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干部职工违规寻租调研报告

⑴ 最近的热点新闻 话题 争论……越多越好，有追加分！！！！

1.西南旱灾
2.发现曹操墓
3.王家岭矿难
4.玉树地震
5.核安全峰会
6.萨马兰奇4月21日去世
7.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专机遇难
8.“地球壹小时”活动
9.美国通过医改法案
10.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
11.孙中山先生逝世85周年
12.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
13.澳门回归10周年
14.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由“孙家栋”和“谷超豪”获得
15.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3亿元，比08年增长8.7%
16.新世纪第七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17.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
18.奥巴马无视中方多次严正交涉，执意会见达赖
19.丰田召回门
20.海地7.3级地震....智利8.8级地震
21.09年中国60华诞
22.感动中国人物
23.“低碳”概念
24.校园安全事件
25.世界杯....章鱼哥
26.打工皇帝--唐俊文凭造假门
27.墨西哥湾漏油
28.

............ 还有很多..在配粤教版的《历史与社会 思想品德专题精析》（热点透视） 中有很多......还有一些问题与解答....
(*^__^*) 嘻嘻……那是为中考生准备的，你看看也可以....

注：我打这么多字很辛苦的，其他人可别来复制.........

⑵ 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案例，简短点的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

在郑筱萸高达649万元的受贿簿上，最多的一笔来自浙江某集团公司：1997年至2006年，郑筱萸通过其妻刘耐雪、其子郑海榕，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李某某以顾问费、股份收益等名义给予的财物共计292万余元。

9年间，从每月2000元的顾问费，到一笔免去近200万元住房首付款，随着郑筱萸的权力扩展，其与家人的受贿行情“水涨船高”。

早在1997年6月，该集团就开始“聘请”刘耐雪为顾问，月薪2000元。期间，适逢集团的中层干部投资成立针头车间，刘耐雪只凭一张“借款5．2万元”的借条，以儿子郑海榕的名义入了股，每月分红2800元。对此，郑筱萸心知肚明，称之为“干股”。

和母亲一样，其子郑海榕也很会利用父亲的权力“赚大钱”：

2002年，他大方地收下了李某某赠送的一辆奥迪车，后将该车卖得18．5万元“揣入腰包”；此后，他在上海购房，又收下了李某某赠送的首付款17万元；2003年5月，李某某把下属公司5％的股份送给他，2004年底就有了25万元分红；2005年底，他要买上海该集团公司的房，李某某一下免去首付款199．25万元……

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郑筱萸的权力，却成了他与家人共同获利的“摇钱树”。

药商投之以桃，郑筱萸报之以李。

2002年2月，全国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郑筱萸房间来了个不速之客——李某某。他想替下属企业申办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和一次性使用输液器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希望郑局长“帮帮忙”。

郑筱萸当即安排其秘书，带李某某去找时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的郝和平。就这样，李某某企业的注册材料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出奇地快。1999年到2003年，该集团下属公司申报的24种药品的注册，靠着郑筱萸这棵“大树”，一路绿灯。

郑海榕有一张招商银行信用卡，2000年至2006年，每月都会收到广东某公司打来的1万元钱，共计70余万元。而他却没在这个企业工作过一天。这位负责人还以为郑筱萸家“报销”装修费为名，送给郑海榕25万元。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广东这家公司负责人证实，1999年，公司需进口化学药品原料“盐酸纳洛酮”，找郑筱萸帮忙后顺利进口；2000年，公司向国家药监局申请成为药品零售跨省连锁试点企业，通过郑筱萸向相关部门打招呼，最终获批；2003年，公司药品物流配送中心申办《药品经营许可证》，也在郑筱萸的帮忙下顺利通过……

2000年夏，浙江一制药公司负责人得知国家鼓励生产某种新药，便找到了郑筱萸。7月18日，郑筱萸对该公司直接送来的申报项目报告作出批示。不到一周，药监司就“飞速”地发文同意。为此，这家药厂的负责人特意将郑海榕约到香港，送给他一张100万元港币的现金支票。

当检察官讯问郑筱萸：“如果郑海榕不是你儿子，他们会送他100万元港币吗？”郑筱萸回答：“我想不会。因为他们是冲着我手中的权力送钱的。”

家人站台前，郑筱萸居幕后，联手上演了一幕幕“前门办事，后门收钱”的好戏。随着私欲的膨胀，特别是独揽了药品注册大权后，郑筱萸更加无所顾忌，赤膊上阵，从幕后跳到台前亲自受贿。

2001年至2005年逢年过节，海南某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某都会到北京给郑筱萸“上供”，少则5000元，多则上万。郑筱萸前后笑纳了11万余元。该公司申报药品注册时，郑筱萸亲自给注册司和审评中心打电话催办。

企业送钱，真的都是朋友之谊？

这一点，药商们很清楚。某药商就承认：“之所以聘请刘耐雪为顾问，给郑海榕款物，主要因为他们是郑筱萸的亲属。公司希望在业务上得到郑的关照和帮助。”

这一点，郑筱萸也十分清楚：“送钱的人都是药企的老板，都是发生在1998年我任国家药监局局长以后……都是冲着我的权力来的。”

对金钱的贪欲，使郑筱萸一步一步走向堕落、走向毁灭。

药监局系列腐败案查处期间，郑筱萸先后4次转移其在办公室收受的美元、欧元、港币、人民币总计达340余万元；转移的珠宝和贵重手饰、书画等经鉴定达100余万元。

错位·首任“掌门”玩忽职守

1998年——改写新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历史的一年。

这年3月，伴随机构改革，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司等合并组成副部级机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医药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出任首任局长。

国家设立这一新机构的初衷，是按国外成功经验将药品收归一个行政部门统一监管，更好地保证13亿民众的用药安全。新机构的成立，也给了人民群众莫大的期待。

不幸的是，新机构首任“掌门”郑筱萸却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忽视了肩上的千钧重担——十几亿中国人的用药安全。

郑筱萸的目中无“责”，在2001年到2003年一项被他称为“浩大工程”的专项工作中暴露无遗。这一名为“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涉及许多种药品，直接影响全体中国人用药安全。

当时，由于历史原因，存在国家以及地方多种批准文号，监管难度也较大。修订后将于2001年12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取消地方标准。对于按地方标准生产的药品，经审查批准，可以上升为国家标准药品，即“地标升国标”；不符合的就必须淘汰。

无疑，对于新机构来说，这是一次加强监管的好机会。然而，“掌门”郑筱萸一错再错，让这项工作背离初衷，反而给造假者又提供了一次机会，给用药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如此重大的全局性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听取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没有局部试点，没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甚至没有经过局党组和局务会议集体讨论。2001年4月10日，郑筱萸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自己大笔一挥，签发187号文件，启动了换发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

由于换发文号工作量太大，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87号文件出台9个月后，郑筱萸又大笔一挥，签发了582号文件，从实质上降低了药品审核标准。

按照187号文件，“专项小组对上报材料进行汇总和复核”；而582号文件，则改为“企业申报时可以提供的有关材料可为复印件，由省级药监部门重点审核其原生产批件和原始档案，专项小组仅对上报的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并对原始档案进行抽查核对。”

一句“形式审核”，让国家药监局的法定审核职责流于形式。

专项工作小组有关人员说，药品地方文号本来就是由省药监局批的，国家药监局只有实质审核才能真正实现监管。让省药监局“自己审自己”，无疑大降监管力度。

在审核降低标准，仅进行形式审核和抽查的情况下，专项小组还是发现了一些不符合条件、不应换发的药品。这些药品的资料被工作人员放进红色夹子，称为“红夹”药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的有关文件规定，这些药品应该以假药论处或撤销批准文号。然而，郑筱萸没有经过局里集体讨论决定，擅自同意注册司的请示，让审批底线被再次突破。

按照这份请示，对这些“红夹”药品，仅以企业是否取得《药品生产管理质量规范》（GMP）认证证书为条件，换发批准文号；甚至对刚提出GMP申请和准备GMP改造的药品生产企业，也换发了批准文号。如此一来，1069种违规审批药品获得了“通行证”。

GMP认证，仅代表药品生产过程合格，难道还能代表药品有疗效吗？法庭上，郑筱萸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把违规的药品变成了合法的药品。

专项工作进行了两年。其间，郑筱萸在干什么？

据专项小组工作人员回忆，郑筱萸从未听取过专项小组的汇报，也未对专项小组进行过检查和指导。同一时期，正是郑“掌门”受贿敛财的高峰期。

黑洞·“带病”审批留下隐患

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本是提高人民用药安全的“民心工程”。因为郑筱萸的玩忽职守，变成了“带病”审批。

专项工作进行中，药品造假的举报不断，其中包括吉林某公司生产的注射药品。该药品被举报原始材料造假，一直未获得换发。2004年6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派人到当地调查，没有找到原始档案。调查组由此建议：缓发批准文号。

然而，郑筱萸亲自指示：注册司先给换发批准文号，再继续调查。

此后一个月，工作人员终于查清，该企业的确是通过造假方式取得的原始批件。虽然郑筱萸批示要处理此事，但当有关部门提出尽快处理的请示，却在他手里没了下文。

一年后，郑筱萸从“掌门”位置退休，这个造假获得的批准文号仍未被撤销。

资料来源；新华网

⑶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纪律审查，监察调查 是一种什么罪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纪律审查、监察调查，只是有严重违纪的嫌疑，需要进行调查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是公职人员违法犯罪后接受纪委和监察委的审查调查，是纪委和监察委的职能转变，体现了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第十一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一）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
（三）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
第十二条
各级监察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国有企业等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 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对派驻或者派出它的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十三条
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议，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置。
第三十六条
监察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程序开展工作，建立问题线索处置、调查、审理各部门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 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调查、处置工作全过程的监督管理，设立相应的工作部门履行线索管理、监督检查、督促办理、统计分析等管理协调职能。
第三十七条
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出处置意见，履行审批手续，进行分类办理。线索处置情况应当定期汇总、通报，定期检查、抽查。
第三十八条
需要采取初步核实方式处置问题线索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审批程序，成立核查组。初步核实工作结束后，核查组应当撰写初步核实情况报告，提出处理建议。承办部门应当提出分类处理意见。初步核实情况报告和分类处理意见报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批。
第三十九条
经过初步核实，对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监察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 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批准立案后，应当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确定调查方案，决定需要采取的调查措施。 立案调查决定应当向被调查人宣布，并通报相关组织。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应当通知被调查人家属，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第四十条
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
第四十五条
监察机关根据监督、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如下处置：
（一）对有职务违法行为但情节较轻的公职人员，按照管理权限，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
（二）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
（三）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按照管理权限对其直接作出问责决定，或者向有权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四）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五）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和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等提出监察建议。 监察机关经调查，对没有证据证明被调查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撤销案件，并通知被调查人所在单位。

⑷ 如何解决基层干部不作为 调研报告

权责不等无法作为。权责不等无法作为是指领导者拥有的权力与应有的责任不对等导致无法作为的现象。这种不作为现象主要存在于街道与乡镇一级组织的基层干部之中。乡镇是最末端的行政组织，街道是派出机构。这一层级组织存在较多的权责不一致、事务与财力不匹配现象。在行政实践中，一方面基层事务复杂繁琐；另一方面，县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往往将大量考核指标与任务挤压到乡镇与街道，它们承载着招商引资、城市管理、社会保障、民生服务、综合维稳、安全生产监管、食品安全等大量事务，往往形成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现象。但是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执法权却没有下放，依然隶属于县区职能部门。这样街道与乡镇拥有的行政执法权远远小于事权。因此，有很多事务，基层干部想去作为但却无法作为。这种不作为是行政体制与行管理方式不当造成的。需要从体制上深入改进，注意系统的配套改革，以保障基层领导干部有充分的条件作为。
责任风险不敢作为。责任风险不敢作为是指领导者在巨大的责任面前产生的不敢作为，惧怕责任的现象。随着反腐的纵深掘进与法制化的建设，尤其是即将建立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及倒查机制，将把领导者的责任意识推到高点。这种责任制度辅之权力阳光运行，极大地抑制了权力寻租、盲目决策、好大喜功与强征、强管、强建等现象，但在巨大的责任面前，客观上也会让少数领导干部选择不作为。从领导者的生命周期看，基层领导处于干部的成长期，宏观政策的认知能力、地方重大事务的决策能力、突发事件的化解能力等还不够。在一些重大政策决策中与重大矛盾的处理中，他们往往无法预估自己的责任风险，就可能惧怕责任风险不敢作为。一些基层领导者往往最大限度地回避责任。最典型的表现是“宁愿少干事不干事，保证不出事”的想法。造成这种不作为的原因是没有从制度与体制上及时化解领导者惧怕责任风险问题，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上，往往论资排辈、按部就班、四平八稳，难以将责任风险与选拔任用有机结合，把一些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创新、拼命硬干的人选拔出来。
利益受损不想作为。长期以来，由于制度不完善，一些地方基层领导者不合理、不规范的福利与隐性收入较高。领导干部的工作状态与福利待遇、晋升发展以及精神需求等休戚相关。因此，当一些基层领导，尤其是那些已经将这些不合理利益视为应有报酬的仕途无望、党性不纯、思维固化的基层领导，在利益受损后，就可能产生不想作为的想法。工作上往往敷衍了事、被动应付。在政策执行时，虽无私利追求，无寻租行为，但不愿意花时间与精力去研读政策，僵硬呆板执行，不能把握政策的宗旨与正义理性，不能充分释放政策自由裁量权的功能，甚或念歪了经，曲解政策本义。执行结果往往不能有效地鼓励人、激发人、难以催人上进，集聚政策正能量。这种不作为也有很大的普遍性。造成这种不作为的主要原因是对基层领导者的考核激励机制没有进一步配套跟进，考核难以深度触及基层领导不作为的神经系统，难以产生激励作用。
心理失衡不愿作为。在强大的反腐浪潮与干部思想作风整顿中，基层领导者的从政理念、党性修养、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经过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检验，那种前呼后拥、高高在上、耀武扬威的官老爷现象被彻底扭转，一些放任式的乱作为现象被根本改变，依法行政、责任、服务、民主、及时回应等价值理念成为新的准则。一些党性不纯、作风不正、工作方式比较粗放的领导者受到巨大冲击。这种心理失衡不仅指有形的物质利益受损后心理难以调整，产生不平衡感，还包括理念、思路、作风、工作方式等被强行扭转产生的不平衡感。在这种不平衡心理驱动下就会情绪低落、消沉，失去工作积极性，不愿意再去作为。在责任与困难面前，就会东张西望，裹足不前。典型表现是“官不好当”“官不聊生”“当官没意义”等感慨。这种不作为比前一种不想作为程度深，体现出一种从心理深处发出的不愿作为现象。其深层次原因是世界观、价值观扭曲，对领导干部的责任与使命认识不够。
法制的刚性规范约束功能与激励功能应齐头并进。要遵循人性多元特点，建立立体动态的基层领导干部的考核激励制度和末位淘汰的选拔任用制度。在考核激励制度上，要深入不作为的微观层面，考核力度要深度触及基层领导不作为的神经系统，不断激发基层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在选拔任用制度上，要科学、民主、法制、公开，杜绝以一把手的经验与喜好来用人，杜绝任人唯亲、买官卖官、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准确定位区县、乡镇、街道职能，优化组织结构，理顺权责关系，保证权力与责任对等，并以法制形式确定下来；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规范行政程序，保证权力阳光运行，加强依法行政，不得将事务层层挤压给基层。体制改革与行政管理方式创新并行，才能从源头上保证权责对等，有效化解权责不等导致的无法作为现象。
加强基层领导干部的教育与培训，不断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政策认知能力、决策能力、依法行政能力与风险预估能力等，增强他们应对责任风险的能力。逐步化解能力不足与信心不足惧怕责任风险的不敢作为现象。

⑸ 怎么看"规范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某利益集团的腐败的外衣。

⑹ 哪位高人能较具体的分析一下安徽的经济发展概况及趋势

致安徽经济发展的十点建议！

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被国家冷落三十年的安徽终于第一次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代，安徽终于迎来大发展的机遇，《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规划》国家给安徽制定战略定位发展如下：

一、规划范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范围为安徽省长江流域，主要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九市全境和六安市的舒城县、金安区，共59个县(市、区)，辐射安徽全省，对接长三角地区。2008年规划区人口3058万人，地区生产总值58l8亿元，分别占安徽省的45％和66％。《规划》提出，到2015年，示范区经济总量大幅提高，地区生产总值比2008年翻一番以上，城镇化率达到55%，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开放合作不断加强，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人居环境更加良好，长江、巢湖水质改善。到2020年，示范区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自主创新水平居全国前列，生态环境优美，与长三角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成为安徽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带。

二、产业空间格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将构建“一轴双核两翼”的产业空间格局，“一轴”包括安庆、池州、铜陵、巢湖、芜湖、马鞍山6个沿江市，这是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轴线；“双核”指合肥、芜湖，这是我省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两大增长极，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区域；“两翼”包括滁州和宣城市，着力打造承接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产业专业的前沿地带。

三、产业承接发展重点：围绕产业升级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吸纳资本、技术、人才、品牌等要素，明确了皖江城市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方向。重点从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提升原材料产业，加速壮大轻纺产业，着力培育高技术产业，积极发展与长三角联系紧密的现代服务业，建设现代农业等方面提出了产业承接发展的重点。

如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正处于全面转型，跨越发展，厚积薄发，加速崛起的新时期，安徽迎来大发展时刻，沉睡多年战略定位徘徊不前的安徽终于有了明确清晰的发展方向，安徽正处于厚积薄发，加速崛起的阶段，不可否认，安徽仍然是不发达地区，仍有诸多制约安徽大发展的因素,安徽大发展应具备以下十点建议：

1、打造廉洁高效具备现代服务意识的政府

省内官场浮夸风、“假、大、空”十分盛行，实干作风非常薄弱，贪腐前仆后继，买官卖官、官场裙带风、家族化盛行 ；需要花很大力气改善和铁腕清除官场跑官买官不作为等萎靡作风，铲除乱作为官员，展示安徽新形象，打造小政府、大社会，比发达地区更高效率的办事服务意识和思维模式。

2、推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政策,积极吸纳人才的战略

一份网上统计资料显示：安徽对高校毕业生吸纳能力太弱，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山东等省市，是接纳安徽毕业生主要流向地区。尤其是博士生和硕士生，流出率竟分别达到了78.73%和79.30%”。

21世纪大发展的前提就是人才战略,在全球WEB2.0时代, 落后地区寻求大发展，必须拥有比发达地区更加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思维理念，清除与时代发展脱节的年龄偏大公职人员,积极推行吸纳人才战略,突破一切阻力，向全国公开招贤纳士，推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政策,开动和引导政府和民间一切力量与智慧千方百计找差距、寻思路、重民生、求发展,安徽大发展更需要詹夏来这样实干型的领头人。

3、创造稳定透明的法律环境，

建立公平、透明的制度环境，开展打击权力寻租活动，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违纪的政府机构或政府公务人员个人的征敛、收缴行为，使政府的分配行为与其行政职能相对应，抑制腐败的孳生。逐步减少和淡化行政部门的权力，使其权力行为转变为服务行为。要加强对公职人员的制度约束。

建立积极稳定透明的法律环境中，更能为现代商业社会体系服务。使软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成为地区软实力的代表。

4、建立皖南旅游区

以合肥为中心的高速和高铁正在建立，而两山一湖（黄山、九华山、太平湖）的这片中国最丰富的皖南旅游区通向长三角中心城市交通依然不完善，应尽早联合苏浙沪向国家申请立项沪芜城际铁路，（上海-湖州-广德-宣城-芜湖，约260公里,这条城际铁路并与宁杭、宁安城际铁路相连），同时在沪芜城际铁路广德段扩建至黄山的快速铁路支线（广德-宁国-绩溪-黄山），把皖南最丰富的旅游区（黄山、池州、宣城）建设成为上海、南京、杭州三极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1-2小时交通圈，从而皖南地区与长三角中心城市步入”同城效应”时代；

从城市区域化发展来看主要表现为集聚→中心化→扩散→中心城市→重新集聚→扩散→城市群的演化路径，因此，皖南旅游区与上海、南京、杭州城市群处在1-2小时交通圈内，正处于城市区域发展的“重新集聚”阶段，因此，城市圈的发展的前提必定是更快捷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地理空间的缩短必定带来深层次的多重互动，从而更易接受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强大的辐射功能，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相互交往的“集聚效应”作用，同时，交通的便利更能向长三角展示灿烂的徽文化、文房四宝、徽派建筑、徽学、徽墨等中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5、建造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平台

安徽拥有众多的文化资源，名人故里数不胜数、灿烂的徽文化、悦耳动听的黄梅戏；特别是仅次于京剧的黄梅戏，因官僚主义排挤人才的多种因素,黄梅戏如今已下滑到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凋零状态!相对于昆剧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年世博会大放异彩，黄梅戏已经在文化产业中已经边缘化了。

振兴文化产业，大力清除省内官僚主义，特别是铲除“假、大、空”者，切勿让外行人领导内行人，真正让内行的人负责文化产业，吸收大批优秀人才，大力宣传和推广徽文化，特别是在当今诚信普遍缺失的现代商业社会里，更应推介徽商的“诚信、戒欺”的精神。积极通过图书、音像、影视、传媒、演艺、网络等各种平台推广安徽的文化产业资源，为经济发展起到桥梁的作用。

6、跨越式发展：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模式

安徽发展最快的县---广德，因其毗邻江浙两省，吸引长三角投资最多的县，经济发展快速，引人瞩目，但由于着重GDP，引进了化工、纺织印染等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甚至连个污水处理厂都没有，广德县的空气质量明显比省内周边县市差。

走跨越式发展是沿袭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以低价卖土地承接和引进长三角被撵走的淘汰污染高耗能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短期发展，创造官员政绩GDP，还是着眼长远，只有另辟蹊径；发展经济和周边区域比拼GDP污染环境非明智之举，扬长避短，走比较优势战略发展道路，在相对生态环境良好，劳动力成本较低下寻求突破，必须以目前尚未环境被污染的情况下，着重生态环境建设，引进无污染的轻工业企业，打造长三角生态休闲后花园，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为本，走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走可持续、和谐发展道路。

7、土地开发过程中维护农民的利益,避免暴力拆迁

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的兴起，外来投资者特别是长三角投资者纷至沓来，地方政府纷纷建立开发区、工业园吸引外资，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拆除农民房子，甚至对农民抵制非法征用农民土地采取抓捕、打人、拘留都暴力手段等情况屡见不鲜。

在这网络大爆炸的时代，采此手段只能为地方抹黑。在地方发展经济过程中，征用土地和拆迁房屋应积极与农民协商沟通，按照法律补偿标准规定赔偿失地农民，并给农民办理社保，或者以农民土地作为股份入股当地开发区，参与当地分红，避免暴力行为，与民友好协商，才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8、建立开明、开放的言论环境，积极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

中安在线旗下的中安论坛对于针砭时弊的文章往往采取封帖和删除,对发帖者ID进行封杀，合肥论坛对批评时政的帖子也多有限制，从某种意义透示了安徽网络舆论的自我封闭，也揭示了省内论坛在全国无任何影响力。

批评时政、针砭时弊、建言献策，其实都是发帖者对家乡的关心与关注，对一些黑暗现象和乱作为现象进行曝光，对地区发展提出自己的思路，需要论坛管理员引导得当，并不是一删了之。

对突发事件及公共危机事件处理，切勿对网络民意置之不理，充耳不闻，在人类文明政府的最基本的底线基础上，应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突发事件。然而省内官员“假、大、空”盛行，也无任何个性官员有开明、开放的实际举动和言论。

在WEB2.0时代，更需要开明、开放的环境，官民互动，广开民智，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9、大力建设好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汽车跳，安徽到”！“到了安徽，年年修路，就是路修不好”！这是外省人对安徽公路的评价，也正是安徽公路的真实写照，也令每一个皖省人蒙羞。特别是同时与江苏浙江两个最发达省份接壤的宣城地区，其境内318国道坑坑洼洼，坐车就像坐摇窝子车，蹦蹦跳跳，把人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

要想富，先修路，修好路，这是任何地方发展经济必备的前提；成功的人士找方法，失败的人士找借口；看不到的差距就是最大的差距，看不到危机就是最大的危机；安徽交通部门应深刻检讨和反省“豆腐渣”公路形成的原因，不能老拿与发达有差距的借口来搪塞，否则就是安徽发展的绊脚石和罪人。

建设好质量优良的公路和路边具有生态绿化带，是吸引外来投资者的必备条件。

10、 加大扶持本省民营企业的力度,争创知名品牌

综观省内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在全国叫得响，更无中国知名品牌；其深层的原因是官场肉食者对民营企业抑制限制以及“吃、拿、卡、要”等等的竭泽而渔的政策大行其道.

作为国企的奇瑞汽车的辉煌跟当时的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实干作风密不可分，正是由于詹的汽车梦和他务实的作风，奇瑞成了中国三大民族汽车品牌之一，詹是安徽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实干的官员。

创造宽广、宽容、宽厚的良好环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和金融方面扶持支持引导的开明政策，积极引导全民创业,民营经济将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关于霍山县域经济发展的调查

围绕新形势下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我们最近对霍山县作了一次调研，感到这个县发展经济的路子和经验值得重视和总结，由此也对加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作了一些思考。

（一）霍山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库区和老区县，区位比较闭塞，资源也很有限，先天条件并不优越，但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一条很有特色的发展路子，成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引起广泛关注。通过座谈和考察，印象比较深的有五点：第一，面对宏观环境和经济周期变化，各地经济发展多数经历过起伏，但霍山经济始终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1990年—2004年14年间，全县GDP年均增长13.7%，高于全省县域同期平均增速2.2个百分点。第二，霍山曾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目前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格局相当突出。1989年，该县工业增加值仅占生产总值的24%，去年高达53%，居全省各县之首；2004年，全县财政收入63%来自工业税收。第三，作为一个深处大别山区的边缘小县，外向型经济已形成一定的气候。霍山大兴开放之风，形成了人人谈开放、举县抓招商的良好氛围。2004年，全县出口创汇5047万美元，位居全省县级前3强。第四，面对宏观调控和各种要素制约，霍山的园区经济仍然办得红红火火。该县工业园区创建于2002年，短短两年多时间，入园企业20家，其中有16家企业、26个项目是在宏观调控之后进入园区的。第五，霍山的发展不只是工业经济一枝独秀，而是呈现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生动局面。他们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明确提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污染不进霍山”，“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多做，劳民伤财的事坚决不干”。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打造了在全国叫得响的四张“名片”：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县、全国社会治安模范县、全国文明村镇先进县、浙商最佳投资城市。

（二）在同样的宏观环境下为什么基础条件并不优越的霍山县能够突破局限、加快发展？通过调研，感到最根本的有三条：

一是霍山县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坚持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地赋予解放思想以新的内涵和实际内容。在他们看来，对于一个信息比较闭塞、市场化进程起步较晚的山区县，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是具有决定性的先导力量，必须紧抓不放。为此，他们在提出每一个发展思路和战略部署前后，都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在“工业富县”战略初提之时，县委、县政府先后组织党政干部、企业家等不同层次的代表“四上宁国”，连续开展几轮思想大讨论，形成了共识，使工业强县战略在全县牢固生根。从一定意义上讲，霍山发展的过程就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从认知到实践、由精神变物质的过程。

二是霍山县在发展中抓住了能人兴县这个关键，培育了一批高素质的市场主体，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他们善于发现和利用市场经济的先知先觉者，注重发挥乡土能人的作用，鼓励党政机关中懂管理、善经营的人才到企业发展，催生了一批企业家梯队和高素质企业群体，带动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发育。为营造能人创业和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环境，他们注重集中力量扶持大户，注重资源配置向能人和优秀企业家集中，对有贡献的企业家经济上给实惠、政治上给地位，促进企业资本积累的进程，激发企业家创业和发展的积极性。从1992年开始，霍山县就对年纳税百万元以上的企业家，按纳税额的1%给予奖励，产生了很大的激励效应。突出“人”的作用还表现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他们有明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懂经济的干部充实到经济主战场，让能干事的人有舞台。特别是霍山有着良好的包容环境，外面的优秀干部来得多、扎得下根，并影响和带动了本土干部的成长。

三是霍山县较好处理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走上了“政府创造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的良性循环。作为县一级，霍山和多数地方一样，有着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也面临调控手段和要素资源不足的制约。霍山县能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营造出加快发展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当地的企业和群众反映，霍山党政干部的心思和精力是用在发展、用在经济建设上的。大家的兴奋点不在于位子和帽子，而在于怎么把工作干好、把经济抓上去；工作的着力点也不是放在怎么抓权、怎么管企业上，而是真心实意为企业办实事、解难事，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服务。

霍山的经验当然不只这些，放在全省来看，最值得总结的一条，就是他们能把看明白、想明白的事干明白。对于县域经济发展，很多县都不乏好的想法和思路，很多人都能看清楚、说清楚，但怎么把思路转化为行动，把看明白、想明白的事真正做明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霍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认准的事，就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去干，不走神，不翻烧饼；在于他们对于决策部署的落实有着很强的执行力，做到方向明确、措施具体，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各种手段和资源，做到政令畅通、执行到位。从工业富县的提出，到山口经济的推进，再到园区经济的发展；从提出思路，到形成共识，再到做出成效，从霍山的发展轨迹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一种锲而不舍的作风，一种上下同心的合力，一种运作资源的能力。更可贵的是，霍山的经济发展是一场“接力赛”，而这种“接力赛”源于领导班子的相对稳定。在霍山，人们经常提到的几届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任职时间都比较长，都有从副职到正职、从政府到党委这样一个经历；而且，在霍山，历任领导一届继承一届，一届发展一届，做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正是这样一种风气和传统，使该县发展少了折腾，形成了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明白的良性循环。

（三）霍山的经验表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县一级自身。只要各县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总能找到适合本地实际的路子和办法。调研发现，霍山发展也面临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带有共性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作为一个地处偏僻的人口和资源小县，霍山县不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素质，要实现新的突破，压力很大。尽管霍山工业发展启动较早，形成了一定的先行优势，但由于山区县地理区位的先天不足，要素供给和配套环境相对薄弱，发展容量较为有限，一方面，县里要千方百计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县域的弱小功能又难以承载大企业的需求，成长起来的优势企业不得不走出去寻求更大发展空间，县域面临“做大”与“留大”的两难局面。同时，金融服务薄弱的问题在霍山很突出，每年通过招商引来的资金还抵不上存款外流的数量。此外，县里对县域功能缺失问题反映也比较强烈，感到上面管得还是多了一些，县级政府事权、财权和管理权不统一的矛盾对工作钳制较大。

（四）县域兴则全省兴。霍山发展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从中可以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第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正确的导向。我省县域经济整体基础还较为薄弱，要全面振兴县域经济，需要有加快发展、迎头赶上的决心，更要有坚持不懈、长期作战的思想。首先，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尊重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循序渐进推动发展，形成有利于县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正确导向。一方面，在上对下的指导上，省、市要为县一级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形成一个有利于县级干部从长计议的预期，引导县一级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多做强基固本的事情上，放在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上；另一方面，县一级自身尤其是领导团队，要进一步强化统驭力、执行力和转化力，对认准的发展路子，坚定不移、一以贯之抓落实，把好的思路转化为好的发展绩效，真正把看明白、想明白的事干明白。其次，正确的导向需要科学的激励机制。在激励和支持政策上，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对发展相对薄弱地区，重点支持他们做一些打基础的事情；对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则支持他们更快、更好发展，发挥倍增效应，形成县域经济的排头兵和甲级队；奖励政策必须打破“平均用力”现象，比如，对经济强县，应当在体制上赋予他们更大的自主权，使其管理幅度和深度与经济扩张的能力相匹配；奖励的方式也要改革，比如对办得好的园区，可以奖励用地指标，或在园区建设引导资金上予以倾斜等。其三，正确的发展导向说到底是用人导向问题。县域经济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选好、用好党政主要领导。要强化任期观念，处理好干部提拔与稳定任期的关系，避免领导干部过快流动，影响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加大干部“双向”交流的力度，选择一批视野开阔、熟悉经济、作风务实的省、市年轻干部到县一级任职，同时选拔一批县直和乡镇干部到省、市机关和发达地区锻炼。

第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找准方向和突破口。县域经济必须走特色发展之路。不管各县情况如何差异，加快工业化是基本取向。抓住工业化这个主要矛盾，县域经济的其它诸多派生矛盾也就迎刃而解，霍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当然，工业化途径可能有所不同，有的是优先发展加工制造业，有的则从农业产业化入手，而有的可能先从三产突破，但无论如何，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要加速工业向园区集中、资本向能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把工业化与市场化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工业化与城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当前，特别要在两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要在开放型经济上突破。通过外向型经济，可以植入先进的观念、技术、人才等稀缺要素，有效突破县域工业化的瓶颈约束，实现工业的快速扩张。要进一步强化开放的观念、市场配置资源的意识，全力推进东向发展战略，把招商引资和开放型经济作为推进工业化的主要途径来抓。二是要在工业园区上突破。越是在宏观调控趋紧的情况下，越是要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要把招商引资与发展园区工业更好结合起来，注重围绕主导产业和骨干企业，强化产业链招商，引导关联企业进园区，促进企业集群化发展。

第三，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着力培育内生力量。要着力培育内生力量，让一切有利于创业的思想活跃起来，把各类创业主体激活起来，使一切领域的创业潜能释放出来。首先，要培育市场主体。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创造适宜民营企业发展的气候，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让民营经济唱主角。其次，要加快成长一批能人和企业家。目前我省县域不少企业家存在着素质不高、“小富即安”等问题，有的缺乏职业企业家精神、“官本位”意识还比较浓。必须加大引进、培养和开发力度，创造一个有利于能人和企业家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让想创业的能人和企业家成就梦想。

第四，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有效化解要素瓶颈约束。重点是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支撑体系问题。在继续加强与国家有关银行的合作、争取更多支持的同时，当务之急是加快地方金融的发展。要发掘民间资本的力量，引导、鼓励、支持县域民间资本发展县域金融组织和资本市场。二是人才保障问题。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观念，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通过在大中城市设立窗口或建立研发基地等形式，搭建吸引外地优秀人才的平台。各县可以依托县级职业技术学校等教学设施，围绕企业用工需求，组织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三是土地供应问题。省里应当在坚持“总量控制、动态平衡”的原则下，根据各地发展的不同情况，优先保证重点园区、重大项目的正当用地需求。

第五，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大力推进城乡统筹。首先，要坚持以城带乡，加快城镇化步伐，引导人口向城镇集聚。应当把县城建设作为推进我省城镇化进程的战略支点，提升载体功能，增强人口和产业集聚度。其次，要坚持以工促农，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要运用工业协作理念，加快培育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行业协会、购销大户和农村商品经纪人，从根本上解决“大市场”与“小农户”的矛盾。其三，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重点加大农村公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特别要集中财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健全农村低保、合作医疗、社会救济等各项制度，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第六，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县级政府的主要着力点放到营造环境上，推动整个政府行政理念的变革。围绕建立“服务型政府”，大力促进行政资源的重新整合，推动制度创新和政府管理创新，真正把政府的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环境上来。省级要围绕县域的实际需求，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核心是简政放权，从根本上改变县域治理结构，为县级政府转型提供支持。当前要进一步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做到能放则放、该放就放。同时，大力推进县域综合改革，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基层工作运行新机制，改进省直部门对县一级服务方式和服务水平，全面改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⑺ 什么叫做灰色收入

目前的“灰色收入”现象除具有隐蔽性、多样性、普遍性等一般性特征外，还有以下三大倾向：
一是谋取对象“公款化”：
“灰色收入”主要源头是公款，主要渠道则是各种直接或变相的“化公为私”；
二是谋取方式“集团化”：
单位巧立名目滥发奖金、补贴，一般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人人有份；
三是存在氛围“正当化”：
一些公务人员以各种理由和借口，使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灰色收入”。
特别是部分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灰色收入”聚敛不义之财，已成为当前困扰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危害甚烈。

灰色收入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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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最主要的来源：财政资金和其他公共资金的漏失、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以及垄断行业收入。
第一，财政资金通过“条条”（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
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
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
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
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
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
例如各地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这些“股权”多是凭审批权、检查权、资源控制权换来的。又以医药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了巨额灰色收入。
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行贿的委婉说法）。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超过部分作为行贿部分，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5000亿元。这可能还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存款、实物、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
第四，土地收益流失
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除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适用“招拍挂”方式，其余10.1万公顷土地少收5400亿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未采用有价出让方式但进入了市场的土地还未计入。
此外，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估计地方政府平均每亩获益10万元，合计2080亿元。这部分本该用来补偿失地农民和用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土地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作为地方当期额外收入花掉了，其使用严重缺乏监督。
第五，垄断行业收入
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
以上内容中有数量依据的项目，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制度缺陷造成的灰色收入干扰了国民收入的正常分配。在初次分配领域，灰色收入导致要素配置扭曲，造成低效率并影响未来经济发展。在再分配领域，灰色收入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

灰色收入的法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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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收入”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既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又与现实的体制机制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有些行业和领域，收入的差距是很大的。由于整体工资性收入偏低，某些部门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搞创收。
这些非法的“灰色收入”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其中之一便是少数官员的贪污受贿。现行《刑法》对属于灰色收入的“不明来源财产”的最高刑期为5年。《刑法》虽然界定了不明财产的内容，却没有划定具体的量刑标准，使许多法律和制度存在“漏洞”。一些腐败官员就是钻了法律的“空子”，降低了犯罪成本，有的甚至逃脱了法律制裁和纪律处分。
比如浙江省绍兴的一贪官，因受贿20万元被判刑，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但其灰色收入就达到60万元。原海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路景林因受贿18万元被判刑10 年，因有357万多元人民币、9万多美元、48万多元港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仅被判刑4年。路景林对其数百万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决不亚于受贿人民币18万元，4年有期徒刑显然太轻，难以平民愤。
法律中虽然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但由于现行的法律条文实际执行缺少可操作性，从而使社会对法律乃至整个法治产生疑虑。对此，广大群众表示愤愤不平，就连司法人员也感到困惑不已。新加坡《反贪污法》就规定，在公务员不能说明其财产合法来源时，一律视为贪污所得。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在现实办案过程中，领导干部搞“黑色”、“灰色”收入，收支明显不符，却很少有人被顺藤摸瓜。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早在1998年邀请一批香港记者到沈阳采访时，便露出了自己的“行头腐败”。当众记者津津乐道于慕绥新演讲时，有位香港记者却紧紧盯住了慕市长的一身“行头”：衬衣、领带、西服、皮鞋……全身上下竟然皆是名牌。慕绥新这身“行头”粗略一算，少说也得几万港元。
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收受礼品登记制度等等，轰动了“一阵子”，就变成了先紧后松、事与愿违，甚至背道而驰出现相反的结果。

灰色收入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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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专家学者认为：在法律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在反腐败问题上拘泥于“原告举证”等一般法律程序。为制止灰色收入这类腐败现象的蔓延，国家应该采取某些“有罪推定”方式。比如，超过本人收入过多的财产，应该由本人举证说明来源，若举不出证据，就应该视为非法所得，给予处罚和没收。
对待政府官员的收入问题，应该在法律上有明确的界定：只有合法与非法之分，不存在什么“灰色”、“黄色”！当其支出超出其正当的收入时，一定要有监督机关真正的介入。应该让那些有受贿之嫌的官员拿出证明自己收入“合法”的证据，而不应该让监督机关去找证明其“非法”的证据。
另外，对于灰色收入增长的趋势，政府应加大有效治理的力度。近年来，各级政府正采取一些措施来铲除灰色收入。比如加紧公共财政的管理，严格控制预算外收入等等。
对于非法的“灰色收入”，政府已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用法律的武器予以了严厉的打击，公安和检察机关也相继开展了各种专项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湖南省为彻底根治领导干部“灰色收入”，打出了一记重拳：党政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按规定登记、上交的，一律以贪污论处。款额不满 1000元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写出检讨，记入廉政档案。款额在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款额在2000元以上的，一律先行免职，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⑻ 王小石事件的社会影响评价

有不少公司的上市发行费用高达三五千万元，这其中只有一两千万元是给券商等中介机构的正常费用，而大多数则是不明不白的“公关”费用。这对于想上市的企业来说，似乎已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王小石事件”已经水落石出。但“王小石事件”带给发审制度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
11月20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对外表示，现在负责审核企业上市资质的发审委委员名单都是公开的，每个企业都知道具体负责审核的委员名字，因此不再存在买卖发审委委员名单的可能。但是，仅公开发审委委员名单就可以消除发行过程中所有的权利寻租现象吗？答案是值得怀疑的。在新发审制度中，有三大环节的寻租漏洞不容忽视。
寻租环节之一，不透明的反馈机制。在向证监会发行部上报材料的10日后，企业将接受证监会人士关于发行人需要遵守哪些规定的聆讯，此后，预审员将对材料不断地与券商、发行人进行意见反馈。问题在于，在证监会的反馈意见中，只是要求企业对书面材料的情况进行进一步解释或核查，不会告诉企业“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应如何改正”。
寻租环节之二，不公开的初审报告意见。在反馈过程结束后，发行资料将排队等着上初审报告会。会议由发行部的预审员、处长、主任及发审委员参加。初审报告中关于企业存在哪些问题的内容不对企业公开。但一般情况下，企业要去找关系看初审报告的结果，其中不排除金钱交易。
寻租环节之三，未过会企业的原因不公开。自今年6月《行政许可法》公布以后，中国证监会不再向企业或券商公布“未过会的原因”。企业如有异议，可申请行政复议。只要在审核过程中存在不透明，就会有权利寻租现象。
去年12月5日，时逢第五届发审委即将换届之际，《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正式发布实施。“透明、专业、责任、问责、监督”是新发审委制度的关键词。虽然发审的改革较旧制度公开、透明了许多，但新发审制度并没有堵住“寻租”漏洞，“王小石事件”只是必然中的偶然。同时，“王小石事件”也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新发审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寻租漏洞。而设法如何堵住或避免这些寻租漏洞则又成为发审委下一步改革不得不考虑的难题。
王小石一案或许可以证明谢平(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等人曾经主持的一项调查的结论：压倒多数的公众认为证监会是各金融监管机构中腐败程度最高的。令人惊讶的是，王案之后，充斥着博士甚至留洋博士的这个机构，面对如此事件，却跟没事似的，对王小石被捕没有作出任何正式的回应，也没有对投资者、对公众表示任何歉意。这样的监管机构还拥有监管的道义权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