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提升我国服务业跨国投资经济效益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性服务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② 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利弊
1、跨复公司今际关系重要主制体 新世纪跨公司际舞台异跃影响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重要力量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主要推者主权家、际组织跨公司 跨公司荦荦者仅幕推际经济政治关系准则发展直接跃际舞台跨公司500强企业领导(包括董事总经理)访各能直接与各元首政府首脑各首脑外交主要随行员其内企业跨公司领导跨公司富敌全球前100经济实体跨公司企业共占29席埃克森美孚公司2001增加值超巴基斯坦内产总值 2、跨公司经济全球化主要载体 联合贸发议(unctad)《2002世界投资报告》主题:跨公司与口竞争力该报告认:作外直接投资主体跨公司世界范围内迅速际化产、销售、口、业等诸面都起越越重要作用目前全球跨公司母公司约6.5万家共拥约85万家外支机构2001跨公司外支机构雇员约5400万19902400万2001跨公司全球销售额约19万亿美元同期全球口额两倍跨公司海外支机构别占全球内产总值(gdp)1/10全球口总量1/3跨公司全球范围内际包、产许证发放、合同制造商等都考虑内跨公司占全球gdp份额更高向外市场提供商品服务及加强
③ 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的利与弊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选择及其思考
[摘要]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6年6月发表的最新统计数据，1995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3250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46％。跨国直接投资的剧增，是世界经济复苏的结果，也是各国企业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而积极对外投资、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结果。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资本流动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近几年，我国在利用外资工作中，注意吸引国际大跨国公司的投资。来华投资的国际大跨国公司这两年也在增加，至今世界排名列前500家的最大跨国公司中，已有200多家来中国投资。深入了解、研究跨国公司，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当前特点和趋势，注意其今后若干年投资动向，对我国积极利用跨国公司的资金是有益的。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选择动向
一、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选择的关键因素仍是市场，而低廉劳动力的吸引力不断减弱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主要流向是那些被他们认为有良好市场前景，即市场准入条件宽松的国家和地区。从统计数据看，1987年到1990年间，国际直接投资的83％流向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都有良好的市场条件，但劳动力价格昂贵。1995年，国际直接投资总流量大幅度增长，流向发达国家的份额仍占2／3，达2160亿美元，其中流向美国的有750亿美元。美国制造业1995年对其投资最多的10个国家的投资总额中，有76％是投在高工资国家的，其中瑞典占第一位，英国次之。
尽管如此，一些跨国公司认为，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仍是他们对外投资时看重的因素之一。不过人力资源并不一定是指价格低廉的劳动力。
80年代末，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调整产业结构时，曾安排几年内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但许多欧洲制药工业企业却为了寻求高技术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将资金投向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生物工程企业。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有一些公司也因同样理由将资金投向欧、美。有些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矿业和石油化工公司则为了取得资源，即生产原料，而拓展对外投资的范围。
许多跨国公司在对其今后5年对外投资作预测时表示，决定其投资的主要因素仍将是市场准入问题，投资时将努力避开保护主义盛行地区。但是在考虑市场准入问题的同时，也将顾及其他一些因素，如要努力在一些新兴市场，特别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市场中能取得优势地位作准备；在一些新领域，如电讯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发展投资。
许多跨国公司认为，今后投资时对劳动力的要求最重要的不是价格高低，而是高素质和高灵活度。欧洲公司尤其强调这一点，美国公司也强调这点。亚洲一些跨国公司愿继续对劳动力的价格因素以“合理的优先”。这是出于东亚特有的地理特点：有先进技术的国家与一些有低廉劳动力的国家相邻。跨国公司在产业调整中可较容易地组织地区内国际分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同时将高技术和决策中心留在本地。日本、韩国和台湾都已按此战略在作布署，今后5年还将为此而作努力。8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性较为突出，跨国公司以在本地区投资为主。这样，投资主要都流向发达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从1985年到1992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85％流向OECD国家。到1993年，西欧占了国际直接投资总存量的42％，北美占26％，亚洲占15％。
90年代以来几年中，情况有些变化。流向远东的投资迅速增加，1994年约有占总量1／4的投资流向了亚洲，相当于流向西欧的资金。同时，流向拉美和中、东欧的资金也有所增长。
根据一些跨国公司的预测，未来的5年内，各国跨国公司投向亚洲的资金将明显增长，但情况仍不一。亚洲的跨国公司特别是日本公司将大大加强在亚洲的投资。美国公司也会增加对亚洲的投资。欧洲公司虽会增加对亚洲的投资，但相对其对欧美的投资仍是有限的。
欧洲仍将是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除了欧洲公司继续保持在本地区投资外，美国公司也把欧洲作为投资的第一选择。1995年，美对外投资创纪录的970亿美元中，有500亿是投向欧洲的，主要是西欧，比1994年增加了两倍，而当年对亚洲的投资只增加2／3。对国际跨国公司来说，尽管西欧经济增长率低，劳动力价格昂贵，但有广大市场，有高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好，风险较小，还靠近有兴起的中东欧市场，仍是吸引投资的地方。预计欧洲吸引投资的领先地位至少保持到本世纪末。
二、跨国公司在电讯业和制造业的投资将有强劲增长
8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中增长引人注目。在80年代末，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有2／3流向第三产业。其间金融市场的不规范化和私有化浪潮被认为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从1993年情况看，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也有53％流向第三产业，其中一半投资向银行、保险业。流向制造业和农业、采掘业的投资分别占总额的36％和9％。
许多跨国公司现明确表示，今后若干年内在金融和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情将减弱，而对销售、电讯等公用事业类服务业的投资将增加。对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的投资也会增长。
电讯业将是最吸引外国投资的行业，因为电讯是正在发展的行业。技术的发展会使价格下落，会有可能提供新的服务项目，这都会引起需求的增长。另外，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对新设备的需求，因此需求大量投资，发展中国家对电讯发展的需求不断增长，他们一般既缺乏资金又无必要的技术，因而需求助于外国投资。
除电讯业外其他广义上的公用事业（不仅指电、水、气、道路）都将是国际投资的新热点，这是由于一些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巨大需求引起的。这一趋势将导致外国公司带着资金、技术和管理技能前往建立新公司。在一些国家还将采用BOT方式进行投资。
预计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投资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正在兴起的市场，特别是在亚洲增加了化学工业和石油化工业的投资。由于在重工业（石化、肥料等）方面能力已饱和，欧洲只在含有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市场上还有一定吸引力。
对非金融服务业的国际投资有可能通过一些仍按传统途径组织消费机制的国家建立起国外网络而得到发展。这些国家如更重视服务业（如旅馆业、餐饮、公路运输、法律咨询等）的标准化，就有可能吸引大量外国投资。一些国际投资者认为，目前葡萄牙、意大利、菲律宾、中国这些国家的消费渠道还是比较陈旧的，日、美、法的公司在这方面有先进技术，也有资金。
对房地产的投资除了在欧洲和亚洲有少许增长外，投资者一般将对房地产的投资局限于邻近国家。
按一些跨国公司预测，在信息服务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可能因某些因素而有较大的增长。这些因素是：新的技术革命浪潮；工业全球化的推进。随着产品将在全球范围内设计、制造、销售，需提高信息服务。
三、跨国公司将继续着力于由从母公司直接出口产品转向到国外办企业
许多跨国公司准备在未来的5年内，将其在海外的业务活动占总业务量的份额继续增大。无论是从新设立公司的国别还是按其生产部门看都将如此，中型企业尤其如此，增加在国外的业务活动，并不是通过增加从母国的直接出口，而是通过增加在海外投资、设厂生产而达到这一目的。亚洲的一些跨国公司（包括日本和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公司）这一趋势将更为明显，因为他们或者面临着货币汇率变动，或者面临国内成本升高这样的局面，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在海外生产后转销他国或返销本国，是加快企业国际化的一种办法。
扩大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是兼并、征购和合资经营。许多跨国公司表示，今后将主要采取兼并、征购方式，然后再是合资经营方式。
兼并、征购曾是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海外设企业的主要方式，今后还将是主要方式，这是根据以下两个方面判断的：（1）在美国、欧洲，正在进行中的行业调整对前往投资的外国公司来说，是可迅速有立身之地的机会。当然，兼并、收购后首先面临的将是由于改组现有生产结构引起的问题，不能立即考虑扩大生产、增加就业；（2）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企业面临着出让股权或私有化的局面，这种情况既存在于制造业部门又存在于基础设施部门。许多跨国公司对此有极大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收购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技术改造和开展营销。
合资经营的方式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在某些国家要深入当地市场，必须有当地的合作伙伴。一些公司认为，在中国大陆尤其如此；前来投资的公司没有单独行动的技术和财政能力，尤其是一些中小型企业；要开展某些新业务活动，需要使用可能合作的伙伴已掌握的技术。许多跨国公司认为，从管理角度看，合资经营有一定风险，因为合资经营有可能出现两个“决策中心”，也就存在着不协调的可能性。
二、竞争问题
从竞争的角度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国内企业是否有能力和跨国公司竞争；二是跨国公司是否会运用垄断性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和国内企业竞争。
第一方面是竞争能力的问题。例如如果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活动全面开放，许多民族工业可能无力与之拼搏，为其打倒或合并收购。因此许多东道国，包括发达国家，对若干敏感产业，如国防、通讯等，对外商涉足有所限制。中国在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以及世贸组织的各段时期，对若干产业的开放强调必须假以时日以免过分冲击国内企业。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即使屡屡亏损，影响宏观调控能力，但是对跨国公司收购，也应非常谨慎从事，避免大权旁落。
但是，这种立场同时也需考虑如下因素。首先开放的程度如果太低，步子太慢，会不合现行国际惯例，如世贸组织的规定，妨碍成为国际经济主要成员国。所应特别提出的是当今的时代和已往大不相同，即使近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所享受的种种例外，常常能被一般所接受。但是当今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业已大大提高，若干产业甚至已压倒一切，因此例外的幅度在不断收缩中。
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能力所以能够逐步上升与其积极利用跨国公司有密切关系。上面已经提及发展中国家和跨国公司进行多方合作之后出口能力急剧提高，显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不弱。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独资企业而是和国内企业进行合资、技术转让、管理合同、装配战略联盟等合作，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工业便很难和所谓民族工业等同起来。如果硬加分野，如以外资成分或与跨国公司合作方式为准，不但没有理论依据，抑且导致自行缩小利用跨国公司的机会。因此如果对企业加以保护也必严格限于极少数的例外。
当然国内的压力是来自多方的。如果，事事俱优柔寡断，畏首畏尾，则国内企业势必互相效尤，希图杜绝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与之竞争，导致封闭型经济之形成。但是，封闭型的致命伤是仅仅可不与跨国公司在国内竞争，却完全没有力量在国际市场上避免和跨国公司较量。这样在温室中娇养的产业便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致使外汇枯竭，举债度日，甚至丧失经济的自主权。
更进一层，从个别企业的立场看竞争的对象，不独限于跨国公司也可来自国内企业。欲图杜绝后者的介入，势必扶植独占的民族工业，甚或地方工业，后者将保护主义从国家延伸到地区，到省市城镇，势必使全国经济支离破碎，全盘瓦解。
可是，竞争的挑战是企业壮大不可或少的动力。特别在市场情形瞬息万变，技术更新节奏加速的情势下，即使民族工业保护住了，但是很快便变成古董，毫无出路。
利用跨国公司不独可透过竞争激动国内企业，同时也可汲取其长，补己之短。并且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例如，跨国公司的副食品占领了很大一片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为什么民族工业不能洞悉它们成功的因素，从和它们合作开始到自辟炉灶、自创品牌、自树一帜？
另一对跨国公司的忧虑是垄断和不公平或不正当竞争。最好的防止跨国公司垄断行为是以跨国公司制跨国公司。换言之即健全竞争机制。若干发展中国家为了鼓励外资，授予个别跨国公司种种特权，不独对民族工业意味着歧视抑且鼓励跨国公司的垄断与不正当竞争。
这种特权当然也和现在国际间通行的国民待遇原则相悖。当然该项原则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里实施时，也较复杂。至于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国内企业也同样存在。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公平竞争的立法视为要务。
三、分利问题
上述的垄断或不公平竞争是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分配问题的源泉之一。诚然，如果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从事掠夺，那么大部分的利益将被跨国公司攫取去了，导致东道国一无所获，或蒙受损失。
利益分配问题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发展中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其中复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影响，如不论对母国或第三国的。二是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跨国公司打交道时往往感到相形见绌。如在讯息方面一般认为跨国公司不独掌握全球网络，即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关企业以及其供销情况，竞争者实力，也每不惜工本，彻底调查，了如指掌，占尽优势。从跨国公司的立场则时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内容不像跨国公司那样明朗化。它们的账目既言之不详又没有严格的准则。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又不健全，有时东道国企业同时和多家跨国公司谈判，互相比攀，以占上风。
实则企业之间的谈判能力很难一刀切地断定谁占上风。虽然大型企业有其优势，但在东道国也有地主优势。双方均可谋求知己知彼以提高自己的谈判能力。在自己没有能力判断的问题上，可以借重第三者即专家们进行评估，如资产估价及可行性研究等。
比较难以预防的是跨国公司处心积虑，利用巧妙的手段，获取暗中的利益。例如，跨国公司对转移价格可上下其手，无形中将合资企业的利润转移到跨国公司手中。有时跨国公司原来仅为少数持股者，可藉口合资企业亏损，需要增股，当地企业无力出资时实行片面增股，获得控制权。
转移价格既是跨国公司内部帐目因此不易处理，跨国公司总部的帐目在东道国无法核对。唯该项价格可与类似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相比，对若干零配件不在市场流通者，可在契约内规定定价原则，如成本加成等。
转移价格是漏税手段之一，其他弄虚作假手段在发展中国家税制不健全、执行人员素质不高的情势下，走漏应纳税或冒领退税金额屡见不鲜。但是这不是跨国公司的特征，而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税务问题。
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盘考虑，跨国公司所带来的扩散效应或外部经济也应计算在内。反之，也有负面的。若干跨国公司对劳工的管理过分苛刻，不独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失事率频繁，并且严重违背人道。但是某些发达国家主张抵制劳工福利欠佳国家的出口品，甚或主张国际劳工要有共同标准，前者甚至包括所有低工资国家，这样所有低收入国家的输出都要遭排斥了。至于国际标准之厘定，无论在任何领域应透过国际协商取得共识。
跨国公司对环保的设施，诸如污水的处理、毒品的防治、生态的保护等，对发展中国家也有示范作用。对社会福利的贡献，虽然不一定计算在经济指标里，也有正面的。相反的，若干跨国公司也可利用发展中国家对环保意识的薄弱，对其输出污染。
有些发展中国家将跨国公司物质方面的影响联想到精神污染以及文化侵略的到来。跨国公司则抱怨发展中国家的官员贪污成风，以权谋私。实行行贿受贿是双方的共同行为。在若干跨国公司的母国，如美国，对在境外行贿有明文规定，东道国中如新加坡对廉政从上至下认真执行，较少漏网者。
另一忧患是透过通讯网、媒界传播对发展中国家所不接受的价值观。在这方面防止的办法不易奏效。首先，尽管若干传播节目，如电影、杂志可以删禁，但是渠道太多，特别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苟管制太严，有因咽废食之虞，因为信息是现代化的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再者，商品较易杜绝，思维和偏好很难以外力操纵。因此非潜移默化鲜能攻心。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一如在全球的战略，必然是有选择性的。以资源为导向的显然聚集在天赋丰厚的地区，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矿产开发每局限于少数地区。
即使是市场导向或效益导向的活动往往也是集中在局部地区的。在中国，南方胜于北方，东方多于西方，沿海城市超过内陆乡镇。
跨国公司活动的不平均分布引起地区分利问题以及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在中国传统的不畏贫而畏不均的思想与近代的平均主义推波助澜，不均的忧虑是不容忽视的。
从经济角度看来跨国公司的引进如果是对发展有正面作用的话，问题是有没有条件使它们进来，至于在哪个地区则是次要。因此政策的焦点往往是致力于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基础设施、人力、配套工业等较为完备的，且不屑提出各项优惠条件以提高相对的吸引力。其结果是跨国公司活动的集中度远高于原来经济环境的驱使。
这种倾斜政策在短时期内对名不见经传的发展中国家有一鸣惊人的宣示效应，易引起跨国公司的注意， 但是长期施行有两大缺陷。一是不独歧视较不发达的地区，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抑且歧视民族工业。二是当其他发展中国家争相效尤时，相对优势互相冲销，只有将利益转移到跨国公司，肥水外流。所幸如果国民待遇的原则普遍推行，各种优惠措施也当逐渐淘汰。
即使没有倾斜政策，无论来自国内的或国际的发展动力也是不可能平均分布的。特别是创新，既不是人人所能胜任的，也不是立即能扩散到全方位的，而是属于极少数的。尽管成功以后，可能群起效尤，但是每每要经过一段时间，并且不免有东施效颦之讥，其结果是失去了捷足先登的优势，所得到的利益远远不如始创者。对落后者及被淘汰者则每况愈下，蒙受损失。这种此涨彼消的程序势必形成贫富差距。当然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会带动上游下游，水涨船高，即使是有先富后富之别以及一蹶不振的。因此，财富尽管趋向集中，同时也在扩散。
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引发的思考
一、引进跨国公司与适度开放国内市场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地点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市场开放程度。外商特别是一些大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是由于中国有巨大的潜在市场，着眼于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还会拓展的国内大市场，为下一步在中国国内市场占据有利地位作准备。我国在当前吸引外资中，把引进既有较高技术，又有较雄厚资金力量和丰富管理经验的跨国公司作为一个重点。我们也把我国的巨大市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个有利因素。怎样利用我国市场的吸引力以吸引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资金，仍将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我国内市场对来华投资的外商已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在国内的销售曾受到一定限制。近几年根据“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对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外商投资企业放宽了产品内销的限制，这对于我国利用外资质量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外向型经济的依存度的增长，开放国内市场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条件。我国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在亚太经合组织活动中，都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作了一定承诺。跨国公司视市场开放度为投资的主要选择，这与我们承诺的、逐步开放一些市场是有一致点的。开放一些市场是我国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所必须要做的，也是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如何发挥我国在市场方面的优势，通过有序、逐步、适度地开放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在开放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就采取“保护”、“关闭”市场是不可取的。
现阶段对外商投资开放市场，决不是简单地以市场换取外资，而必须在贯彻外资政策的前提下，根据产业导向，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放宽外商投资的比例，让与一定的市场。
最近，沿海某省为吸引外商投资而调整政策，放宽外商投资企业内销比例。有关规定包括：凡投资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项目，外方出资占50％以上的，按投资总额的不同，分别给予产品50％--100％的内销比例；投资农业种植、养殖业项目，产品内销可放宽至100％；对山区投资鼓励类项目，外方占50％以上，且达到一定投资额，也可放宽内销比例直至100％；对已有外商投资企业，除限制发展的以外，累计投资达到一定数额，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经确认为“先进技术企业”，产品内销比例可放宽至70％，等等。该省新制订的规定体现了根据产业、地域适度开放的原则。
外商来投资，是奔着市场来的。外商进来后必然要抢占市场。既然让外商进来，就是准备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抢夺市场。当然也要给国内企业创造一定条件，能与外商投资企业平等竞争。
一段时间以来，就外商抢夺国内市场问题有不少争议。其实，跨国公司无论进入哪个国家，都会有同该国企业争市场问题。为何在我国“抢占市场”和“挤占名牌”成为两个突出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国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企业在技术、装备、工艺等方面还处于较落后状态，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差，缺乏竞争力，加上经营管理、市场开拓方面观念更新不够，适应能力差。特别是我国内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或改进老产品方面行动较为迟缓。这类问题的产生，包括对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上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本身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外商的进入。要解决这类问题，需给企业以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要加快体制改革和经营机制的转换，同时需要加快技术改造。技术改造又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这里仍有利用外资的问题。跨国公司会继续选择对其有利的方式，按其所说或兼并、收购，或合资经营方式来介入我企业改造。对我们来说，既要利用跨国公司的投资，又要采用对我有利的方式，引进跨国公司，转换机制，使产品升级换代，并开拓市场，得以发展。
二、重视开展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当前，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既为了获得新的市场，又为了进入主要生产要素市场，许多企业通过业务经营的国际化，建立自己的跨国体系，效益不断提高。他们体会到，如果局限在国内市场，确保相对利润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这也是跨国公司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现在，跨国公司的数量越来越多，不仅有大型企业，还有中小型企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在不断增加中。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份额，10年间由5％提高到15％。尽管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面临资金短缺和外汇拮据的问题，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是必须对企业开放的战略抉择，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外部资源、扩大市场，推动本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加强开展跨国经营业务。
当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力有限，目前不可能大规模对外投资，但是可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一些正在进行经济转轨的国家有选择性地投资；可以技术、设备投资，也可以部分资金投资，开办合资、合营项目，扩大我产品在这些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作准备。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有能力的企业尤其应作好准备，走出去。一味认为我国目前资金短缺，不能对外投资的想法、做法是短见的行为。对外直接投资已是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
三、提高人员素质问题
跨国公司在选择其投资点时越来越注意寻求有高素质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国利用外资初期引进了不少劳动密集型项目，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曾在其中发挥过作用。尽管我们还有许多方面、许多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可以继续引进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项目，继续发挥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优势，但为了提高外资质量，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引进规模大、技术含量高、整体管理水平高的合作项目，劳动力素质问题就突出了。
我国内企业缺乏竞争力，其中一个原因也是由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职工队伍素质不高。我国劳动力价格随着经济的发展已在上升，但相比起来仍较低。不过这种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已经并且继续被劳动力素质不高的劣势逐渐抵销。目前，人才问题在我们开拓国际市场时甚至显得比资金短缺、设备欠先进更为突出。因此，加强培训各类人员、提高人员素质，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必须给予足够重视。
④ 求分析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增长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性服务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⑤ 深圳盛邦国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盛邦国来际集团,，注册资本6.8亿元，自运营总部设立于国际都市深圳市，旗下公司盛邦利华（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经中经商品交易中心批准的综合类会员（会员编号：056）。盛邦国际集团截止至2015年有直营公司3家，战略合作伙伴达163家以上，办公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每年培养人才数千人。
法定代表人：杨婷
成立时间：2014-12-09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44030111179643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⑥ 外国企业对我国跨国投资的现状
外国企业对我国跨国投资的现状是怎样的？ 我们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一、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国内就业矛盾暂缓。对于劳动密集型和非技术的资金密集型产业来说，寻找廉价的劳动力是节约成本、提高利润的核心问题。中国人口众多，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劳动力的平均价格较低。因此，世界名牌企业在设立跨国分公司时，都会考虑该因素在企业扩张规划中的地位。倚重劳动力的企业可能会倾向在中国建厂， 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降低成本。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设厂的举措也给中国带来好处—— 增加国内的就业岗位，适时解决部分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并且缓解当前沉重的就业压力造成的混乱，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2.产生“技术外溢”效应。技术外溢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副产品，包括工艺溢出，人力资源流动效应等，它由技术知识本身类似公共产品的特殊性质，即非竞争性和多样化的排他性决定。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当今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以市场换技术”引资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主要取决于两方面： 一是跨国公司的投资方
式，二是东道国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垂直型的投资是外商利用比较优势原则在各个国家间合理安排生产工序，这种方式是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在它所支配的生产链条中，中间产品的进口就会增加。民族企业通过不断学习与探索，熟悉竞争规则，加强创新力度，将中间技术的正面效果广泛地应用与传播，促进最终产品的完成，扩大制成品的出口，从而不断缩小与外企的差距，逐渐与之抗衡。这就是所谓的“干中学”效应。
3.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在中国逐渐
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外商投资带来的开发项目和方案，也促动着国内新兴产业的崛起，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兴产业主要指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块外商格外青睐的沃土发展最为迅猛。近几年，金融领域创新突出，其中的金融工程就是新兴产品的代表。中国加入WTO 后，实现逐步开放市场的承诺，外国银行大量进驻，他们带来全新的金融理念和金融产品，为国内居民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也占领一部分市场份额。我国的国内同行企业为了避免在激烈的竞争中惨遭淘汰，也开始引进和
自行开发新兴的金融产品，促成了金融工程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中外合资开发新项目的比例增加。这种模式提供了国内人员与外国技术人员频繁交流的平台，学习和切磋的机会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外溢效应的产生。
二、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弊端
1.国内资源浪费严重，生态失衡。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吸引外商的重要因素，但是国内并没有如愿形成完善的最终产品市场。外商垂直型的投资多为进料加工，这就使在华的贸易演变为加工贸易形式，也就是说，在华的生产线只是加工链条。外商耗费我国的资源进行没有节制的生产与开发，而最终的成品又可以在我国广阔的市场上大量销售，既避免了在本国生产造成的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又获得不菲的利润，可谓一举两得。而我国则是以牺牲大量的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换来所谓的发展，是为外人服务的发展，也是最不利的发展。另外，外商直接投资支持大量出口，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资源以实物形式存在于进口国， 这种外流效应，不但减少了我国居民和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机会， 而且便利了进口国的发展，浪费的同时又构造了经济发展的竞争威胁。
2.经济发展模式出现偏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的一些国家走上了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提供优惠政策等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引资规模失控， 资本流入和流出不平衡，形成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外资的进入的确令拉美国家的)GDP在短期内高速增长，但当全球产业风向转变，跨国公司纷纷抽出投资，转投其他国家后，这些国家迅速出现经济衰退和动荡，甚长期一蹶不振。但这种以牺牲本国经济为代价来实现短期阶段性而非长久性的高速发展，所谓拉美化现象并非只是拉美国家独有。由于中国企业依赖外商提供技术，自我创新能力不强，处在被动的角色，国内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的配套能力很低。因此，在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且依靠外资严重的情况下，国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外源经济崇拜”和“内源经济歧视”。以我广东为例，一方面外源型经济地区的发展快速推动着GDP增长，一方面内源型经济主体却难以分享GDP增长繁荣带来的“红利”。另外，由于对外资引进的监管还不十分规范，一些不法外商打着投资的幌子进行投机活动，严重影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是近几年，国际社会预期人民币走势上升之风强劲，大量资金流入国内，这其中就存在数量不少的“热钱”。这些游资，待人民币升值大赚一笔后迅速抽逃，使我国经济不仅受益减少，而且也会加剧不稳
定性。这种偏差的模式会导致经济的畸形发展，潜藏着矛盾和危机。
3.导致“繁荣而不富裕”的怪圈。近来，中国始终以较高的!"# 增长速度迅猛发展， 出现繁花似锦的经济形势。也因此，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中，仍然保持飞速经济增长的中国被誉为神话的创造者。而这其中的一部分功劳则要归功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外资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是我国的GNI（国民总收入）水平并没有取得与GDP 的同步高速发展。也就是说，在我国较高的GDP下，居民的收入并没有达到同等的富裕水平。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怪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首先要了解，GDP的核算包括了在一国长期经营发展的外资企业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而我国较
高的GDP水平，很大程度是依赖外资达到的。外资企业良好的经营效益拉动GDP增长的同时，由发展形成的大量利润也由外商占有。在此情况下的国民总收入自然不会与GDP 完成共同的步调一致的增长，GNI小于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就出现了我国国家繁荣，人民不富裕的怪现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