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美慈善基金会民政厅

① 中华民族慈善基金会

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慈善基金会。
我回们国家只有：中华答慈善总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华慈善基金会、中华爱心基金会(CKF)、中华宗教慈善基金会、中国国际慈善基金会等。

小心诈骗分子，打着慈善基金会的晃子，实施诈骗。

② 新力公益基金会有哪些项目合作伙伴

作为一家非公募基金会，合作项目伙伴有希星工程，救助儿童会，成美基金会等。另外，新力通过与专业的执行伙伴合作，还开展了很多的公益项目，非常的有爱心。

③ 美新路公益基金会的定位

基金会定位
1） 一个培育长期喜乐志愿奉献者的基地
2） 一个支持优秀回志愿组织领导答的实验站
3） 一个分享，实践，与共同完善喜乐奉献的平台
志愿者定位
1） 内心想要长期关怀需要帮助的人
2） 认同美新路的理念并想要在爱的道路上自我成长
3） 愿与受助者在平等的友爱中分享生命与成长

④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是什么性质单位

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

⑤ 安正时尚集团的慈善爱心基金

2010年12月10日下午，市慈善总会、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市会议中心六号会议室举行安正慈善爱心基金签约仪式。参加签约仪式的有市总工会、工商联、民政局、市经济开发区和安正时尚集团的代表参加。市领导徐辉、曾月桂、朱祥华、朱明儿出席了签约仪式。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支持海宁的慈善事业，回报社会，造福于民，决定建立安正慈善爱心基金 。
双方约定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向市慈善总会捐赠50万元，时间五年（即从2010年至2014年）。
签约后，副市长朱祥华对安正时尚集团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不忘社会职责，回报社会的善举给予充分的肯定。希望更多的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共同创建和谐海宁。浙江安正慈善基金会 成立于2011年9月2日，由安正时尚集团发起，经浙江省民政厅批准成立，是浙北地区第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秉承“扶贫助残、安老扶幼、助学济困、关爱民生”的宗旨，致力于时尚产业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通过时尚服装行业的的传播优势，缔造“引领时尚潮流，创造幸福生活”的公益模式，致力推动传统公益新生态的建设。自基金会成立以来共实施大小捐赠、救助项目80余个，捐赠、救助群体涉及助学、慰问老人、救助因病因残致贫特困户、扶助贫困母亲创业活动等等。总支出捐赠救助款近五百万元。通过捐赠、救助活动，为救助对象送去了温暖，缓解了燃眉之急，增强了他（她）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受到了社会各界和当地政府、群众自治组织的好评，起到了良好的公益示范作用，并荣获嘉兴慈善大奖。

⑥ 成立慈善会的目的和意义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困难群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工作，为建设和谐社会尽一份心力。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发扬人道主义精啊，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筹募慈善资金，开展安老、扶幼、助学、济困等社会救助，扶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的公平和进步。

做公益活动其实不仅仅是在物质方面给人们什么， 最重要的是散播爱的气氛， 代表这个世界还有爱心， 还有互相关怀及无条件贡献的精神， 将爱的气氛散布在我们的星球上， 提升这个世界的能量。

(6)成美慈善基金会民政厅扩展阅读：

1、筹募善款。筹募和管理符合本会宗旨的专项基金及各类慈善资金；接收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捐赠；接收国际及台港澳地区民间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接受省民政厅委托的其他捐赠；开展其他合法的社会募捐活动。

2、赈灾救助。协助政府开展救灾赈济工作，承担赈灾援助项目，接收、分配国内外通过本会捐赠的款物。

3、慈善救助。开展安老、助孤、帮残、助学等各种慈善救助活动。

4、公益援助。参加和推动文化、教育、卫生等其他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慈善公益活动。

5、交流与合作。加强同国内外公益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密切同台港澳地区公益团体的交流与协作，为在我省兴办慈善事业的人士、企业及各种机构提供帮助和服务。

6、经民政厅批准，兴办与宗旨、业务相关的实体和非营利事业单位，筹措慈善资金。

7、其他工作。加强与省内各公益机构的联系，指导本会单位会员的工作，促进全省各地慈善事业的发展；反映各界人士的建议、意见和要求，为政府制定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提供咨询性意见；组织编撰有关慈善事业的书刊、资料，介绍国内外慈善事业的方法和经验等。

8、扶贫济困。组织各种社会活动，扶助弱势群体；参加扶贫救济工作。

⑦ 新力公益基金会现在有哪些公益项目

就前段时间，九来寨沟地震，新源力基金会就开展了九寨沟地震灾区灾后重建项目；还有他们旗下的免费午餐项目解决了江西偏远地区学生饥饿问题，以及与成美慈善基金会共同发起的百童计划，资助了不少孤儿，让他们有饭吃有学上。

⑧ 慈善基金会的中国国际慈善基金会会员管理办法

非公募基金会的特点及其发展空间
作者：金锦萍
题记：与公募基金会不同的是，非公募基金会的运作管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实现创立者个人理想中的公共利益目标方面，表现得更为主动积极。可以乐观地预期，私募基金会作为纯民间的基金会势必会有长足的发展。 我国于2004年通过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基金会进行了分类规制。其中最具有法律意义的分类便是：公募基金会和私募基金会的分类。条例第三条规定：“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以下简称公募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以下简称非公募基金会）。”可见两者的在定义上的区别在于是否得以向公众开展募捐活动。涉及到非公募基金会特点时，就得将其与公募基金会作一比较。根据相关行政法规规定，两者在具体法律规则还存在以下差异：一者，起始资金的下限不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二者，在治理结构方面，对于理事的资格限制有所不同。用私人财产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相互间有近亲属关系的基金会理事，总数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他基金会，具有近亲属关系的不得同时在理事会任职；三者，对于财产的管理规定不同。根据条例要求，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四者，在信息披露方面，公募基金会负有更重的义务。公募基金会组织募捐活动，应当公布募得资金后拟开展的公益活动和资金的详细使用计划。在募捐活动持续期间内，应当及时公布募捐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和用于开展公益活动的成本支出情况。募捐活动结束后，应当公布募捐活动取得的总收入及其使用情况。非公募基金会由于不存在募捐活动，因此也就不负有这方面的信息披露义务。
自2004年6月1日，由浙江省政协委员、旅美华侨叶康松捐赠原始基金200万元人民币发起的“温州市叶康松慈善基金会”获浙江省民政厅批准设立，成为《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后全国首家获准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开始，截止2005年底，全国已经设立非公募基金会253家。根据民政部所发布的2006年度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现有基金会1144个，比去年增长17.3%。尽管非公募基金会的具体增长数据尚未公布，但是让人毫不怀疑的是，这两年来，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势头喜人。非公募基金会类似于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其资金来源大多为某特定家族或者特定公司。与公募基金相比较，非公募基金会没有任何官方色彩，在运作和管理上可以更为灵活和现代，对于公益目的的贯彻可以更为独立和独到。
私募基金会是培育民间公益理念、实现个人理想中的公益目标的上选途径。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上海市自然与健康基金会、华夏慈善基金会、远东慈善基金会、国寿慈善基金会、王振滔慈善基金会等都是在《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颁布之后相继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这些非公募基金会的宗旨体现出创立者独到的公益目标。例如远东慈善基金会以救助残疾人就业为己任，华夏慈善基金会则将救助对象锁定为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国寿慈善基金会重点关注农民生命与健康的保障，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是以宣传慈善事业、向社会贫困群体提供帮助、对慈善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才进行奖励为宗旨。

当然，私募基金会也面临着发展的种种困境：设立时业务主管机关的难以寻觅，运作管理专业人才的稀缺，相关支持型组织的缺位，乃至有些害群之马对于公众信任度的影响……。但是无论怎样，私募基金会将在吸收民间资本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当然，对于非公募基金会的规制也不可轻视。例如根据最近一则富有戏剧性的新闻，《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上海首个批准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成为上海首例受到处罚的非公募基金会。上海市民政局于今年年初依法作出决定，对福岛基金会因内部管理混乱，不能正常开展活动及连续两年未按规定参加年度检查等问题，给予责令停止活动的行政处罚。
尽管，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公募基金会和私募基金会之间的差异性规定得尚不明确；私募基金会的行为规则也没有形成普遍认同；社会公众对于私募基金会的认识还处于懵懂阶段；甚至基金会的创立者对于基金会的管理还所知不多……而且，私募基金会容易受到基金会创立者意志的左右。但是只要这种意志是合乎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合乎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就暂且给其留下必要的发展空间吧。因为，这样一种形式的非营利组织就是要将人们心头对于公益的渴望之泉激发成自流井。而且，这样一种形式的非营利组织必将以自身的特点在社会公益事业占据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至于其消极方面的担忧，完全可以通过构筑合适的规制和治理框架来消除。

⑨ 有没有民政局的朋友，我想做注册慈善机构，不是基金会，那个咱做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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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世人瞩目，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同时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如：贫富悬殊、社会保障不健全、环境恶化、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长期发展目标。而慈善事业是完成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所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大力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应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工作内容。

然而，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极不相称。有资料表明，2002年中国大陆人均捐款（主要是捐给各大官办的慈善机构）为0.92元人民币，总额约10亿，仅占当年 GDP（102，398万亿）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私人捐款人均828.7美元，总额为2，410亿美元，占当年GDP（110，193万亿）的 2.19%。考虑到中美人均收入差异后,中美人均慈善捐款尚相差7,300多倍。虽然根据最新数据：中国2005年民政部门接收的捐款已达29亿元人民币，加上一些民间慈善机构接收的捐款将达30-40亿元人民币，而与2005年18万亿的GDP相比：仅占约五千分之一，比例仍然很低。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有关慈善事业方面的法律法规严重缺乏，现行的法律法规法制层次低：

迄今为止，我们现行的有关慈善事业方面的法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法》（1993）。此外，就是一些行政法规和主管部门规章。这一状况造成目前我国慈善事业无法可依，使慈善事业很难在这样的法律环境和条件下得到发展。

二、慈善主体不明确，慈善机构体制和管理落后：

1．目前合法的慈善机构都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登记注册要挂靠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而这些主管单位基本上是政府部门或政府授权的组织。这使得慈善机构在法律和行政体系中层次都不高。政府依旧在慈善事业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政府办慈善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不仅大大阻碍了慈善机构的建立和准入，使得慈善机构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慈善救助所需；而且造成慈善机构权责不清，效率低下。

2．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现有的许多慈善机构普遍体制陈旧，管理模式和资金运作缺乏专业化，与国外的慈善机构有很大差距，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社会捐助机制不完善，渠道不畅通，捐助信息欠透明：

1．缺乏普遍的激励机制：目前给予慈善机构捐赠全额免税的，仅限于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五家慈善机构。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大多数中小慈善机构和公众的捐助热情。

2．对于善款的分配和用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信息查询系统。善款的来源、运用和去向等信息不透明，导致慈善机构和捐助活动的公信力不足。

从近年来社会捐助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公众对慈善事业和社会捐助活动均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意愿。但上述问题影响了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许多政府部门也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所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要求尽快对慈善事业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对此，本人提议人大法工委和民政部尽快开展和推动对上述问题的立法起草工作，以有力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有如下几点：

1．尽快制订一部完备的《慈善事业法》，给予慈善事业和社会捐赠活动以法律上的保障和监督。

2．政府应转换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逐渐淡出捐助的主体市场，而主要担负起立法、监督、检查、评估、审计、执法等职能，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3．给予慈善机构以独立法人地位，取消慈善机构的登记注册要挂靠一个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对慈善机构的性质、使命、运作和管理模式应作出明确规定。

4．扩大给予慈善捐助的免税待遇，提高慈善捐助的宣传力度，多方拓展捐助渠道，对筹集善款建立严格的审核和监督机制，随时公布善款的来源和流向并建立完全透明的公众查询系统。

稚嫩的负重者

希望工程的那双大眼睛盯着我们看了十多年，使人们以为，捐资助学已经蔚然成风。每逢自然灾害，民政部门总能及时反应，普通人从单位里的捐款摊派上，切身体会到，自己已经在参与慈善了——连自己都在其中了，中国那么大，肯定是人人参与了。

然而，实际上中国的慈善事业还非常稚嫩。

目前，全国城镇享受低保的生活困难人口有2000多万，农村居住着数千万贫困人口，全国还有约6000万残疾人口，有近200万流动儿童失学辍学。任务不可谓不严峻。

然而，中国慈善机构的绝对数字非常少。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非营利民间组织为28万家——其中许多是官方和半官方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与慈善有关的则更少。而美国早在1990年，就已经有140多万家非营利民间机构。

在我国，“慈善”的定义还非常混乱，跟国际惯例不同的是，在扶贫、赈灾、助学等传统的慈善项目以外，环境保护、文化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等许多“公益”范畴的组织和活动，并未被包括在“慈善”这个概念中。慈善的影响面过于狭隘。

同慈善机构数量少相对应，我国慈善机构的募捐能力弱，执行能力也弱。2004年，全国395家慈善（总、协）会共募集资金16.9亿元，支出10.2亿元。在北京这个全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北京慈善协会两年来的个人捐助名单里，捐款10万元的，竟然已经能排进前四名。

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很多公民认为慈善是政府的救济行为，和个人关系不大，捐助行为也主要是通过单位、学校、街道被动捐赠，“经常主动捐赠”的人数很少；1998年我国人均慈善捐助只有1 美元，到2000年，人均慈善捐助竟然下降到不足1元人民币。而有些国家，如美国，70%以上家庭都对慈善事业有某种程度的捐赠，平均每年每个家庭捐赠 900美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2%。

在许多发达国家，慈善也是社会财富再次分摊的连通器，从税务上、宣传上、道义上，支持富人回馈社会。然而在我国，20%的城镇富裕家庭占有着社会财富的50%，他们在捐助上的支出却少得可怜。

可以说，现在支撑我国慈善事业的，一方面是基数巨大的普通人的爱心，另一方面是来自海外的善款。

遭遇信任危机

在我国，慈善机构一手负责募集钱款物资，一手要分派实施，没有募捐和执行的专业分工，公示与监督机制建立也较迟，善款使用的随意性大，使得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效率经常被质疑。

普通市民张先生2002年捐助了一个西部农村的女孩子上学，双方交换地址名字便于联系，三年后孩子小学毕业，给他写来感谢信，竟然开头称呼其为“阿姨”，并且署名已经不是当年慈善机构交给他的名字。

另一位李小姐，经过慈善机构介绍与一个当地儿童结对资助其上学。孩子和家长给她打电话，劝她千万不要把钱汇给学校，说那样的话钱会被剥层皮，不能完全到她们手上。李小姐相信了她们，然而半年后，学校却告诉她，那户人家拿到钱并没有用在孩子身上，孩子依然失学。李小姐说，现在不知道相信哪边好，索性不继续捐助了。

那些希望跟踪捐助情况的人，或多或少遇到过类似的疑惑。信任，是堵在大多数人面前的一道墙，使他们决定帮助他人的时候宁可去找看得见的某一个人，而不掏给任何组织。

志愿者与法律困境

志愿者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慈善事业的重要指标，与付钱相比，志愿服务体现了公民对社会的热情。在我国，大型活动、地方庆典能招募到不少志愿者，而平日里的公益活动、社区活动，却应者寥寥。青年志愿者活动近年来蓬勃开展，大部分是依赖在校大学生的力量。

我国慈善事业管理上也存在瓶颈。现在涉及慈善方面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三部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慈善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

慈善机构的认定、注册、管理、监督，公益事业的产权、融投资、转让等实际已经发生的问题，都没有法律可以参照。对福利演出、私人捐赠等社会上广泛开展的活动，都只有一事一议的条理加以规范，而没有纲领性的规范。在民政部门，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的社团，都在一个口登记，另一些非营利的企业，又不可以在民政部门登记。

无名分、无收据、无宣传资格，使许多草根非营利项目无法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海外华人是慈善主力军

假如说近20年的慈善事业已经有了迅速的发展，那么其中最大的两股力量就是以政府牵头的民政部门和海外华人与国际组织。

海外华人杨应瑞的经历颇有代表性。他自己收养了一个孩子以后，感到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因此希望在中国捐助一家孤儿院。

那是1999年，外资建设福利院在中国还没有先例，更无法律可依。从有这个念头开始，与中国民政部门的接触，到最后把这件事办成，杨应瑞花费了整整5年的时间。

期间，民政部门派考察组赴美国考察殡葬事业，因为中国人传统的避讳观念，没有华人愿意接待。杨应瑞闻讯当即安排自己的公司帮忙解决了这个麻烦问题，这才使官员们理解了这位想做善事的人的诚意和能力。

就是经过类似的一层层深入了解，一次次开诚布公，杨应瑞最后才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由其与天津武清的民政局合资开办了“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杨还为中国引进了对福利机构管理很有经验的国际组织宣明会来主持福利院的日常工作，后者经过考察也决定投入资金，形成三方合资，目前总投资已经超过千万。

像杨应瑞这样的海外华人不在少数，可以说，几乎每家基层慈善组织的活跃分子名单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亲缘、地域或项目合作而挂上号的海外华人。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参加中国内地慈善活动的华人，多数是早就移民海外的上一代。年轻的海外一代虽然生活风光者不少，但对大陆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乃至亲力亲为者，凤毛麟角。

国际组织的忙碌身影

目前，在中国活跃的海外慈善组织也越来越多，资格最长的有十几年。从重大自然灾害的捐助，到深入社区的精耕细作，在各个慈善领域，均有海外机构的影子，其中有海外华人为主的港台地区机构，也有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来援助中国的国际组织。

国际狮子会从上世纪90年代起向中国提供服务和资金，至今投入资金约2000万美金，并在深圳建立了分会；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从1991年开始对大陆特大洪涝灾害进行赈灾；香港乐施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在中国西南地区开展扶贫项目；世界宣明会向民政部“明天计划”捐赠400万港币，是此计划目前接受的最大一笔社会捐赠资金；奥比斯（ORBIS）从1982年以来已经使3500多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此外，活跃在中国的主要海外组织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国救助儿童会、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东华三院等。

这些国际组织，给中国的慈善事业带来的良性影响绝不止于银行账号上的数字。他们带来了国际通行的行业规范：尊重知识、高效管理、有机援助、志愿服务、重视推广。这些观念，在上世纪末为刚起步的中国慈善事业树立了典范。比如英国救助儿童会提出从防虐待开始堵住儿童流浪社会的源头、以小家庭单元代替机构照顾、让儿童自己参与到计划中来表达意见等，都给以往的儿童救助工作提出了新思路。

不过，国际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活动现在仍旧有一定的限制，许多项目他们必须和指定的合作方共同进行。如何能更加有效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更多地从他们身上学习经验，与他们合作培养出更多的本土慈善专业人才，是值得挖掘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