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扶贫基金会如何进行项目管理 希望可以具体的谈谈
中国扶贫基金会组抄织和袭实施了“扶贫中国行——走进千村万户，共建和谐社会”、“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表彰活动”等大型系列公益活动，只要国内企业，爱心人士愿意为社会弱势群体尽一份力，利用自有资源或捐赠善款与物资，基金会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受理。
『贰』 浅析，非营利组织要不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于民间非营利组织，根据企业所得税的管理规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如单位取得经营收入，经核算有收益（应纳税所得额），就应按税法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叁』 浅析如何保障捐赠财产社会效益最大化
中国的公益事业在2011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受尽了质疑与屈辱，经历了绝望与反思。然而2012过了半年，却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名人在参与甚至发起公益项目，是做公益的吸引力太大？还是它始终是个很好的宣传噱头？抑或是在台面上的那些公益组织不被信任的时候，掌握着财富和影响力的人觉得还是“自己来”比较放心？
里约+20刚刚落下帷幕，国内没有更多的报道，国际上骂声一片——是否有了意愿和资金，就能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衡量一个商业活动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它的经济效益，而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行为需要达到最大的社会效益。
受助人效益
有家规模不小的民营企业2005年就注册了非公募基金会，绝对算是先驱。多年来这家基金会在靠近边境的荒原上建起了几家小学校和医务室，当地反响也很好。可是作为这家基金会创始人的女企业家，近几年并没有为此而感到得意，反倒有些焦虑——基金会成立几年，投入善款一亿多，如果再按同样思路发展下去，建学校、盖诊所，投入巨大不说，项目就像撒胡椒面，当地人除了上学和就医得到改善以外，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还有一个公募基金会的生态建设项目，筹资活动在我国发达地区开展地如火如荼，还因其创新性的资源发动渠道而获得很多关注和好评。在项目落实层面却没有下同样的功夫，由基层政府强行摊派给当地农民进行生态林种植，不但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分配，老百姓没有理解到项目的意义，把项目当负担。北京的工作人员到项目点去调研，村民们有的一脸茫然，有的避之唯恐不及。
其实，这些并不是什么新奇的故事。美国学者在几年前就出版了名为《白人的负担》的一本著作。书中首先揭露了一个事实，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累计提供了两万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但靠这些援助生存的很多国家至今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答案是这些援助根本没有响应受助国人民真正的需求。
公益项目是公益事业的产品，同在商业活动中一样，首先要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其次安全无害、质优价廉，客户，也就是公益项目的受益人才会买账。
同时，公益项目又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客户除了受益人，还有捐赠者。中国公益组织还处在“傍大款”阶段，即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或个人的一次性大额捐款。通过这种筹款方式，公益项目的执行就要受捐助者强势的意志所左右——当实际需要是学校教师的进修和孩子们的健康教育，而捐助者想要一所富丽堂皇的教学楼的时候，公益能做的要么就是花费更多的项目人力满足捐助者的要求，背离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准则，要么就是重新寻找资金来源。
很多国际组织抛弃了与企业和大佬们的合作，而选择接受普通人的多次小额捐款。这种筹资模式看起来比较繁琐，但确能帮助目标明确、经验丰富的公益组织“放心大胆地”执行高效的公益项目。捐赠人群体对项目的监测与评估也是通过一系列科学的体系，从而避免了个人或单个企业的主观臆断。
公益项目满足客户需求的方法也很多，同样是垃圾分类，公益组织可以花很多经费帮助建立硬件设施，也可以花相对少的经费教育市民从生活点滴做起；前者立竿见影，但只能治标，后者治本，但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为了一个诉求，国外一些国家通常会组织游行活动，以社会各界予以关注。而淮北为枳，在我国，人们更加务实，公益组织较好的工作模式是首先进行扎实的项目工作，通过项目积累提炼出理论，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复制给情况相似的其他地区。
捐助人效益
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笔者遇到了两位同行好友，一位在一家基金会面向企业做筹资，一位在外企里做CSR。那位负责筹资的好友不无失望地对做CSR的好友的说，哎，你们一年CSR总共的预算才二三百万，还都是给自己花的，我在你们这筹资是不可能的了。随即，他又询问我们有谁认识某家国内零售企业，“听说他们今年捐款预算7000万，要是能和他们联系上就好了”。
和外资企业相比，国内的很多企业还把回报社会是否真诚与捐款金额的多少挂钩。可就像前面所说过的，没有对需求的相应和专业的落实，欧美国家的两万多亿美金打了水漂，我们的企业捐款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或者我们很不负责任地臆断企业们捐款就是为了那个好看的数额，而不管实际是否对受助人产生效益；但精打细算的企业家们总要想想这些捐款对自己是否有好处。
翻开个大企业上一年或长或短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公益捐款总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很多企业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一年的捐款总额是多少：联想列出了在几次特大灾难中的捐赠，多为物资，具体花了多少钱我们不得而知，却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国内外事件中的挺身而出；最近，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声誉研究所评选了全球百家声誉最好“良心企业”，联想成为中国大陆唯一进榜企业。英特尔告诉我们他们拉上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团市委、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大名鼎鼎的官方机构开展的“芯世界”项目轰轰烈烈地举办了三年，公益组织争相竞评，社会各界交口称赞，而这三年的项目英特尔总共的善款支出是500万元。与之相比，我们看到还有很多企业的报告上干巴巴地写着一个百万级甚至千万级的数额，在互联网上也搜不到什么吸引眼球的新闻；万达集团2011年捐款总额达2.57亿人民币，也只在报告里低调地用三行字进行解释，还隐去了备受争议的那一亿元。
在国外的有些教育机构里，向富人开设了如何“给钱”的课程，学员不少。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课程，但是企业和它们的拥有者们在捐款的时候完全可以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分析分析要如何做才能保证即将捐出的款项对社会、至少对自己有最佳的效益。同样是花钱，企业在捐款时拿出生意场上锱铢必较的认真劲，定会赢得更好的声誉。
『肆』 浅谈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的几个问题
财政部于2002年9月24日发出了关于《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笔者结合“征求意见稿”对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作一浅略探讨。一、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界定“征求意见稿”在第二章总则中说明，本制度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各类民间非营利组织(简称非营利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些非营利组织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不以营利为目的；(2)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因为出资而拥有非营利组织的所有权，收支结余不得向出资者分配；(3)非营利组织一旦进行清算，清算的剩余财产应按规定继续用于社会公益事业。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是：(1)它们从捐赠者那里获得大量资源的捐赠，但捐赠者并未希望因此得到同等或成比例的资金回报；(2)它们经营的目的并非为了赚取利润；(3)不存在营利性企业中所有者利益问题，不能发行股票。中美两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其共同点是非营利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但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伍』 浅谈如何规范捐赠资金管理使用
浅谈捐赠票据的使用与管理
——上饶市财政局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百姓的物资文明日益提高，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也越来越受追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捐赠活动，受到大众的踊跃参与。捐赠，成为体现慈善的一种行为、实现大爱的一种途径，捐赠规模取得了长足进展，捐赠财物数额呈不断上升趋势。作为证明捐赠事实的财政捐赠票据的使用和管理凸现重要。
一、主要做法
对于捐赠资金及捐赠票据的管理，上饶市财政局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第三条规定：“预算外资金，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而收取、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各种财政性资金。其范围主要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和附加收入等；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计划（物价）部门审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审批建立的基金、附加收入等；主管部门从所属单位集中的上缴资金；用于乡镇政府开支的乡自筹和乡统筹资金；其他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依据《决定》精神，我们对行政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凭借自身职能取得的各种馈赠、赞助、资助、庆典等收入均视为“捐赠”收入，使用捐赠票据，并作为“其他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来管理，全额纳入财政专户，年终决算在“其他收入”中反应。
第二阶段：1999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施行。对此，我们高度重视，采用各种方式及时组织学习。如：全市财政系统预算外资金管理工作会上组织县（市、区）财政干部学习和讨论，市直单位预算外资金年度决算布置会上组织单位财务人员学习。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明确：
1、接受捐赠的主体（使用捐赠票据的对象）：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境外捐赠人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受赠人时，可以接受捐赠。可以将捐赠财物转交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也可以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分发或者兴办公益事业，但不得以本机关为受益对象。
2、订立协议：捐赠人与受赠人就捐赠财产的种类、质量、数量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
3、捐赠票据：受赠人接受捐赠后，应当向捐赠人出具合法有效的财政捐赠票据。
4、专户管理：凡使用了财政捐赠票据取得的捐赠资金必须全额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5、资金用途：严格按照《捐赠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开展公益事业，不得挪作他用。
6、财政监督：列入年度稽查范围。
十年来，上饶各级财政部门基本按照上述要求管理捐赠资金和捐赠票据。捐赠票据只提供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即：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医院、学校。除此以外的行政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国家机关以及经民政局批准的各类学会、协会，均没有提供财政捐赠票据。
由于《捐赠法》的宣传不够、解读不一，加之制度的滞后，工作中常遇尴尬，深感棘手。
二、存在问题
1、概念模糊。一是捐赠常常被馈赠、资助、赞助这些行为所混淆。捐赠是无偿、自愿献出财物的一种行为；馈赠是一种来往，赠与或回赠对方财物；资助是用财物具体帮助某一类人群；赞助则是一种互益行为。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行为常常混为一谈，难辩真假。如：文化体育机构开展的各类演唱会、体育赛事等，通过市场行为获得了资金，是赞助行为，但双方打了摖边球，签订了捐赠协议；二是公益性社团常常被非公益性社团利用。由于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的界定不为人所知，一些权利机构的协会、学会，利用其职务、职能之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捐赠”资金；三是公益性事业常常被曲解成本协会、学会活动。如一些有能耐获取“捐赠”资金的协会、学会，将资金用于本社团的会员活动。
2、法规相悖。《捐赠法》第十条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具体利的事业单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而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第一条：“政府非税收入范围包括：……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 第二条五款“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是指各级政府、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名义接受的非定向捐赠货币收入，不包括定向捐赠货币收入、实物捐赠收入以及以不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企业、个人或者其他民间组织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财综[2004]53号文件规定的受赠主体与《捐赠法》确定的大相径庭。使得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无所适从。
另，省民政厅、财政厅、省地税局、物价局根据财规[2000]47号文件精神下发了《关于我省民间组织票据和发票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赣民字[2001]334号），赣民字[2001]334号较财规[2000]47号文件增加了“民间组织接受捐赠、资助，应当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江西省社会捐赠收入票据》”（第二条）。但对捐助资金如何监管没有规定。
3、口径混乱。一是捐赠资金的属性。按照《捐赠法》第十二条规定：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的数量、用途和方式。因此，资金所有权归捐赠人，捐赠资金能否作为政府非税收入？是否要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值得探讨；二是捐赠行为的随意。由于捐赠活动是零门坎儿，无须审批，因此，各路诸侯各行其是、各显神通，随意组织开展捐赠活动，造成捐赠市场混乱、捐赠资金数额不大、监管难度加大。
4、管理不一。一是由于制度的缺失，造成捐赠资金管理方式不同：一种是只要使用了财政捐赠票据的，其捐赠资金必须全额缴入财政专户；另一种是根据机构性质决定是否其捐赠资金要纳入财政专户，即，除代行政府职能以外的组织，虽然其使用了财政捐赠票据，但捐赠资金不要求上缴；二是对相关文件的理解，造成捐赠票据发放宽严不一：一类是无论机构性质、行为真伪，只要说是捐赠活动，一律给予提供捐赠票据。即使实施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改革的今天，还有财政部门为不具备捐赠主体的单位设置了“捐赠”项目；另一类是只对当地编委会确认的公益性社会团体（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和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科研福利）提供捐赠票据。
5、源头难控。由于政策上的盲点、理解上的茫然，使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造成捐赠票据发放、捐赠资金管理的五花八门，源头失控。
三、建议意见
1、加大宣传。民政、财政、税务等相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捐赠法》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我市慈善事业做大做强，形成规模，与国际接轨。
2、完善制度。依据《捐赠法》，尽快出台相应的票据管理、资金管理、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同时要制定《捐赠法》的实施细则，特别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捐赠行为要有所限制，防止将单位经费捐赠所属社团或者有人情关系、工作关系的非代行政府职能的社团；对企业，要严格限制与企业在经营或者财务方面具有控制关系的单位实行捐赠行为，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
3、准确定性。对公益事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和定义，要便于理解和操作。
4、统一口径。有关捐赠对象、受赠主体、捐助协议、票据使用、资金使用与管理、捐赠行为与资金的监督等，要全国一盘棋，防止因口径随意造成乱收费乱摊派滋生、偷税漏税蔓延。
5、规范管理。一是凡使用财政捐赠票据收取捐赠资金的，其资金全额纳入财政专户；二是捐赠资金均有专项用途，有使用方向，因此，不能列政府非税收入，只能作为“其他应付款”进行管理；三是财政与审计部门应加强配合，每年必须对捐赠资金进行审核，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四是严禁将捐赠资金用于受赠主体的开支。
『陆』 浅谈如何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
同时，社会组织对社会的服务和奉献也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和公信力也倍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公益慈善捐款的有效使用、安全运作、规范管理、受益对象的资质认证等，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组织乃至这一行业在公众当的信誉度。如何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赢得公众更广泛、更有力、更长久的支持，是包括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内的每个社会组织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北京地区5A级的公募基金会，历经十几年不断发展，逐步搭建了一个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公益平台，建立了一支长期合作的支持者队伍，保持了一定规模服务青少年的资助水平，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注重机构的能力建设。从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展经验来看，社会组织提升自身能力，重点要抓好四方面建设： 一、明确组织的使命、责任，重点抓好组织的文化建设。 社会组织从事的是公益慈善事业，肩负着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对于公众而言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公益、慈善的化身。因此，社会组织的从业者就必须有崇高的信仰、有强烈的使命感、有较高的道德标准和行为约束；社会组织必须要树立明确的机构使命、发展愿景和核心价值观。 组织文化是对内的管理文化，组织文化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思想，其工作重点是营造组织氛围，加强思想道德标准体系建设和进行理念体系、组织行为体系、形象识别体系的建设。组织文化是以机构使命、发展愿景，树立核心价值和塑造行为方式为核心来开展工作。抓好社会组织文化建设，能够实现社会组织两大转变——内在和外在形象的转变，建立完整的提炼、固化、传播、落地实施的体系，从而能够将组织使命、核心价值观与员工的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因此，抓好机构的组织文化建设是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基本任务。 以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例，近年来北京青基会在组织文化建设中，重点从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信用至上”的机构形象，“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组织入手，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开拓进取，奋发向上，团结协作，努力学习”的机构文化，不断提升机构发展的内动力、凝聚力、公信力、创新力，实现机构和员工的和谐发展，最终强化了组织的能力。 二、规范组织的内部治理，重点抓好组织的制度建设。 内部治理能力是社会组织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科学、严格、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组织提高自身能力的主要任务。 所谓内部治理是相对于外部环境而言，是区别于人员、资金、办公场所、设备等硬件设施的软件设置。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主要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完善的管理制度，科学的业务流程等等。 治理结构建设是社会组织进行内部治理重要环节，明晰理事会、监事会、秘书处的责权关系，做到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社会组织中理事会的职能是决策与支持，它负有指导组织的合作和策略，确定有效的目标和战略规划，确定有效组织规划，支持筹资等的责任。监事会的职能是监督与建议，它负有检查财务资料，监督遵章守纪情况，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等责任。秘书处的职能是治理与运作，它负有参与理事会的政策制定，确保对组织的有效领导，筹集资金实现组织合作，开发项目、执行项目、实施项目管理等责任。 业务流程设置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重要支撑。科学的业务流程通过项目运行打破部门之间的界线，建立PMO（以项目管理为核心）组织，按照流程进行规范化操作、按项目发展配置资源，在日常工作中，建立项目管理体系模型，为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实现战略目标提供管理保障。 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核心内容。俗话说没规矩不成方圆,完善的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依据，是规范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绳。抓好社会组织制度建设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制订全面科学的管理制度；二是着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三是根据外部环境和工作情况的变化，及时修订组织管理制度。 三、建立多样的监督形式，重点抓好组织的信息披露建设。 保持畅通的信息发布渠道,做到组织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形式多样的监督机制,是社会组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组织提高公信力的有效措施。 在广大公众眼里，社会组织从事的是服务社会的善行和诚信的事业，它的“口袋”和行为应该是透明的，是让人放心的。但是，由于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基金会天然的公益产权性质及所有者缺位的特点，往往导致社会公益组织及其管理者与捐赠者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后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方面处于弱势。由此，容易导致公众对社会组织的猜测、信任缺失、甚至是反感。如何赢得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支持和追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信息的公开透明，采取多种形式的监督。 加强信息披露机制建设是社会组织提升公信力的必然要求，它是社会组织实施多种形式监督的基础和载体。社会组织信息披露要坚持五原则，即真实原则、长期原则、广泛原则、有效原则和多样原则。信息披露不能以偏盖全，不能时有时无，不能面向少数，不能方法简单形式单一。可以采取常规发布与专项发布相结合，主动发布与接受质询相结合，机构网站与新闻媒体相结合。要做到三个保障，即有一个规范的信息发布制度做保障，一个常规的信息发布平台做保障，一支具有专业水平、热心公益的监督者队伍做保障。 所谓的多种形式监督包括组织监督、审计监督（即财务监督）、捐赠人监督、公众监督和自我监督。 组织监督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上级主管单位对其工作的管理、检查和问责；二是政府登记管理部门对社会组织进行年度检查、定期评估；三是各由社会组织组成的行业协会等自治组织对其成员的监督、评估。审计监督即财务监督，是对社会组织实施监督的重要方式之一。社会组织不仅要每年由政府审计部门或者社会审计机构对其财务运行状况进行审计，同时，要在法人代表离任时、重大救灾捐赠活动后接受专项审计，并通过新闻媒体对审计情况进行公布。捐赠者监督是指社会组织的捐赠人，借助不同的手段和渠道对社会组织捐赠接收情况,捐赠落实情况以及其他方面工作进行监督。例如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借助网络平台将组织接收的每笔捐款向社会公布，捐赠者可登陆网站了解自己捐款接收的情况；此外北京青基会还设立了“北京市希望之星（1+1）奖学金”、“学子阳光——首都高校优秀贫困大学生扶助”等捐款者与受益人能够建立1对1关系的公益项目，捐赠者通过与受益学生建立通讯联系，可了解捐款的落实时间、落实金额以及受益人的家庭状况等。公众监督即媒体监督是指新闻媒体通过报道社会组织工作、活动和事件，反映出社会组织工作宗旨、工作状态、工作水平以及存在的问题，使公众认清社会组织的真实状态，从而使公众行使质询权。自我监督是指在组织内部成立监察部门，对社会组织以及分支机构业务开展情况、公益项目实施质量进行检查；同时，接受并处理公众对社会组织及其所设公益项目实施情况的投诉。 四、打造具有特色的公益品牌，重点抓好组织的运营能力建设。 社会组织的品牌作为一种标识，不仅代表有形的产品，也代表着无形的服务，是社会组织与捐赠者、支持者之间的相互承诺。社会组织的品牌分为两种，一是公益项目品牌，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学子阳光、希望之星等；二是机构品牌，如在我国较有影响力的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等。 社会组织品牌的力量是巨大的，拥有特色品牌，社会组织在宣传公益理念、整合公益资源、推动公益事业发展上能够发挥着四量拨千斤的作用。因此，打造公益名牌是形成社会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组织提高自身能力的核心任务。 公益品牌的打造，是社会组织运营能力集中体现，它是社会组织筹募能力、宣传能力、捐赠落实能力、项目策划能力、组织服务能力的有效结合。抓好组织运营能力建设，就要从增加社会组织筹募、宣传、捐赠落实、项目策划和服务等五方面能力入手，确立学习、探索、创新、发展的思想，将组织运营能力建设作为机构一项重要任务，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和民众需求，挖掘自身优势；遵循行业规律，整合社会资源；探索、固化落实渠道；抓住典型人物或事件，借助多种手段扩大组织影响，实现组织运营能力的提升，推动社会组织品牌战略的实施，打造社会组织特有的公益品牌。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其实施品牌过程中，树立了“塑造公益名牌，筹募遵循市场规律，规范自律、公开透明，服务至上，‘平民公益’，创新发展，重视受益资源以及员工与机构共成长”等八个工作理念，不断提高组织运营能力。在品牌打造上，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重点实施“希望工程”品牌再生产，努力推动希望工程的本地化，利用几年时间，先后推出了 “北京市希望之星（1+1）奖学金”、“学子阳光——首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优秀大学生扶助工作”、“希望电脑教室”、“希望阅览室”等教育资助项目，从教育阶段划分，涵盖了大、中、小学生，实现了教育资助的全程化；从资助范围划分，涵盖了校舍建设、教育教学设备、生活困难学生助学金、图书和文体用品，做到了教育全方位资助。成功的打造了“北京希望工程”品牌，实现了由公益项目品牌向机构品牌的转化，扩大了机构的社会认知度和号召力。 总之，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组织必将迎来一个高速发展的春天，面对公众的新需求，社会赋予的新任务，社会组织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组织服务社会的能力，才能赢得公众更广泛的信任，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亚纪英：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柒』 比特币与以太坊区别浅谈
区块链白话说明：
麻将就是中国最早的区块链落地应用：
A想打麻将专的属想法就相当于创建一个区块：
A打电话通知B、C、D就是“去中心化"的点对点传输。
ABCD就形成了共识,摸打的动作为“挖矿”,四个人就是“矿工”。
麻将就是哈希值。而胡牌就是碰撞出了正确的哈希值,就可以获得相
应的筹码奖励,也就是所谓的比特币。
四个人各自记录了第一局的战绩,在整个区块链上,这才仅仅是一个节点,如果那天一共打了20盘麻将,也就是20个节点(区块),20个区块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个完整账本,这就是区块链。
这个账本每人都有一个,所以就是分布式账本
据史料记载，中国是在区块链方面全球最早的应用群体，所以你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在区块链应用方面要领先世界1000多年！
厉害了，我的国[强][强][强]
『捌』 浅谈德国，美国，中国“工业4.0”的区别在哪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落后与先进并存、传统与现代共生，需要积极探讨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提升传统产业与培育新兴产业相结合；传统手工艺与先进制造业相结合；第一次工业化与第二次工业化相结合；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德国工业4.0在全球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全球加快全面进入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智能经济时代。德国工业4.0与美国比较流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提法和一些学者说的第五次工业革命等，都是以信息技术革命性突破为基础，反映了工业经济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本文着重分析德国工业4.0战略的主要特点，比较中国制造2025，得出一些重要启示。德国工业4.0主要特点德国工业4.0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两个重点，三大集成，四个特征和六项措施。一个核心：互联网+制造业，将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广泛深入地应用于制造业，构建智能工厂、实现智能制造。两个重点：领先的供应商策略，成为“智能生产”设备的主要供应者；主导的市场策略，设计并实施一套全面的知识和技术转化方案，引领市场发展。三大集成：企业内部灵活且可重新组合的纵向集成，企业之间价值链的横向集成，全社会价值链的端到端工程数字化集成（ERP、MES、SFC车间集中控制系统部署）。四个特征：生产可调节，可自我调节以应对不同形势；产品可识别，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产品分辨出来；需求可变通，可以根据临时的需求变化而改变设计、构造、计划、生产和运作，并且仍有获利空间；四是过程可监测，可以实时针对商业模式全过程进行监测。六项措施：实现技术标准化和开放标准的参考体系；建立复杂模型管理系统；建立一套综合的工业宽带基础设施；建立安全保障机制和规章制度；创新工作组织和设计方式；加强培训和持续职业教育。把德国工业4.0放在全球范围和历史背景中比较发现，可以看出德国工业4.0有以下5个重要特点。1.基础性。与德国整体发展战略相关，发挥优势，应对全局性挑战。德国是一个很重视发展战略规划的国家，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部门间高技术战略协调机制，制定德国的创新发展国家战略。2006年。德国政府制定了“高科技战略”，2010年7月，发布了《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报告,，2011年11月，德国政府特别提出把德国工业4.0作为《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的重心，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充分说明德国制造业在德国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基础性作用。工业4.0有助于促进工业-科研联盟瞄准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目标，制定具体的创新战略和实施路线图，确保德国制造业的领先和优势地位，是保持德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2.策略性。与国际社会竞争相关，在国际相近的战略思维中，寻求不同的策略。加快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仅德国高度重视，其他国家也同样高度重视。事实上，早在200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就把CPS系统确定为关键研究领域。2011年3月，欧盟公布了“欧洲2020战略”，提出800亿欧元预算，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研发经费计划。日本也提出了类似的“工业智能化”战略，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产业。德国很清楚自身近些年在竞争中的不利态势，面临很大的压力。面对竞争形势，德国采取了包容、开放、有策略的战略，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德国为工业4.0配套制定了领先的供应商策略和主导的市场策略，重点考虑将产品与恰当的服务相衔接，着力开发新的商业模式。这是很值得借鉴的。3.创新性。与工业发展历史相关，把累积、继承、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高水平的创新。一方面，充分考虑了从工业化早期阶段吸取经验，继承和发扬现有工业的核心价值。在德国，一般意义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至今仍然支持90%的工业制造过程。因此，工业4.0很重视借助传统工业和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德国工业4.0将制造领域的所有因素和资源通过CBS系统构成全新的社会服务和实时保障平台，体现了深度的创新性。德国“工业4.0”就是一种“再工业化”战略。但是与美日的“再工业化”不同，德国的“工业4.0”核心在于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模块化技术，实现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业中由于地理位置导致的生产、研发脱节现象，使工业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升级不再依赖物理上的互相接触，使德国在既保持自己科技研发技术优势的同时，也可以继续享受全球化生产的优势。德国通过新理念、新战略、新技术，把信息化推向质的变化阶段，推动以智能制造、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生物为特征的新的工业革命。这一点是很高明的。4.前瞻性。与未来趋势相关，正确研判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趋势，体现事物发展规律。工业4.0是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智能经济、智能世界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在现实与中长期目标之间，德国一方面特别注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智能工厂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透视和描述，既体现可操作性，又体现前瞻性，为正确选择战略重点、采取超常规的相应举措，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德国把实现技术标准化放在最为优先的地位，抢先制定行业标准，企图继续占领全球制造业的制高点，除了在经济上获得现实利益外，更重要的是为长远确立德国制造优势创造条件。5.市场性。与市场发展需求相关，适应市场、构建市场、引领市场，占据市场制高点。德国把智能工厂作为智能化世界的一部分，以“工业智能化”带动“社会智能化”，为“社会智能化”提供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先进通信技术、智能控制系统设计、“大数据”分析方法等各类软硬件，将成熟的“工业解决方案”转化为“社会服务解决方案”，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领域推广应用，构建新的市场空间。德国在构建市场的过程中，特别把CBS技术和产品确立为主导市场，根据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设计系列化的智能产品，建设智能社会，建立全新的商业机会和模式，必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市场价值。2025与4.0的比较2015年，中国在分析国内外市场的基础上，遵循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客观规律，编制中长期十年规划，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十个重点行业，包含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其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传统行业，以及相应的供应链和销售网。其主线是两化深度融合，主攻方向是推进智能制造，主要形式是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都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针对制造业发展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比较两个战略可以看出各有特点，除了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不同之外，还存在战略思想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德国工业4.0为德国工业发展描绘了细致的发展蓝图，反映了德意志民族特有的认真与严谨，在战略思想、基础研究、技术教育、政策机构和措施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1.战略思想的差异比较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德国工业4.0战略是一个革命性的基础性的科技战略。其立足点并不是单纯提升某几个工业制造技术，而是从制造方式最基础层面上进行变革，从而实现整个工业发展的质的飞跃。因此，德国工业4.0战略的核心内容并不拘泥于工业产值数据这个层面上“量的变化”，而更加关注工业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相对于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则强调的是在现有的工业制造水平和技术上，通过“互联网+”这种工具的应用，实现结构的变化和产量的增加。这种区别就好比《中国制造2025》是在工业现阶段水平和思维模式上寻求阶段内的改进和发展，德国则是寻求从工业3.0阶段跨越到工业4.0阶段，实现“质的变化”。这种战略思想上的差别应该说是客观条件的反映，符合现实基础，但也说明中国制造2025缺少战略上的理论深度和技术高度，也缺少市场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2.战略基础的差异战略基础包括基础研究、技术教育、人才培养等，是战略实施成功的基本条件。仔细研究《德国工业4.0》，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战略最重要的因素是基础科学研究，很多细节方面的任务目标，都以“高、精、尖”的理论知识作为依凭。致力于改善德国科学基础研究的条件，提高科研创新能力。相比之下，中国基础学科的研究比较薄弱，科研创新能力不强，很难有重大突破。其根本原因，除历史基础条件因素之外，也有政策的因素。在政策支持上，中国横向研究比纵向研究无论在数目上，还是支持力度上都要大很多，导致中国应用型的研究领域较强，理论基础研究较薄弱。中国还在制定国际化行业标准方面缺乏经验和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下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同时，我们还有必要采取开放式的合作方针，积极成为网络化先进理论和先进标准体系的重要接入者，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包括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一起分享理论、技术与市场。3.战略措施的差异在配套政策方面，德国为了有效实施工业4.0，比较重视对技术、政策和环境等进行评估调整。比如，德国系统评估新技术对相关法律可能造成的颠覆性影响，以及创新周期缩短可能导致相关规则架构频繁更新等，及时对现行不利于发展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了修改。德国比较重视构建支持工业4.0的法律环境，及时对与企业责任、数据保护、贸易限制、密码系统等相关法规进行调整，培养全国国民的竞争意识，比较重视反思和自我调适。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在协同机构方面，德国成立了政府统一协调机构，建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平台。德国信息技术通讯新媒体协会、德国机械制造联合会以及德国电子工业联合会三个专业协会共同建立了秘书处，负责为优先主体研发路线图。我国除了在中央政府层面成立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组长的领导机构和战略咨询委员会之外，还应该大力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协同机制建设。对中国的启示1.积极迎接智能经济新时代工业4.0将使人类-技术（human-technology）和人类-环境（human-environment）的相互作用发生全新转变。借助CPS系统，特别是互联网+，可以巨大地提升人的智能。智能是把人的智慧和知识转化为一种行动能力。基于人类智慧、电脑网络和物理世界有机融合的经济具有更高的效率，这种效率是传统工业无法达到的，因而智能一旦出现将以新的结构和形态取代传统工业，形成“智能经济”。在智能经济时代，智能环保、智能建筑、智能交通、智能医疗等，构成智能经济的不同领域；智能家庭、智能企业、智能城市、智能地区、智能国家、智能世界，构成智能社会的不同层面。在智能经济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性更加突出，市场主体相互之间内在联系更加紧密，社会经济系统对外更加开放。以智能工厂为特征的智能经济也很可能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可以预料：世界的不平衡性将更加突出，竞争的形式将会改变，全球治理方式将有重大变化。对此，我们要有一定的准备，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人文道德上占据制高点，形成良好态势。2.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落后与先进并存、传统与现代共生，需要积极探讨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提升传统产业与培育新兴产业相结合；传统手工艺与先进制造业相结合；第一次工业化与第二次工业化相结合；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我国相当一个时期可能还需要同时推动“工业2.0”、“工业3.0”和“工业4.0”，既要实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要实现在高端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建立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又体现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工业体系，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提供坚实和广宽的基础。既要考虑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要考虑解决就业问题。3.正确认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中的中国制造业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制造业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方面来自高端挑战。发达国家通过“再工业化”，将“再工业化”与新的工业革命相结合，必定使发达国家在科技、信息、资本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成为科技革新与产业革命红利的主要受益者，使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世界分工体系进一步固化，进一步拉大与我国的距离。另一方面来自低端挤压，印度、越南、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可能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抢占制造业的中低端，我国制造业在中低端广大市场的优势面临失去的危险。再一方面来自内部的困境。从整体来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制造业仍处于产业中低端水平，缺乏世界一流大型企业与知名品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份额相对较小；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生产型服务业比重偏低，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水平不高，产品质量问题比较突出；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环保问题严重；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效率低，导致管理成本高，严重影响产品竞争力。中国制造业也迎来了三大机遇。首先是新的契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进入重塑阶段，新理念、新技术、新方式启动期有很多空白点，在某种程度上为全球提供了新的起跑线，也为中国赶超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是新的供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与正在兴起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有机结合，向我们展现了不同于传统流水线、集中化机器大生产的全新生产方式、生产要素、组织模式，必将创造新的市场和供需，这些都是我国可以大展身手之处。再次，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发达国家过度“去工业化”及发展高风险、高杠杆的金融业务，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我国充分汲取其教训，借鉴其“再工业化”发展战略中具有前瞻性、符合发展大势的政策措施，根据不同类型行业的特点，有重点、有差别地推进结构优化升级，通过突破研发、设计、营销网络、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环节，完全有可能加快改造提升制造业。化挑战为机遇，可能要考虑“争两头，保中间”的战略规划格局，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一头是集中优秀力量，大力增强集成创新能力，培育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拥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在一些重要的高端领域，争取一席之地。这一点，我们过去做到了，今后也应该做到，从而在国际核心俱乐部有一定的话语权。一头是继续争取在低端有一定份额，努力创造的就业机会。我们应该在长期底端基础上有所升级，全部升到高端是不现实的，升到中端应该是我们的主要选项。克服“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困境，成为国内外市场优良（中端）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提供者。4.高度重视互联网+企业组织变革“互联网+”是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在实施“互联网+”战略中，互联网+企业组织变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企业作为市场的重要主体和经济的细胞，除了利用互联网加强与市场的互联和联系、推动网络化协同制造和服务之外，还要下大功夫增强内生动力，焕发内部活力。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改善重构生产要素，深化企业组织变革，创新生产方式，提升资产质量和服务功能，适应市场需求和变化，是一个影响中国制造2025战略全局性的问题。解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正确理解技术与组织的关系。技术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关系是相互促进和相互构建的过程，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将企业的消费者、供应商、合作者和企业员工等各种关系全部组织在电脑网络里，使信息的获取、处理、传递和应用变得高速便捷，必然要求企业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和组织机构做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深化企业组织变革，将互联网技术和企业生产方式紧密联合起来，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反馈机制，才能实现技术与组织的良性互动，才能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企业所需要，企业才能成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5.加强中国制造2025基础工作我国对基础研究、基础培训、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和措施，但缺乏深度、缺乏核心、缺乏灵魂。一项大的战略，特别是涉及到一个国家中长期发展的大战略，必须要有自己的系统、深厚的理论基础，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关键的创新技术，必须要有创新理念、勇于担当、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方式缩小技术差距，但是如果理论研究无法赶上去，那么将永远落后于别人，进而失去真正的竞争力。在基础研究和基础培训两方面，德国都有很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何加强基础研究、基础培训呢？可以考虑从基础设施建设着手。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中国制造2025重要一部分内容。中国制造2025必须要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和能够获得的相应材料。比较深入地研究分析中国制造基础设施工程，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体现以问题为导向的创新研究思路，既有针对性地加强理论研究，又为中国制造提供基础条件。从目前情况看，很有必要梳理出中国制造重要基础设施名目，比如，宽带互联网基础设施、高效大容量数据基础设施、IT基础设施、统一的安全保障构架和独特的标识符等。在比较参考国际相应的先进基础设施基础之上，很有必要逐项制定中国制造基础设施项目的理论研究方案和工程建设方案，为中国制造2025夯实基础。不可否认，新的工业革命浪潮正在兴起，智能世界的前景正在展现，激烈竞争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急不得，也慢不得。关键是要深入研判，长线布局，措施得当。“中国制造”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从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变为质量效益竞争优势；从资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多的粗放制造转变为绿色制造；从生产型制造转变为服务型制造。中国制造发展战略核心要义应该是：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主线，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需求为目标，以开放合作为手段，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完善多层次人才体系，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工业革命的重要受益者，也为新的工业革命做出重要贡献。6.智能工厂要有符合国情的样本2013年在汉诺威工业展上首次提出的“工业4.0”战略规划，在全球拉开了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新工业革命大幕。2015年，在迈向制造强国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借鉴“工业4.0”，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意在通过3个“十年”的努力，实现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制造2025”虽与“工业4.0”异曲同工，但现实的国情悬殊很大。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来说，“工业4.0”可以学习，但难以参照，“中国制造2025”必须要有符合国情的参照样本。2001年，盖勒普采用“全球领先技术，本地优质服务”的策略率先在中国制造业开拓市场，最先洞察到当地制造产业趋势的变化，推出了与发达国家企业同时适用的智能工厂解决方案——MES-SFC整体解决方案。当国家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时，盖勒普SFC-MES解决方案不仅契合了国家战略，也成为现实可参照的标板，希望制造企业从智能制造中找到转型升级的一般规律和普遍做法。盖勒普MES-SFC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是中国最早的，最先进，最全面，使用最成熟的智能制造完整解决方案，全球20多年领先技术沉淀，帮助135，000多家制造企业提高生产效益。所有的产品均来自同一个系统开发商，基于同一个制造管理IT技术架构，系统间实现无缝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