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设国际金融机构的背景

1. 目前国内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背景是怎么样的呢

目前国内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背景如下：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回11日，注册资本答512.3亿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和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1999年04月19日，注册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法定代表人为张子艾。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经国务院批准，于1999年10月19日在北京成立。公司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管，涉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务，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监管，财政部负责财务监管。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前身是成立于1999年10月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大型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自2006年开始，东方资产开始商业化转型，通过战略投资和并购重组等方式，控股了多家金融类子公司，并确定了“资产管理+银保”双轮驱动的战略定位。

2. 中国银行有什么背景

历史

鸦片战争后，外国银行涌入中国，通过垄断国际汇兑业务、资本输出、政治贷款、发钞、经营中国对外赔款等手段，扼住了中国金融、财政的咽喉。1895年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大量涌进国门，中国的金融、财政状况更加恶化。19世纪末，国内有识之士倡导兴办银行，“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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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

中国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光绪30年元月28日（1903年3月14日），奕劻上奏“试办大清户部银行推行银币”。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于1905年8月在北京成立。1906年，户部更名为度支部。1908年2月，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到1911年，大清银行在全国各省省会和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35处，成为清末规模最大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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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大清银行为官商合办的股份制银行，股本总额1000万两白银，官商各占半数。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清政府中央银行的大清银行，除上海分行外，分支机构绝大部分已经停业。为了保全商本，以大清银行秘书长项藻馨为主的大清银行股东，于1911年11月5日成立了股东联合会，并于11月14日发布公告，公告的主要内容为：接各处分行报告，军政府有误认大清银行全系官股，取去现洋庄折等要件，甚至将行员拘留，账款紊乱，事机万急；要求股东于11月18日到汉口路开会商讨对策。参加股东会一系列活动的主要是大清银行浙江籍股东及部分高级负责人。1911年12月4日，股东联合会改名为“商股联合会”。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经时任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廷芳提名，出任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此时，迅速建立新政府的中央银行，是非常紧迫的事情。大清银行本来就是清政府的国家银行，实力雄厚，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央银行是再合适不过了，正如陈锦涛在致临时参议院咨文中所说“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既可以增长民国之实力，又可因其资金为通融，实为民国国家与银行股东两得兼利之道。”于是陈锦涛常驻上海，于汉口路大清银行楼上专门筹划此事。陈锦涛开始借助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力量，着手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建立政府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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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

经过大清银行南北方商股的充分酝酿筹划，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于1912年1月初正式上书孙中山，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一面停止大清银行贸易，实行清理。其原有之官股500万两，即行消灭，备抵此次战事地点各行所受损失及一切滥账；一面组织中国银行，以大清银行房屋生财等项，统归接收应用。股东等原有之大清银行股份500万两，仍承认为中国银行股份，照票面价额，换给股票作为旧股，另再加招商股500万两。”报告还对大清银行如何改为中国银行的具体办法提出了意见：“一方面另设大清银行清理机关，附属于中国银行内，另置簿据，划分界限；另一方面自财政部批准之日起，作为筹备期间，由财政总长委任正副监督会同大清银行股东代表筹办一切。”
孙中山见到报告后，立即面示陈锦涛：“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自宜分别准予继续。所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添招商股500万两，认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由部筹款，以雄财力，并请派正副监督，先行开办，克期成立。凡新旧营业账款，请分电各省都督力加保护，并将该行原有房屋、器具、簿据等项先行发还各节，大致尚属妥协，著即准行。”
陈锦涛立即以财政部名义，于1912年1月24日将上述指示书面批复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同时委任吴鼎昌、薛颂瀛为正副监督。1912年1月28日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召开股东大会，传达了批示。大会决定由股东会职员组成中国银行临时理监事会，负责与正副监督筹订章程，并管理全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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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历程

发展年表
1912年 中华民国顺势成立，中国银行应运而生
1912年—1928年 中国银行成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
1916年 抗拒袁世凯政府停兑令，全力维护中行信用
1916年－1923年 中行历近十年之久，全面整理京钞问题
1917年 则例之争——官商争夺中行领导权的斗争
1927年 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汉口中行损失惨重
1928年 中行重要转折点——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
1930年－1937年 兴建外滩中行大厦，抗衡上海外资银行
1932年 发起成立中国征信所，开创中国征信事业
1929年－1936年 中行开设海外机构，拓展我国外汇业务
1929年－1936年 扩大贷款规模，转变贷款结构，支持国内生产发展
1931年 组建中国保险公司，推动保险业务发展
1932年 平息公债风潮，推动整理公债
1933年－1935年 世界银市剧烈动荡，中行力阻白银外流
1932年－1933年 中国银行力主废两改元，积极参与币制改革工作
1935年 国民政府垄断金融，强迫中行再次改组
1939年 南京政府成立四联总处，调整四行分工
1938年－1942年 加强钞券调运，供应抗战需要
1939年－1941年 平衡上海汇市，全力维持汇价
1939年－1943年 坚持进行货币斗争，抵制日伪金融侵略
1939年－1945年 努力争取侨汇，积极支持抗战
1946年－1949年 “粒米百元”——恶性通货膨胀给中行带来严重影响
1947年－1948年 南京政府勒令外汇移存，中行迫于压力抵制未果
1949年 各地职工迎接解放，中行被顺利接管
1949年－1952年 承担外汇经营管理工作，成为我国外汇专业银行
1949年－1950年 积极稳定金融物价，促进国民经济恢复
1950年－1952年 反封锁、反禁运、反冻结，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1964年－1976年 加强外汇资金运用，支持远洋运输船队建设
1968年－1976年 试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实现出口收汇保值
1973年 加强调研工作，按时完成陈云同志布置的十个调研专题
1978年 顺应改革开放需要，开创中国信用卡先河
1979年－1980年 中国银行进行体制改革，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成立
1979年－1989年 加强外汇管理，发行外汇兑换券
1979年 解决中美冻结资产问题，促进中美金融合作发展
1979年－1992年 加大外资利用，发行国际债券
1979年－1980年 恢复国际金融组织合法席位，支持国内经济文化建设
1987年－1992年 取得港币澳门币发行权，利于港澳经济繁荣稳定
1994年 中国银行改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奥运存折2004年 中国银行稳步推进股改工作，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004年－2008年 百年奥运，百年中行——北京奥运会唯一银行合作伙伴
2006年 中行实现精彩上市，开启百年历程新篇章
2009（第六届）中国25家最受尊敬上市公司全明星榜
新出炉的“2009中国25家最受尊敬上市公司全明星榜”，更好地体现了今天的中国上市公司所面临的竞争环境。这次调查共涉及17个行业，457 家候选公司。中银行凭借良好的信誉度入选明星榜。
2010年 在《巴菲特杂志》、《世界经济学人周刊》和世界企业竞争力实验室联合举办“巴菲特杂志年度金融大奖”评选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围“2010年（第七届）中国25家最具投资价值上市公司”，位列第7位。
历史沿革
中国银行于1912年1月24日由孙中山总统下令批准成立。1912年2月5日正式开业。其由1905年清政府成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起改称大清银行(Ta Ching Goverment Bank)，负责整顿币制、发行货币、整理国库，行使中央银行权利)改组而来。故中国银行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
民国政府时期（1912-1949）
中国银行自民国时期早年成立后一直担负中央银行职责直至1928年，此时国民政府另外设立中央银行，并修订中国银行条例和章程，“经国民政府之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当时总行亦从北京(时称为北平)迁往上海办公。
此时的中国银行是官商合办的股份制银行。早期的中国银行在限制北洋军政府开支，抵制袁世凯停兑令，支持民族经济发展，组织爱国华侨支援国内抗战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
1935年4月间，国民政府再次修订中国银行条例，导致中国银行的实际控制权事实落入四大家族中，成了官僚资本主义聚敛财富的工具。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中国银行。原总管理处随民国政府迁往台湾，至1960年在台重新开业。在台机构部门于1971年改名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2006年8月间和台湾交通银行(Chiao Tung Bank)合并为兆丰国际商业银行(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留置大陆地区的各分支机构部门收归国有，继续以中国银行行名营业存续。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0-1978）
1950年4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划归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
1953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中国银行条例》，明确中国银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许的外汇专业银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银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一个职能部门，利用信贷、结算、汇率等多种手段促进对外贸易事业发展，使国家外汇收入不断增加；积极参加反对美国政府冻结美元资产的斗争，抵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支持交通部门逐步建立远洋船队，支持企业通过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来增加产量和质量；认真履行国家外汇专业银行的职责，加强外汇管理发展与国际金融界的交往。
改革开放时期（1979-20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的各项业务得到了长足发展，跨入了世界大型银行的前列。
1979年3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同时行使国家外汇管理总局职能，直属国务院领导。中国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两块牌子，内部一套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改为中国银行总行，负责统一经营和集中管理全国外汇
中国银行奥运纪念币业务。
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随后中国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分设，各行其职，中国银行统一经营国家外汇的职责不变。至此，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之下的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中国银行的身份发生根本性变化，由原中国人民银行一个分支部门、国家金融管理机关，转为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
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外汇由外汇管理局经营，中国银行由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各外汇业务银行在外汇业务经营方面享有平等地位，中国银行正式结束了国家外汇专业管理，不再在外汇业务享有垄断地位。中国银行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与其它三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一道成为国家金融业的支柱。
股份制改革（2003-2004）
中国银行于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银行之一。围绕"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目标，中国银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整合管理流程和业务流程，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加快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稳步推进股份制改造工作。
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银行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启动了新的航程。
中国银行成为了国内首家H股和A股全流通发行上市的公司。作为国内A股市场IPO最大、市值最大、流通股份最多的上市公司，中行上市没有分拆任何资产，而是采取了整体上市方式，为国有银行改制试点创造了一个成功范例。整体上市不留存续公司，有利于建立和巩固良好的治理机制，实现中国银行品牌的统一经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这既符合中行适应金融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也符合自身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股权投资多元化的需要，更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业务发展
中国银行主营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公司金融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公司金融业务基于银行的核心信贷产品，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创新的金融服务。个人金融业务主要针对个人客户的金融需求，提供基于银行卡之上的系统服务。金融市场业务主要是为全球其他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提供国际汇兑、资金清算、同业拆借和托管等全面服务。
中国银行全资附属投资银行机构——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银国际”）是中国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运行平台。中银国际在中国内地、香港及纽约、伦敦、新加坡设有分支机构，拥有高水准的专业人才队伍、强大的机构销售和零售网络。中银国际全球性的管理运作，可为海内外客户提供包括企业融资、收购兼并、财务顾问、定息收益、证券销售、投资研究、直接投资、资产管理等在内的全方位投资银行服务。
中国银行通过全资子公司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和联营公司经营保险业务。其中，在香港拥有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及其六家分公司、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东亮保险专业有限公司和堡宜投资有限公司，在内地拥有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澳门地区有联丰亨保险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7月的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在香港保险市场经营一般保险业务，业务品种齐全繁多，业务量多年位居当地同业前列。
中国银行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商业银行。1929年，中国银行在伦敦设立了中国金融业第一家海外分行。此后，中国银行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相继开设分支机构。目前，中国银行拥有遍布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其中境内机构超过10，000家，境外机构600多家。1994年和1995年，中国银行先后成为香港、澳门的发钞银行。 程大稳拍摄于2009年，中国银行总部大厦中国银行所属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香港）”或“中银香港”），于2001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持牌银行。中国银行（香港）合并了原中银集团香港十二行中十家银行的业务，并同时持有香港注册的南洋商业银行、集友银行和中银信用卡（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份权益，使之成为中银香港的附属机构。中银香港是香港地区三家发钞银行之一，也是香港银行公会轮任主席银行之一。重组后的中银香港于2002年7月在香港挂牌上市。
作为中国金融行业的百年品牌，中国银行在稳健经营的同时，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创造了国内银行业的许多第一，在国际结算、外汇资金和贸易融资等领域得到业界和客户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在近百年辉煌的发展历史中，中国银行在中国金融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银行于1912年由孙中山先生批准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7年间，中国银行先后是当时的国家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和外贸专业银行。中国银行以诚信为本，以振兴民族金融业为己任，在艰难和战乱的环境中拓展市场，稳健经营，锐意改革，表现出了顽强的创业精神，银行业务和经营业绩长期处于同业领先地位，并将分支机构一直拓展到海外，在中国近现代银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9年，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94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银行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与其它三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一道成为国家金融业的支柱。
2003年，中国银行被国务院确定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银行之一。围绕“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目标，中国银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整合管理流程和业务流程，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加快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稳步推进股份制改造工作。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银行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启动了新的航程。
2006年6月1日、7月5日，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A+H发行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按截至2006年12月31日的市值计算，中国银行为全球第五大银行。
2004年7月14日，中国银行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北京奥运会唯一的银行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将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宣传和普及奥运精神，促进本次体育盛会圆满成功，提升中国银行的品牌形象。
中国银行多年来的信誉和业绩，得到了银行同业、国内外客户和权威媒体的广泛认可。目前，中国银行曾先后8次被《欧洲货币》评选为“中国最佳银行”和“中国最佳国内银行”，连续18年入选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多次被《财资》评为“中国最佳国内银行”，被美国《环球金融》杂志评为“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及“中国最佳外汇银行”，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中国地区产品服务10强企业”，被《亚洲风险》杂志评为2006年度“中国最佳银行”。2008年12月30日，世界权威的品牌价值研究机构——世界品牌价值实验室举办的“2008世界品牌价值实验室年度大奖”评选活动中，中国银行凭借良好的品牌印象和品牌活力，荣登“中国最具竞争力品牌”大奖，赢得广大消费者普遍赞誉，为中国品牌群体性的崛起奏响华彩乐章。在美国知名财经杂志《财富》与世界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Hay（合益）集团合作评选的25家“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中，中国银行榜上有名。在A+H资本市场整体上市后，中国银行荣获《投资者关系》“最佳IPO投资者关系奖”等多个重要奖项。2009年中国银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列第十一位。
在近百年岁月里，中国银行以其稳健的经营、雄厚的实力、成熟的产品和丰富的经验，深得广大客户信赖，并与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中国银行将秉承“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强化公司治理，追求卓越效益，创建国际一流大银行”的宗旨，依托其雄厚的实力、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成熟的产品和丰富的经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银行服务，与广大客户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海外发展
中国银行以诚信为本，以振兴民族金融业为己任，在艰难和战乱的环境中拓展市场，稳健经营，锐意改革，表现出了顽强的创业精神，银行业务和经营业绩长期处于同业领先地位，并将分支机构一直拓展到海外，在中国近现代银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由于历史和业务发展的原因，中国银行是目前国内银行中最国际化的商业银行，先后分别在中国香港（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融资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集友银行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英国保诚信托有限公司、中银信用卡（国际）有限公司 、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 ）、中国澳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新加坡（新加坡分行、大坡支行、小坡支行、加东支行、中区支行、唐城支行、中银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日本（东京分行、大阪分行、横滨分行、大手町办事处）、澳大利亚（悉尼分行、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中国城分行、墨尔本分行 、巴拉玛打分行、好事围分行、珀斯分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中国银行 ）、哈萨克斯坦（哈萨克中国银行、亚联分行）、韩国（首尔分行、安山分行 、大邱分行、九老分行）、泰国（曼谷分行）、越南（胡志明市分行）、菲律宾（马尼拉分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分行、泗水分行）、巴林（巴林代表处）、英国（伦敦分行、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 、伦敦中国城分行、曼彻斯特分行 、格拉斯哥分行 、中银国际（英国）有限公司 ）、瑞士（中国银行(瑞士)有限公司）、卢森堡（卢森堡分行、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 ）、荷兰 （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鹿特丹分行 ）、法国（巴黎分行、十三区分行）、德国（法兰克福分行、汉堡分行、杜塞尔多夫分行）、意大利（米兰分行）、俄罗斯（俄罗斯中国银行）、匈牙利 （匈牙利中国银行 ）、美国（纽约分行、纽约华埠分行 、洛杉矶分行）、英国开曼群岛（开曼分行）、巴拿马（巴拿马分行）、加拿大（中国银行（加拿大）有限公司、多伦多中区分行、多伦多士嘉堡分行 、多伦多万锦分行、温哥华分行 ）、巴西（中国银行（巴西）有限公司、圣保罗代表处 ）、赞比亚（赞比亚中国银行）、南非（ 约翰内斯堡分行）、比利时（布鲁塞尔分行）和柬埔寨（金边分行）等3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分支机构。
1929年，中国银行在伦敦设立中国金融业第一家海外分行。此后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相继开设分支机构，目前拥有遍布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其中境内机构共计11,307个，境外机构共计603个。1994年和1995年，中国银行先后成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发钞银行。中国银行在国内同业中率先引进国际管理技术人才和经营理念，不断向国际化一流大银行的目标迈进。
1950年1月，周恩来总理向我国驻港机构发布保护国家资产，听候接管的命令。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率先起义，宣布接受北京总管理处的领导，不久，伦敦、新加坡、雅加达、吉隆坡、卡拉奇、孟买、加尔各答、仰光等分支机构纷纷宣布接受国内总管理处的领导，为新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海外资产。
自1994年，中国银行凭借悠久的历史、广泛的海外网络、出众的实力和国际金融、外汇业务优势，盈利总额在国内银行中一直居于首列。许多权威的国际金融杂志一致认为，中国银行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中员工数量最少，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最强的银行，人均利润、人均资本合人均资产各项指标均居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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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荣誉

中国银行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领域，旗下有中银香港、中银国际、中银保险等控股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为个人和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和优质的金融服务。按核心资本计算，2005年中国银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列第十八位。
中国银行主营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公司、个人金融、资金业务和金融机构业务等业务。公司业务以信贷产品为基础，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创新的金融服务和融资、财务解决方案。个人金融业务主要针对个人客户的金融需求，提供包括储蓄存款、消费信贷和银行卡在内的服务。资金业务包括本外币保值、资金管理、债务保值、境内外融资等资金运营和管理服务。而金融机构业务则是为全球其他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提供诸如资金清算、同业拆借和托管等全面服务。作为中国金融行业的百年品牌，中国银行在注重稳健经营的同时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创造了国内银行业的许多第一，在国际结算、外汇资金和贸易融资等领域得到业界和客户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中国银行多年来的信誉和业绩，得到了来自业界、客户和权威媒体的广泛认可。曾先后8次被《欧洲货币》评选为“中国最佳银行”和“中国最佳国内银行”；连续16年进入《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同时，被《财资》评为“中国最佳国内银行”；被美国《环球金融》杂志评为“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及“中国最佳外汇银行”；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中国地区产品服务十强企业”；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后，先后荣获《投资者关系》“最佳IPO投资者关系奖”和《亚洲金融》“最佳交易、最佳私有化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中国银行荣获2009年”中国最佳私人银行”
中国银行获2008年度“最佳融资银行”奖
中国银行荣获“2008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示范单位”全部名单
“2008年度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十佳商业银行之“最佳财富管理品牌奖”
2008年财资“2008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
2009年中国银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列第十一位。
2010年8月2日，由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中心、北京融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组织的“2010年全球契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典范报告奖”评选结果在上海世博园联合国馆正式揭晓，中国银行200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被评为“2010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典范报告”。中国银行被巴菲特杂志、世界企业竞争力实验室、世界经济学人周刊联合评为2010年（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100强，排名第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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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标识

中国银行行标于1986年经中国银行总行批准正式使用。 行标从总体上看是古钱形状代表银行；“中”字代表中国；外圆表明中国银行是面向全球的国际性大银行。 中国银行标识LOGO中文行名：中国银行中文行名字体由郭沫若先生题写，标识由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设计。

3. 国际金融机构体系的发展历程

为适应抄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先后曾出现各种进行国际金融业务的政府间国际金融机构。其发端可以追溯到1930年5月在瑞士巴塞尔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并响应地建立了几个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作为实施这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组织机构。1957年到70年代，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地区的国家为发展本地区经济的需要，通过互助合作方式，先后建立起区域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如泛美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
1.起源：1930年5月国际清算银行BIS成立。
2.发展：二战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泛美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先后成立。
3.作用：在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事件中协调各国的行动；提供短期资金缓解国际收支逆差稳定汇率；提供长期资金促进各国经济发展。

4. 中国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国际化 中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下）

编者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改革与创新。金文撰写的《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国际化》一文，从历史的角度，全面阐述了金融业的起源发展，以及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国际化的大趋势之下，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读后引人深思。人民网天津视窗将持续报道该文章。以下为在《新金融观察》第三十八期上刊载的“二十二、中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下）”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集中、统一、单一的金融体系，中国人民银行集管理职能与运营责任于一身，负责货币管理和信贷运营。除此之外，没有信贷市场、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也没有建立人民币价格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货币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发挥金融现代经济核心作用，支持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支持金融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实施分业监管，积极发展信贷市场、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业发展和金融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得到持续发展。

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建设

新中国高度重视货币体系建设。统一发行人民币，迅速完成币制改革，确立人民币作为独立的统一的国家货币地位；合理确定本币价格及其利率水平，合理确定外汇价格及其汇率水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逐步开发人民币的货币职能；根据国家发展和国际分工需要，积极发挥人民币的重要作用，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维护国家和平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民币发行及币制改革。人民币（RMB）是中国法定货币，为纸币本位制货币，没有法定的含金量，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中国人民银行是人民币主管机关。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主币共有12种面额，包括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和50000元。人民币取代国民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以及外国银行发行的各种外国货币，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币制混乱历史，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和恢复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尚未根除，战后物质极度匮乏，导致物价节节上涨，第一套人民币沿用了面额巨大的主币币值设计。1955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初步胜利，物价趋于稳定，财经状况好转，当年3月1日开始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并根据经济发展要求进行货币改革。主币改为1元、2元、3元、5元和10元共5种面额，以1元兑10000元的比价，发行新币并回收旧币，5月15日停止流通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及同时实施的币制改革，奠定了新中国独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基础，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4月20日发行第三套人民币，1987年4月27日发行第四套人民币，1999年10月1日发行第五套人民币，建立了中国独立统一的人民币货币体系。

人民币汇率制度发展。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人民币汇率制度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到1955年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在统一发行人民币的基础上，于1949年1月18日在天津首次公布人民币汇率，建立了以本币和利率为基础的外汇和汇率体系。人民币是纸币本位货币，与当时美元世界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没有直接联系，因此不能按照货币的黄金平价确定人民币价值及其汇率，只能采用物价对比法换算人民币的汇率。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货膨胀严重，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由1949年1月18日的80元（第一套人民币），调至1950年3月13日的42000元（第一套人民币），再调至1952年12月的26170元（第一套人民币）。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数量很少，对外贸易主体是私营企业。第二阶段，1955年到1972年的固定汇率制度。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外贸易主体改为国营企业，主要产品和贸易价格纳入国家计划，国家参照各国本币的汇率，确定人民币汇率，并使之与物价脱钩。1956年和1972年两个时点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分别为2.46元(币制改革后的新币，下同)和2.24元。第三阶段，1973年至1980年的一揽子货币加权平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又发生了严重的国际石油危机，很多国家将固定汇率制改为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频繁调整，并改用一揽子货币加权平均的汇价，作为人民币汇价调整变动的依据。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由1973年的1.98元变为1980年的1.49元。自新中国成立起至1980年，中国主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内高度集权，对外高度封闭，国际贸易总量很小，国家外汇储备很少，适时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不断调整人民币汇率，促进了国民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后至1996年之前，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几次改革。第一阶段，1980年到1984年的双重汇率制度。1979年，中国推行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对外贸易由计划管理改为市场竞争，同时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度，作为以市场手段管理外汇的制度试验。国家除规定官方外汇牌价之外，还规定出口结汇和进口用汇指标，以多结汇和少用汇的指标余额，适用于市场外汇价，官方外汇牌价和市场外汇价兑美元的汇率，分别为1.50元和2.80元。第二阶段，1985年到1990年重新恢复单一汇率制。推行人民币双重汇率制度，对内加重了部分外贸企业政策性亏损，对外造成了国际上的指责和非议。1985年1月，国家取消双重汇率制度，重新恢复单一汇率制，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定为2.80元。但此前实行的双重汇率制度已经打开了市场外汇价的人民币价格的汇率市场发现机制，重新恢复的单一汇率制不仅未能消除已经形成的市场外汇价，反而加剧了官方外汇牌价与市场外汇价的市差和价差，形成了新的双重汇率制度。第三阶段，1991年到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制度。1991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浮动制度，国家参照国际外汇市场情况，对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地调整。1994年推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国家将官方外汇牌价和市场外汇价兑1美元的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元和8.70元，统一定为1994年1月1日的8.70元，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直至2004年年底，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稳定在8.30元左右。

人民币经常账户项目可兑换。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后，国家进一步深化外汇制度改革，1996年4月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旨在消除经常账户非贸易非经营性交易的汇兑限制，不再限制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不再实行歧视性货币安排和多重汇率制度，当年12月1日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项目的可兑换。主要的政策制度措施是：消除因私用汇的汇兑限制，扩大供汇范围，提高供汇标准，允许中国居民境内的合法资产收益以及驻华机构和来华人员的合法人民币收入换成外汇汇出；废除企业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制度，由银行结汇售汇，取消境内的外币计价结算，废除外汇券，禁止外币在境内流通；外商投资企业经常性用汇纳入银行结汇售汇体系，可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允许在华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办理结套汇等业务，取消经常项目汇兑限制；取消外汇收支指令性计划，建立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国家对外汇和国际收支进行宏观调控，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提高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继续调整完善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政策，包括降低出口产品退税平均税率，支持企业在国外投资；国际金融机构可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跨国公司可以集中操作外汇资源；提高个人出国（境）换汇限额，移民和非居民的国内资产可以兑换外汇出境；放宽外汇账户开户和外汇账户限额管理，推行经常账户项目可兑换便利化等。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施人民币汇率改革。第一，建立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根据中国贸易顺差程度和企业国际贸易适应能力，确定人民币汇率升值2%，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为8.11元，同时调高境内商业银行美元、港币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价格，人民币兑美元的交易价格在中间价的千分之三内浮动，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交易价格在中间价的一定幅度内浮动。第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参照国际外汇市场主要货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降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中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建立人民币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增强汇率等经济杠杆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理顺外汇供求关系，健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为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政策支持。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开始至2011年4月29日，经历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由8.30元降到了6.49元，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累计升值率超过25%；中国的外汇储备由8189亿美元增加到30446亿美元。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制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以人民币报关并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出口贸易结算业务，包括进出口信用证、托收和汇款等结算方式。2009年7月先在上海等五个城市试点，2010年6月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试点，试点地区进出口量占全国进出口总量的90%。试点地区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2010年为5063亿元，2011年1季度达到3603亿元。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制度，增加了国际结算的货币币种选择，降低外汇汇率风险，减少国际贸易交易成本，适应居民和非居民以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实际需求；以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使之形成了以交易为基础的价格，增加了人民币价格市场形成机制的参照标准，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和完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开放，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

5. 中国第一家证券机构成立于何时当时成立的背景

第一家证券公司是深圳特区证券公司，现更名巨田证券

6.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

一，国际经济的失衡
黄晓龙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
徐明祺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 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 :20 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 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 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 亿美元 。在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 多天内,外资撤走100 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 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 世纪80 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 万亿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 %。2006 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 43 万亿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长约6 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 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 ,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 。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 FDI) 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7. 当前国际金融经济背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态度，充当的角色之前采取的措施等）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提要：
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
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 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银行业 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 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保险业 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 (三)证券市场 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二)对保险业的影响 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 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 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 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 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 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 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 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 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 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 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

8. 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热兴起的背景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热

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股日趋高涨的“金融中心热”。由于各个主要城市都意识到金融中心建设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争当金 融中心便成为这些城市经济发展中追求的重要目标。据统计，国内提出建设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城市已有20多个，特别是一些大城市更发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 强烈呼声。在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中，又以上海、北京、深圳、天津等城市更为引人注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早已成为国家战略；北京市委市政府2008 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也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目标；按照广东省和深圳市官方的口径，深圳 将要建设的金融中心被定位为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即华南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2003年以后天津则明确提出要“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特别是在 2008年3月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给予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特权后，天津追求成为北方金融中 心的热情更为高涨。那么，如何看待这股金融中心热？金融中心是否具有排他性？中国是否需要建设多个金融中心？本文拟对此谈些粗浅看法。

中国金融中心热的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我国之所以会兴起一股有关金融中心的热潮，尽管具体原因很多，各个城市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考虑，但总体上考察，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建设金融中心可以提升一个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对于该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一个城市要想在国内外获 得较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不仅需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需要拥有发达的金融业、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伦敦、纽约、东京、苏黎世、法兰克福、巴黎、新加 坡、香港等城市之所以世界闻名，之所以在世界金融市场运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城市都是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所在地。 特别是在当今经济金融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能否在世界经济金融运转中充当更重要的角色，就要看其能否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例，这两个城市都是弹丸之地，它们之所以世界闻名，并不在于其拥有多么强大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而在于它们都是著名的亚洲地区的国际金 融中心。从我国国内的情况看，上海、北京和深圳之所以在我国经济发展以及金融运行中具有重要地位，主要原因之一也正在于其集中有较为雄厚的金融资源，特别 是上海还拥有国内的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金融市场，从而事实上具有中国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因为能否成为金融中心直接关系着一个城市的 地位和知名度，所以我国的一些经济中心城市兴起金融中心热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建设金融中心是一个城市经济实力强大的标志。按照经济决定金融的一般原理，一个城市的金融状况、金融地位是由其经济状况和经济地位决定的。伦敦、纽 约等国际金融中心产生发展的历史表明，正是由于这些城市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才逐渐自然演变成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可以说，一个城市金融中心 地位的获得实际上是其经济实力的展示和体现。凡是有胆略提出建设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城市，都意味着其自信具有与对应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经济实力。

第三，建设金融中心可以促进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按照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虽然一个城市能否成为金融中心，从 根本上说是由其经济实力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城市能够通过政府的推动而建设成为国际的或者国内的金融中心，又会反过来极大地促进金融中心所在地经 济的发展。因为，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就是金融资源聚集的过程，这必然会给金融中心所在地带来规模巨大的资金流入，从而有力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本课题组 曾经对上海、北京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弹性为1.66，即金融 发展每提高1%会引起经济增长提高1.66%，同时上期金融发展1%会引起本期经济增长1.31%；上海地区金融发展1%会引起经济增长6.579%，而 上期金融发展1%则会引起本期经济增长0.35%。此外，在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伴随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聚集，还会提升一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增加 当地的就业和税收，也会带来大量相关人才的引进。正是由于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给所在城市带来无穷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因此，国内诸多城市相继发出建 设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呼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竞争的根本，就在于对国际金融领导权的掌握，在于对全球资本控制权、支配权的争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不仅能提高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还能有力地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包括亚洲在内的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毫无例外地努力争取把本国、本地区的某一大城市培育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就当下中国大陆地区正在角逐金融中心的诸多大城市来看，综合条件最好的当推上海，现已被视为最有希望竞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上海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丰厚的金融历史文化沉淀。从现时的情况来看，今日之上海已形成了包括证券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与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在内的层次比较齐全的金融体系，已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云集，金融交易量最大且运作最规范的地区。
多年来，上海重点围绕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上下求索，着力建设，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与一些已建成的全球性甚至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无论在硬环境还是软环境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作为一项发展战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成为上海金融业乃至整个城市发展的最高理想，但要圆梦这一理想却还要走很漫长的路。
立足于未来全球金融竞争的战略考虑，中国在维护和增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还有必要合力将上海再打造成一个高层次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除香港以外，在中国的大地上倘若还能有一个世界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崛起，将对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和金融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再有一个像伦敦、纽约那样的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就能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平台，更好地满足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发展需要，并能大大提高中国对国际商品和金融产品的话语权、定价权，因而有助于中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
近年来，随着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的城市不断增加，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笔者认为，面对来自国外大城市的挑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确保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应当是中国优先考虑的问题，将之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应对国外大城市竞争压力的有效战略选择。倘若多个城市一哄而起，齐头并进，各搞各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会使有限的资源稀释和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而且还会削弱国内城市与周边邻近国家在角逐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竞争能力。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的趋势是集中，金融中心的建设具有排他性。凡有一定金融知识的人都会明白，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建立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的，即使美日英等经济强国，尽管金融机构数量多，金融总量大，也只有一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数不少，但也只有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新加坡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十几个公认的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中国虽已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只是人均GDP排名在100位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种类偏少，机构数量、金融总量仍然偏小，各类金融机构分工和协作尚不完善，金融市场环境也待改进。特别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已回归，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须维护，同时中央政府又已决定在上海重塑国际金融中心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中国大陆再打造一个或两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呢？
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种政府行为，离不开政府的合理规划、认可和支持。国外的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初期的政府“自由放任”的做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已逐渐被摈弃。当今世界的几个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无一不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民间的金融资本力量还很弱，政府的大力支持因而更显重要。政府的有关部门有必要成立面向全国的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就如何学习和借鉴国外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经验以及如何发挥举国一体资源聚合的力量，打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以便为政府有关部门科学规划和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出谋划策。
既然全国有多个大城市都在筹划建立国内区域性或全国性甚至国际性金融中心，政府的有关部门就不宜久拖不定，而应当及早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步骤措施。这样，既可以科学合理规划国内构建金融中心的布局，又有助于推动这一工作的进展。

9. 金融中介机构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从金融活动的角度来出发，金融中源介是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之一，在间接融资领域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在直接融资领域为筹资者和投资者牵线搭桥。这一层面的联系说明两者间的发展会相互促进，金融机构的成长壮大有利推进金融市场提高效率，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会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动力。
从金融体系的角度出发，它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共同构成。经济实体要在自有资本之外融资，不是直接找金融市场，就是找金融机构，它们是金融体系的两个互补部分。从这一层面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并非意味着金融中介的高度扩张壮大。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二者中往往其一居主导地位。因而假如用规模和地位来衡量二者的发展，它们的联系通常是反方向的。然而，用提高金融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来衡量二者的发展更有意义，此时它们的联系是正方向的，即在以高效资源配置为目标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