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壹健身和壹基金有什么区别
两码事儿嘛
壹健身是一个公司
壹基金是一个公益基金会,是李连杰发起成立的民间公募基金会
两者唯一的共同点是名称的第一个字都是“壹”
其它的都完全不同,也完全不搭边,没有半毛钱关系
2. 如何建立个人爱心基金组织!!!
你要成立复爱心基金?
公益基金会,分公制募和非公募。
全国公募起始基需要800W,地区性公募是400W
非公募基金会是200W,一般适用个人和企业。
公募的申请很困难,非公募的逐步增多,如:腾讯公益基金会。
当然,如果你之事想成立公益组织,草根的,就不需要这麻烦,很简单就可成立,成立组织首先是需要明白,你要做什么,想如何去做。。对这个公益专注的领域一个大致的了解。
公益人人可做,但不是人人能做好。
3. 中国目前有哪些慈善组织
政府支持的慈善组织有: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基金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华慈善内总会
中国民间慈善组织也渐渐容发展起来了,有时被称为“草根慈善组织”:
“顺其自然”由浙江宁波市一个匿名市民发起。7年多来,“顺其自然”已累计向浙江省慈善总会捐款117万元。除向慈善总会捐款外,这一组织踪迹还遍布各地。
与政府的慈善机构相比,这种“草根慈善组织”更具有贴近性:发起者是同样身份的普通人,因为这个组织规模不大,捐款发放更及时、更透明,捐款者能清楚地知晓钱发到了什么人手里。因此,民间慈善组织在中国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还有一些宗教性质的慈善组织。
4. 为什么民间公益不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现代公益在中国大陆历经三十年发展,从无到有,从早期的精英倡导和参与,到现在基本每个县城都会拥有几个爱心的Q群或者志愿者组织,公益是获得了很大发展。但和民间商业机构相比,民间公益发展影响力要低很多。民间公益更像社会中可有可无的装饰,而不是推动社会往前发展主要力量。许多的民间的志愿者组织,更像是传统社会的慈善组织,而不是现代社会的公益组织。就算是慈善组织,许多组织的行动也显得苍白而无力。
许多人并不太清楚,慈善不等同于公益,公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在大多数的概念中,公益就只是做些好人好事,就是逢年过节给孤儿和孤老送一些温暖,是学生社团暑期的支教活动。这当然和社会教育观有关,在中国,官方的公益观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这样的宣传下,许多公益组织更注重宣传,注意处理和利益方的关系。在我昨天参加的一个学生社团的推介活动中,有人提问如何才能让社团获得更广泛的参与性,学生社团的负责人回答是主要处理好和团委的关系,坚持为基层服务的态度。如果把学生社团这个背景拿掉,这完全是是一个小官僚式的标准答案。真是莫大的悲哀,我们的教育是在培养奴才,而不是人才。连自己的思考都没有,怎么能做好社团和公益呢?
而在正规注册的NPO团体中,公益人在谈论能力建设,资源共享,财务透明,联合救灾等话题。在广西大部分所谓的联合救灾,也就是去帮助壹基金发物质,而来源于西方教科书中的能力建设,项目规划,愿景规划,对大部分的草根公益组织而言。就如那些成功而有远见的组织把他们的结构,思想这些美味用能力建设等等工具包裹起来送给我们,而我们只留下漂亮包裹皮,把美味不知丢到那里去了。对许多弱小的草根组织而言,许多时候的处境是娃娃又哭,稀饭又烫,辣椒又辣,尿又涨。管理工具对他们来说,重要但不紧急。
任何一种社会发展,如果最后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参与,那它必然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除掉政府限制这个大前提,民间公益要如何才能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的呢?下面的观点欢迎大家讨论和补充。
1、草根NPO组织应该花大量的精力来建设的组织的社会基础,在目前许多正规一些的公益组织中,靠申请项目经费是主要的运作方式,西方的许多NGO,NPO也是这样运作,但在中国大陆这未必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在民主的开放社会中,第三部门已经相对成熟,从法律制定,筹款,专业培训,舆论监督都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体系,而在一个完整体系中,分工专业化是不坏的方案。而在中国,公益体系远远没有形成。别人就好比五星级的大酒店,可以进行详细的分工,而我们就好比一个路边摊,炒菜收碗一脚踢,首先要把最重要又紧急的做好。靠项目制运作的组织好处我就不在这里多说,它主要的的问题是你很难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你的项目的连续性会受到许多的挑战,当你在强调专业性的同时,你的社会连接反而会变得脆弱,当资金量达到一定规模,管理就会陷入瓶颈,就一个总协调人管理着一堆不同项目的经理,这样的组织形态会让组织变得科层化和封闭化,进而削弱社会参与度。
那什么是草根公益组织的社会基础,对草根公益组织而言,社会基础就是支持和参与的连接模式,是你项目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许多网络为平台开始的公益组织,在早期往往参与人数众多,而一旦所谓的组织化以后,立刻陷入纷争,行动变得无力。因为在教科书中,大量的篇幅用来讨论使命,愿景。而没有教导草根组织如何维护自己的社会基础,所以才导致许多草根组织转型即宣告死亡。而在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组织中,沟通会变得更频繁,而频繁的沟通和相识的目标认同也使得财务更容易被监督,行动影响力更容易获得扩散。草根公益组织的社会基础越好,你的社会资本也就越高,社会资本越高,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社区和更广泛的参与,才可能构建新型的组织结构。
2、建立更广泛的民间资源多方连接,从自利到利他。第三部门的定义就是用私人的资源为公众服务,所以公益本身就好有私人性质,获得民间持续的资源,是草根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小额捐赠往往更有持久性和参与性,比大企业和基金会的资金更接地气。因为和民间资源的连接方法是横向连接,而不是权力关系下的垂直连接。这就要求公益组织要拥有更开阔的视野以及互惠互利的价值规范,同时要转换视角,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转变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后一个观念中,也包含了自利性和利他性的结合。纵观西方世界慈善公益发展史,都有从自利性组织向利他性组织过渡的历程,而我们现在的许多公益组织,并没有历经自利性发展的这个重要阶段,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商会,P2P投资交流平台都显得比许多利他性的公益组织有活力。其实许多学生为主的公益社团也可以归类为自利性组织,大部分的活动只是为成员之间提供了恋爱交流的平台,只不过学校和学生们假装是利他性的公益组织而已。如果缺乏自利性的互助,只会助长披着公益外衣的商业模式,穷人做公益的伪道德模式。
3、拥有新思维,在信息技术飞快发展的时代,草根公益组织不光要会用哪些新的工具,关键应该拥有互联网的思维,分享的本质是参与,是平等、信任和宽容,是创新性的组织结构。如果你的组织拥有这些东西,你有没有APP其实并不重要,你的能力建设,项目设计也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你做不做社会企业也无关痛痒。你依靠你的结构,基础和开放性思维,自然能把社会个体凝聚起来,从而解决个体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公众的参与,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选择模式。所以组织的社会基础,结构和开放思维决定了组织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大小决定了影响力的大小。最后一点就是,成功的公益组织都需要坚持和不懈努力。
5. 李连杰称壹基金或中断,壹基金现在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严重危机原因何在
李连杰抄最初设想是在红十字会下设立基袭金会,但是中国的慈善法不是很完善,根据中国的法律,只能在红十字会下设立一个专项”。
壹基金人员不直接接触到募集资金。也就是,按规定,壹基金只能负责筹钱,并不负责管钱。以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捐款过程为例,壹基金管委会对捐款的用途有决策权,但仍要通过红十字会的渠道使用资金。
由于没有独立法人身份,红十字会下设的合作专项基金计划不能有自己的机构和员工。
壹基金的尴尬身份是中国的制度造成的,壹基金就像一个没有身份证的孩子,希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更加专业化、透明化发展的人已经开始质疑壹基金的身份、法律结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即指出,没有公募资格的非公募基金会,却在行使公募之实。壹基金是利用红十字会的公募权力寻租,这说明中国慈善基金会的混乱。
6. 草根NGO的获资助条件
能够获得大型基金会资助的草根仍然是凤毛麟角,和公募基金会强大的优势资源比较,获得资源的艰难是国内绝大部分草根NGO的通病。过去,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与民间草根组织很少接触和合作,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开展活动,“老死不相往来”。
虽然中国红基会“5·12灾后重建项目”公开招标迈出了第一步,但公募基金会向草根NGO开放资源的大门并没有完全敞开,大型基金会对于资助草根NGO仍然顾虑重重。《公益时报》记者从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国家5A级基金会了解到,直接对草根NGO进行资金支持并非像想象中那么容易操作。
让大型基金会放不下顾虑,基金会资助草根NGO至今障碍重重,原因显然是复杂的,在大型基金会领导层的眼里,草根NGO自身的问题最需要认真考量。
NGO自身情况的复杂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声闻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公募基金会对于资助草根NGO仍然有不少的顾虑,也影响到下一步如何合作的一些考虑。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草根NGO的资质问题,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障碍。
基金会第二个顾虑则来自对草根NGO团队执行力的认可。汤声闻表示,比如从事老年人护理方面的机构,基金会在选择它进行资助之前,必定先要了解它之前是否从事这个专业,做的好不好。如果是临时性组合的草根NGO,在相关领域时间不长,专业性当然也就会大打折扣。
基金会第三个顾虑则是草根NGO的自我生存能力。汤声闻说,在参与竞标的机构当中,有一家草根NGO的预算当中有38%的经费安排为工作人员的工资、用餐补贴,甚至包括通讯补贴,让他对这家NGO的自身生存能力大感怀疑。
基金会第四个顾虑则是草根NGO沟通能力的欠缺。汤声闻表示,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与地方政府、捐助对象的沟通上,甚至还包括与资助方基金会的沟通,一些NGO表现出沟通能力上的不足。
7. 公益基金捐款抵税和正常缴税的区别
这个主要看主体,如果你是个人的话,相关的法规其实比较难以覆盖。因为个内人所得容税的减免还没有那么完善的执行层面的制度。
如果你是企业的话,是可以的,今年捐款额度可以在税务核算的时候减出来,减少纳税总额。
但是要注意的是,很多机构可以提供免税发票,但并不具备免税资格。免税资格是由省级单位统一评估的,一般每个省国字头的基金会、慈善总会都是有资质的。但其他的草根公益机构比较难以获得免税认定。
也就是说无法完全享受免税政策
8. 关于中国慈善组织的问题
政府支持的慈善组织有: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基金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红十字专会 中华慈善总会属
中国民间慈善组织也渐渐发展起来了,有时被称为“草根慈善组织”:
“顺其自然”由浙江宁波市一个匿名市民发起。7年多来,“顺其自然”已累计向浙江省慈善总会捐款117万元。除向慈善总会捐款外,这一组织踪迹还遍布各地。
与政府的慈善机构相比,这种“草根慈善组织”更具有贴近性:发起者是同样身份的普通人,因为这个组织规模不大,捐款发放更及时、更透明,捐款者能清楚地知晓钱发到了什么人手里。因此,民间慈善组织在中国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还有一些宗教性质的慈善组织。
9. 基金会的发展现状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8日,中国共有基金会4115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476家,非公募基金会2639家。自2010年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公募基金会之后,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很快。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增长迅速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政策推动,《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了非公募基金会的地位和基本运作规则,近几年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下放进一步促进了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增长;2008年之后社会对慈善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关注;2008年1月1日起《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提高了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免税比例等。
从数量与分布概况看,基金会发展显现出以下趋势:
1. 基金会数量自2004年以来保持20%左右的增长率;
2. 活动领域发展趋势:一枝独秀、整体多样;
3. 7个省市基金会数量占据全国总数的61%。
从地域分布上看,基金会数量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分布着较多的基金会。截止2013年底,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内蒙古、湖南省是基金会最多的10个省份。 在美国,基金会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关注的范围日益扩展,除了关注传统的扶贫、教育、环境、医疗、公共事业等领域外,还扩展到全球发展、精神、个人潜质发掘等方面。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捐赠范围为全球发展、健康、教育。E-bay创始人奥米迪亚夫妇的基金会则是积极支持个人潜质发掘。怀特基金会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研究、艺术、人文科学上。
截止2013年底,我国基金会的活动领域大多集中在教育以及传统的救灾济贫、扶弱助残、医疗救助、文化等方面,而致力于推动艺术、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社区发展、及公益支持等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内的基金会则比较少。也有一些新成立的基金会已经更多地关注新兴领域,包括国防建设、传媒、地质科学等方面,包括:云南三益文化国防基金会、环球公益基金会、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等。 2011年,中国公益慈善界经历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先是郭美美网络炫富的行为引发了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接着,中华慈善总会发票事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投资放贷,又相继遭到舆论的质疑和抨击。在“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公益界,不断涌现的慈善丑闻使得整个公益行业的公信力都受到影响。
正如当年的希望工程创始人、如今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所言,由郭美美引发的“官办”慈善公信力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显现:“尽管四个机构涉及的麻烦和背景、原因、性质各不相同,但社会对这些事件的质疑和责问,不论是专业还是外行,理性还是不理性,无不指向‘官办’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表达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不信任。这个乱局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归根到底是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惹的祸。”
2012年8月29日,中基透明指数(简称FTI)在北京发布。中基透明指数,即中国公益基金会透明指数。这是一套有关基金会透明标准的评价系统,其评价指标包括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捐赠信息等共60个,并以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渠道和完整度等作为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排行榜将按照基金会最新透明分数每周更新一次,排名越靠前,代表基金会透明度越高。中基透明指数由基金会中心网、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中国NPO自律行动委员会、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和众多基金会组织参与研发。“它标志着我国公益基金会在制定社会管理标准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据介绍,这个指数具有公开性、科学性、民间性、国际性,将推动我国公益基金会行业提升信息化水平。
中基透明指数一方面树立行业可量化的透明度标准,另一方面分享实践经验和互联网工具,实现基金会透明度的提升和基金会管理能力的跨越式发展。这个指数将帮助基金会根据标准增强自身透明度,并了解自己的信息公开程度在行业内的位置。对于公众而言,可以以透明指数作为捐赠参考,从而促进慈善行业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 1、公募基金会亟需转型
公募基金会拥有着公募权这一优势资源,很多老牌公募基金会规模扩大迅速。然而,“如何把钱花好”成为这些基金会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这促使他们思考基金会的未来定位。有些则开始了由运作型向资助型基金会过渡的转型尝试;也有基金会开始创造平台,将公募权分享给草根公益组织。
事实上,自2010年开始,一些全国大型公募基金会就纷纷宣布,将从操作型基金会转向资助型基金会,即基金会由筹资后自己做项目,转变为培育和资助草根公益组织。
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试图从操作性基金会转型资助型基金会,然而捐赠人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以及草根公益组织专业性不高、执行项目效果难以预估的现状,使得公募基金会转型步履维艰。
2、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过程中的挑战
对于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来说,其自身的可持续性的资金来源问题也开始引起重视。按《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要求,基金会每年支出资金不是来源于投资回报,而是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因此如何保证基金会自身的良性发展已经是个问题。
如何获得持续性的基金来源,采取多样的基金增值方式,获得安全的高收益,已经成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过程中无法绕过的课题。事实上,在一些基金会发展发达的国家,捐助基金会不是单纯的捐助,而是一种“投资”。非公募基金会应该利用自身的创始基金进行运作投资,产生效益,从而使基金会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可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