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基金会

A. 科菲·安南的个人成就

瑞士日内瓦当复地时间2015年制10月15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被授予国际奥委会的最高荣誉——奥林匹克金质勋章。
早在2007年，安南就已被宣布成为奥林匹克金质勋章获得者，但直到现在才参加授予仪式。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为安南颁发了勋章。在授予仪式上，安南说：“奥林匹克精神已经陪伴了我很长时间。”
在1997年至2006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安南数次出席奥运会。巴赫对安南基金会在多年间对体育事业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

B. 科菲·安南的到访北大

2015年4月21至22日，联合国前任秘书长、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科菲·安南基金会主席科菲·安南（Kofi Annan）一行到访北京大学，展开对北大的访问和交流活动。安南先生高级顾问拉明·西塞（Lamin Sise），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高级官员温佐（Zaw Win）陪同到访。
安南此次到访，是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和“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的邀请，与师生座谈并发表演讲。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设立于2012年，旨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各领域学术大师来校举办讲座、开设课程、合作研究等，增强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综合竞争力。迄今为止，已有包括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弗朗西斯·福山、王赓武在内的近20位学者入选。同时，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围绕 “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总主题，近年来已成功举办包括乔姆斯基、霍米·巴巴、迈克尔・桑德尔、傅高义等知名学者在内的演讲会。
4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在临湖轩会见了安南一行。柯杨对安南第三次访问北大表示热烈欢迎，她回顾了安南先生与北京大学之间的深厚渊源。早在1998年北大百年华诞之际，安南就曾发来贺信，并委派代表前来祝贺。2004年，首届北京论坛召开之际，他又委派当时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携其贺辞亲临论坛。2006年，安南在他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即将结束前，首次访问北京大学，当时的演讲就曾引起知识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2009年，安南又以联合国基金会董事的身份访问北大，与北大学者和学生进行了深入交流。柯杨感谢安南此次来访与北大师生分享他数十年来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和睿智观察。她还将安南2006年访问北大时的照片赠送给他作为纪念。
随后，安南与北京大学学者和学生代表围绕“世界秩序的几个要点”（Some Key Points in the World Order）进行座谈。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袁明教授主持，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王培玉、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吕植以及历史、法律等领域的学者代表和来自北京大学学生模拟联合国协会、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安南首先从个人经历出发，谈到近年来世界面临的巨变以及联合国为应对挑战而所作的努力。与会教授随后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兴趣，分享了他们对当前世界秩序的看法，同时与安南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涵盖了全球治理机制的改善、中国在构建新秩序中的角色、非洲发展的前景、极端主义威胁的应对、青年领导力的培养等议题。安南结合自己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以及卸任后调解国际争端的经历，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强调了各国政府提升自身能力、加强国际多维度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他也表示，目前解决这些问题还存在着诸多困难，有待国际社会更多的合作与努力。最后，作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塑造者，几位学生代表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安南回答了学生代表的提问，并表达了对北大青年学子的勉励和祝福。
4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会见了安南一行。朱善璐欢迎安南再次来到北大，同时感谢联合国对北京论坛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有机会邀请他出席今年北京论坛。安南表示，很荣幸受邀作为“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和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的嘉宾，他对与北大师生的交流座谈印象深刻，学生的提问体现出21世纪青年对于国际事务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注和思考。他表示，有机会一定常来北大，也希望北京论坛越办越好。最后朱善璐代表北京大学向安南赠送联合国邮政署、北京论坛和中国集邮总公司联合发行的纪念邮封。
当天下午，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英杰交流中心会见安南，并向其颁发“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铜牌及证书。随后，安南作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学者，以及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嘉宾，在阳光大厅发表了题为“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Towards a More Harmonious World Order）的主题演讲。演讲会由袁明教授主持，300余名北大师生到场参加。
在演讲前的致辞环节，林建华表示，安南怀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重视大学发展与青年成长，并在此过程中，他与北大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10年中，安南为消除贫困、制止冲突和促进民主作出的重要的贡献，值得国际社会感谢和铭记。
演讲中，安南首先提到，中国与非洲在古代都有关于“和”的箴言，证明自古以来“和谐”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常常被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迷失了双眼。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门艺术，在联合国工作的几十年中，安南对其中的艰辛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为，和谐的根基有三：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和兼容性的发展以及人权与法治。这三者共同为社会的和谐和繁荣发展奠定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非洲之间合作与往来日益丰富，双方都希望世界整体的格局是和平稳定的。最后，安南总结说，当今的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财富和权力不再是特定地区的特权，无论是国家、地区和机构都应该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其在国际事务中重新处于中心的位置，坚持和谐社会构建的三个基础，中国将会在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提问环节，北大的中外学生围绕气候变化与技术转移、维和行动的得失等关心的问题，与安南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据悉，在此次访华行程中，安南还出席了他的两本著作中译本的新书发布会，分别是《安南回忆录——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及《安南演讲集：我们人民：面向21世纪的联合国》，并接受了央视国际频道“对话”栏目的专访。

C. 科菲安南与中国的关系如何

没有关系

D. 谁能详细介绍下前任联合国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科菲·安南，加纳人，是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也是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行列而当选的第一位秘书长。他于1997年1月1日就职，2001年6月29日当选连任，2002年1月1日开始第二个任期，2006年12月31日卸任。

安南先生就任秘书长后的优先措施是:通过全面改革方案恢复联合国的活力；加强联合国在发展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传统工作；鼓励并提倡人权、法治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关于平等、容忍和人类尊严的普遍价值观念；恢复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向新的伙伴伸手和套用他的话说，“使联合国更接近人民”。

安南先生1938年4月8日生于加纳的库马西。他曾就读于库马西科技大学，1961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麦卡利斯特学院完成经济学本科课程。1961年至1962年，他在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院攻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1971-1972年，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研究员，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安南先生于1962年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担任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行政和预算干事。后来，他任职于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驻在伊斯梅利亚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第二期紧急部队)、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历任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系统安全协调员(1987年至1990年)及主管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助理秘书长兼财务主任(1990年至1992年)。1990年，继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秘书长派安南先生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协助撤出伊拉克境内的900多名国际工作人员和西方国家的国民。随后，他又率领联合国的第一个工作队，同伊拉克谈判出售石油以购买人道主义援助物品的问题。

安南先生被任命为秘书长之前，曾任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1993年3月至1994年2月)，后来改任副秘书长(1994年2月至1995年10月；1996年4月至1996年12月)。他担任副秘书长期间，恰逢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在1995年达到高峰，总共部署来自77个国家将近7万名军事和文职人员。1995年11月至1996年3月，继签订《代顿和平协定》结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之后，安南先生被秘书长派到前南斯拉夫去担任他的特别代表，监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率领的多国执行部队(执行部队)的移交手续。

就任秘书长后，安南先生提出的第一个主要倡议是他的改革计划:“振兴联合国”。这项计划于1997年7月提交给会员国，此后一直继续推行，其重点是改进连贯性和协调。他多次努力维持国际社会对非洲这个世界上处境最为不利的区域的承诺，包括在1998年4月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他曾在若干敏感的政治局势中进行斡旋，包括在1998年设法促使伊拉克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在1998年出差帮助促进尼日利亚过渡到文人执政局面，在1999年促成协议解决利比亚与安全理事会在1988年洛克比炸机事件上的僵局，在1999年以外交手段促成国际上对东帝汶暴乱的回应，核实了2000年9月以色列自黎巴嫩撤出之举，以及自2000年9月重新爆发暴力事件后进一步努力鼓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号与第338号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他们的歧异。

他还设法提高妇女在秘书处的地位，并与对联合国的能力有所补益的民间组织、私营部门和其他非国家行动者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特别是他呼吁缔结“全球协约”，由全球企业界和劳工组织与民间组织领袖人物参与，使全世界人民能够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和将满足社会经济需要的基本价值与做法引进全球市场之中。

他在2000年4月以“我们人民：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的作用”为题，发表了千年报告，吁请会员国全心投入一项行动计划，以消除贫穷和不平等现象、改善教育、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保护环境和保护各国人民免受致命冲突与暴乱。该报告后来成为2000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千年首脑会议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千年宣言》的基础。

秘书长在2001年4月发表了被他称为“个人优先事项”的解决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五点“行动呼吁”，并提议设立全球保健基金，作为一项机制，用作帮助遭遇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更多开支的一部分。

2001年10月12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联合国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共同分享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该委员会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表彰安南为创建一个"更有组织与和平的世界"所作出的努力。该委员会还高度赞扬了安南自近五年前担任秘书长以来为联合国所注入的新活力、以及在消除贫困和与艾滋病和国际恐怖主义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秘书长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他的夫人娜内·安南是瑞典人，律师，现为艺术家，她对了解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至感兴趣,目前她最关心的是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对妇女的教育问题。她还曾为儿童写书介绍联合国。安南先生和夫人有三名子女

E. 科菲·安南的社会评价

安南是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懂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他讲话温和，性格直率，待人坦诚，头脑冷静，富有幽默感。身高1米75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虔诚的天主教，站着的时候总是腰板挺直。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即便是在劳累、忧伤或处在危险境地，安南总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因此熟悉他的人常戏称他为“世俗教皇”。美国著名男性杂志《君子》曾经评选出“全世界最会穿衣服的男性”，名单中除了英国影星休-格兰特和大帅哥裘德-洛以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榜上有名。正如同服装追求简单之美，在为人处事中，安南也喜欢说自己是个简单的人。他生在非洲部落酋长之家，却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却很少提到自己是加纳人，而以一个非洲人来称呼自己；他被人称为“世界总统”，却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没有任何领土归他管辖，没有任何军队供他调遣；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有太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保持乐观；他是那么引人注目，却是个低调的人，让人觉得他在尽力避免别人的目光；他既有着高贵的品质，也不乏普通人的生活原则；他永远让人感觉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
安南是公认的联合国历史上最富有改革精神的秘书长。在任职的十年中，安南一直在不懈地推动联合国改革进程，致力于将这个声望下降的庞大机构改革成为能够应对新时期新挑战的卓有成效的权威国际组织。安南曾经将自己的工作形容为“与时间赛跑”。就任后，为了和平使命，安南在世界各地不断地穿梭访问、调停斡旋，化解危机，遏制冲突，防止战争，到处呼吁和谈、谴责暴力，足迹遍布五大洲。无论是在伊拉克危机、中东巴以冲突中，还是在南亚克什米尔争端、阿富汗战争里，都可以见到安南的身影。因此，有人称他为世界上最忙碌的和平使者。
安南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眼睛。他的眼睛，映射出的不仅有对这个既富饶又贫穷、既美好又痛苦的世界的忧患和悲悯，更多的是力量和希望。圣·马修福音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帝保佑和平使者，因为他们应该被称之为上帝的孩子！这句话被刻在一个走在钢丝上的木雕小熊上，在2003年2月8日的安理会午宴上，由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送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F. 科菲 安南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科菲·安南，加纳人，是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也是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行列而当选的第一位秘书长。他于1997年1月1日就职。2001年6月29日根据安理会的建议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安南先生连任下一届秘书长.
安南先生就任秘书长后的优先措施是:通过全面改革方案恢复联合国的活力；加强联合国在发展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传统工作；鼓励并提倡人权、法治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关于平等、容忍和人类尊严的普遍价值观念；恢复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向新的伙伴伸手和套用他的话说，“使联合国更接近人民”。
安南先生1938年4月8日生于加纳的库马西。他曾就读于库马西科技大学，1961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麦卡利斯特学院完成经济学本科课程。1961年至1962年，他在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院攻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1971-1972年，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研究员，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安南先生于1962年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担任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行政和预算干事。后来，他任职于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驻在伊斯梅利亚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第二期紧急部队)、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历任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系统安全协调员(1987年至1990年)及主管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助理秘书长兼财务主任(1990年至1992年)。1990年，继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秘书长派安南先生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协助撤出伊拉克境内的900多名国际工作人员和西方国家的国民。随后，他又率领联合国的第一个工作队，同伊拉克谈判出售石油以购买人道主义援助物品的问题。
安南先生被任命为秘书长之前，曾任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1993年3月至1994年2月)，后来改任副秘书长(1994年2月至1995年10月；1996年4月至1996年12月)。他担任副秘书长期间，恰逢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在1995年达到高峰，总共部署来自77个国家将近7万名军事和文职人员。1995年11月至1996年3月，继签订《代顿和平协定》结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之后，安南先生被秘书长派到前南斯拉夫去担任他的特别代表，监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率领的多国执行部队(执行部队)的移交手续。
就任秘书长后，安南先生提出的第一个主要倡议是他的改革计划:“振兴联合国”。这项计划于1997年7月提交给会员国，此后一直继续推行，其重点是改进连贯性和协调。他多次努力维持国际社会对非洲这个世界上处境最为不利的区域的承诺，包括在1998年4月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他曾在若干敏感的政治局势中进行斡旋，包括在1998年设法促使伊拉克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在1998年出差帮助促进尼日利亚过渡到文人执政局面，在1999年促成协议解决利比亚与安全理事会在1988年洛克比炸机事件上的僵局，在1999年以外交手段促成国际上对东帝汶暴乱的回应，核实了2000年9月以色列自黎巴嫩撤出之举，以及自2000年9月重新爆发暴力事件后进一步努力鼓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号与第338号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他们的歧异。
他还设法提高妇女在秘书处的地位，并与对联合国的能力有所补益的民间组织、私营部门和其他非国家行动者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特别是他呼吁缔结“全球协约”，由全球企业界和劳工组织与民间组织领袖人物参与，使全世界人民能够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和将满足社会经济需要的基本价值与做法引进全球市场之中。
他在2000年4月以“我们人民：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的作用”为题，发表了千年报告，吁请会员国全心投入一项行动计划，以消除贫穷和不平等现象、改善教育、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保护环境和保护各国人民免受致命冲突与暴乱。该报告后来成为2000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千年首脑会议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千年宣言》的基础。
秘书长在2001年4月发表了被他称为“个人优先事项”的解决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五点“行动呼吁”，并提议设立全球保健基金，作为一项机制，用作帮助遭遇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更多开支的一部分。
2001年10月12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联合国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共同分享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该委员会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表彰安南为创建一个"更有组织与和平的世界"所作出的努力。该委员会还高度赞扬了安南自近五年前担任秘书长以来为联合国所注入的新活力、以及在消除贫困和与艾滋病和国际恐怖主义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秘书长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他的夫人娜内·安南是瑞典人，律师，现为艺术家，她对了解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至感兴趣,目前她最关心的是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对妇女的教育问题。她还曾为儿童写书介绍联合国。安南先生和夫人有三名子女。

G. 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因何去世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8日报道，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去世。

2018年8月18日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去世。

人们不会忘了你为了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H. 科菲·安南的成长之路

科菲·安南出生时是双胞胎。那是在1938年4月8日，先是他的孪生姐姐埃芙降生，然后是他出世。科菲出生在黄金海岸腹地的省城库马西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安南家族不仅富有，他们也属于贵族阶层，因此享有特别的名望，在阿散蒂地区影响很大。安南的父亲虽然是阿肯人，但严格地说，他一半是 阿散蒂人，一半是芳蒂人，他来自位于腹地的阿散蒂地区。他的母亲——和他的继母一样，属于芳蒂部落，她们生活在沿海地区。这两个部落讲同一种语言的方言， 同样被称为阿肯语，而方言的区别更多的在于口音而不是词汇。属于阿肯语变种的包括芳蒂语、特威语、阿克瓦皮姆语、阿基姆语和布朗语。科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 学会了好几种非洲方言，但基本上是在芳蒂语的环境下长大的。
16岁那年，在多次转学之后，和所有的兄弟姊妹一样，他终于来到了位于海岸角的一所寄宿学校，离他的故乡库马西大约有200公里。“曼特西皮姆”是这个国家最好也是最古老的学校之一。加纳独立那年，安南从曼特西皮姆中学毕业，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库马西市，在本地的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学专业两年。安南家族也拥有一套多层住宅，房间众多，每个孩子都拥有足够的空间。科菲可以在一个物质无忧的环境下开始自己的学业。库马西的条件要比加纳其他省会城市好得多，而且安南一家的条件也要比国内许多家庭好得多。那时，科菲·安南深深地扎根在非洲人的价值体系中，他计划过一种在某些方面和父亲相似的生活：45岁之前，他想做个商人，然后在加纳从政15年，到了60 岁，作为可可种植主安度晚年。可他的将来并非如此。两年不到，他就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去了另外一个大洲，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氛围。尽管他在一开始还始终打 算着若干年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但这注定是一次长久的告别。从那时起，40多年过去了，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才在加纳有过一次短暂的停留。但在他的心里，科菲·安南始终是一个非洲人，并对自己的家乡始终充满深情。 安南在库马西科技大学攻读了四个学期的国民经济学。这所大学也是基督教徒建立起来的，不过后来为了表示对独立运动先驱的敬意，这所大学更名为“克瓦米·恩克鲁玛科技大学”。学校将其学术重点明显地放在工程技术科学和农业科学上。这并不完全符合安南的爱好，或许这也是为何他选择两年后离开该校的原因。学校位 于本国最丰富的一个金矿附近，距离金矿仅仅60公里路程，这也就很容易理解学校设置专业方向的理由所在了。他当选为该校的大学生代表，不久荣升为加纳全国大学生组织的副主席。1958年，他以此身份参加了在塞拉利昂举行的西非大学生领导人国际会议。就在 那儿，著名的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名代表“发现”了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并和他进行了接触。那名代表让他申请美国的奖学金，福特基金会将为信守诺言、奋发努力 的非洲学生领导人提供赴国外留学的机会。该项目的名称为“外国学生领导人项目”。这个“总是急于长大成人”的安南，递交了一份申请，非常顺利地获得了麦卡莱斯特学院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对他来说，这是一所他完全陌生的学校，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市。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认为，不管怎样，要离开加纳，从热带换到寒冷的明尼苏达州，这对他来说是跨出了一大步。也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次文化冲击：因为该州位于美国中北部，与加拿 大相邻。那个地区几乎渺无人烟；是一个古老的美国联邦州，整个地区大约有500万居民，当时人口还要少。而且，或许在安南的眼里最为至关重要的是，那里90%以上的居民为白人。这对60年代初一个21岁的黑人确实是一件要命的事儿：在美国北部的一个几近“白种人的”州里，种族冲突已经开始爆发。尽管有 着享有特权的家庭背景，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深还是安南所始料未及的。非洲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成为安南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数十年之后，他还能感觉到这一点。1959年夏季，在最终去麦卡莱斯特学院注册之前，他还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几个星期，这很可能使他初来乍到的美国生活变得轻松一些，使他不必直接感受从炎热的非洲到美国北部的巨大气候差异。
美国的某些东西让他觉得如此陌生，但其他一些东西他早已熟悉不过了：国民抵抗活动、静坐罢工、示威游行和封锁的时代给安南留下的印象，就像是他刚刚才参与 的争取加纳政治独立斗争的继续。“文化不同，方式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同样也可以参与进去，”他后来回忆道。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那些政治大事，为此他本人也有过一两次糟糕的经历。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散步，由于肤色的缘故他们遭到一群喝醉酒的年轻人的辱骂。另外一次，他和一个白人姑娘走过市区，他遭到一次暴力攻击，最后总算幸运逃脱了。尽管发生这样那样的事，但安南并没有退回到自由的麦卡莱斯特校园的安全地带里整天闭门不出。在第一个学年过后，1960年夏天，他和一名教师代表和几个朋友到美国内地旅行了几周时间。来自四大洲五个不同的国家的年轻人挤在一辆旅行车里，他们将这辆车命名为“友谊的使者”。他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看看这个 国家和这里的人民。他们在美国人的家里过夜，住穷人家，也住富人家，住农村，也住城市。有一次，为了了解当地囚犯的生活状况，他们甚至还想睡在一座监狱 里。可是他们并没有如愿以偿，但他们成功地在当地的一个救世军中心里过夜了。在旅行的途中，这一引人注目的团队一再被迫面对种族主义的冲突，但并没有给所有的参与人员留下任何奇怪的印象。即便这样，他们最终还是保持了自 己原有的本色：这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大学生们，仍然带着一份自信，踏上了回去的旅程。
和在库马西的时候一样，安南仍然攻读国民经济学。而且还像以前一样，他喜欢政治辩论——而且不仅在大学生的社团中。在美国的大学里，上述的大辩论属于提倡的大学争论文化。它们有纪律地并且按照明确的规则进行，但有可能会就某件事一决雌雄，争个你死我活。为了让人们的思想变得敏锐，参与人员常常必须为自己实 际上所坚信的某事物的对立面进行辩护。安南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参加演讲比赛。如果要他自己自由选择题目的时候，他就会将演讲报告锁定在贫富问题、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的机遇或者战后时代的美国作用等上面。有一天，他甚至还赢得了本州范围内的一次演讲比赛；这一次他所论述的又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对脱离殖民统治的年轻国家的责任问题。他当时的一位教师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忆起安南那“绝妙的”、和牛津英语相似的加纳口音。无疑地，他当时也有着深沉的、细腻的声音，他给每一个对话伙伴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他的语言出奇地简单，而且几乎不用任何技巧。在“世界俱乐部”里，他不久就担任了俱乐部的主席，大学 生们同样在为国与国之间、首先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尽心尽力。也就是说，在20岁出头的时候，安南找到了“他”的主题，从此那些主题再也没有离开过他，那就是公正、贫富均衡、民族谅解。最迟从那时起，他开始坚定而经常地练习说话的艺术。这样一种训练对他后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是有一定好处的。
正如在寄宿学校一样，安南经常进行体育活动，并以其杰出的成绩将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留给了麦卡莱斯特学院。与德国的大学相反，体育运动在美国的大学里有着巨大的传统意义。那些足球队或者篮球队的明星们，也会很快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受欢迎的人。安南本来是一名田径运动员。一开始他尝试去踢美式足球。“这还可以，只要我跑在其他人前面，不让别人追上我就行”，安南后来在谈起他的那些与此有关的尝试时说道。但作为一个体重只有60公斤的男子，从事这项体育运动他还不够强壮。于是他开始转向欧洲足球，这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成功和更大的乐趣。但他取得的最好成绩是赛跑项目。作为60码短跑运动员，他创造了大学记录，并保持这一项目的记录长达10余年。
1962年初夏，安南在为谋得联合国的一个职位而努力。在理想主义的年轻学子看来，联合国也恰恰是实现他们梦想的合适途径。学生们在科菲和罗伊的公寓里经常通宵达旦地讨论世界的未来问题。于是安南开始了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先是签订了一份短期合同，由于工作出色，他又获得了续约。实际上，他到日内瓦的目的是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学业很快退到了次要位置，博士论文也同样如此。他甚至没有获得硕士文凭；在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 院求学期间，除了丰富了人生阅历之外，他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掌握了还算过得去的法语知识。不久，联合国吸引了他的视线。 安南刚开始工作时的职位很低：他从最低的级别开始做起，在世界卫生组织中担任行政与财政专家。作为预算干事，他任职于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距他离开不久的校园不远。他按照P1级别拿薪水，这是给予大学毕业生的最低工资级别。联合国将人员级别分为专业人员和一般人员两大类。可以从P1提升到 P5，部门分部负责人层面之后是主任级官员D1到D2，然后是作为助理秘书长的部门领导人，然后是副秘书长，最高一级就是秘书长本人了。安南在他长达40多年的联合国服务生涯中经历了所有的级别，从最下面直至最上面。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组织，而且他差不多了解了它的每一个角度。安南在驻外的维和行动中积累的经验最少，仅仅在70年代有过几个月时间，而且即便是这段时间他也是在行政机构中度过的。
1962年夏天，虽然他的学友们认为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一定会事业有成，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会在这一世界组织中持续了如此漫长的职业生涯，至少他没这么想过。安南始终认为他在国外的生活只是暂时的。但是他很喜欢这个世界组织。他喜欢的是这种国际氛围，他刚开始到麦卡莱斯特学院的时候就懂得欣赏这样的氛围了。另外，他有这样的感觉，他在这儿要比在家乡更能接近自己的理想。家乡的政治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于是，他就待下来了，合同一个接着一个。安南在日内瓦和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工作了三年，撇开工作内容不谈，尤其让他着迷的是那种氛围。
三年后，他实在想到外面看看了——他已经厌倦了在日内瓦总部的工作，希望到他认为开始真正生活的地方：联合国的分支机构去。他想去非洲，“以帮助改善这一 洲的形势。”他就这样提出了调动工作的申请。世界卫生组织在刚果和埃及都有空闲的职位。这两个地方都引起了他的兴趣，这两个地方的职位他索 性都申请了。可是，人们提供给他的地方先是菲律宾，然后是印度，在和上司们讨论较长时间之后，他们最后提供给他的是位于丹麦首都的一个职位。“哥本哈根不错，”他自己想，可是这不符合他的愿望。他觉得，这和日内瓦的区别不够大。15分钟后，上司就收到了他的辞职申请。他从没有为做出的这一决定后悔过。安南坚持了他的决定，在还无法具体知道哪儿有新职位的情况下离开了世卫组织。但他年轻、乐观而且自信，相信自己不久就会找到新的工作。在那几周的时间里，他寄发了大量的信件，应聘非洲可能需要的所有职位。而就在等待未来雇主的回应时，安南和年轻的妻子蒂蒂前往欧洲旅行了数周之久。他们俩正是新婚燕尔。尽管未来的前景尚不明朗，但安南“很满意也相当快乐”，因为他做出了一个可以对此负责的决定。而且事实上，马上有好几个职位可供他选择了，其中一个就是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总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1965年9月，安南在埃塞俄比亚接任新职位时，非洲经济委员会成立才不过七年。它正处在建设与扩充阶段；对一名行政专家而言，这是一项令人神往的任务。安南在那儿从事人事工作，一直到90年代他始终是在和人事打交道。作为“人事负责人”，他当时的头衔就是这个名称，他要审阅应聘信件，补充人事档案，并且要处理劳工法方面的各类问题。下面一则轶事可以说明有时候处理事情该需要多大的耐心：说的是一名俄国教授，他很想到肯尼亚教一年书。因为他的材料转到了经济委员会，作为人事工作的负责人，安南就必须过问这件事。在让俄国方面相信了交流的好处之后，他突然发现，那位教授只会说俄语。怎么办呢？难道放弃这一项目吗？那可不行，这毕竟已经花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了。于是他马上要求俄国再提供一名翻译。莫斯科最终同意了，并为教授和翻译提供了资金。一年过去了，肯尼亚方面请求再继续交流一年。安南重新找到了他的俄国伙伴。在稍稍犹豫之后，负责方最终修正了延期决定：不过只是让那名翻译继续留下，那位教授必须回老家去。任何劝说都已经无济于事；决定已经做出。这样的故事表明，当时的人事管理，尤其是像联合国这样一种不同的“部队”里，是需要某些创造性的。当时还没有提纲挈领的、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计算机清单；人们用索引卡片、电话、圆珠笔和许多即兴思维进行工作。此外，人事政策常常足以成为东西方争论的一部分，因为那些国家间组成的集团总是企图在重要的岗位上安置“他们”自己的人。所以，尽管从事行政事务，安南也一再陷入权力政治的陷阱中。
60年代末，有一年时间，安南中断了他在埃塞俄比亚的逗留，但并不是为了在联合国的工作：1968年，他被委派到纽约的大本营参加为期一年的进修。他又是被安排在人事部门任职，然而这是他第一次接近真正的权力中心。当时领导这个国际组织的是第三任秘书长，缅甸人吴丹。安南的房间在29楼，整个纽约几乎就在他的脚下。今天，联合国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许多魅力，家具破损严重，大楼破烂不堪。可在当时，尼娜·米塞斯叙述道，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弥漫在东河左右的是“非常高昂”的气氛。安南也为这种吸引力所驱使，后来他还一直喜欢回到纽约去。不过，他还得再去一次非洲，回到埃塞俄比亚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纽约的进修给他带来了晋升的机会：他成了那儿的人事部临时负责人，不久以后正式担任了 这一职位。然后，又经过了一年的“非洲冒险”之后，他似乎准备着再作一次调动。恰恰在30岁刚出头的时候，他陷入了内心的危机之中，开始寻找新的彼岸，他请了一年长假。
安南重新回到了大学，回到了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修读一年管理课程。这一次能到麻省理工学院进修，是因为他认识那里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曾参加过在亚的斯 亚贝巴举行的一次会议。安南同他攀谈过，并就美国的各种进修机会与这位教授交换过意见，他希望有机会到史隆管理学院修习管理专业。他的申请得到了肯定答复，于是他得以在1971年6月迁居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是公认的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能在那里读书无疑会在每个人的履历表中写上特别浓重的一 笔。顺便说明一下，安南确实没有拿到过硕士文凭，为了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方面求得更大的发展，他也许还需要它。从多方面看，这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大学里 充电对他有益无害。尽管学业要求很高，但安南还是“享受着精彩纷呈的一年”。暂时中断工作反倒让他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了，克服了自己的内心危机。但他并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去谋求薪金丰厚的职位，而是回到了联合国。在联合国不可能积聚 财产，不过作为国际官员生活得也不错。安南如果选择在自由经济中从业，或许完全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这是事实。但金钱并非他惟一的动力。
他又一次被派遣到亚的斯亚贝巴几个星期，担任他的老职位——这是第三次了。他的行李里揣着新的大学文凭，从亚的斯亚贝巴前往日内瓦，这可是一次大飞跃，他这次去的可不是先前去过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而是直接去联合国的行政管理部门，那是联合国继纽约之后的第二个总部。他主要从事的是行政性事务工作。安南在日内瓦待了两年，然后他调到埃及从事维和行动6个月，担任那里的民事长官。对安南而言，70年代是完全动荡不安的。往往是他刚到一个地方，马上又要奔赴另一个地方了。他似乎对自己的事业和人生计划不是那么自信了。他已经搬了13次家，即便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之后，他觉得迁居加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值得去追求的。
安南在阿克拉从事着开拓旅游的业务，他是加纳旅游开发公司的总经理，这是一家国营企业。他那种要和自己的家乡“拥抱”的干劲和热情，转眼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时，恩克鲁玛，这个先前的独立运动的英雄和国家总统，已经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他流亡国外，1972年因癌症在布加勒斯特去世。从1966 年恩克鲁玛政府被推翻到1974年安南回到加纳，在这一段时间里，加纳经历了一个政局动荡多变的阶段。政府更迭频繁。就在安南回国前不久，又一个军人通过 政变成功地取得了政权：阿昌庞上校被认为“不懂经济”，在其他方面也运气不佳。生产和贸易陷于停顿，走私和黑市大行其道，民主体制惨遭破坏。1978年，在一次宫廷革命中这位上校又被他的军人同僚推翻了。安南到加纳旅游开发公司上任时，国内气氛已经相当紧张了。从理论上看，他在那儿可以自己做主，可以做出决定和进行组织安排，但实际上，那些军政要员们总是肆意干涉，横加插手。这使刚回到国内的安南感到无所适从了，因为他希望打开祖国的旅游市场，为人民创造富裕的生活。比如，他计划在沿海地区建造一批宾馆。可他讨厌这里的一切；他不喜欢那些军官们不停地给 他指手画脚。“太多的禁令牌和太多的封锁”，他还感到遗憾的是，“你不可能会有什么收获。”于是他到国际上去寻找自己的运气了。经历了阿克拉的失望之后，1976年，安南重新回联合国报到了，这一次是去纽约，担任人事负责人。和平时一样，他做事可靠、稳重，但并不显山露水。安南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受人尊敬，但他并不是光芒四射、但转瞬即逝的“流星”，他在悄悄地攀登，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可爱的同事——无论他的上司，还是他的下属，都这么认为。
1980年，他被派往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署，担任人事部主任，分管着当时在难民署工作的大约2000名雇员。难民署负责世界上的背井离乡者和无家可归者。该组织在许多地区同时忙碌着，处理的大多是需要立即解决的突发性危机。这就要求人们迅速投入人力物力，快速做出反应，就像那次在东南亚——那是70年代末，数千名船民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来不惜铤而走险，踏上了冒险的旅程；或者在非洲，当时索马里的无数难民纷纷逃难到了邻近国家；或者在拉丁美洲，智利人因为害怕独裁者皮诺切特而逃离自己的家园。联合国难民署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可这一组织根本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这就要求高层负责人懂得危 机管理的一些东西。科菲·安南领导下的人事部方面永远在忙忙碌碌地派遣工作人员，尤其是派遣负责劳工法和组织方面的工作人员奔赴世界各地。
在他当时的人事主任代表瓦尔特·科伊瑟的印象中，安南是一个具有“伟大的领导素质”的人，他的顶头上司弗朗兹·约瑟夫·霍曼－赫林贝格也持同样的印象。因为他更新了整个人事管理，重新组织流程，给这个部门起了个时髦的名字——“人力资源处”，完全按照电子数据处理、调整工作。但在他直接的职责范围之外，安南始终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直到80年代初，安南才被长期派往纽约，进入了联合国的核心。

I. 科菲·安南的介绍

科菲·安南标准名是科菲·阿塔·安南（Kofi Atta Annan，1938年4月8日－），加纳库马西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他是一对双胞胎之一，孪生的姐姐在1991年去世。安南1972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通晓英语、法语及非洲多种语言。200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A·Annan）于2006年12月31日午夜，为自己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光画上句号，十年甘苦都成为了历史。十年秘书长生涯，他曾奋力将巨石推上山巅，也一度在重压之下抑郁失语。安南说：人可以离开联合国，但无法让联合国脱离我心。回望安南十年路，功过任人评说。安南在1997年1月1日年至2006年12月31日两个任期内，以他的睿智思想和不懈努力，巩固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促进了多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倡导集体安全、全球团结、人权法治，维护联合国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权威，他也是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2012年2月23日，安南被任命为叙利亚危机联合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联合特使1。他提出六点建议，包括立即停止在平民区使用重型武器并撤出部队、叙政府与反对派在联合国监督下停止一切形式的武装暴力行为、实现每天两小时的人道主义停火、加快释放被任意羁押者、确保记者在叙全境的行动自由、尊重法律保障的结社自由与和平示威权利等2。32012年8月2日安南宣布在8月底特使任期结束后，他将不再续任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一职。

J. 科菲·安南生平简介是怎样的

科菲·安南简介：姓名：科菲·安南（KofiAttaAnnan）；

出生年代：1938年；

职称：联合国第七内任秘书长；

国家：加容纳；

个人情况：科菲·安南1938年4月8日出生于加纳库马西市，青年时就读于加纳库马西理工大学，曾到美国和瑞士留学，先后获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在1962年进入联合国工作，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1997年任联和国秘书长，在任职其间，为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