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互联网金融监督技术

A. 目前我国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有哪些措施

监管现状就是没有监管。不会这么快收网的。得先让你们乱 乱到一定程度就出手了

B.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部门有哪些

主管部门为银监会成立的互联网金融协会，由央行直接监督管理。

C. 互联网金融监管原则是什么

一、对互联网金融功能和风险特征的基本判断

尽管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可以创造价值，但研究讨论中有三点需要把握。

第一，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功能和本质。P2P、余额宝等创新的是业务技术、交易渠道和方式，但其功能仍然主要是资金融通、发现价格、支付清算等，并未超越现有金融体系的范畴。就此而言，互联网金融可能并不会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彻底颠覆现有的金融体系。其发展只是又一次充分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的“金融功能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为稳定。

第二，互联网与金融之间并非没有冲突。互联网强调便捷、强调快，金融业强调规范;互联网强调创新，金融业强调稳健。互联网金融毕竟是在开展金融活动，其运营管理不能没有风险管控这样的金融基因。

第三，未来互联网金融的成长具有不确定性，应当避免过度乐观的预期。有不少意见就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新意，甚至是一个伪命题，只不过是传统金融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延伸，与电报、电话、计算机在金融业的应用相比，并没有革命性变化。

互联网金融能否可持续发展，进而沿着什么样的路径、以多快的方式影响或改变现有的金融体系，还需要边走边看。1975年，美国《商业周刊》基于当时美国电子支付的蓬勃发展就曾经预言，电子支付方式“不久将改变货币的定义”，并将在数年后颠覆货币本身。但38年后的今天，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货币定义和属性的巨大变化。也许等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判断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个可持续的业务模式还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概念;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个有自生能力的新兴业态还是必须依附传统金融才能生存;抑或是二者最终相互融合，实现了基因重组。

从风险角度看，互联网金融参与者众多，带有明显的公众性，很容易触及法律红线，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链上的部分业态和部分环节受到了监管(如第三方支付)，但从整体上看，还处于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三无”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P2P等业务具有民商法的合法性基础，公法未必适合或没有必要介入;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业务同时混集了多种业务属性，难以清晰界定其监管归属。如何一方面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普惠精神，另一方面有效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是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选择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

一是各国普遍重视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强化法律规范，强调行业自律。各国都强调，互联网金融平台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各类法律法规，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信息保密法、消费信贷法、第三方支付法规等。这是金融交易运行的最重要制度基础。

二是各国针对本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强度不等的外部监管措施。澳大利亚、英国等大多数国家采取轻监管方式，对互联网金融的硬性监管要求少，占用的监管资源也相对有限。而美国证监会面对金融危机中公众对监管不作为的指责，认定Prosper出售的凭证属于证券，须接受其监管。

三是监管手段主要是注册登记和强制性信息披露，以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为重心。

四是涉及谁的监管职责就由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往往没有统一的主监管机构。美国第一网络银行(SFNB)、贝宝支付(Paypal)等就曾分别由银行和证券监管机构负责监管。

五是少数国家开始尝试评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框架，探讨未来监管方向。如2011年7月，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责任办公室就P2P借贷的发展和不同监管体系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估，强调持续一致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灵活性、有效性等。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个“新事物”，金融监管总体上应当体现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同时坚持鼓励和规范并重、培育和防险并举，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促进公平竞争，构建包括市场自律、司法干预和外部监管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安全网，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秉承这样的理念，本文初步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12个原则，试图为今后该领域的讨论提供一个基础和出发点。这些原则也大体构成了金融创新监管的一个概念性框架。

原则1：互联网金融监管应体现适当的风险容忍度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样一类新出现的金融业态，需要留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过早的、过严的监管会抑制创新。美国经济学家斯莱弗认为，任何制度安排都需要在“无序”和“专制”两种社会成本之间权衡。如果P2P和众筹的业务模式能坚持单笔金额小、人数少，就应该用私人秩序和司法来规范。P2P等无区域性、系统性影响地自然退出，是市场的一种自我淘汰机制，对整个互联网金融的长期有序发展未必是坏事。另一方面，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可以在摸索中寻找道路，但不能犯致命性错误，整体风险须在可控范围内。因此，监管的良好目标应是：既避免过度监管，又防范重大风险。

原则2：实行动态比例监管

金融监管在中文和英文中都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厘清。从松到严，金融监管可以分为市场自律、注册、监督、审慎监管四个层次。除此之外，法律本身也具有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督约束作用，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监管。违反法律的，可由司法机关负责处理。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小贷机构的监管就是由警务处负责。

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定期评估不同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产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监管的范围、方式和强度，实行分类监管。对于影响小、风险低的，可以采取市场自律、注册等监管方式;对于影响大、风险高的，则必须纳入监管范围，直至实行最严格的监管，从而构建灵活的(而不是僵化的)、富有针对性的与有效性的(而不是笼统与无效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评估应定期进行，监管方式需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

原则3：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相结合

在原则性监管模式下，监管当局对监管对象以引导为主，关注最终监管目标能否实现，一般不对监管对象做过多过细要求，较少介入或干预具体业务。而在规则性监管模式下，监管当局主要依据成文法规定，对金融企业各项业务内容和程序做出详细规定，强制每个机构严格执行，属于过程控制式监管。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监管必须在明确监管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原则”先行。监管原则应充分体现互联网金融运营模式的特点,给业界提供必要的创新空间，同时指导和约束运营者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在梳理互联网金融主要风险点的基础上，对互联网金融中风险高发的业态和交易制定监管规则，事先予以规范。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的结合，有助于在维护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活力与做好风险控制之间实现良好平衡，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原则4：防止监管套利，注重监管的一致性

监管套利是指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标准的差异或模糊地带，选择按照相对宽松的标准展业，以此降低监管成本、获取超额收益。互联网金融提供的支付、放贷等服务与传统金融业相仿，如果二者执行不同的监管标准，将易于引起不公平竞争。事实上已经有持牌金融机构提出：为什么同样都提供支付服务或者从事贷款业务，受到的监管却不一样?为确保监管有效性，维护公平竞争，在设计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规则时，应确保两个“一致性”：一是不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的持牌金融机构，只要其从事的金融业务相同，原则上就应该受到同样的监管;二是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线上、线下业务的监管应当具有一致性。

原则5：关注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双重性，这应当是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一方面，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也可能会放大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准入门槛低，可能会使非金融机构短时间内大量介入金融业务，降低金融机构的特许权价值，增加金融机构冒险经营的动机。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科技风险突出，其独有的快速处理功能，在快捷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加快了相关风险积聚的速度，极易形成系统性风险。此外某些业务模式存在流动性风险隐患。例如，互联网直销基金1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可以交易，但货币市场基金有固定交易时间，第三方支付机构需要承担隔夜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这类“小概率、大损失”的黑天鹅事件对于此类模式的成败有重要影响。金融监管机构对此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化解和干预。

原则6：全范围的数据监测与分析

及时获得足够的信息尤其是数据信息是理解互联网金融风险全貌的基础和关键，是避免监管漏洞，防止出现监管“黑洞”的重要手段。客观上，大数据为实施全范围的数据监测与分析，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识别、监测、计量和控制提供了手段。为此，监管机构需要基于行业良好实践，提出数据监测、分析的指标定义、统计范围、频率等技术标准。如对P2P平台设计经营性指标和风险性指标的定期与实时报送和分析机制。在数据监测、分析机制的建设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在定期评估的基础上持续完善，以及时捕获新风险。

原则7：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在精心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精神和普惠性的同时，必须及时惩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互联网金融发展良莠不齐，少数互联网企业运营中基本没有建立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体系，而是披着互联网的外衣不持牌地做传统金融，有些平台甚至挑战了法律底线。如一部分P2P脱离了平台的居间功能，先以平台名义获取资金再进行资金支配甚至挪作他用，投资人与借款人并不直接接触，这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P2P贷款的范畴。为此，必须不断跟踪研究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发展演变，划清各种商业模式与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依法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在打击金融犯罪的同时，也应当考虑与时俱进地修改部分法律条款，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例如，美国《创业企业融资法》就是通过修订法条，将需要向SEC注册并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公司股东人数从499人提高到2000人，鼓励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

原则8：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

信息披露是指互联网金融企业将其经营信息、财务信息、风险信息、管理信息等告知客户、股东等。准确充分的信息披露框架，一是有助于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整体和单家企业的运营管理透明度，从而让市场参与者对互联网金融业务及其内在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发挥好市场的外部监督作用。二是有助于增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任度，奠定互联网金融行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三是有助于避免监管机构因信息缺失、无从了解行业经营和风险状况，而出台过严的监管措施，抑制互联网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披露的落脚点是以行业自律为依托，建立互联网金融各细分行业的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并就信息披露的指标定义、内容、频率、范围等达成共识。当前，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透明度的抓手是实现财务数据和风险信息的公开透明。

原则9：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应保持良好、顺畅、有建设性的沟通

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良好、顺畅、有建设性的沟通，是增进相互理解、消除误会、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企业应主动与监管机构沟通，努力使双方就业务模式、产品特性、风险识别等行业发展中难题达成理解。特别是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拿不准的环节，更要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力求避免法律风险。在此过程中，推进行业规则逐步健全。另一方面，建设性的沟通机制有助于推动监管当局按照激励相容的原则设计监管规则，充分体认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运营和内部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促进监管要求与行业内部风险控制要求的一致性，降低合规成本。

原则10：加强消费者教育和消费者保护

强化消费者保护是金融监管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许多国家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点。要引导消费者厘清互联网金融业务与传统金融业务的区别，促进公众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性质，提升风险意识。在此基础上，切实维护放贷人、借款人、支付人、投资人等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前重点是加强客户信息保密，维护消费者信息安全，依法加大对侵害消费者各类权益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例如，针对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面临的交易欺诈、资金被盗、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应针对性地加强风险提示，及时采取强制性监管措施。

原则11：强化行业自律

相比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的优势在于：作用范围和空间更大、效果更明显、自觉性更强。今后一段时期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自律程度、行业发展的有序或无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监管的态度和强度，从而也影响着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为此，行业领头的企业必须发挥主动性，尽快带头制定自律标准，建立行业内部自我约束机制，不应一味等待政府的强制性干预。近期陆续成立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应当在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尽快发挥影响力。特别是要在全行业树立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强化整个行业对各类风险的管控能力，包括客户资金和信息安全风险、IT风险、洗钱风险、流动性及兑付风险、法律风险，等等。

原则12：加强监管协调

互联网金融横跨多个行业和市场，交易方式广泛、参与者众多，有效控制风险的传染和扩散，离不开有效的监管协调。一是可以通过已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跨部门的互联网金融运营、风险等方面的信息共享，沟通和协调监管立场。二是以打击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为重点，加强司法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三是以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目标，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四、积极探索新金融监管范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条原则各有侧重，不同原则之间并非完全一致，这些原则的同时实现并不容易。事实上，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挑战，亦是全球监管者在金融创新领域中面临的永恒难题：如何在改善金融效率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恰当地平衡?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然表明，只注重效率不注重稳定、“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等理念是行不通的。单纯追求稳健而过度抑制创新，也远非良好的监管选择。一个现实问题是，金融监管的格局是基于已有的金融业务并遵从法律规定确立的。在这样的框架下，当新的金融业态出现后，难以找到或客观上并不存在明确的主监管机构，这常常使得只有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相关监管问题才可能会被严肃地提上议事日程。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业态，为探索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模式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应当立足我国金融发展实际，把互联网金融作为践行良好金融创新监管理念的试验田，积极探索未来新金融监管的范式。

D. 国家最近对互联网金融行业有什么监管政策互联网理财值得信任吗

各部门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分工如下：
中央网信办、人民银行、证内监会、银监容会、保监会牵头会同工信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地方金融办）等协同负责法律法规、资信资源完善、征信完善；
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地方金融办负责金融用户权益保护（风险披露、用户告知、权责关系）和金融业务管理（业务准入与牌照、业务规范、风险管理、反洗钱）；
中央网信办和工信部负责网络信息安全（网站安全防护、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网站管理技术标准）；公安部负责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

E. 互联网金融监管

互联网带来的渠道革命增加了对监管的要求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金融交易的范围、人数、金额和环境，交易量的猛增、换手率的猛涨，使金融系统性风险大为增加。
在交易额只几千、几万元的情况下，许多人会把方便看得最重要，因为即使全丢了，也不一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支付宝、余额宝的吸引力所在。对于从事互联网放贷的金融机构，也大致如此：只要每一笔贷款投资数额很小，“大数定律”使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在众多项目上都投来化解单项投资的损失。但这些“小额”互联网金融也只能停留在“小额”，上升到几十万、几百万的金额后，人们不见面就交给“机器”去帮自己理财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很难想象，在一个存在严重诚信危机的中国社会里，基于抽象机器的互联网金融能够让人们放心到不再要传统银行、不再要传统金融机构的面对面交往。即使今天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未来一场小小的金融危机就会提醒甚至教训他们这一点。
当金融交易的受众范围太大、参与交易的人数太多之后，金融市场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概率就会大增，不监管所引发的问题可能会超过监管本身所隐含的社会代价。在监管经济学里，一般哲学是：如果金融交易或其他交易涉及到的人数和地理范围非常有限，那么，政府就不应该监管。因为犯不着派官员去——本来交易面、交易人数就几十人、几百人，当然不需要官员指手划脚，官员能带来的坏处会大大超过好处。可是，如果金融交易的人数达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时，这时候金融交易如果出现问题，很容易变成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就是一个“维稳”问题。随着参与交易人数的增加，监管的必要性也因此增加。
正因为互联网金融的客户数可以超越工行、农行等，互联网金融今后面对的监管，可能比对传统银行更严。也许因为互联网金融是新鲜事，今天的监管还很少，所以发展的机会还有一些。但只要遇到几次问题、几次风险事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监管强化之后，利润空间会受到挤压。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今天互联网金融热炒，但长久看，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会挤掉这个泡沫。

余额宝跟银行类似，但有潜在问题
尽管在具体安排上，余额宝可以说客户的账户跟一般基金账户一样：每份账户上的钱跟债券投资直接挂钩，因此属于“直接融资”，而非传统银行的“间接融资”；但在余额宝客户看来，他们会认为经营方即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实际操控并承担责任，效果上跟传统银行区别不大。
可是，这类金融安排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
第一，期限错配问题。余额宝账户的钱是“实时期限”投资，因为客户可以随时撤出资金、返回支付宝，而余额宝基金所投的货币市场基金产品的期限不是即时的，而是有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到期，所以，资产与负债头寸间的期限严重错配，隐含利率风险。
第二，流动性错配。由于余额宝可以随时撤钱，管理方需要即时流动性，而货币市场基金产品都有固定期限。虽然债券等二级市场的交易可以提供“即时”退出，但交易量有限，在余额宝金额不特别大并且市场正常时，流动性不是问题，可是一旦出现市场危机或半危机，可能许多余额宝客户需要同时撤资，“挤兑”压力下流动性错配问题会非常突出。特别是许多理财产品都有锁定期，提前退出的难度较大，所以，投资头寸的流动性会很差。如果余额宝等产品的投资范围不受限制，如果可以投到理财产品，房地产、土地、各类股票、私募基金等，那么，这些头寸的流动性可能更差。
第三，信用风险。如果任何互联网公司都推出“余额宝”或其他产品，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信用靠什么保障？违约后怎么处理？资本金应该有哪些要求？是否该要求经营方按资金比例拨备？另一方面，如果互联网金融公司没有自己的资本参与每个投资项目，互联网金融公司是否有足够激励去挑选好每一个投资品种？美国次贷危机中反映出来的次级住房按揭贷款问题表明，当金融经营方没有自有资金跟客户资金“同甘共苦”时，经营方的激励会出现扭曲，对所投项目的信用风险和其他不一定那么审慎。
“互联网金融”概念自2013年以来一直被热炒。一方面是互联网公司对金融业务的积极涉足，另一方面则是传统金融行业对互联网的日益重视。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公司以其一贯生猛的营销方式，强势介入人们的日常金融活动，让人耳目一新。这也就促生出一个模模糊糊的“互联网金融”概念。
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过去20多年来一直在影响着全球的金融业。不过，互联网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后台(比如支付)和渠道，并没有催生出任何新金融。在互联网技术发展最早、最为成熟且应用领域最广的美国，并不存在所谓“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主要源于中国金融体系中 “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宏观背景，以及对“互联网金融”所涉及的金融业务的监管空白。所谓“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迅速发展，实际上是进行了比传统银行更为激进的监管套利。
互联网公司灵活而激进的运作模式，扰动了传统金融企业固有格局。它们正在倒逼着传统金融企业运营的市场化，以及利率的市场化。不过，中国所谓“互联网金融”业务，只是传统金融在监管之外的一种生存形态，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金融的本质没变，也没有产生可以叫做“互联网金融”的新金融。
如此，“互联网金融”恐怕是一个伪命题。对互联网进行研究，应该认识到其作为技术的本质，及其作为技术的普遍适用性，包括在传统金融企业的运用。作为技术，互联网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客户体验，延展金融服务的边界，并帮助实现“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理念，“互联网金融”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
美国为何没有“互联网金融”
美国是金融和互联网都最为发达的国家，但是美国没有“互联网金融”的说法。
这缘于互联网作为技术的本质。互联网对金融的冲击，本质上就是机器与人力资本的冲突，其结果取决于机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人力。而这种冲突自金融诞生之初就一直在进行。在这点上，互联网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互联网的特性，就是对标准化、数字化内容传输的便利性和规模化。在金融领域，这类信息(如交易数据)和流程多为业务的后台。难以标准化的人力资本(如商业关系)则储存于个体之中，很难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在历史上，金融领域的技术进步已经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多轮淘汰。但有些信息注定难以用机器处理，而这往往是金融最重要的部分。
交易市场因为交易数据是标准化海量数据，因此受到互联网技术影响最深远。比如股票买卖，在业务处理上就是对股票所有权的登记和转让。这种所有权信息以数字化方式储存于电脑中，便于以互联网的方式传输。美国的洲际交易所(ICE，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在上世纪90年代成立时，就是要运用互联网技术来建立一个能源交易市场。发展到今天，洲际交易所已经将纽交所合并而成为世界最大的交易所之一。在交易市场上，互联网还促生了Ameritrade和etrade等基于互联网的股票交易平台，降低了交易费用，为散户进行股票交易提供了更多便利，对传统的券商交易平台产生很大冲击。
支付领域的数据则更加单一和标准化。以货币为例，除了手中现金，大部分货币以银行记账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货币，绝大部分是数字化的借记和贷记关系。这种记账关系以数字化方式储存于电脑中，也非常便于以互联网方式进行传输。发展中国家在推广小额贷时，广泛应用的智能手机的支付转账功能就借助了移动互联网。
金融领域的其他信息，如信用信息和经济、行业及公司的研究报告等也多以数字化方式制作并传播。
那些基于互联网的社区和互动技术，则促进了市场参与者彼此交流，使交易变得更加容易，增加了交易的流动性。这同时还加强了金融交易本来就有的网络效应。西方交易所一直都积极采纳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技术。交易系统不断演化，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在不断地跨国和跨市场兼并后，少数全球性大型交易所(比如洲际交易所)出现，能够多品种、多区域、24小时交易。
可以说，在过去20多年，互联网技术全面深刻地改变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业、尤其是金融交易市场的市场结构。不过，互联网对西方金融业的影响只能说是“静悄悄的革命”。金融在后台提高了效率，但在更多时候并没有喧宾夺主被注意到。而金融在经济体中执行的六大功能(支付、融资、配置资源、管理风险、提供价格信号、处理信息不对称)从未改变。互联网并没有派生出新的金融功能。从这点看，它与对音乐、电影等行业的影响并无本质区别。
以洲际交易所为例，它推动了美国交易市场的巨大变化，甚至吞并了最能代表传统金融的纽交所。但是，并没有任何人将洲际交易所视为互联网公司。而合并后的交易所也没被称为“互联网交易所”。
再以股票的网上交易平台为例。Ameritrade等网上交易系统和交易所系统直接相连，减少了中间环节，从而降低了费用，增强了用户体验。但从股票投资者的角度看，后台交易系统的技术改进更便于实施既定的投资策略，但是他的投资收益来源依然是所投公司(股价变动和分红)。
股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也没有因互联网而有任何改变，投资者依然是根据公司运营和收益前景来决定投资与否。同样，对研究而言，互联网改变了研究报告的传递，但互联网本身并不能产生研究报告。
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美国的金融业得到广泛应用，并且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互联网并没有产生新金融。这种认识上的清醒，使得西方市场没有产生所谓“互联网金融”概念。
“互联网金融”为何盛行中国
互联网在中国金融业的应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由招商银行推出的“网上银行”。但互联网在中国金融界真正发力，也就是最近几年。
当前热炒的“互联网金融”概念更多是指P2P平台、余额宝以及移动支付等领域。它们的发展，主要源于制度因素。中国的金融体系长期处于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所描述的 “金融压抑”之中，利率受到管控，资金主要由银行体系进行配置。而逐利的市场，必将试图利用任何由于管制而可能产生的套利空间。这就是目前所谓“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基本逻辑。互联网在其中只是个技术手段。
“互联网金融”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其实有着积极意义。这些企业和服务在客观上推动了传统金融企业的市场化，甚至倒逼了利率市场化。由于其业务主要是面向低净值客户和小微企业，它们还帮助解决了中国金融体系里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这是传统金融长期以来不愿或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互联网金融”企业存在的根本，还是利用监管空白而进行的监管套利，而不是互联网。它们没有依靠互联网而产生任何新金融。
以P2P网上借贷平台为例。P2P借贷平台在美国有Virgin Money以及Kiva(2005年，小额贷)、Prosper(2006年)和Lending Club(2007年)等。中国的P2P平台则有宜信和拍拍贷等。但是，除了Virgin Money和拍拍贷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所谓web 2.0的纯平台基础上，其他的P2P平台都提供本金甚至利息担保，基本都还是承担着传统银行的中介功能。
与P2P平台有着直接竞争关系的小额贷公司，其贷款规模会受到资本金的严格约束，而P2P平台则规避了这种约束，在实际上进行着比传统金融机构更为激进的监管套利。问题是，同样是进行期限“错”配以赚取利差，P2P平台并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证以应对违约、挤兑等各种风险。可以说，在P2P领域，真正能够体现出“互联网金融”所隐含的金融脱媒功能的平台并不存在。相反，其监管套利活动如果发展太大反而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
最近谈论最多的是阿里集团的“余额宝”，这与 “互联网金融”试图隐含的意义就更加偏离，也更易被误解。余额宝在本质上是货币基金，互联网只是其销售渠道。作为货币基金，余额宝的迅猛发展实际上倒逼了利率的市场化。对之分析，要回到货币基金和银行业务的本质。
货币基金的产生，源于美国政府当初对利率的管控。大萧条后，美国政府推出Q法规(regulation Q)，规定银行不可向活期存款发放利息，以防止银行为争夺存款而发起恶性竞争。货币基金的出现，就是为了规避Q法规。作为存款账户的近似替代品，货币基金可以支付利息，从而成为银行的竞争者。
与银行功能相似，货币基金也是将资金集中起来进行放贷，包括向银行提供资金。货币基金在发展起来之后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在投资领域只能投向低于六个月期限的流动性好的高评级债。美国政府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向货币基金提供保险，引发银行不满，认为会导致储户将资金转走。
货币基金在中国同样是银行的竞争对手。余额宝就是阿里巴巴与天弘基金共同推出的货币基金。作为渠道，余额宝起到为其背后的货币基金融资的功能，使默默无闻的天弘基金几乎瞬间增加了超过2500亿元的规模，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基金。
余额宝强大的融资功能，引发众多关注及误读。其实，与股东、债权人和储户一样，作为银行竞争者的货币基金，同时又是银行融资渠道之一，在为银行提供融资服务。银行与工厂相似，同样是拿原料(资金)，来做出产品卖(发放贷款)，从而盈利。银行的资金有几个来源：股东、债权人(比如货币基金)，还有储户。其中，从储户获取的资金成本最低。在中国现在具有“金融压抑”特征的金融体系下，老百姓的钱以极低利息放银行里，银行则从中较为轻松地赚取利差。
作为货币基金，余额宝吸引老百姓的钱，然后再投到银行去，从而改变了银行融资结构。由于资金更多来自市场而非储户，银行的融资结构被改变，融资成本被提高。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可以说是利率市场化情况下银行不可避免要做的转变。余额宝对银行的冲击，本质上是货币基金与银行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与所谓“互联网金融”无关。
从基金的本质进行分析，余额宝的收益来源于其所进行的投资，比如短期国债等。余额宝的收益并非来自互联网。如果投资不力或风险没有控制好，其收益就会受影响。作为基金，余额宝带来的风险与收益(这正是投资者所需求的)并不会因互联网而改变。
与其他货币基金有很大不同，余额宝拥有阿里巴巴的巨大影响力，而且可以利用互联网很便利地吸引众多小额投资者，从而大大扩展了其客户来源。互联网，准确地说阿里巴巴，为天弘基金提供了一个其他货币基金都不具有的销售渠道。对余额宝进行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围绕着它本身即是个货币基金的事实来展开。将之作为“互联网金融”，从而掩盖了其作为货币基金的事实，已经在众多讨论中产生了误导。
阿里巴巴挑选货币基金合作，亦有其道理。货币基金是最适合以互联网作为渠道来进行销售的基金产品。货币基金投资于流动性高且相对安全的产品，是所有基金里最具同质化的产品。货币基金因此收取费用低，在传统的基金销售渠道(银行券商等)中不受青睐，也很难向小额客户推广。阿里巴巴已经拥有众多客户，获取基金客户的边际成本趋于零，从而可以迅速做大。
余额宝为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本质上是基金，互联网只是销售渠道。
对其他“互联网金融”产品进行剖析，同样要回归“传统”金融的本质，而互联网只不过是其在技术上的运用。这些“互联网金融”服务没有创造出特殊的，完全区别于传统金融的新金融。
互联网公司惯有的以烧钱来博眼球的运作方式，与传统金融所秉承的理念完全相反。金融在本质上是对风险进行经营，多遵循审慎原则。比如，投资可以说是以 “赚钱”为唯一目标的行业，但同样遵循首先是不输钱，然后才是赚钱这一原则。这与互联网公司的经营规则有根本性冲突。这种冲突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刺激了传统金融企业，使其更加面向市场和客户。另一方面，它的一些做法违背了基本的金融风险管理规则，可能造成行业的无序竞争，甚至积累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并非科学提法
迄今为止，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都集中于技术层面。这在中国更是如此。 “互联网金融”，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提法。这等于将后台的技术改进与前台的金融功能混为一谈。
正如上文所述，在互联网和金融都最为发达的美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因互联网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学术界和业界都从没出现过“互联网金融”这个说法(用谷歌对Internet Finance进行搜索，你会发现其结果全部是有关中国的)。原因就在于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尽管提高了效率，但并没有产生新金融。将二者放在一起谈所谓“互联网金融”，从而将之当成一种新的金融形态的分析，是中国独有的。而在中国，之所以会有大批所谓“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存在，根本原因是金融管制形成的监管套利空间。
更广泛来看，在互联网商业化发展的20多年的历史中，互联网能真正产生冲击的都是渠道。那些因渠道被冲击而消失的企业，也都是那些经营着已经商品化了的无差异产品的企业。互联网可以将更多的内容提供者带入市场，也可将产品推向更多使用者。所谓颠覆式创新的互联网公司，也集中于渠道。比如谷歌，就依靠搜索而获得巨大成功。相对于一个特定商业领域的核心功能来说，消费者关心的终究是内容。渠道本身并不能产生内容。
以互联网冲击最大的领域音乐为例，互联网的下载功能改变了音乐的销售渠道。但对一个歌手(或唱片公司)而言，创作出受欢迎的音乐永远是获取成功的关键。在金融的支付领域，互联网使支付变得快捷方便，但它依赖的还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整个支付系统基础设施(比特币就因为获得不了中央银行的支持而屡遭挫折)。而支付背后的经济关系(如债务的产生和消除)更不会因互联网本身而改变。媒体方面，互联网使新闻的传播更为快捷和民主，但当新闻已经同质化后，媒体最终赖以生存的还是内容。好的内容和分析才会真正吸引顾客，这从美版的《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的演化就可以看出。同样，研究报告的传递因互联网而改变。但互联网产生不了研究报告。
对一种组织形式或商业流程来说，产生一个与实体相对应的虚拟的互联网概念是可能的，因为它们彼此的确有一定的替代性。但对某一特定商业功能，比如金融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互联网本身很难有什么创新。比如ATM的出现，使存取款变得方便，但是存款作为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业务本质没有任何改变。ATM改变的只是渠道及其带来的业务便利性。
中国当今“互联网金融”概念下的商业模式，无一不是传统金融在监管之外的一种存在形态。它们利用了互联网技术，但在实际上做着与传统金融并无根本差异的事情。互联网目前还没有催生出任何新金融。就像当年的电报电话以及电脑技术的运用没有催生出“电话金融”或 “电脑金融”一样，互联网在金融业的运用也没有催生出所谓“互联网金融”。

F. 政府在互联网金融监督方面应如何发挥作用

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4月10日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实施有效行业监管与指导成为市场的敏感因子。尤其近几年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兴起，更将监管权力边界问题置于风口浪尖，监管，究竟如何在互联网金融形态的异军突起中“搅动一池春水”，推进行业和谐发展，成为行业内外关注的话题。

“用创新的方式监督创新，用互联网的手段监管互联网”，互联网金融领军企业陆金所董事长计葵生在名为《重构监管边界》的2014博鳌论坛早餐会上提出：互联网金融创新可以降低成本提高配置效率增加流动性，它的积极作用远没有真正显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更需要市场在自律及监管的结合上进行创新，需要更多政策面的关注和包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对此表示认同，张维迎认为，创新不可预测，过早的干预、监管会扼杀创新。现在互联网金融处在开始阶段，目前过早的去定义监管的规则，并不是聪明的办法。

至于什么样的风险控制和监管是最好的，张维迎给出的观点也很明确，“政府监管并不是最合适的方法”。从市场规律来看，市场有其自身检测的方式，这个应用到互联网很重要。政府过分监管会扼杀了创新。创新本身是不可预测的，如果还没看见他的未来的时候政府首先扼杀了它。相比之下，用社会的智慧去不断提醒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会更好。这样既可以不会过早扼杀创新，也可以借助社会监督(媒体)和提醒来避免新事物成长的风险和出现的问题。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多伦多大学金融学博士陈龙也认为，当下的互联网金融，在监管的逻辑，包括什么是创新，好的创新等，都是需要重新定义的。“只为风险而监管是个伪命题。”互联网金融监管，业态相对复杂，尤其需要针对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标准，尤其，监管不可被既得利益者操纵。

实际上，在本次博鳌论坛中，对于有效推进监管创新决策层表现出极大的推崇，在金融主管单位，也一直有主张政府需要划立权力与市场的边界、对互联网金融宜“创新监管”的声音的存在。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博鳌“小微金融：亚洲的创新与实践”论坛上表示，今后要给互联网金融定一些基本的、最低的条件的监管，否则会使金融不公平，同时要注重协同监管，减少监管的套利。

计葵生认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负面清单是一个好的方式。此外，必要的行业门槛必须树立，未来有三方面应加强：第一，要建立标准，通过资本金及行业资质来推进准入制；第二，在政策上要设定红线，资金池与非法集资等绝对不能碰；第三，规范平台运营方式，用平台化的思想去构筑新的流动性体系与风险管理体系。

法无禁止即可为，为创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法无授权不可为，又为创新划定了边界。在决策层的对外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互联网在这一轮的中国金融体系变革中，正发挥着推手的作用，推动的不仅仅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变革，也在考量着中国监管创新之路。

G. 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 是正规组织吗

组织永远不会错

H.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法规有哪些

1、《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意味着互联网金融行业将告别“缺门槛、缺规则、缺监管”的“野蛮生长”时代，纳入法制化规范发展轨道。 《意见》的出台，也标志着互联网金融行业即将迎来一次大的洗牌，操作和管理不规范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将难以生存，而正规企业将迎来发展的好时机。

2、《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

对互联网保险经营资质、行业发展做出界定。这是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十部门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的首个落地的互联网金融分类监管细则。

3、《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要互联网支付机构最终回归“支付业务”本色，不能有资金池，不能具备银行功能，比如进行清算业务，规规矩矩做资金通道。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第三方支付机构纷纷表示，托管业务被银行抢走，将会极大的打乱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战略布局。

4、《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征求意见稿）》

有利于完善多层次信贷市场，为发展普惠金融提供制度基础，也有利于规范民间融资、打击非法集资，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5、《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列举了十种可能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行为。规定经审理发现属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除判决驳回原告的请求外，还要严格按照本《规定》的内容，对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诉讼参与人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必须要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