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集合信托计划是信托为什么叫阳光私募
继银信合作的单一通道业务不断受限后，信托公司的“集合通道”也在迎接新的冲击。
所谓“集合通道”是指信托公司通过集合产品来做通道，较常见的“集合通道”有阳光私募模式等。
21世纪资管研究中心近日获悉，上海证监部门日前已下发有关通报，要求辖区内券商同“外部金融产品”合作开展跨线条业务时需保证合规、警惕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券商与之合作的 “外部金融产品”，主要以信托计划和基金子公司专项计划为主。而在业内人士看来，来自上海证监部门的此次通报，对“集合通道”雪上加霜。
事实上，信托公司“集合通道”业务的失守或不止于此，随着私募基金业备案工作的开展，阳光私募行业的“去信托化”时刻也将到来，而信托公司为阳光私募提供“发行载体”的通道业务亦在缩水。
一方面，来自其他金融牌照的涌入正在让信托公司“通道出租”业务承受着市场冲击，其牌照价值正日趋缩水；而另一方面，来自监管的多重合围也让信托公司的各类通道业务进退维谷。
监管通报券信模式风险
据21世纪资管研究中心了解，上海证监局下发《关于要求证券公司合规开展各类创新业务的通报》（下称通报）指出，部分券商存在其固定收益部或资产管理部同银行、信托公司及基金子公司签订投资顾问协议等现象，并提供交易安排与流动性支持。
事实上，由于此前券商资管等业务因受到投资范围限制，多“借道”信托计划、基金子公司专项资管计划等外部工具为“通道”从事各类投融资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下称26号文），对基金子公司的集合类通道业务进行了叫停，而此后，开展集合通道业务的信托公司则成为了券商该类业务中主要合作对象。
“券商找到一个项目，然后再找信托公司或基金子公司来做通道，然后用自己的营业部做募集。”上海一家券商的资管项目负责人肖冰（化名）透露，“后来 26号文下发后，基金子公司敢拿集合做通道的少了很多，更多是找信托来做。”
在该模式下，券商通过投资顾问或财务顾问协议实现对集合信托的控制，而信托公司则在其中赚取相应的通道费。
“项目通常是券商的，渠道则来自于营业部和三方，而只有产品是信托提供的。”肖冰坦言：“对于收益分配和兑付责任，则通过投顾协议的形式确定，这种模式相当于信托把集合产品租借给券商，券商则拥有了一块临时的‘信托牌照’。”
券信模式涉嫌违规？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券信业务合作欠缺标准化，在券商和信托的部分合作业务中，信托公司有时亦非纯通道方。“也不能说信托完全是通道，因为具体的收益和兑付义务也要视项目的开展方式而定。” 肖冰指出。
据其介绍，若信托公司“不介入”作为通道的集合产品，仅赚取1‰-2‰的通道费用，但券商方面还需以书面形式对项目提供兑付或回购保证；而信托公司若全程参与项目尽调，则项目收益则由双方协议共享。
“如果没有本息的协议保证，拿集合做通道等于在‘玩火’，因为一单集合信托出事，所在公司的集合业务都会受到影响。”上海一位信托经理潘尧（化名）直言，“现在许多信托都不敢拿集合做通道了，就算做也需要通过合同来明确双方权责。”
然而，在下发的《通报》中，前述模式的“投资顾问协议”“约定超额收益”“本息变相承诺”“远期回购”等操作均被指涉嫌违规，而这也意味着，前述业务模式或将迎来监管整治。
“这个通报其实管不到信托，也没有这类业务叫停，只是券商做得更小心了，信托也变相受到影响。” 潘尧表示，“但这类业务本身属于监管套利，没有可持续性，被叫停也只是时间问题。”
更有业内人士认为，由于集合产品会承担风险，因此不能称之为通道业务。“集合不能被称为通道，因为所谓通道业务是不实际承担风险的。”一位基金子公司项目经理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还有一类 “集合通道”，即信托公司与银行开展的“假集合”业务，而该模式亦曾被市场怀疑出现在去年底中诚信托与吉林信托的兑付事件之中，不过，或受到此前风险事件影响，信托公司的该类“假集合”业务目前已较为鲜见。
“这类业务的权责最后容易和银行纠缠不清”，北京一位信托经理表示：“今年监管层对信托的态度比较严，这类业务已经很少有信托敢做了，而且就算做了集合，公司也要去参与尽调的。”
而亦有业内人士认为，和被指涉嫌违规的“纯通道”业务相比，券商以集合资管计划参与交易结构的“嵌套模式”，即券商以集合资管投资集合信托的形式开展项目运作，会满足合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券商资管场外资产直投业务的放行预期的临近，也意味着信托将面临更大范围的冲击。
“用资管嵌套的模式比纯投顾协议的方式要更合规，资管参与了交易结构，收益分配的问题就解决。”肖冰表示，“不过现在大家更期待的是资管开放非标直投，这样就不再需要借信托的通道了。”
阳光私募“去信托化”时刻
在与券商等机构的合作中，信托的集合通道业务正在日趋退潮，而与此同时，此前借助信托完成运作的阳光私募也迈入“去信托化”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私募行业的“去信托化”与去年6月份正式施行的新《基金法》不无关联，该法正式将私募基金纳入监管序列，而在此前，没有明确监管权的私募机构不得不寻求牌照机构的产品通道来实现份额募集，而私募机构仅作为产品的“投资顾问”出现。
“之前私募行业不受保护，套上信托其实也是一种合法化路径，有利于增强产品的规范性，同时在税收方面也有一定优势。”北京一家私募人士指出，“但是新基金法成立后，协会接受了私募基金的备案，私募的募集也有了依据。”
事实上，私募机构的“去信托化”已初现端倪，例如在国内知名私募重阳投资旗下的“重阳A股阿尔法对冲基金”中，重阳投资就作为该只基金的受托管理人而非“投资顾问”，同时亦无信托公司从中承担通道角色。
无独有偶，富舜投资、上海世诚、荣盛泰发等公司在多只已备案基金中的管理类型为“受托管理”而非“顾问管理”，截至7月22日，该类已备案的“去通道化”私募基金已达100只，占已备案产品的仅4成。
与此同时，券商资管和基金专户也在同信托抢食私募通道业务，如上海淘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诺德-淘利趋势套利5号资产管理计划”就借助了诺德基金的专户实现发行，而其另一只产品“华宝证券淘利趋势套利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则将华宝证券的资管计划作为通道。
在当前全部已备案产品中，有61只私募基金借道基金专户或券商资管的通道发行，而取道信托的阳光私募产品仅有44只。
而在牌照红利流失，领域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以信托为发行载体的阳光私募规模也出现明显缩水。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2日，今年成立的阳光私募数量达到1048只，总规模为243.66亿元，较去年同期内361.87亿元的规模缩水32.67%。
在业内人士看来，信托公司通道业务的日渐式微与行业背后行之将尽的制度红利有关。而随着监管收紧和资管业的持续开放，其制度红利或将进一步收窄。
“信托具有财产独立、破产隔离等法律特性，像资产证券化等项目中就离不开信托关系的支撑，而其他资管计划仍然属于委托关系。”潘尧指出，“但是在传统业务，特别是通道业务上，信托公司的优势正在快速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