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1. 在国际上臭名远扬的5个美国NGO ，它们到底是什么来头

这五个NGO其中之一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民主基金会，因为缩写是NED。大家可能很少听过这个组织，NED是五个NGO中有一定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也就是说专门干一些美国政府不能直接出面干的事情，就由NED完成，它是NGO里面的龙头老大！

第二个是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简写NDI，也是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样，是美国非政府组织，也就是五个NGO里面的老二吧，运转资金什么的也是有美国政府悄悄给予。

总的来说这五个NGO表面上都不是美国政府组织，但私底下经常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而且这五个非政府的国际性组织参与了别国事件，而且并没这五个非政府组织，可以说就是在政府的组织下实行所谓的“民意”的！幕后推手是美国政府无疑。

2.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简介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原称基金会）是美国成立最早又颇有影响的研版究院之一，是卡内权基家族的第二大基金会；同时，它也是美国著名的主流思想库，标榜超脱党派、兼容并蓄，以“促进国家间合作以及美国的国际交往”为宗旨，并重视研究的“实际结果”。通过对其政治观点和倾向性的分析可知，研究院偏向于国际主义、多边主义，主张进行裁军、军备控制、接触谈判和国际合作，并支持把联合国作为国际论坛和世界秩序的象征，思想倾向属于典型的“中间派”。
研究院主要研究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移民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地区冲突问题、多元主义、民主建设和使用武力问题。其总部设在华盛顿，在莫斯科等城市设有研究中心。除了日常研究，研究院还通过实地考察、举办会议、出版刊物、提交研究报告、合作研究等形式，扩大其政治影响和学术地位。研究院也把“培养军备控制、地区安全、国际法等国际事务研究与活动的人材”作为其重要宗旨之一。

3. 什么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版会形式权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有"第二中情局"之称，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
http://bbs.uc.sina.com.cn/tableforum/App/view.php?bbsid=1&fid=43627

4. 什么是全球绿色资助基金

为促进民间基金会和个人捐助者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基层环保运动，1993年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在旧金山市建立，之后总部设于科罗拉多州的博德市。其创始人和执行董事Tchozewski是国际小额资助的倡导者，他首次投入社会运动是在1978年参与创办洛矶平原“真理之力”。1980~1983年，他在美国公谊委员会洛矶平原项目工作，参与反核和裁军运动，并在1983年参与创立了洛矶山和平正义中心。1989~1992年他在旧金山担任绿色和平组织太平洋西南区的主管。2004年他荣获美国基金会理事会的“罗伯特·斯瑞尼尔创造奖”。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的宗旨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基层环境运动进行小额资助，以期帮助保护全球环境。通过小额拨款给维护环境可持续性的机构，加强发展中地区的草根环境运动。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认识到人们不能只保护半个地球，而必须为拯救整个地球而努力，只着眼于美国的环境问题将无益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环境问题正在不断全球化，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正日趋地方化，大多数环境问题最终应在基层地区解决，而在发展中国家，基层团体有效组织起来，以小额资金和众多志愿者的能量，可以事半功倍地解决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带来的问题，以及把污染转嫁到其他国家的现象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大力援助那些在各自国家里探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团体。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在最未受关注而又面临诸多环境威胁的地区广泛支持以社区为基础的环境活动。全球绿色资助基金资助那些以社区为基础，可以最有效赞助小额资助的环境活动团体。资助额从500美元至5000美元不等。美国有很多基金会资助经过注册的组织和需要大量资金的项目，而全球绿色资助基金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层组织需要的经费资助并不很多，而且这些国家中的很多组织注册比较困难，所以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主要是帮助这些正在起步的环保社团，给予一些小额资金的支持，以帮助人们保护自然环境，推行可持续生活方式，保持生物多样性，并促进公众参与决策。资助的金额较小是它的一大特点。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作为大的拨款机构（常常觉得很难找到值得支持的小的草根机构）和新成立的或者小的机构之间的一座桥梁，有效地让小额的拨款发挥效果。

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受助的环境组织收到的第一笔捐助都来自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对于这些团体来说，这些可供组织运作的基本费用，如经费、电话费、印制费及其他办公费用，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同时这些资助也给了他们自信心，提高了他们的信用，使其更有效地推动当地的环境保护事业。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有顾问委员会。它由那些在当地了解如何最有效利用有限资源的环境领袖们组成。顾问委员会负责推选可以获助的组织。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依赖于全球100多位志愿顾问，他们都在当地，可能是记者、教师或者从事其他职业，但是他们都是积极行动的领导者，非常熟悉所在国家的环境运动和当地社区。这个顾问网络还帮助建立了简单的拨款程序，使管理成本最小化，顾问委员会负责推选可以获助的组织。这种参与式的、以群体为基础的工作方式有利于在环境领域内建立民主机制。同时，顾问委员会对本地环境群体及其需求的掌握同样让捐助者们受益匪浅。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在中国大陆的工作开始于1998年，在中国，该基金通过一个当地的顾问委员会开展工作，支持了广泛的项目，涉及可持续发展、教育、栖息地保护、环境新闻、研究、联络和学生社团的活动。

5. 目前世界上有那些慈善组织

国际慈善组织：
国际奥比斯组织
国际奥比斯组织 (Project Orbis -- ORBIS) 是一个致力于为世界各国盲人和眼疾患者恢复光明的国际性慈善机构，它的宗旨是“使全球失明者重见光明”。

乐施会
乐施会(Oxfam)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和救援组织的联盟，它由十三个独立运作的乐施会成员组成。1942年Canon Theodore Richard Milford (1896年 - 1987年)在英国牛津郡成立，原名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组成目的是在二战运送食粮到被同盟国封锁的德国纳粹党占领希腊人民。1963年，加拿大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分会。 1965年起改以电报地址OXFAM作为名称。 乐施会是跨越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界限，与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及贫穷人群合作，一起努力解决贫穷问题，并让贫穷人群得到尊重和关怀的组织。“助人自助，对抗贫穷”是乐施会的宗旨和目标。 乐施会于1976年由一群关注贫困问题的志愿者在香港成立，1988年在香港注册成为独立的扶贫，发展和救援机构，先后在全球超过60个国家推行扶贫及救灾工作，开展综合发展、紧急援助、教育、卫生和水利等项目，帮助贫穷人改善生活，自力更生。 乐施会在中国的项目由香港负责统筹，确保符合国情、社情以有效推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简称UNICEF），原名“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助基金会”，于1946年12月11日创建，最初目的是满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与中国儿童的紧急需求。1950年起，它的工作扩展到满足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儿童和母亲的长期需求。1953年，UNICEF成为联合国系统的永久成员，并受联合国大会的委托致力于实现全球各国母婴和儿童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196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由于“促进国家间的手足情谊”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世界宣明会
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是一个发扬人道与博爱精神的国际慈善团体，其宗旨是以爱心服事贫苦及有需要的人们，与他们一起面对贫穷和灾难，合力克服困境，使其走上康庄之路。 世界宣明会于1950年创立，起源于对一个孤苦女孩的爱心。因此，宣明会特别关心儿童的处境与福乐，着重帮助孤儿及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并是关注女童教育、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问题。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1月，其创立者为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及其妻子梅琳达·盖茨。该基金会属非营利性质，旨在促进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
2015年9月24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消息称，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22日在美国西雅图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基础上结成合作伙伴。

亚洲基金会
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 是一个非营利国际发展机构，它成立于1954年，总部位于美国的旧金山，在亚洲有18个地区办公室。其活动宗旨在于通过提供资助和项目服务，帮助亚洲各国的发展。
亚洲基金会的项目致力于解决亚洲国家自己提出的在21世纪影响它们的关键问题：公共管理、经济发展、妇女赋权、环境和地区协作。此外，亚基会还通过”向亚洲赠书”和专业交流项目等多种途径，促进亚洲的和平、公正和繁荣。

国内慈善组织：
中华慈善总会
作为中国规模较大、业绩较好的公益组织机构之一。自1994年4月在民政部老部长崔乃夫的倡导下成立，总会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困难群体，开展多种社会救助工作。
按照总会章程，慈善总会最高权利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每界5年，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执行机构，每年召开一次。总会经费来源于会费、捐赠、政府资助、利息、核准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及其他合法收入，行政经费来源于创始基金增值部分、会费、行政经费专项捐赠、政府资助、捐赠款利息、兴办实体的收入等。按照国家规定，从捐赠款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项目管理经费。中华慈善总会共有团体会员108个，并与绝大多数团体会员合作开展多种慈善项目。据2002年一项资料显示，总会成立7年多直接接受款物总计9.8亿人民币，其中，善款5.4亿人民币，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共计4.4亿元。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有数据显示，中国有6000万残疾人,这些人就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服务的对象。
1988年3月15日成立,做为国家法律确认、国务院批准的各类残疾人的全国性统一组织，她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其最高领导机构。其下设主席团、执行理事会、评议委员会、专门协会和各类地方组织。
残联的章程规定，其资金来源有五部分：社会各界(国内外组织机构和个人)捐赠、政府资助、国际合作项目、创收和其它收入。据残联内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资金主要来源还是残联先申报，然后国家有关部委拨款专项专用。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
1989年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是以促进中国青少年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和环境保护事业发展为宗旨的全国性非营利社会团体。它所实施的项目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希望工程以及保护母亲河行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公益信托基金、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在这些项目中，最主要、最有影响力的是希望工程。这是一项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公益事业，旨在通过筹款，资助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据统计，全国希望工程累计资助建设希望小学9000余所，累计资助失学儿童乐250多万名，援建希望网校130所。

中国扶贫基金
1989年3月成立时，中国扶贫基金是一个没有基金的基金会。那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从事民间扶贫工作的经验。通过多方联络，基金会努力争取海内外各界人士对扶贫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加入扶贫行列。
1996年——1999年，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基金会主要采用扶贫到户和开发式扶贫的工作模式实施了“贫困农户自立工程”、“科技扶贫”、“教育及医疗设施援建”等项目。
从1999年下半年起，中国扶贫基金会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一年也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二个十年的开始，这一阶段的工作方式是：通过项目援助、受援人参与等方式，帮助贫困社区的弱势群体改善生产、生活和健康条件并提高其素质和能力，实现脱贫致富。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是经过中央人民银行批准、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它向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募集资金和物质，旨在全面提高妇女素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该基金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理事会，由正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秘书长及理事组成。理事会实行届任制，每届任期三年，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遇有特殊情况，也可以采用其他形式召开。
妇女基金会基金来源主要是第一，接纳海内外热心妇女事业的企业、社会组织、人士的捐赠；第二，国家政策允许的基金增值和服务收入；第三，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基金的增值部分必须用于基金的任务范围，基金的使用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目的、对象方式合法使用。

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4年。当时正值清朝末年，为救助日俄战争中受害的我国同胞而成立。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1993年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明确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它的职责较以前有所扩大。
中国红十字会主要履行以下职责：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员和其他受害人进行救助；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参与输血献血工作，推动无偿献血；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等。
中国红十字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一般情况下五年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执行其决议，理事会闭会期间由常务理事会执行其决议。总会机关的常务理事组成执行委员会，对常务理事会负责。

中华环保基金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为奖励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教授为环境保护作出的贡献，特别颁发十万美金作为奖金。这笔钱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非营利性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民间基金会——中华环保基金成立的基础资金。
1993年4月，环保基金正式成立，其宗旨主要是通过资助和奖励对中国环保事业作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管理、科学研究、人才培训及国际合作等各项环保事业的发展。基金会的基金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国内外热心于环保事业的企、事业单位、团体的捐赠；其他组织、个人的捐赠；国内外有关组织和友好人士的捐赠。
基金会的最高权利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设常务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若干名、秘书长一名、常务理事和理事若干名。理事会聘请若干国内外著名人士担任名誉理事长。

宋庆龄基金会
十大全国性慈善机构中，宋庆龄基金会是唯一以国家领导人名字命名的慈善机构。
1981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一年后，在宋庆龄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里，宋庆龄基金会成立。基金会成立后，宗旨集中体现为“和平、统一、未来”六个字，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祖国统一，关注民族未来。
在机构上，基金会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在领导人员上，基金会设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由理事会民主推选产生；秘书长为基金会法人代表。

见义勇为基金会
作为指向性最强的基金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1993年6月由公安部、中宣部、中央综治委、民政部、团中央等部委联合发起成立。成立后，该会同有关省市组织了大量表彰活动，募集见义勇为基金7000多万元，发放奖励抚恤、补助慰问和助学金2000余万元。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的工作模式是：一，每两年开一次全国性表彰大会，由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单位抽人员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各省上报的人员事迹进行评审；二，面对日常申请补助的见义勇为人员，由基金会办公会进行研究，看够不够标准、够哪一级标准，形成意见后报基金会会长或常务副会长审批，再对外发钱。
据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千个市、县设有见义勇为事业组织管理机构，从事见义勇为工作的人员近万人。各级见义勇为管理组织已募集基金十几亿元。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促进会是1994年4月为配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发起的。以刘永好为代表的10位民营企业家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议上联名倡议“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进而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间商会)发起下成立促进会。她是光彩事业的组织机构，是经由国家民政部注册的非营利社团法人组织，享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她以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民营企业为参与主体，包括港澳台侨工商界人士共同参加。
促进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下设常务理事会。促进会的经费来源一是会费，二是有关社会团体、企业人士的赞助，三是其他资助。

6. 美国政府有哪些部门

美国政府下面直接分为三个部分：立法、司法和行政。
立法下面包括主要是国版会，分为众议院和参议权院，其余附属机构还有国会图书馆、国会财政办公室、国会会计办公室、纪律办公室、首都警察局、出版发行办公室，等等。
司法下面主要是最高法院，附属机构还有审判委员会、军事法院、税务法院、破产法院、退伍老兵法院，等等。
行政下面有总统办公室以及各个部，包括农业部、贸易部、国防部、教育部、能源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国土部、城市发展部、内政部、司法部、劳工部、国务院、交通部、财政部、退伍军人部、还有很多比较小的附属机构。

7. 请问从那里可以得到《美国基金会研究》这本书

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

王 名 贾西津

一、非营利组织的定义与分类

讨论“非营利组织”问题，首先面对的是对这一词汇的定义及相关的分类问题。这两个方面又都容易引起歧义，故这里首先分别作较详细的阐释。

1.非营利组织的定义

非营利组织是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的中译，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1]。与非营利组织类似的词汇还有“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第三部门”(third sector)等。1998年国务院将设于民政部的原社会团体管理局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一词从此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中国官方用语开始被正式使用[2]。这些词汇的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不作深入探讨，本文所称“非营利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和上述词汇是相通的，可互换使用。

那么，如何理解非营利组织呢?国际社会对这种社会组织的关注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关注中国的类似组织。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 · 萨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的所谓五特征法，即将具有以下5个特征的组织界定为非营利组织：(1)组织性；(2)非政府性；(3)非营利性；(4)自治性；(5)志愿性。这一定义被用于萨拉蒙教授主持的对全球42个国家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后来常为人们所引用。在这一定义的5个特性中，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被公认为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组织性被视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但对非营利组织的其他特征，有人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情况提出了修正。

日本的重富真一提出结合亚洲国家的国情，可将上述定义修正为如下6个条件：(1)非政府性；(2)非营利性；(3)自发性；(4)持续性/形式性；(5)利他性；(6)慈善性[3]。他强调亚洲的多数国家属发展中国家，从经济上和社会上救助弱势群体是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特殊背景，因而应将利他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以区别那些以相互扶助为目的的社区非营利组织；进一步来看，具有利他目的的非营利组织，其开展活动的主要资金不能来自受益者，而应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和受益者之外的其他主体，换言之，是否非政府组织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资金是否来自向受益者收费之外的其他来源，即慈善性。重富真一的标准比流行的非营利组织定义严格，突出了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扶助救济的重要属性。

在我国，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非营利组织几乎不存在。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行为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更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比如康晓光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称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4]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非营利组织都并非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术语，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侧重，但这一概念总体上强调的是类似的属性，即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被称之为区别于政府与企业的“第三部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在观察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时需要注意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地位与实际属性不完全对等。在中国，与萨拉蒙的定义最为接近的法律实体，是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为《民法通则》所承认的社会团体，以及按照有关行政法规所定义的民办非企业单位。[5]但它们并不代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全部，也称不上是典型。这主要与中国民间组织在双重管理体制下的登记困境和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善造成的公益不足相关。如一些从事非营利公益活动的组织不得不以企业法人的身份存在，而一些营利性的培训机构等也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名义上成为非营利组织。同时，社会团体大多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而许多未经注册的组织却在不同程度上合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在国外，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一般依据税收情况确定，如美国非营利机构在国税局申请，大量基层组织并未经过国税局登记而存在，虽不享有免税待遇但具有合法地位；日本除正式登记为NPO法人之外，存在大量的任意团体；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许多合法的“非法人”非营利组织。

第二，处于转型中的事业单位可以被纳入观察视野。由于计划经济下的政企合一、政社合一，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不仅缺乏独立于政府运作的民间组织，甚至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不存在，有的只是国家概念下的“单位”。[6]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这些“单位”逐渐分化成为市场体系中不同运作机制的部门。事业单位正处在转型的时期，一部分已经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具有一定自治性的实体，更多的还在转化的过程中。而从发展的角度看，事业单位今后必将趋于分化，除少量重要者由国家财政支持成为国立的非营利机构，大量的事业单位或者转化为市场经济中独立运作的经济实体，即企业，或者成为社会中自治性的非政府组织。如目前医院的非营利、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已经实施，体现了卫生事业单位转型的思路。

第三，政治性自治组织属于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概念。萨拉蒙在其早期研究中，对非政府组织的界定还有“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限制，但后来特意去掉了这两个条件，扩大了非政府组织的范围。有人认为在中国村民自治过程中产生的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以及社区建设中出现的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也应被包括在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中[7]。我们认为，在广义上，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也合乎非政府组织的属性，但其产生背景较特殊，且是一个数量众多的同质群体，因此在研究时需要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区分开来。

概而言之，我们认为，定义中国非营利组织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属于非政府体系的社会组织，它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但并非面面俱到，需要客观而动态地加以观察和理解。在当前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历史条件下，较宽泛的界定标准将有利于更好地推动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展。当然，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和管理，应当细致分类，以便针对各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按其特性区别对待。真正较严格地满足上述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组织，可理解为狭义的或典型的非营利组织。

2.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类体系

目前，中国尚没有一个明确的非营利组织分类标准。现行法规体系中只将其划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对于完善税收与管理体系显然不利。从长远看，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在美国，只为会员服务的互益型组织虽可享受免税待遇，但接受捐赠时要计算所得税；只有那些为公民服务的公益型组织不仅享受免税待遇，且其接受捐赠时会得到优惠的扣税待遇。参照这一思路，可将中国现阶段的非营利组织大体上分为会员制互益型组织、会员制公益型组织、运作型组织和实体型社会服务机构等，其中各种类型下还可以再作细分。另外，人民团体、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如在工商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团体)，都可依照其组成分别划入这些组织形式中。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事业单位，它们是使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各种非营利性活动的组织，其中包括各种国有的医院、学校、剧团、养老院、研究所、中心、图书馆、美术馆等等，这类事业单位在登记管理上属中央编制办。许多事业单位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型过程，部分也将逐渐分化成不同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图1概括了中国现有的各种主要的非政府组织。

图1 中国非营利组织基本分类

与现有法规框架下的分类标准相比，上述分类体系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公益性和互益性作为基本区分标准。“公益”是指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社会全体的利益)，“互益”是指某一特定群体内的互助性利益。将单纯互助性的社团与公益性社团区别开来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制定。这里侧重说明一下互益型组织，它们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存在于经济领域里的互益型组织，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工会等，其共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的活动和企业等营利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类组织通常被称之为“经济团体”、“产业团体”、“劳工组织”等，而区别于通常所说的社团。我们称之为经济性团体，由于其与市场经济结合最紧密，在运作机制、管理方法上都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团体。互益型组织的另一类是社会性团体，如各种学会、同学会、联谊会、兴趣团体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非营利组织的基本属性。

第二，将基金会单独列出。目前我国的法规体系中将基金会同其他会员制社团统一归为社会团体，而实际上基金会与会员制社会团体的组织性质与运作模式均有很大不同，将会员制组织与运作型基金会区分是当今世界常见的做法，如我国台湾地区分别用公益社团法人和公益财团法人来规范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基金会又按照资金运营方式分为自行运营资金的“运作型基金会(Operating foundation)”和专门用于资助的“资助型基金会(Grant-making foundation)”。

第三，将实体型社会服务机构进一步细分。由于学校和医院在满足公益需求中的特殊性和专业属性，一般均被单独列出，并通过特别立法加以规范，如日本的“特殊法人”(学校法人和医疗法人)等。这类组织因其实体性和服务性的特点，通常不列入所谓狭义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在我国，现行法规中只有1998年公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能够对这类组织加以规范，但即使按照上述条例等级确认以后，也因没有明确的法人地位而在税收上难以定性。因此，我们主张：将非营利医院和非营利学校单独列出实行特殊政策。

第四，给各种非营利组织以更大的法律生存空间。如“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其中大量的是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无法去民政部注册登记，它们采取多种变通的方式以便生存和活动，包括注册为工商企业等。对于这类组织，不应一概视为“非法”而加以取缔，应依照法律允许它们生存和开展必要的活动。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特征

1.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机遇

截至2001年底，民政部登记的全国各类社会团体12.9万个，重新登记确认的民办非企业单位8.2万家。[8]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种状况体现了非营利组织面临的许多有利的发展机遇，主要包括如下6个方面：

第一，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了生存空间。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蕴涵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的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体化的社会走向了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整个社会走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逐步走向深入的政府改革将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政府改革在90年代通过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社会需求和相应的部分资源，政府改革的深化将会进一步触动原有单位体制的核心，政府将从更多的直接控制的领域退出来，将更多更具体的职能转移给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社会中介组织，地方政府创新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加速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多元化进程，这一切都将大力推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第三，随着现行法律法规的改善，一个法制化的外部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正在探索一条走向分类管理和逐步实现法制化的道路，1988年和 1989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10月又发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在对原有条例作了大幅度修订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1999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法案《公益事业捐赠法》出台。目前，重新修订的有关基金会登记管理和海外驻华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也有望在近期内出台。同时，要求从法律上明确定位民间组织的修改民法或制定基本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创新之举[9]则推动着整个法律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

第四，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社会转型和多元化的趋势愈渐明朗。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趋向多元化，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唯一主宰，单位制度在逐渐瓦解；以基层政权选举为代表的政治民主化正在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尽管起步较晚，但它们在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已经积极介入并在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展开，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冲动推动着中国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各种社会事务及其决策过程中，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五，加入世贸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加入世贸对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主要的机遇是拓宽了国际视野并打开了争取更多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同时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加快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走向联合与合作的过程；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海外的竞争者出现了，对专业化能力的要求提高，必须适应国际惯例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转型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和走向彼此联合与互律等等。

第六，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公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中国自古有着社会自组织和自愿结社的传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改革，随着政府逐步退出许多社会控制领域，自上而下的人为的行政限制越来越少，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过程的机会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自由权力得到认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扬，自治机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推动着整个社会资本的建设，从而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总之，在转型时期，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面对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国际等各方面的环境都是富有挑战性的，也充满了机遇；反过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又将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助推器。

2.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特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政府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进，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成为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必不可少的组织机制，无论政府也好，公众也好，乃至企业等市场力量，都在推进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但是，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非营利组织中，有两种来源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被称为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与政府改革相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社会化的产物，因此他们的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党和政府的相关机构等受权力控制的垄断领域；另一种是被称为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他们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社会民主化进程有关，是公民有组织地参与经济过程、社会过程乃至政治过程的产物，所以他们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市场、社会、海外等开放的竞争世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来源及其所形成的非营利组织，体现了转型时期中国公民社会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一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上而下的自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政府改革和由此带来的政府职能的社会化，表现为：在政府周延出现一大批不以党政面目出现的机构，它们通常登记为独立的法人，往往行使着原由党政机构承担的职能。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补充形式，即在外交、农业、环保等一些政策领域，主要作为相关公共政策的补充形式发挥作用；二是协调形式，即在如冶金、纺织等一些行业管理领域，主要作为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管理的协调形式发挥作用；三是执行形式，即在如妇女、劳工、残疾人等一些社会政策和福利领域，主要作为政府特定方针和政策的执行形式发挥作用。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模拟政府的行政性或自上而下的官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逐步增强的自治性，以及基于不同利益形成的面向市场和社会的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自我利益维护、自我主张、自主决策的冲动。这样双重属性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回归政府的行政化倾向和走向民间的自治化倾向。前者表现为这类组织对于自上而下的各种资源，包括编制、预算、职能、地位等，有着依然强烈的执念，会在各种适当的场合努力靠近党政机关并积极谋求来自上面的庇护和特权；后者则表现为随着这类组织的成长，他们越来越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干预过多及其严重的束缚，会积极谋求在资源配置上的自主权，并努力争取来自政府之外的各种有利的资源。

第二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下而上的自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民主化和广泛的公民参与，表现为：在党政权力不及、政策失灵或者默许的边缘地带，往往依靠精英人物发起成立一定的组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他们动员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利用来自民间的各种资源，瞄准一定的社会问题开展积极的活动。具体形式体现为8个方面：(1)出现一批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精英组织，如地球村、自然之友等；(2)出现如天则研究所、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独立的思想库；(3)出现一批依托城市社区的志愿者组织；(4)出现一批依托大学、开展公益咨询的专家组织；(5)出现一批主要面向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福利组织；(6)出现以大学为背景、面向社会的大学生组织；(7)出现市场经济孕育的自发性行业组织；(8)出现深入农村基层的民众组织。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多样性、自发性和随意性，具体表现为：活动领域及方式的多样性，组织管理及运作的自发性，制度设计及约束的随意性。这些特征制约着这类组织的发展，使其在组织的规模、绩效、影响、社会公信度等许多方面受到限制。

上述两种类型的组织和相应的两条道路，其实衬托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艰难处境及其还处在发展起步阶段的过渡性或转型期的特征：一方面，大量的非营利组织还很难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的自治组织，尤其进入法律登记体系的非营利组织，许多还保留着政府或事业单位的色彩；而一些具有独立性的社会自发组织，被排除在法律体系之外，生存空间受限。另一方面，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非营利组织的营利行为，影响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度。

三、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困境的分析

尽管总的来看，非营利组织已经并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和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相比，和正在兴起并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和改革开放中社会巨大变迁带来的需求相比，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显得明显的先天弱质、后天困难。它们在获取和运用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显的优势。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挤压下艰难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难以展现像我们在国外非营利组织身上看到的勃勃生机。调查显示，41.4％的非营利组织认为资金缺乏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其他相关的重要问题依次是：缺乏活动场所和办公设施 (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8.5％)，组织内部管理问题(7.5％)等。

具体来说，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资源不足。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资金严重不足，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其中有不少组织处在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也有一些组织为了维持生存发展，在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与其自身业务不相干的经营性活动或者违法活动。在人力资源方面，绝大多数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中，基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自政府机构，其中有许多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离退休人员；很多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则没有或几乎没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员和编制极为有限，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这导致了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家长制等问题。

第二，能力不足。资金、人才等资源不足之所以制约组织的发展，除了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能力不足。这里所说的能力是综合来看的，包括一个组织的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资金筹措能力比较低，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比较弱，加上组织管理不规范、不透明、不民主，又缺乏评估和社会监督，使得它们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普遍的社会公信，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能力不足的背后是缺少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人。国内外无数成功的经验表明，优秀的领导人是非营利组织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我国现行组织人事制度限制了优秀人才进入非营利组织，使得其中难以产生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优秀的领导人。

第三，缺乏自治。从前述非营利组织的五个特征属性看，无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还是自治性、志愿性或组织性，在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身上都表现得不鲜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缺乏自治。中国有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由各级党政机构所直接创办，或者本身就从党政机构转变过来，或者由原党政官员及与党政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创办。这些组织，不仅其主要的资源来源于党政机关，且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即使民间自发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要挂靠在业务主管单位上，也会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这种状态随着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仅束缚了自身的手脚，也严重束缚了政府的手脚。解决这种政社不分的问题，需要实现体制的转变和观念上的革命，充分认识到非营利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使其成为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自治组织。

第四，发展不平衡。这表现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呈现巨大的差距。就区域不平衡来说，不仅东西相比西部发展严重不足，沿海和内地相比内地发展严重不足，而且同为东部和沿海，区域之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乡不平衡来说，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非营利组织发展得较快，开展的活动较为集中，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和公信度也较高，但是在中小城镇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除了扶贫开发的少数外来的非营利组织之外，真正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很少，社会对这些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领域之间的不平衡来说，非营利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营利组织进入。这对于非营利组织整体部门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以上简要概括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不完全是由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管理和能力建设不足所造成的。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处在转型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说，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反映了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治理模式与体制的根本转变。

第一，社会转型中基本价值与制度构建的双重缺陷。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相比社会经济的迅速变迁，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空缺。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言，首先面对的是来自现行法规和政策上的严格的制度限制。当前我国在民间组织管理上的基本特点是：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不力。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10]、分级管理原则[11]和非竞争性原则[12]，都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关，它们设置了一个对于普通公民来说高得难以逾越的门槛，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非营利组织通过登记注册来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组织一旦登记成立，除了象征性地接受财务管理方面的“年检”之外，没有任何日常性的评估和监督管理方面的制度约束，同时也难以落实有关公益事业的减免税待遇。其结果，使得整个第三部门内部良莠皆存，实际上损害了真正的公益组织。近来频频出现的公益腐败现象，包括挪用巨额善款进行非正常投资等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非营利组织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制度缺陷。国外一般按照宗旨、收入分配及其开展的活动严格划分营利和非营利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并对不同性质的非营利组织给以不同的税制待遇和相应的管理办法。国内则没有这样的区分和明确规定，比如把本来就包括营利和非营利两种类型的民办学校全部规定为非营利，对

8. 美国NGO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1、美国在华NGO约1000家

我们查阅了中国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公开渠道的登记数据，监测大量在华活动的美国NGO网站，同时查阅了美国国税局（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USA）、美国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美国基金会中心网(Foundation Center) 、美国慈善统计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haritable Statistics）、及美国慈善导航网（Charity Navigator），根据我们的综合统计，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大约1000家左右的美国NGO在华开展活动。其中，各种公益慈善类NGO约500家左右；工商类的商会、行业协会大约500家左右，各占50%。

这一千家美国NGO，是分阶段分年批次来到中国的。

2、美国在华NGO的不同背景

我们以监测到的266家美国在华NGO为样本，分析发现：来华的美国NGO中，独立基金会占13%（34家）；公司类基金会占20%（54家）；公共慈善组织占62%（166家）；另有5%的机构性质不详。

据美国在华NGO向美国国税总局提供的2009年990表或年报财务信息，总体来看，美国在华NGO的总部资金来源如下：44%来自基金会、24%来自公众捐款、16%为政府资金、9%为其他收入（投资或利息等）、6%为会员或服务费用、1%来自企业捐赠。

政府背景：美国在华NGO中，有一些与美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政府资金是美国在华NGO第三大资金来源，占16%左右。其中，2009年度接受美国政府资金超过该机构年度总收入80%以上的部分美国NGO为美国发展基金会、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团结中心、国际关怀、美国家庭健康国际，及美国特灵格研究中心（RTI International）等。此外，美国在华NGO中，还有一批与美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如亚洲基金会、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

企业背景：与美国企业关系比较密切的美国在华NGO主要有：默沙东艾滋病基金会、孟山都基金会、可口可乐基金会、花旗集团基金会、陶氏化学公司基金会、柯达慈善信托基金、摩根大通基金会、摩托罗拉基金会、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基金会、德意志银行美国基金会等等。

宗教背景：本研究报告的266家美国NGO样本中，有36家NGO在其成立背景中明确说明了其宗教背景，。国际上著名的宗教性质的NGO包括世界宣明会（美国）、德国米索尔基金会、德国基督教发展服务社等。总体来说，美国在华NGO中，有宗教背景的组织只是一小部分，约占14%，其中主要是信仰基督教背景的，其他的也包括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天主教。

9. 美国怎样对别国的个人实施制裁

针对他国个人与企业，美国的制裁措施包括：

1、除非美国国务院另行决定，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不得向被制裁的外国人员采购任何服务、产品、技术或与这些人员订立任何服务、产品、技术采购合同；

2、除非美国国务院另行决定，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不得向被制裁人员提供任何协助，这些人员也不能参与由美国政府提供协助的任何活动；

3、任何美国政府不得向被制裁人员销售任何军品清单上的物品，并终止向这些人员销售任何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管控的国防物品、国防服务或设计和施工服务；

4、不得就任何受EAA或EAR管控物品的出口向被制裁人员颁布新的个别许可，并暂停授予这些人员现有的任何许可。

(9)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扩展阅读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2020年8月7日以所谓破坏香港自治为由宣布制裁11名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和香港特区官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日表示，美方有关行径公然插手香港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针对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即日起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克鲁兹、霍利、科顿、图米，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以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曼、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总裁米德伟、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人权观察”执行主席罗斯、“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实施制裁。

10.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资助”是什么东西

美国民主基金会下属核心机构和美国政府推行“民主化”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