团并表监管办法。建立保险集团风险控制标准。强化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四是强化高管和关键岗位人员在公司治理中的关键地位。健全保险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和关键岗位专业人员资质管理制度。加强董事会秘书管理，强化总精算师、合规责任人、审计责任人等关键岗位职责，增强经营管理层的执行力。加强对司高管层高管层的稳健薪酬和执业行为监管。
（二）改进市场行为监管。市场行为监管是对保险业务全流程监管的重要内容，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直接手段。要注重标本兼治，制定科学规则，明确监管重点，抓好制度落实，提高市场行为监管的有效性。一是加强市场监测检查。坚持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相结合，不断丰富保险监管工具箱。构建涵盖各类风险的风险模型和监管指标体系，加强对风险的识别、评估、预警、控制和处置。改进现场检查方法，规范检查流程和标准，提高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改进保险产品监管c积极推进费率市场化改革和条款标准化、通俗化，探索建立产品创新保护机制，鼓励行业产品创新和结构调整。完善监管规则，改进保险产品审批和备案标准，建立科学的费率形成、条款执行、事后评估、产品纠正等全过程监管机制。三是强化保险中介监管。完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准人退出制度，强化公司法人治理和内控建设。稳妥推进保险营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保险兼业代理监管制度，探索兼业代理法人机构集中管理模式。加强保险中介从业人员资质管理。四是建立健全互联网保险监管制度。制定互联网保险监管办法。建立互联网保险的经营行为、数据信息、信息安全等技术标准，健全数据获取、电子签名、隐私保护等法规制度，促进互联网保险规范运行。五是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构建政府主导、执法联动、公司为主、行业协作四位一体的反保险欺诈工作体系。
（三）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设以风险为导向、符合我国实际、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提升保险业风险管理能力，是加强和改进保险监管的重要任务。一是完善资本约束机制。科学把握我国保险公司实际风险状况，按照共同而有差别的原则，建立与风险紧密挂钩的资本要求。建立定量风险和定性风险相结合的综合评级机制，科学评价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流动生风险，全面反映公司风险状况。完善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二是强化全过程风险监管。充分运用定量监管、定性监管和市场约束等手段，形成对风险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监管。建立和完善保险公司流动性风险监管体系。完善偿付能力压力测试体系，健全偿付能力J预测分析和风险预警系统。三是完善资本补充机制。建立健全多层次和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机制，支持保险公司创新和丰富资本补充工具，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利用国内外金融市场和各种社会资本，增强保险业资本实力。
（四）完善保险法规体系。法规制度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的特征。完善保险监管法规制度，必须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做好“一法两条例”的相关工作。积极推动《保险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修订，加快研究制定《巨灾保险条例》。二是加快制度的“废改立”工作。本着急用先建的原则，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准人退出、治理理赔难和销售误导、网络保险、资金运用等关键监管环节的规章制定工作。探索负面清单模式下的监管方式，拟定保险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方案。三是推动相关领域保险立法工作。加强保险宣传和沟通协调，推动相关立法工作，进一步明确商业保险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健全商业保险参与现代金融、社会保障、农业保障、防灾减灾、社会管理等五大体系建设的制度安排。
（五）积极推进监管信息化建设。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加快构建“两地三中心”的数据管理架构。完善信息化建设标准体系，搭建一体化的保险信息监管应用平台。推进保险信息共享平台的公司化、专业化运营，深化保险数据开发利用，建设全国统一规范的行业运行和风险数据采集研究中心，构建“一站式、智能化”的保险监管信息
公共服务系统。研究探索保单登记、通赔通付、第三方支付、数据托管等服务领域，不断开发数据衍生应用领域。探索保险业首席信息官制度。加强监管政策引导和制度约束，从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的战略高度，提升全行业信息安全意识，抓住信息设备购置、软件应用、维护维修、日常保障等重点领域，全面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
（六）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作用。行业自律是实现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要加强各级保险行业协会建设，发挥自律、维权、协调、交流、宣传等功能作用，防范化解保险风险，提升服务、协调和专业能力。建立覆盖全行业的自律体系，增强自律公约束力，依法维护行业合法权益，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促进行业科学发展。
（七）充分利用保险监管派出机构资源，加强基层保险监管工作、、加强监管自身建设，是提高监管科学性有效性的内在要求，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组织、机制和队伍等建设，提高监管能力，提升监管质量与效率。修订《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进一步明确派出机构监管职责，完善派出机构内设部门设置。坚持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统一，完善保监会机关内部协作机制，促进监管的统筹协调、沟通会商相信息共享。完善保监会机关部门与派出机构之间的纵向联动机制，促进监管的统一规范、协作有力。逐步扩大法人机构属地监管试点，有序推进属地监管常态化。建立健全监管绩效评价机制。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的差异化监管。

❾ 哪4家银行1家保险属全球系统重要金融机构

9月14日讯消息，“中国已经有家全球系统重要金融机构，4家银行，1家保险。”9月13日，外管局副局长陆磊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与CLS主办的“人民币与外汇市场论坛”上透露。

2012年全球首批有29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入选，当时中国仅有中国银行。2015年，金融稳定理事会)更新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中国四家国有大型银行（工、农、中、建）成为了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意味着他们“大而不能倒”。

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有媒体报道称，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讨论是否将部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一归至央行监管。不过，从最终会议结果来看，这一议题被搁置。

❿ 2.中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有哪些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规模体量大，在金融市场上具有风向标作用，识别并强化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有助于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市场公平有序竞争，有助于提高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切实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办法》是评估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基本规则，是强化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重要性银行“大而不能倒”风险的重要举措，是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关键制度安排，有助于识别对我国金融体系有系统性影响的银行，有助于增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认定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有助于推动系统重要性银行稳健经营。
要点一：与国际监管趋势接轨
2018年11月27日，“一行两会”联合发布《指导意见》，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作出了总体性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被看作是中国对于防范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重磅利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规模较大、结构和业务复杂、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性强，在金融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将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危机后有关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已就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建立了相关制度安排。
央行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从我国情况看，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部分规模较大、复杂度较高的金融机构因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度高而居于金融体系核心，对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稳健性以及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为此，迫切需要明确政策导向，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作出制度性安排。
实际上，据了解，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7个成员国中，目前绝大部分国家已经建立了本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和监管办法，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进度相对较慢。因此，有银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表示，指导意见的颁布，不仅是出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考虑，也是重要的监管制度补短板，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
要点二：先从银行业切入，证券、保险业随后
《评估办法》是《指导意见》发布后的首个配套细则，之所以先选择制定出台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办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考虑：
一是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业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目前我国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268万亿元，在我国金融业总资产中占比达到89%。考虑到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工商银行(港股01398)、农业银行(港股01288)、中国银行(港股03988)、建设银行(港股00939)等4家银行均已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名单。
二是国际上对于评估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方法已较为成熟，对我国来说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现行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认定中，基本仅包含银行、保险这两类金融机构，但将证券业、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纳入并没有先例。根据安排，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涵盖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认定的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例如，此前外媒就多次报道，蚂蚁金服等金融科技“巨头”有望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
因此，如何设定针对证券业、从事金融业务机构的评定标准，以及针对这两类机构如何设定特别监管要求和特别处置机制备受外界关注。
此外，《指导意见》设定了参评机构的范围标准：一是可采用金融机构的规模指标，即所有参评机构表内外资产总额不低于监管部门统计的同口径上年末该行业总资产的75%；二是可采用金融机构的数量指标，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参评机构数量分别不少于30家、10家和10家。
要点三：纳入名单的银行将有何特殊“待遇”
一旦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则意味着要身上的“担子”将更重。这主要体现在将会有额外的、更为严格的特别监管要求，以避免日常经营中盲目扩张；同时，为以防万一，还要制定特别处置机制，确保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时，能够得到安全、快速、有效处置，保障关键业务和服务不中断，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央行有关负责人就表示，按照《指导意见》确定的分工，银保监会仍依法负责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实施日常监管。央行则从强化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出发，一方面，牵头制定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拟从实施附加资本要求、落实资本内在约束机制入手，强化流动性、大额风险暴露、风险数据加总和风险报告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另一方面，从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开展可处置性评估等方面提出管理要求，切实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经营稳健性。同时，央行将持续开展系统重要性银行监测分析，开展压力测试，并视情提出相应的附加监管要求。
一旦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确定后，意味着这些银行将要执行更为严格的资本充足要求，这些银行也将面临更大的资本补充压力，发行优先股、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资本补充工具的需求也会更大。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熊启跃曾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以附加资本要求为例，巴塞尔委员会对入选的G-SIBs按最终得分划定了五级，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附加资本要求（从1%到3.5%不等），预计我国也会借鉴这种方式设定分级附加资本要求。
“从其它国家实施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监管要求看，一般情况下，D-SIBs的附加资本要求会比G-SIBs低，预计我国也会如此。”熊启跃说，不过，即便如此，由于当前我国银行业普遍资本紧缺，一旦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还是会加重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特别是对部分股份行等中小银行。
民生银行(港股01988)首席宏观研究员温彬表示，随着《评估办法》的实施，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机构盲目扩张规模的冲动将会受到抑制，这也标志着差异化监管走向深入、走进实质阶段。《评估办法》通过对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的定量打分，辅之以监管定性评价，为差异化监管奠定了较好基础。预计6家国有商业银行、2家政策性银行、1家开发性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10家左右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将进入备选，其中打分结果有望选定20家左右的银行作为第一轮系统重要性银行。
要点四：评估系统重要性银行需要这些流程
根据《评估办法》，我国未来将每年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根据名单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差异化监管。评估流程将包括确定参评银行范围、向参评银行收集数据、计算系统重要性得分、进行监管判断、确定并公布名单等。
其中，确定参评银行范围的标准为，若某银行满足下列任一条件，则应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范围：
1.以杠杆率分母衡量的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在所有银行中排名前30；
2.曾于上一年度被评为系统重要性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述第一条标准，预计首批系统重要性名单中，基本将涵盖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部分头部城商行。
按要求，参评银行于每年6月底前填写并提交上一年会计年度数据。银保监会在完成数据收集后，计算参评银行系统重要性得分。得分达到300分的银行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初始名单。按系统重要性得分进行分组，实行差异化监管。各组分界值如下：第一组：300分至449分；第二组：450分至599分；第三组：600分至1399分；第四组：1400分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得分达到300分的银行杯被纳入初始名单后还需监管部门判断，最后交由金融委审议确定终极名单。对于300分以下的银行，也有可能会纳入名单，央行、银保监会可根据其他定量或定性辅助信息，提出将系统重要性得分低于300分的参评银行加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监管判断建议，与初始名单一并提交金融委办公室。
此外，金融委每三年对本办法规定的评估流程和方法进行审议，并进行必要调整与完善。行业发生显著变化、现有评估流程和方法不能满足防范系统性风险实际需要的，金融委可对评估流程和方法进行额外审议。
要点五：依据四大类共计13项指标评分
《评估办法》发布后，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将向参评银行发送数据报送模板和数据填报说明，收集2018年数据，开展2019年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
根据《评估办法》，首先，采用定量评估指标计算30家参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得分，评估的一级指标包括“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指标权重均为25%，每个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二级指标，得分达到一定分值的银行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初始名单。具体评估指标构成如下：
一、规模：采用作为杠杆率分母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和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之和作为定量指标，按照《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规定的口径计算。
二、关联度：包含三个定量指标，权重均等。
1、金融机构间资产，指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交易形成的资产余额。
2.金融机构间负债，指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交易形成的负债余额。
3.发行证券和其他融资工具，指银行通过金融市场发行的股票、债券和其他融资工具余额。
三、可替代性：包含四个定量指标，权重均等。
1.通过支付系统或代理行结算的支付额，指银行作为支付系统成员，通过国内外大额支付系统或代理行结算的上一年度支付总额，包括为本银行清算的支付总额和本银行代理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清算的支付总额。
2.托管资产，指上年末银行托管的资产余额。
3.代理代销业务，指银行作为承销商或代理机构，承销债券，代理代销信托计划、资管计划、保险产品、基金、贵金属等业务的年内发生额。
4.境内营业机构数量，指银行在境内设立的持牌营业机构总数。
四、复杂性：包含五个定量指标，权重均等。
1.衍生产品，指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本金余额。
2.交易类和可供出售证券，指银行为交易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证券余额和可供出售证券余额之和。
3.非银行附属机构资产，指银行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境内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
4.理财业务，指银行发行的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
5.境外债权债务，指银行境外债权和境外债务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