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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如何践行供给侧改革

发布时间:2021-02-22 19:50:31

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在哪些经济现状上

“供给侧改革”可能会从五个方面进行:一是降低过剩产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过剩产能不仅本身不具有发展潜力,还占据大量的生产要素造成新兴产业不能得到充分发展。我国目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如果不能有效降低过剩产能,很有可能错过这一实现转型升级再平衡的有利时机。
二是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垄断行业长期以来效率较低、缺乏市场活力,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等。可采取降低准入门槛,鼓励行业竞争的方法来激发垄断行业企业活力,提高生产效率。打破垄断将有助于提高市场活力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是要素市场的改革。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的合理流动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所在。要素改革要落脚于建立和完善城乡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交易、优化的体制。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使其享受城市化进程的溢出效应,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是产业转型升级。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大都存在着粗放式发展的问题,产业转型升级意味着制造业向精致生产的方向发展,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方向提升。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制造业的国际化水平,真正落实“中国制造2025”规划。
五是金融市场改革。因为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完善,与实体经济的传导还不通畅。以股票市场为例,如何有效防范缓解金融风险,建立能够服务于实体经济,保护投资者利益,形成有效监管的市场是“供给侧改革”的焦点所在。

Ⅱ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主要措施有哪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主要措施有哪些?

ketusayi623 LV7
2013-06-1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主要措施有哪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主要措施有哪些? 展开
满意答案

s296038497
LV13
2018-05-28
五大任务分别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从2016年开始,供给侧改革正式被提上我国经济改革的日程,中央明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任务,前四个任务是治理产能过剩,最后一个任务是弥补产能不足,总体任务是解决供需矛盾,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启动内需,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我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推动是交互进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等都着眼于供给方面,加入WTO是我国需求侧改革的里程碑,从此,我国众多的企业参与了世界产业链的循环,当“中国制造”遍布世界的时候,我国的需求侧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对我国产品的总需求构成非常重要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了刺激需求政策,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政府推出的投资计划有其积极因素,有效抗击了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然而大规模投资当中一些项目效果不佳,出现了产能过剩。
如今,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面临的巨大难题,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2016年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改革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个任务凸显了我国生产供给方面的五大问题。

Ⅲ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版其实“供权给侧”与“需求侧”是相对应的。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元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供给侧管理则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率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供给侧管理还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需求侧管理则强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两者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

Ⅳ 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有哪些

一、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二、改革目的(进行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三、改革措施:
1、宏观政策要稳,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宏观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释放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信号。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对我国影响加深,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形成叠加,实体经济困难加大,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通过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实施稳定市场的有效措施,新的动能加速孕育形成,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环境改善给群众带来不少实惠。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
2、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
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正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形态转变。然而,在产业结构表现出显著改善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提升潜力仍然十分大。与欧美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仍然较低,还不到50%。
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体系中传统工业较多,新兴产业的增长难以弥补传统工业的萎靡,内部结构矛盾十分明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整体水平提升明显,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例下降,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社会化养老、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型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关注。
3、微观政策要活,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力: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做到灵活的微观政策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观经济,充分释放生产消费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微观经济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发展的“推进器”,放活微观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蓄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求。做活微观、提质增效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微观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市场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干预得太多。因此,实现“微观政策要活”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快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要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基本思路,将该放的放下去,将该管的事管好,将该服务的服务到位,真正做到“放水养鱼”,激活微观经济。
①增强经济领域简政放权力度:
简政放权应避免各类部门“一刀切”,向经济领域适度倾斜。另外,简政放权应更加重视从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角度进行整体部署、全方位为企业松绑,避免各种抓大放小、抓实放虚、我抓他放等行为对改革红利的抵消,切实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
②简政放权应向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倾斜:
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
一是降门槛,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证照和资质、资格审批,给小微企业更多的“出生证”;
二是优服务,在财政、金融、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小微企业倾斜,给小微企业适当地“喂点奶粉”,切实让新注册的800万小微企业尽可能地活下来,并以此带动“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
③通过社会领域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社会领域的简政放权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齐头并进。
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为政府“补位”,加大教育、养老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力度;
二是要对社会领域的各种评比、达标、认证、收费事项进行全面评估,该保留或下放的进行保留或下放,其余的则应尽可能取消,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切实降低市场门槛;
三是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积极性跟随中央步伐进行简政放权,为避免社会领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撑。
4、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
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保持和增强战略定力,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的新红利。
当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因素较多。走进新常态的中国正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趋势,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不可持续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每一项任务,担子都不轻,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化解产能过剩风险、增强结构调整动能、释放创新驱动潜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点问题,依然需要通过切切实实的改革来加以推动。
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有成效、难以可持续;不深化改革,存在的问题就可能更严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改革过去、现在都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和关键一招。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必须培育千千万万的改革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坚决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充分释放改革新红利。
5、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必须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等,必然会影响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须要过的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所以要更好发挥社会政策稳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线。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真正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①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公共财政应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财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倾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实行支持和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充分发挥其在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
完善和落实促进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优惠政策;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加大支持自主创业力度;实施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的扶持政策。通过优惠政策和就业服务,扶持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就业。
②要努力推进重点、困难群体就业:
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继续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工作;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加紧消除流动就业的制度壁垒,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
同时,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确保就业困难群体随出现随援助随就业。推进各类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做好妇女就业工作。
③加强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业能力。要加强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工院校示范校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和现代技工教育培养体系。重点支持急需紧缺行业技师培训,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就业培训,加快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健全完善社会化职业培训网络。
二要提升就业服务能力。要加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全面实行就业失业登记身份证识别系统,建设城乡人力资源基本数据库。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就业和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促进信息资源共享。
三要加强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建设。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进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业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扩大集体合同制度覆盖面,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加大对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管力度,全面推进“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全违法行为预防预警和多部门综合治理机制,有效处置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要努力实现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Ⅳ 如何分析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式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住”“行”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变化。2013年后,我国新开工房屋面积、住房销售面积先后出现负增长,汽车销售进入低增长阶段。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钢铁产量出现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水泥产量出现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商务领域怎么实践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和创新
供给、需求、价格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所谓“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组成。所谓“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时期某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商品或劳务,总供给可近似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由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决定。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
“供给侧”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生产要素投入,如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土地等资源投入、企业家才能投入、政府管理投入,分别对应着收入法计算的GDP中的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税收;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三大发动机”决定。隐含在其中的还有三个重要的供给侧因素:一是主体发展,包含劳动力或创业者、企业和企业家、投资者、政府管理者等主体素质的提高,及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二是产业发展,含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成长等;三是区域发展,包含区域创新、区域结构优化、区域新增长点的形成等。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问题、消费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要素投入结构问题、排放结构问题、增长动力结构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国家和政府求助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侧管理,它因有效应对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而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流派,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刺激需求政策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且造成了增长的持续低迷,各国复苏乏力,证明凯恩斯主义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一现象在我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表明,中国经济中的矛盾已经不仅仅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且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生性的问题。对总需求进行管理的刺激性政策对前一种情形短期内有效,但对后者尤其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却束手无策。因此,应该及时转变思路,从总需求管理转为对供给侧调整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的结构性改革,才能重新激发创新的活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着力点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是制胜要诀。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一去产能。产能过剩的载体主要是僵尸企业。所谓僵尸企业,一般存在于国企中,它们长期受到政府保护,缺少市场竞争,尽管已经无法产生效益,但在得到政府背书后它们仍能继续得到贷款,用贷款来发放工资、偿还利息,久而久之这些企业便形成僵尸状态。僵尸企业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动性,挤占了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个产业,造成“几个人没饭吃,大家都没饭吃”。对此,政府要主动从市场干预中退出来,要利用市场的力量强行去杠杆,让“僵尸企业”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重组的重组。
二去库存。一提到去库存,很多人认为,现在水泥、钢材等原材料太多,要去库存。水泥、钢铁等原材料库存是很多,但通过经济周期变动,是可以释放出需求的,此外开拓其他新的用途、用替代方式也可以消化这些库存。比如、钢铁、水泥多了,造路、造桥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但我们要建设海绵城市、地下管廊等,都是需要水泥、钢材的。还可以开辟新的、有真正社会需求的投资渠道,包括环保、教育、养老领域的投资,都可以带动原来库存的消化。现在最大的库存是房地产;去库存,主要是化解房地产库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三去杠杆。经济学意义上的杠杆,即通过借债,以较小规模的自有资金撬动大量资金、扩大经营规模。在结构性矛盾中,如虚拟经济、房地产的膨胀,都是杠杆在起作用。适度加杠杆有利于盈利,但如果杠杆率过高,债务增长过快,还债的压力就会反过来拖累发展。所谓去杠杆,具体来说,就是在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中改善债务结构,通过行政力量与市场手段并举,以可控方式和可控节奏逐步消化泡沫和杠杆。经济运行中,杠杆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问题是要规范,要有监管,要把握“度”。
四降成本。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在经济下行压力大、需求潜力有限的大背景下,唯有减轻成本负担才能改善企业盈利,提升资本回报率。为此,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五补短板。现在经济结构中的短缺是层次性短缺,主要是高层次短缺。要弥补这种短缺可能需要整个产业链一起补短板,而不是过去那种某个产业部门补短板就可以解决。近年来,我国居民境外旅游中出现的“海淘”等境外购物现象,就是当前层次性短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境外购买的日用品,其层次与品质高,不仅是工艺精湛,而且也与所用材料有关。因此我们要补这个短板,就不仅是生产这类日用品的部门,而是与提供原材的上游产业部门都有关系。因此补短板,要提高上游部门产品的层次与质量,改进生产部门生产工艺等等,整个产业链有系统、有关联地进行科技创新,最终将整个产业链的品质提升上去。此外,除了商品的短缺,当前服务的短缺更加严重。“互联网+”更多是解决消费者服务问题,就是扩大了消费者的需求、增加了消费者服务的供给,但涉及生产者的服务短缺还很大。
以上五大重点任务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在实践中,要正确把握,按照中央提出的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要求,制定实施适合本地实际的政策措施,努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Ⅶ 供给侧改革核心是什么 事业单位考试

1.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因为我国经济目前存在累积多年的存量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房地产高库存、基础设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设、地方政府高债务、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等存量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依赖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拉动,这些都属于经济的需求侧。然而,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上述问题,却不是需求侧所能解决的了。以消费为例,一方面,依靠消费带动经济发展需要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稳定提高,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有相当多的群体具备较好的消费能力,但是国内供给的商品却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产生大量的“海淘族”、“国外代购”等,好不容易拉动起来的内需却贡献了别国的GDP。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使得我们的社会供给能很好的适应社会需求,从而对经济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2.怎么改革?
改革的战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基本的路径: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简而言之,供给侧改革的四大歼灭战就是: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

Ⅷ 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从管理学角度,企业应该怎么做企业管理者该怎么做急求答案。

鼓励企业创新,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过去遇到经济下行专风险时,我国习惯用凯恩斯属主义进行需求管理,主要政策手段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刺激有效需求,实现总量增长。然而,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作为总量调控的需求管理就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来自结构,而非总量。实践证明,单纯的需求管理有效性越来越小。2015年1~10月,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近2万亿元,央行多次降息降准,但依然难改经济下行态势。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遇到的问题和使用的对策也就不同。中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在打破需求管理的路径依赖,反映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治理的新思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一般消费品堆积如山;另一方面,消费者对国外高品质商品的消费需求如饥似渴,不惜重金全球"海淘"。这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症结不在需求侧,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侧出现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Ⅸ 如何助力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涉及到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须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

从财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财政的需求侧可以看作是全社会对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有效需求,相对应的财政供给侧,则主要是指财政体制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的运作模式,包括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的财政管理制度。当前,财税改革正逐步深入,其中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重头戏,专员办理应充分发挥身处基层、贴近一线的优势,强化预算监管,提高财政绩效,起到优化财政管理供给侧、助力当前财税改革的作用。

通过加强预算监管,可以防止财政资金沉淀,加快财政资金流转速度,实现对供给侧的优化。我国作为一个多层级政府国家,存在较大规模的政府间转移支付资金。中央财政资金在下拨过程中,很容易由于种种原因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形成沉淀,导致国家的一些支出目标和社会经济目标无法达成,降低社会治理成效。2015年,财政部为了避免财政资金的闲置,加强存量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开展了对地方政府结转结余资金的检查,取得了较好效果。长期来看,还必须从制度上着手,加强预算监管,建立起对各类资金从申报审核、资金拨付到最终使用阶段的全流程监管体系。通过搭建预算监管信息系统平台,为转移支付资金建立专门的监管通道,积极发挥各地专员办贴近一线的优势,将各类转移支付资金全面纳入监管,确保中央财政资金在省、市、县各个层级及相应部门的流动都处于可查询、可监控、可管理的状态,提高资金流转效率,优化财政“供给”管理,从资金层面确保国家各项财政支出政策的落实。

通过加强预算监管,可以防止财政资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对供给侧的优化。通过预算监管提高财政管理供给侧的效率,除了确保财政资金的流通速度,防止资金沉淀,更要关注财政资金的支出质量,防止资金浪费。过去,预算管理中存在“重编制,轻执行”的问题。近年来在预算执行率考核压力下,个别地区和单位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更是出现了一些大手大脚的现象,导致了资金的使用低效甚至浪费。要提升财政治理水平,就必须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今后,应通过强化专员办对财政国库直接支付资金事前审核和对授权支付资金动态监控的双重作用,提高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做到在预算执行中“无预算的不支付,超概算的不支付,不合规的不支付”,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情合理、合法合规,降低制度性成本,实现对财政管理供给侧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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