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Ⅲ 汪辜会谈达成的共识是什么
汪辜会谈达成的共识是：指1992年11月大陆的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所达成的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简称九二共识。
Ⅳ 九二共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九二共识的主要内容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确立后，从原则上排除了事务商谈中的主要障碍，使双方很快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和“海峡两岸挂号凼件遗失查询及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并为1993年的第一次“汪辜会谈”铺平了道路。
“九二共识”这个名词，是2000年4月底前台当局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起正式提出的名词。但它不是凭空捏造。虽然苏起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九二共识这个名词的人，但是“九二共识”一词的提出，却是凝聚了两岸专家学者的思想结晶。
(4)基金会理事会如何达成共识扩展阅读：
“九二共识”产生的历史背景：由于历史的原因，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暂时处于分离状态。随着形势的发展，台湾不得不调整其对大陆“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于1987年11月开放台湾居民赴中国大陆探亲，使得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各项交流随之发展起来，同时也衍生出种种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台湾于1990年11月21日成立了得到官方授权的与大陆联系、协商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海基会董事长由辜振甫担任。
1991年4月28日，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访问北京，并于次日与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会谈。唐树备提出，“在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事务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也反对‘一国两府’以及其它类似的主张和行为。”
并提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陈长文则提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一部分，并建议在一中之下，加上“对等互惠，相互尊重”。唐树备表示“相互尊重”没问题，但“对等互惠”还要研究。
为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并授权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交往和事务性商谈的基础，由前上海市长汪道涵为会长。由此，海峡两岸以“海基会”与“海协会”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商谈与交流。
Ⅳ 卡耐基基金会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
1982年另一任新会长汉堡上台。他与派弗背景很不相同，主要从事医务工作，原任哈佛大学卫生政策研究和教育部主任。他表示到基金会任职是为社会和公众服务，不过对基金会应关心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确定基金会的几大目标是：（1）避免核战争，改善美苏关系；（2）教育全体美国人，特别是青年，以适应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社会；（3）防治各种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伤害，包括吸毒、酗酒和少女怀孕等社会问题；（4）在第三世界培训和开发人力资源，重点在墨西哥。
汉堡认为，今后世界发展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科技对人的决定性影响。可以想见，根据这一思路，基金会的工作必然有所调整。在所有以上目标中，特别强调科学，包括硬科学和行为科学；更着眼于全球性的问题；国内则着重政策研究，不那么强调不平等和社会改良。对政府的态度从批评改为争取其支持和合作，在华盛顿政界和高层人士中进行经常性的联络活动。同时建立了卡耐基教育和经济论坛，定期举行全国各界领袖人物的会议，讨论教育政策与国家经济需要的关系。
根据1993年的会长报告，10年中基金会在资产和支出的数额上有很大发展，当时总资产达到13亿美元，是1982年的3.25倍；支出预算从1982年的1300万美元增至5900万美元，相当于自1911年以来82年间总捐赠数的51%。工作中心仍然围绕教育与和平两大主题，强调预见性，“防”甚于“治”，为此，加强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把重点放在早期教育。80年代美国教育界和科学界达成共识，认为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人的一生乃至整个国家的未来都非常重要，并就父母和有关方面应如何合作以满足少年儿童成长的需要提出建议。基金会配合这一共识，大力进行解释和宣传，利用其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教育界的影响掀起全国长期教育改革运动，重点在公立中小学和学龄前教育，研究一切影响学习的校内外因素，并提出口号“教育非自幼儿园始，而是始自胎教”，甚至从孕妇培训开始。资助的具体项目有：
① 青少年教育与发展战略。范围是从出生前到10—15 岁的少年。在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中, 基金会赞助了对青少年不同的发展时期进行的综合研究，取得了国家科学院研究理事会、斯坦福大学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配合，成立了若干专家与公众领袖联 合组成的小组，分为幼儿（3岁以前）、童年（3—10岁）和少年（10—15岁）。小组提出了大批报告和专著，其中影响最大的为代表以上三个年龄段的三篇报告：《起点》、《前途有望之年》和 《大过渡》。报告就培养负责的和够格的父母、产前与初生婴儿的保健、少年健康成长的要素，以及争取家庭、学校、社区、媒体等社会力量配合等提出了一系列建 议，在社会上广泛散发。基金会又出资立项，鼓励各州和市采取实际措施实施以上报告中的建议。已有十几个州和若干市参加这一项目。这些建议得到克林顿总统夫妇、全国州长协会和两党不少国会议员的支持和大力推动。报告还在全国性的杂志登载，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放，并进入一次白宫会议的主题。这一研究对全国的教育政策和计划都产生了影响。
② 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师资水平，改进教学质量，是卡耐基基金会的传统关注点。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突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师资培养以及培训幼儿园和低年级小学教师，促使低年级小学教科书的出版者也参加研究工作。 80年代，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赞助成立教学与美国前途全国委员会，经过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提出一项报告，主要精神是：教育制度的改良归根结底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报告并就提高教师职业的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建立考核机制、提供终身自我提高的机会等提出一系列建议。报告还强调要建立一种足以反映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教育结构。为此，基金会组织的卡耐基教育与经济讲坛还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集思广益。1987年又发起成立了提高专业教学标准全国委员会，以实施论坛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由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特主持。经过10年的实践，基金会于1997年向30个领域的骨干教师颁发证书，数量约占教师总数的40%。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到了这一委员会，号召全国予以支持。
③ 文科教育。在提高教育质量中有一个特殊问题是文科教育问题，对美国的意义就是如何加深全民对民主制度的理解。1981年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提出一份报告，题为《高等教育为国家服务》，其作者大声疾呼美国存在着“公民知识盲”，建议在大学课程中加入新的公民教育。1988年美国价值研究所又提出报告《向公民社会呼吁》，建议重新对一些基本的公民社会问题进行学习思考。从1930年以来，卡耐基基金会就对大学本科的课程改革集中资助，并且这也是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资助的无数研究报告的主题。中断了16年以后，基金会又重新开始这一课题。从1999年开始将研究文科教育未来的目的，以及基金会能如何有效地回应这一问题列为研究主题。
④ 教育服务工作中的各方合作。从80年代初开始，基金会即从事一项工作，把大专院校、公司和国家的各实验室以及各科研机构的科学力量同中小学的教学需要结合起来。特别注重建立科学教育工作者和科学机构的联系，以改进教学和课程，包括理、化、生物，也包括行为科学和心理学。在此领域中一项突破性的规划名为“2061规划”（以哈雷彗星再次出现的年代命名），主持人为著名科学教育家拉瑟福德 。他认为美国当前学校中的科学教学不足以为生活在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高技术世界中的未来公民作准备。该规划旨在重塑大学前的自然科学、数学和技术教学，从幼儿园起，贯穿整个12年中小学。经过10年的努力，于1989年发表了《全体美国人学科学》和《水准线》两项报告，对发动制定全国科学教育标准和直接改进科学教育质量起了很大作用。到90年代，全国科学院经常发表科学标准，成为提高科学教学的中心。 80年代到90年代，基金会一直把反对核扩散以及前苏联地区的发展作为中心议题。冷战以后种族间的冲突成为对和平的新威胁，也是基金会的重点之一。
① 避免核战争。基金会大规模资助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特别关注核武器和制造材料的安全储存及其指挥—控制系统。基金会发挥它的特长——充当联系独立研究者和决策集团的中间人，一方面赞助第一流研究分析家出成 果，一方面设法在重大问题上建立他们与政府、传媒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期间，基金会都曾应政府的要求召集有关专家就核军控和防止核战争问题、与苏联关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联合国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
基金会还资助前参议员克拉克主持的阿斯彭学会国会项目。这一项目的活动方式是在一个休闲胜地与有关某个问题的国际学者进行超党派的无拘束的讨论，已经举行的有与前苏联、东欧和乌克兰等国家的讨论。
② 防止核扩散。基金会1992年拨出巨款资助有关这一题目的研究、讨论和活动，参加的有各方面专家。指导委员会中有参议员纳恩与卢格、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坦布鲁纳、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主任佩里（1994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对1992年纳恩—卢格修正案有很大贡献。该修正案是针对1991年国会通过的《减少苏联核威胁法》的。这是参议员把研究成果化为政策实践的典范。 1992年，基金会资助的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卡特在一份题为《苏联核裂变》的报告中指出苏联解体之后的新的核威胁。这份报告到了两位参议员手中，他们立即合作发起美国帮助消除这一危险的立法措施。后来卡特任助理国防部长，和佩里一起与两位参议员合作共同执行这项法案，几年来，共花费20亿美元，用于许多大型工程计划、军事来往、国防工业转 为民用计划、军营建设和再培训、武器与裂变物资的安全保卫以及反对人才外流的赠款等。有几千名美国人在俄罗斯与其同行就以上项目进行合作，包括使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完全非核化。
③ 防止致命的冲突。1994年，基金会把“国际安全” 项目改名为“防止致命冲突”。特别把重点放在明确的、系统的防止灾难发生的办法上，而不是事后修补灾难造成的破坏。成立了“卡耐基防止致命冲突委员会”， 有36名委员，包括16名国际领袖人物和长期对防止冲突研究有经验的学者。两名主席是前国务卿万斯和基金会会长汉堡。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与世界各国的组 织有积极的合作关系，经常举行国际会议。委员会分以下四方面进行研究：
考察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原因和防止其发展为致命冲突的办法；
支持非政府组织进行防止暴力的努力；
继续努力加强民主机制，作为应付前苏联和中东欧内部带有爆炸性的冲突的非暴力机制；
探索美国、俄罗斯与其他核大国如何加强努力以遏制先进武器的扩散，避免使族群冲突更加危险。
委员会于1997年发表最后报告，在全世界散发，号召国际社会的各类成员，包括民主国家、联合国、区域组织、企业界、全球科学界、教育与宗教组织、传媒、关心冲突的非政府组织等，通力合作，防止致命冲突；除了消极 的避免直接对抗之外，还应采取积极措施，如促进民主、市场改革和创建保护人权的公民组织。
其他如自然资源的减少、领土完整的原则和自决原则之间的矛盾、和平实现后如何通过消除宿怨达成和解来予以巩固，以及对过失国家实行制裁的效果等等，都是有关这一问题的题中之义。
④ 建立各种集团之间的相互了解。各个群体是否不需要族际仇恨和冲突也能增加自身的凝聚力，取得有效的发展？人类的适应能力如何调动起来把这种隔膜和仇恨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卡耐基基金会在冷战后所致力的课题之 一。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把两项传统的关注——和平与教育——结合起来。家庭、学校、社区组织和传媒对形成族群的态度有关键作用，既可以向仇恨和冲突方向，也 可以向宽容和合作方向引导民众的情绪。1996年卡耐基资助16家机构对青年人的族际关系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找出两种态度产生的根源与如何进行尊重 和宽容的教育方法。鉴于媒体的重要作用，基金会在其资助的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中增加了这方面内容。这个节目是国际性的。 ① 前苏联及其他地区。对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地区，基金会的做法不是提出改革的建议，而是提供机会促进这些地区和美欧及其他国家高级集团之间的经验交流。
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加强民主机制”项目从戈尔巴乔夫初期就已开始，对苏联中央政府和比较进步的地区中关心建立民主的人士给以咨询，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当时与此项目有关系的人士已是俄罗斯社会有名望的重要人物。汉堡在会长报告中称：这样有组织地帮助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国际行动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而事实证明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把民主当作裹着糖衣的新帝国主义入侵活动，那么将一事无成。如果把它看作在我们这个纷争无处不在的人类中一个强有力的、建设性的、解决冲突的机制，那么这是一个应付生死攸关的挑战的宝贵机会。
② 加强美国国内民主。卡耐基基金会认为自己的各项工作，包括教育，都贯穿了加强民主价值观的精神。不过另外还有更加直接的由专人负责的专门项目，其主要内容是提高选举的投票率、促使竞选捐募款制度的改革、推动国会改革、提高大学在处理重要社会问题中的作用、研究民主与媒体的关系等。基金会认为当前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因素如下：
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和愤世嫉俗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治权力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不是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不同宗教、种族和族裔、阶级、性别的人群关系日益疏离，美国凝聚力下降。光是宽容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互相理解和接受，并认识到美国社会的力量在于多元化；
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其困难也未得到足够照顾；
贫富悬殊扩大。
这些问题都是基金会特殊项目所关注的内容。 经济问题在卡耐基基金会历史上不是重点。但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家庭收入下降，大批妇女进入劳动大军，而同时反福利政策的势力抬头。有鉴于此，基金会开始关注经济拮据的家庭问题，资助一系列的有关研究项目，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两名学者卡默曼和卡恩关于工业化国家社会福利比较研究与卡耐基儿童理事会关于美国困难家庭儿童状况的报告。基金会还在哥大建立了全国贫困儿童中心，致力于将美国230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的状况向全国广为宣传以教育公众。
此外还成立了“卡耐基科学、技术与政府委员会”，旨在促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研究，分析科学如何为社会服务，并确保科技成就作人道的使用，关注发展科技的决策过程；研究“使美国民主适应世界的变迁”，如技术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少数族裔和文化多元化对原来的民主机制的挑战等课题。
1997年克林顿总统授予卡耐基基金会汉堡会长美国平民最高的荣誉——总统自由奖章，以表彰他为“改善儿童的健康和福利事业”做出的终身努力。
Ⅵ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在碳排放问题上 尤其是碳排放的额度达成共识
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议题。它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道德问题和技术问题，它和恐怖主义、核扩散、领土安全等问题一样，变成了各种社会矛盾如何平衡的问题，变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战略性博弈问题。其背后体现的是大国的权力角逐，全球气候争端的实质就是国际话语权之争。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充分表明，减少碳排放的问题面临着各国权利和责任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由于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没能解决责权不一致的问题，因此推进控制气候变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
从理念之争到利益之争
去年哥本哈根大会之前，发达国家之间立场并不一致，欧盟和日本比较积极，一直在推动气候政治日程方面不遗余力，美国则一直犹豫不决，在气候问题上迟迟不肯承担责任，甚至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尽管发达国家之间仍然还存在一些小的立场差异，但在气候政治化方面越来越趋于一致，寻求将温室气体排放与国际贸易政策挂钩。
后哥本哈根时代，发达国家将积极或者变相推进碳关税进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按照该法案，从2020年起将针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碳关税)。从2012年开始，2000多家航空公司被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届时，只要飞机经过欧盟的天空，就必须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付费。我国几十家航空公司均被纳入了征税范围。更有甚者，法国从2010年1月1日起，将针对法国国内企业和家庭征收碳税，同时还意欲借此推行碳关税。 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发达国家构造新的贸易规则的借口和理由，甚至WTO也放风支持碳关税，说是碳关税符合WTO规则。发达国家在征收碳税方面的立场趋于一致，在整合了发达国家政治立场的同时，也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界限。
与发达国家相比，除了一些受气候变化影响紧迫的小岛国集团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获得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上来，维护发展权益和寻求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渐成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核心战略。2010年1月24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协调会第二次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四国将继续推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以双轨制进行气候变化会谈。声明倡议设立气候援助基金，以帮助气候变暖中的弱势国家，并呼吁发达国家尽快兑现援助资金承诺，以显示其在气候问题上的责任心，发达国家应尽快落实在去年年底哥本哈根大会所作出的在2010年为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和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援助的承诺。在长期资金支持上，各方越来越同意设立联合国气候变化共同基金，包括美国内，均认这是一条可行的办法。而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新兴大国决心促成一个“全面而平衡”的坎昆会议成果，为未来的南非会议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铺平道路。四国还首次就全球温控目标表态，称将为升温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提供帮助，这接近于小岛国家一直呼吁的1.5度目标。
总之，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关于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集中在减排目标、碳税、资金和技术合作等议题上，有关各方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博弈。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否在碳税、减排、资金和技术支持方面达成一致，成为决定墨西哥坎昆会议前景的观点，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交锋将成为坎昆会议的焦点。
争夺国际话语权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由于涉及人类生存前景、经济和能源安全以及复杂的利益分配，越来越成为大国争夺世界软权力的战场。
美国：收复话语权失地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对环保话语权的需求不大。它在2001年3月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其结果就是欧盟填补了气候变化领域的软权力真空。而在2007年底澳大利亚宣布签署《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在发达国家中受到孤立。再加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令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受到损伤，美国面临着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批评和指责。为了改善美国形象，重新确立美国世界领导力的支柱，奥巴马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气候变化问题上，希望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态度积极，试图重新掌握气候谈判主导权。
欧洲：谋求软权力制高点
作为美国的盟友，西欧各国在许多国际重大政治事务上不得不附和美国，国际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大大降低。在硬实力方面上依然无法对美国构成挑战，欧盟将注意力集中于软权力领域。在民主、人权是美欧共有的价值观，欧盟另辟蹊径地试图在环保领域确立话语权领袖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欧盟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和全球环境基金机制加以援助。对于中东欧国家，欧盟通过联合履约机制实行援助。对于俄罗斯，欧盟通过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加强贸易联系等交换条件使俄罗斯于2004年底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欧盟的举动获得了国际认可，被誉为“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国际政治地位将通过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得到日渐提升。
中国、印度等经济高增长的发展中大国：谋求发言权
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承担大国责任。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对于中国提出的国内减排目标，美国认为中国需要做更多，还要求中国将减排承诺纳入国际协议。
中国未来将独自面临更多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若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的重要责任，则必然牺牲经济发展，因此发达国家强调减排与发展中大国强调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成为未来的主要矛盾。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大国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增加，但发言权却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因此中国、印度等国未来将会谋求与其责任相匹配的发言权。
其他经济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搭便车心态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开始，中国一直以“77国集团+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阵营一起参与谈判。然而，国家数量越多，集体行动的难度越大。随着气候争端的南北矛盾加剧，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观念差异化也可能加剧。经济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从各自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虽然也支持环保和减排，但希望搭便车，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自身则不愿承担过多成本。
上述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应对气候争端软实力问题的不同心态，导致了各方的博弈，这也是导致气候争端迁延不决的重要原因。在各国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博弈中，核心是关于话语权和国际合法性的争夺，是软实力的争夺。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从自己的国情和利益出发，提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和国情需要的气候政治话语，并极力说服其他国家接受和认同这些气候政治话语。究竟哪一种话语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导性话语，将决定着全球气候政治争端的未来趋势。
中国的压力递减时间表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与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但各国减排政策的力度与国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当环保合法性与本国利益相结合时，国家会大力支持减排，反之则不会支持。在哥本哈根会议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气候软实力之争的格局将发生变化，中、美、欧等大国政治棋盘可能重新洗牌。
在未来三年，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面临的压力基本上维持现状，难以出现较大变化。这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存在，而中国经济恢复较快，因此各国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需要与中国合作。
未来4-7年，中国面临的国际气候政治压力将是不确定的。由于中美结构性矛盾将加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达成一致，西方国家仍可能以环保为武器，从政治方面给中国崛起造成困难。然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需要上升，又需要加大与中国的合作。
未来8-15年，将获得一定的主导性地位。届时，中国的减排成果将明显优于其他国家，因此在全球气候问题上的发言权将上升。目前，我国正在加大减排的政策力度。我国“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是：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20%。2009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以上措施下，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8-15年，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受制于西方的局面将被扭转。同时，随着中国承担的责任增多，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软权力将有所上升，美欧将难以再保持其在气候争端中的制高点。
从战略高度重估气候大会
排放二氧化碳是基本人权和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必须以尊重一切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为出发点，以构建公正合理的碳排放秩序为根本目标，以下几个原则尤为重要。
排除低碳主义干扰，确立责权一致的原则。从1990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一直持续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低碳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活跃。然而，低碳主义忽视了世界各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事实上，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人口规模不一，基本国情迥异，各国在节能减排方面承担的责任差别很大。比较可取的是确立责任与权利相一致的原则，鼓励那些勇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积极承担责任的国家采取果断行为。
尊重各方碳排放主权，确立协商一致原则。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行动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从实际出发，从尊重国际社会多样性出发，在尊重有关各方的碳排放主权基础上，确立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此外，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还需注意在减排责任上给国家“减负”，将国家无法承担的责任交给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承担。通过强大舆论压力和道德约束的“软制衡”，效果可能要比强行迫使国家达成协议更好。
确立公正合理的核查原则，制定普遍接受的碳排放标准。碳排放标准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要统筹兼顾，配套进行。首要的是考虑人均排放标准，确保全世界的所有人口均享有普遍的排放标准，不能对部分国家人均排放形成歧视性排放标准。其次，要以碳排放强度作为国家排放标准的依据，严格限制一个国家的单位GDP排放，但不能限制新兴经济体现代化发展的合理要求。再次，还要根据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的需要，结合各国历史排放责任，综合制定国家排放峰值标准。同时，碳排放标准的确立还需要与严格的核查监督体系相结合，确保全球减排责任落实到位。
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一些比较规范的用于温室气体核算的方法学和标准，比如《温室气体排放协议：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国际标准组织推出的《ISO14064》等。国际社会应继续推进温室气体排放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方面的研究，逐步将温室气体减排核查纳入制度化轨道。
探索气候治理的原则，确立气候治理的机制。一是推动建立联合国气候理事会。各国以自愿承担的减排责任份额加入，并根据承担责任的大小分配理事会席次和职位，以体现权责一致的原则；二是推动设立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基金。各会员国都应当从各国征收的碳排放税中按照人均消费额度提取一定比例，形成各国的碳基金额度，以自愿捐资的方式设立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基金，根据各国捐资的额度确立特别提款权份额；三是推动设立气候技术委员会。吸纳各国企业以技术合作为条件成为会员，设立联合国气候技术合作开发项目，将企业开拓市场、联合国技术援助和各国减排责任结合起来，推进国际节能减排进程；四是推动建立国际防灾减灾合作机制。组建类似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那样的联合国防灾减灾特别行动队，各会员国派出抗震、救灾队员，每逢国际社会出现气候灾害援助请求时，有联合国防灾减灾特别行动队迅速反应，整合各国力量用于防灾减灾；五是推动建立国际减排核查组织。由各会员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专业化的国际减排核查小组，开展全天候减排核查和检测，并公开发布检测报告，为联合国气候理事会决策提供依据。
推动形式灵活的气候外交
作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上面临很大压力。中国的碳排放量从2006年开始达到60.17亿吨，超过美国59.02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从1990年开始算起，在16年中全球碳排放量增加75亿吨，中国增加37亿吨，占一半，全部发展中国家一共增加54亿吨，16年来，我们新的增量占发展中国家的三分之二。即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到年增长2.8%的增速，2030年中国也可能达到117亿吨。这个数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其次，美国、欧盟和其他小岛国集团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到了中国，并且以道义指责、政治施压以及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等限制中国，令中国在外交上极为被动。
存在矛盾和分歧并不可怕，关键是尽可能通过对话和谈判的外交渠道加以解决。因此，要大力推动形式灵活的气候外交，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社会一起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如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在各种国际场合阐明中方立场、与一些国家进行气候领域内的对话与合作，逐步达成气候共识。此外，还要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契机，广泛提高公众意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积极参与，加速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认识和培养新资源，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切入点和新动力，进而把外在压力转变为内在动力，把挑战转化为机遇，开拓创新，强化能力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真诚地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制定多样但合理的减排标准，从而建设一个公正的碳排放世界。
Ⅶ 孔子基金会秘书处王新元是怎样一个人
王新元，男，
1976年生，汉族，山东省省直机关青联委员，现任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儒学年鉴》副主编。近年来，王新元同志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为历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创新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一是编辑出版《社区论语》。2008年8月，为提升历城村居民文明素质，以良好的形象迎接十一届全运会在济南召开，历城区委宣传部、历城区文明办与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就编写《社区论语》达成了共识。全书共4大部分，110千字，王新元同志承担了大量繁重的编写工作，无论是摘录适合社区居民阅读的《论语》语句、对这些《论语》语句进行注释、编写阅读提示，还是选取与《论语》语句相关联的小故事，他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使《社区论语》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受群众喜爱的读物。二是打造社区“论语长廊”。《社区论语》出版之后，在利农、洪家楼、南全福等社区开展了学习比赛活动，引导大家看这本书，用这本书。为增强宣传效果，在东风街道祝甸、洪楼街道七里堡等社区广场，郭店相公等村庄广场，制作了图文并茂的“论语长廊”，在居民楼楼道门口悬挂了“论语对联”，这些内容的策划和设计，都是王新元同志辛勤劳动的成果。此外，按照中央、省市要求，为开展好“道德讲堂”、“我们的节日”等主题活动，应区文明办的邀请，王新元同志结合历城实际，精心设计了历城特有的“道德讲堂”、“我们的节日”标示，为传统节日赋予新的命名：“祥和春节”、“灯火元宵”“青青清明”、“五彩端午”、“团圆中秋”等，使我区的“我们的节日”主题文化活动成为全市乃至全省都叫得响的活动品牌。
林甘
林甘，男，81岁，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所退休教授。他长期热衷慈善公益事业，关心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自2000年以来，通过不同方式扶贫济困、慷慨解囊、无私奉献。为了帮助他人，为了所热爱的慈善公益事业，他与老伴平时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林教授共向慈善事业、特困家庭、失学子女捐款捐物已达10万元之多。在他的资助下，许多贫困失学儿童穿上了干净整洁的衣服，用上了崭新的文具，重新走进了向往的学堂。大灾大难现人间真情，四川汶川、青海玉树、甘肃曲舟震灾也同样牵动着林教授的心，震后报道后的第二天，他就在第一时间向省红十字会捐款一万元。奉献了一位老者的拳拳爱国之心。而他自己家里却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林甘老人的事迹感人肺腑，感天动地，催人奋进，省市各大媒体长期关注，争相报道。2005年林甘老人被评为十大“山东好人”。
姚发坤
姚发坤，男，74岁，历城区董家镇姚家村人，退休教师。国家三级篮球裁判，曾获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99年姚老师退休后，开始义务为小学生、中学生、老师、企业职工和老年人当乒乓球教练。姚老师一教就是12年。他自己花钱买好的乒乓球、球拍，免费教打乒乓球，还组织多次比赛，自费为比赛选手发奖品。在2011年9月举行的历城区业余乒乓球联赛里，女子组比赛的前四名全是他的学生。他不畏寒暑，定期到村文化大院、谢家小学、邢家小学等地，免费组织未成年人开展乒乓球培训，帮助困难家庭指导教育孩子，看到孩子进步了，他就高兴的自己掏钱买乒乓球等鼓励孩子，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总是说能帮助这些孩子健康成长就是他今生最大的乐趣。2008年至今被邀请为齐鲁制药厂、济南钢铁厂等乒乓球运动教练。先后被评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历城区模范老人、2011感动济南年度人物候选人等。
贾延芳
贾延芳，女，38岁，区教育局宣传科科长。她爱岗敬业，善于攻坚，工作出色，连续四年获得全市教育系统和本区部门新闻宣传工作第一名。她心系学子，充满爱心，想方设法关爱并帮助学生。2008年加入泉城义工，借助媒体平台，组织了爱心大篷车、爱心图书室、圆梦行动、美好生活在行动、优秀教师游泉城等大型公益活动，为山区学子捐赠物、款20余万元。2012年，她发动家人捐资6000元组建了“芬芳小口袋”爱心社团，捐出自己的15年稿费为山区学子购置图书500余册，同时，吸引了山东电视台、济南电视台、新华书店、马语者马术俱乐部、山东师范大学、济南眼科医院、山东大学、外国语学校、山师附小等社会爱心团体和个人加入到爱心团队，为农村儿童送好书、送好课、送心理辅导，组织了健康查体、手拉手结对子等活动，为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健康成长做出了较大努力。先后被评为山东省优秀辅导员、济南市巾帼建功标兵、历城区教学能手等。
高莲香
历城区夕阳红艺术团是在高莲香同志的倡导和组织下，于1997年4月成立的业余艺术团体。十几年来，该团坚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活动宗旨，秉承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张形势，围绕中心，弘扬主旋律，无私奉献，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团队建设发展壮大，艺术活动蓬勃向上。
该团由初建时的24人，现在发展成为拥有近200人，设置有合唱
Ⅷ 国际金融组织的几个问题！！！急求答案啊啊！！小弟感激不禁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国际清算银行
会员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是联合国系统专门为促进国际货币与金融合作而建立的、由主权国家自愿参加的多边合作组织。根据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召开的联合国货币与金融大会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以下简称“《基金组织协定》”）于1945年底成立。现有成员国185个（2007年），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二）成员国和组织结构
1、成员国
根据基金组织协定第二条的规定，基金组织的成员必须是主权国家。2007年基金组织的185个成员国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
2、份额和投票权
每个成员国在加入基金组织时都要认缴一定数额的资金，称为“份额”（quota）。份额是基金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它决定了成员国投票权的大小、成员国可从基金组织获得的贷款的最高限额，以及一国可获得特别提款权分配的大小。
时任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中期战略”框架下提出了“分两步走”的份额改革方案: 第一步是在2006年9月新加坡年会上就特别增资方案达成共识，对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四个份额严重低估的国家进行特别增资；第二步是修改份额计算公式、增加基本投票权等更深层次的改革，计划两年内完成。基金组织理事会在新加坡年会上通过了对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四国的增资方案（2）。
按基金组织规定，每一成员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然后按其份额每10万特别提款权份额增加一票。长期以来，美国的投票权一直最多，2007年3月底美国的投票权占总投票权数的16.83%，是基金组织中唯一对重大问题有单国否决权的国家。基金组织的主要政策和业务决定都需要多数票通过，有些重大问题需达到规定的多数票方可通过，比如份额的调整和特别提款权的分配需经理事会85%的多数票才能通过。
基金组织的基本职能
当前，基金组织的基本职能包括对成员国和全球经济的监督及维护、向成员国提供援助、消除贫困、监督汇兑安排以及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等。
1、加强各项监督工作，促进各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1）国别监督
（2）地区监督
（3）全球监督
2、向成员国提供援助
（1）备用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
(2）中期贷款（Extended Fund Facility）
（3）减贫与增长贷款（Poverty Rection and Growth Facility）
（4）补充储备贷款（Supplemental Reserve Facility）
（5）补偿性融资贷款（Compensatory Financing Facility）
（6）紧急援助贷款（Emergency Assistance Facility）
3、减贫与减债
4、对汇兑安排的监督和管理
5、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建设
世界银行集团的组成机构
IBRD 国际复兴开放银行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向中等收入国家和借贷信用好的较贫困的国家提供贷款和发展援助。其投票权与成员国的认缴股份额挂钩，而认缴股份额则根据每个成员国的相对经济实力确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债作为其主要资金来源。
IDA 国际开发协会
国际开发协会在世界银行履行其减贫使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国际开发协会的援助对象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向他们提供无息贷款和其他服务。国际开发协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较富裕的成员国，也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捐款。
IFC 国际金融公司
国际金融公司通过为私营部门提供投资资金，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国际金融公司联合私人投资者向发展中国家的商业性企业提供贷款和股本融资。
MIGA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通过向外国投资者提供非商业性风险担保，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也协助政府传播有关投资机会的信息。
ICSID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解决投资争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章程的规定，春有权进行下列业务活动：
⑴既可为自己，又可为中央争银行购买、出售、交换和储存黄金；
⑵为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提供贷款和接受他们的贷款；
⑶为各成员国中央银行办理和重办其票，收买或出售期票以及其他优等短期债券；
⑷既可靠自己，也可以靠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收受展品出售外汇和有价证券（股票除外）；
⑸接受各成员国中央银选择往来资金和存款；
⑹作为被委托人接受政府的存款或根据董事会的决议，接受其他资金销售量 不得发行提示付款银行券、承竞汇票、为各国政府提供贷款（购买国家公债例外）；
⑺对任何一个企业有监督权；
⑻有由于低偿还银行的债务而归于银行的一不动产没有一更合适的价格被变卖之前，掌管这些不动产。
国际中心通过调停或仲裁的方式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