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恢复国际货币基金

『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国发展

中国是的创始国之一，新中国诞生后我国的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所占据。1950年，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IMF，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复中国在IMF的合法席位。然而，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在IMF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序列下各专门机构的席位创造了条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议为我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创造了有利的内部环境。1979年1月，中、美建交，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外部条件最终趋于成熟。
1980年3月，IMF派团来华与我方谈判；4月17日，IMF的执行董事会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IMF的合法席位；9月，IMF通过决议，将中国份额从5.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2亿特别提款权；11月，中国份额又随同IMF的普遍增资而进一步增加到18亿特别提款权。2001年2月5日，中国份额增至63.692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2.98%，升至第8位，投票权也增加至2.95%，中国也由此获得了在IMF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2008年IMF改革之后，中国份额增至80.901亿特别提款权，所占份额仅次于美、日、德、英、法五大股东国，投票权上升到3.65%。
2014年10月10-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系列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并在第30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部长级会议上就中国经济形势作了发言。
2015年10月1日，中国首次开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报其外汇储备，这是中国向外界披露一项重要经济数据的里程碑式事件。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2015年12月19日美国国会在18号通过了2016财年的拨款法案，也宣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延宕5年的份额改革终于完成。IMF总裁拉加德通过声明表示欢迎，中国也将跃升为IMF的第三大成员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2016年1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这意味着中国正式成为IMF第三大股东。IMF在一份声明中说，IMF的《董事会改革修正案》从1月26日开始生效，该修正案是IMF推进份额和治理改革的一部分。根据方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份额占比将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1月27日宣布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这意味着中国正式成为IMF第三大股东。IMF的《董事会改革修正案》从1月26日开始生效，该修正案是IMF推进份额和治理改革的一部分。根据方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份额占比将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4个新兴经济体跻身IMF股东行列前十名。
2016年3月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自2016年10月1日开始，IMF将在其“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的季度调查中单独列出人民币以反映IMF成员人民币计价储备的持有情况。其实，10月1日也是最新的SDR(特别提款权)篮子生效的日期，届时，人民币将成为SDR五大货币之一，这一变化将在2017年3月底公布的2016年第四季度COFER调查中得到体现。

『贰』 中国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什么好处

中国是IMF的创始国之一，新中国诞生后我国的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所占据。1950年，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IMF，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复中国在IMF的合法席位。然而，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在IMF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序列下各专门机构的席位创造了条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议为我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创造了有利的内部环境。1979年1月，中、美建交，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外部条件最终趋于成熟。1980年3月，IMF派团来华与我方谈判；4月17日，IMF的执行董事会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IMF的合法席位；9月，IMF通过决议，将中国份额从5.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2亿特别提款权；11月，中国份额又随同IMF的普遍增资而进一步增加到18亿特别提款权。2001年2月5日，中国份额增至63.692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2.98%，升至第8位，投票权也增加至2.95%，中国也由此获得了在IMF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2008年IMF改革之后，中国份额增至80.901亿特别提款权，所占份额仅次于美、日、德、英、法五大股东国，投票权上升到3.65%。在2010年最新一轮IMF改革之后，中国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特别提款权份额将增至6.39%，投票权也将上升到6.0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不过，改革后拥有17.67%份额的美国依旧拥有“否决权”。
IMF与中国的合作
自我国恢复在IMF合法席位以来的30年中，我国虽然从IMF获得直接的资金支持数量有限，但IMF作为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我国创造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IMF已经成为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途径。中国需要IMF这样一个国际性经济组织的指导和帮助，IMF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支持。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关系，正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同志所说的：“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是双向的、平等互利的合作，是富有成效的合作。”[1] 30年中，我国曾经两次从IMF获得直接的资金支持。1981年，我国向IMF借用4.5亿特别提款权（约5.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和3.1亿特别提款权（约3.8亿美元）的信托基金（trust fund）以弥补当时的国际收支逆差。1986年，为响应当年1月召开的“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和邓小平同志6月对外汇问题讲话精神，我国再次大量吸收外资，当年向IMF借入5.98亿特别提款权（约7.3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安排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这两笔贷款都按时归还，这也是我国加入IMF以来，仅有的两笔贷款。 30年中，IMF成为我国吸收先进经济管理经验的重要途径和与世界各国进行政策对话的重要窗口，它让中国更加了解世界，也向世界更为客观地介绍中国。IMF历史学家鲍顿（James Boughton）在回顾中国加入IMF的意义时认为“对中国而言，加入基金组织的主要收益（除了获得加入世界银行的资格以外）[2]从广义上来说是使中国得到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认可，从狭义上讲是中国可以更好地利用IMF的信息、数据、技术支持和培训资源”。[3]对于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而言，IMF在为数不多的中国项目中所传递的知识理念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更好地学到了西方社会如何利用金融资源支持经济发展。IMF还先后为中国的中央银行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建议，并协助中国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货币银行统计体系和国际收支统计体系，改进了国民帐户统计，建立了外债监测体系。IMF的技术援助还为改善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订与操作、修改和完善银行法规及会计与审计制度、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发展金融市场工具等方面作出了贡献。IMF为我国政府机构的有关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每年在我国举办的培训班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银行监管、外汇市场管理、国际收支管理和宏观经济统计等不同领域。参加培训的学员累计已达数千人次。一些早期学员已经成为我国财政、金融领域的高级官员。我国每年还向IMF在华盛顿、维也纳和新加坡的学院派出数十名人员，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各个领域进行研讨和进修。[4]另一方面，通过IMF这个平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话与合作，让世界更加了解和认可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IMF每年的年会上，中国政府代表都会介绍本国政策立场和发展战略，对国际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阐明中国的态度。1980年11月、1986年11月和1990年1月，我国先后与IMF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1997年9月还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召开了IMF和世界银行的年会，这些会议多位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信任起到积极作用。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国际经济事件中，中国政府也通过IMF会议表明中国立场。 30年中，我国在IMF中的角色逐步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在资金方面，中国从80年代的债务国转为债权国，1994年向IMF提供了1亿特别提款权的贷款，用于支持重债穷国的债务调整，同时还向该贷款的贴息账户捐款1200万特别提款权；199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在IMF框架下向泰国政府贷款10亿美元；1999年，中国又向IMF捐助1313万特别提款权，继续支持穷国减债计划；2005年印度洋海啸后，中国政府也积极为IMF的“冲突后和自然灾害紧急援助贴息账户”注资为受灾国提供援助。在知识贡献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IMF和全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丰富了IMF知识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也于2010年2月被任命为IMF总裁特别顾问，为IMF能更好地“应对所有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加深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5]做出贡献。除此之外，2010年的IMF改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投票份额也提高到6.07%，这是IMF对中国在未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提出了期待，正如IMF总裁卡恩在本轮改革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我们也深信中国明白其对全球经济所承担的责任”。

『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以来有过什么成就

中国是该组织创始国之一。1980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版权。中权国在该组织中的份额为33.853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2.34%。中国共拥有3张选票，占总投票权的2.28%。中国自1980年恢复在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后单独组成一个选区并派一名执行董事。1991年，该组织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

基金组织是“由185个国家参与的组织，致力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稳定、推动国际贸易、协助国家达致高就业率和可持续发展”，除了朝鲜、列支敦士登、古巴、安道尔、摩纳哥、图瓦卢和瑙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而且只能是联合国成员国才有权直接或间接成为基金的成员。

『肆』 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法地位的时间是

世界银行抄
因为他的宗袭旨是
向成员国提供长期贷款，以促进该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
稳定国际汇兑，协助建立多变支付制度，加强国际货币合作，通过提供短期贷款缓解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
地震灾后的救助工作是由世界银行资助的，用于恢复该国的经济~

『伍』 我国为什么被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后又于1980年恢复

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参与国际间的金融合作。194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时专，中国是属创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一直由台湾当局占据。198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同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理事会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单独选区，并增加一名中国执行董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理事，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后，世界银行理事长麦克纳马拉等人专程来华商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银行代表权问题。经双方努力，在许多友好国家支持下，1980年5月15日，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正式决定恢复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的代表权。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参与世界银行理事会事宜。

『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1945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1947年3月1日开始工作，1947年11月15日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在经营上有其独立性。总部设在华盛顿。

宗旨

该组织宗旨是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不平衡的程度等。

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于各成员认缴的份额。成员享有提款权，即按所缴份额的一定比例借用外汇。1969年又创设“特别提款权”的货币（记账）单位，作为国际流通手段的一个补充，以缓解某些成员的国际收入逆差。成员有义务提供经济资料，并在外汇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该组织的监督，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着枢纽和核心作用。

基金组织历史

1944年，联合国赞助的财金会议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7月22日，各国在会议上签订了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的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的主要设计者是费边社成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及美国副财政部长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 协议的条款于1945年12月27日付诸实行，1946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是为二战完结后之重建计划的一部份，1947年3月1日正式运作。 有时国际货币基金、国际清算银行（BIS）及世界银行，被称为“布雷顿森林机构”。差不多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金融政策均受这三家机构影响。

基金组织机构

基金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由各成员派正、副理事各一名组成，一般由各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每年9月举行一次会议，各理事会单独行使本国的投票权（各国投票权的大小由其所缴基金份额的多少决定）；执行董事会负责日常工作，行使理事会委托的一切权力，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其中6名由美、英、法、德、日、俄、中、沙特阿拉伯指派，其余16名执行董事由其他成员分别组成16个选区选举产生；中国为单独选区，亦有一席。执行董事每两年选举一次；总裁由执行董事会推选，负责基金组织的业务工作，任期5年，可连任，另外还有三名副总裁。

该组织临时委员会被看作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和指导机构。该委员会将在政策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在制订中期战略方面的充分发挥作用。委员会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与世界银行共同举行年会。

会员资格

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的申请，首先会由基金的董事局审议。之后，董事局会向管治委员会提交“会员资格决议”的报告，报告中会建议该申请国可以在基金中分到多少配额，以及条款。管治委员会接纳申请后，该国需要修改法律，确认签署的入会文件，并承诺遵守基金的规则。

成员国的“配额”决定了一国的应付会费、投票力量、接受资金援助的份额，以及特别提款权SDR的数量。

中国是该组织创始国之一。1980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中国在该组织中的份额为33.853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2.34%。中国共拥有3张选票，占总投票权的2.28%。中国自1980年恢复在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后单独组成一个选区并派一名执行董事。1991年，该组织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

基金组织是“由184个国家参与的组织，致力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稳定、推动国际贸易、协助国家达致高就业率和可持续发展”，除了朝鲜、列支敦士登、古巴、安道尔、摩纳哥、图瓦卢和瑙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而且只能是联合国成员国才有权直接或间接成为基金的成员。

援助和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的使命，是为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提供协助。对于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基金可能提出资金援助，甚至协助管理国家财政。受援助国需要进行改革，参阅华盛顿共识。

批评

冷战后期以来，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角色一直引起争议。有批评指出，基金偏袒与欧美公司有良好关系的资本主义军事独裁者。另有批评称，国际货币基金不重视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这些批评引起社会的讨论，促进了反全球化运动。相反意见认为，国际货币基金促使国家民主化的能力有限，而它的宗旨也没有写明要这样做。有支持者指出，经济稳定是民主的先决条件。

有经济学家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的经济援助都是“有条件地”批出：受援助国需要实行基金建议的经济改革。经济学家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国家的社会稳定，实际上适得其反。

一般来说，国际货币基金和它的支持者推崇凯恩斯主义。于是，供应学派的支持者通常与国际货币基金唱反调。国际货币基金提倡把货币贬值，被供应学派批评会造成通货膨胀。

大部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组织，例如ATTAC，认为IMF的加深了贫穷问题，也增加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反对IMF的组织各有不同的立场。例如，供应学派认为，ATTAC提出的政策，理念上与IMF的相差无几。

阿根廷因采用布雷顿森林机构提出的经济政策，而被IMF推崇为模范国家。然而，2001年，该国出现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不少人相信是由IMF倡议的紧缩财政预算和私有化重要资源开发项目所致。紧缩的预算削弱了政府维持基础建设、福利、教育服务的能力。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加深了南美洲国家对IMF的怨恨，他们指责基金要为南美地区的经济问题负责[1]。受到阿根廷经济危机影响，现时南美地区的政府渐走中间偏左的路线，并致力摆脱商业企业对经济政策的压力。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国家是肯尼亚。原本肯尼亚的中央银行控制了该国货币的流动，IMF提出协助后，要求放宽货币政策。调整后不但外商投资大减，在贪污官员的腐蚀下，Kamlesh Manusuklal Damji Pattni 亏空了数以十亿计的肯尼亚先令（是为 Goldenberg scandal），肯尼亚的财政状况比之前更差。

国际货币基金亡羊补牢的行动影响了它的声誉：往往当国家已深受经济打击，IMF才伸手援助。其实，这些国家出现经济问题，通常是数十年管理不善的结果，而不为外界所知。管理不善导致国家陷入多年的经济困境，IMF通常于这时提供协助，人们于是把经济崩溃与IMF的介入连系起来。犯政客善于转移视线，利用民族主义和人们对IMF的坏印象，以IMF作自己的代罪羔羊。

虽然IMF成立目的是协助稳定环球经济，但自1980年代以来，超过100个国家曾经历银行体系崩溃，并令GDP下降4%以上，这是史无前例的。IMF对危机的迟缓反应，以及亡羊补牢的做法，令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要改革IMF。

尽管西方社会对国际货币基金毁誉参半，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亚洲人和70%的非洲人认为，IMF和世界银行对他们的国家有“正面”的影响[2]。

记录片 Life and Debt 以批判的角度描述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对牙买加的影响。

基金的功能

（1）外汇资金的融通：会员国家在国际收支困难时，可以向基金申请贷给外汇资金。但其用途限于短期性经常收支的不均衡，各会员国可利用基金的资金，其最高限额为该国摊额的2倍，而在此限额内1年仅能利用摊额的25％。后来，基金已慢慢放宽会员国对于资金利用的限制，以配合实际的需要。
（2）规定各会员国汇率、资金移动和其他外汇管制措施：会员国的国际收支，除非发生基本不均衡，否则不得任意调整其本国货币的平价。所谓基本不均衡，乃指除了因季节性、投机性、经济循环等短期因素外的原因，所产生的国际收支不均衡。对于资金移动，基金则规定：各会员国不得以基金的资金，用于巨额或持续的资本流出的支付。对于此种资本流出，会员国得加以管制，但不得因此而妨碍经济交易的对外支付。
（3）对会员国有提供资料和建议的作用:我国在基金的历史较早，1944年的布雷敦森林会议我国便是与会44国之一，并作为大国而摊额十分庞大，仅次于美国的275亿美元及英国的130亿美元，而为55亿美元，与美、英、法、印度并列入摊额最大的国家。1959年基金增资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摊额并未增加，因此不能列入摊额最大的5国之内，1961年单独任命执行董事的资格为西德取代。过去，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格由国民党政府当局代表，自从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于198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通过取消台湾当局资格，恢复我国为会员国资格。
（4）基金的平价：国际货币基金对于外汇汇率采取平价制度，规定各会员国均须设定本国货币的平价。基金第4条规定：会员国的货币的平价，概用黄金1盎司（英两）等于35美元表示。各国外汇买卖价格上下变动，不得超过平价的1％。1971年史密松宁协定成立后，此一现货汇率的波动幅度，已扩大为平价上下2.25％的范围，而决定"平价"的标准，也由黄金改为特别提款权。至于经基金公布的平价，非经基金同意不得变更。但如果会员国的国际收支发生基本不均衡时，即可向基金提出调整平价的要求。若整幅度在平价的10％以内时，会员国得自行调整后，由基金予以追认。若超过10％以上时，则须先经基金同意才能调整。此种平价制度就是“可调整的盯住汇率”。虽然与金汇兑本位制颇接近，但基金的平价，是基金与会员国所决定，而金汇兑本位制则由黄金含量比率所决定。

与世界银行的区别

国际货币基金主要的角色是核数师，工作是记录各国之间的贸易数字，和各国间的债务，并主持制定国际货币经济政策。至于世界银行，则主要提供长期贷款。世银的工作类似投资银行，向公司、个人或政府发行债券，将所得款项借予受助国。

IMF的成立目的是要稳定各国的货币，以及监察外汇市场。由于IMF不是银行，它不会放款。然而，国际货币基金有储备金，供国家借用，以在短时间内稳定货币；做法类似在往来户口中透支。所借款项必须于5年内清还。

历任总监

根据不明文规定，IMF的总裁来自欧洲，而世银的主席则来自美国。

任期 姓名 国籍

1946年5月-1951年5月6日 Camille Gutt 比利时

1951年8月-1956年10月 Ivar Rooth 瑞典

1956年12月-1963年5月5日 Per Jacobsson 瑞典

1963年9月1日-1973年9月1日 Pierre-Paul Schweitzer 法国

1973年9月1日-1978年6月17日 Johannes Witteveen 荷兰

1978年6月17日-1987年1月16日 Jacques de Larosière 法国

1987年1月16日-2000年2月14日 Michel Camdessus 法国

2000年5月1日-2004年3月4日 霍斯特·克勒 德国

2004年3月4日-2004年5月4日 Anne Krueger 美国（署任，非正式）

2004年5月4日- 罗德里戈·拉托 西班牙

主要出版物

《世界经济展望》、《国际金融统计》(月刊)、《国际货币基金概览》(周刊) 、《国际收支统计》(月刊) 、《政府财政统计年鉴》。

『柒』 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份额的增加

持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一起，并称为世界经济领域中最重要的三个国际组织。今年二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投票通过决议，提高中国在基金组织里的份额，从而使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位次由原来的第11位提高到了第8位。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在增强，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几天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在北京的办事处在接到中国提高份额的消息后，一直在紧张地忙碌着，对于相关的数据进行调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从去年开始着手解决增加中国份额的问题。2000年11月17日，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专门成立了由包括中国执董在内的13位执董组成的中国特别增资委员会。经多次讨论，委员会于2001年1月3日达成共识，提议将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由原来的46．872亿特别提款权，提高到63．692亿特别提款权，与加拿大的份额居同一水平，并列第八位。第二天，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一致通过了委员会的建议，并将中国特别增资决议草案提交基金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由183个成员国组成的基金组织理事会投票表决。2月5日，基金组织理事会投票结束，一致通过了提高中国份额的决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联合国专属机构之一，成立于1945年，现有成员国183个，它的宗旨是：稳定国际汇率，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货币问题上促进国际合作，向遇到暂时外汇困难的的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等。自成立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直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由于基金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各成员国向基金组织缴纳的一定数量的份额，因此，成员国的主要权利就是根据份额的多少享有不同数量的特别提款权。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创立于1969年，是一种全新概念的国际储备货币单位，也就是说当成员国在国际收支发生困难时可以动用自己的份额，并且可以从基金组织借用相当于份额一定倍数的资金。同时，份额的多少还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相应的义务。份额越大，享有的表决权也就越大。

回顾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的历史，不难发现，从基金组织1945年成立开始，中国在其中所占份额的地位几起几伏。在这些起伏升降中，人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自身经济发展的关系。

1945年12月27日，29个国家签署协议，同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是这29个创始国之一。当时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排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名列第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59年至1980年间，基金组织曾经几次普遍增资，由于当时占据中国在基金组织合法席位的国民党当局经济实力严重不足，缺乏能力在普遍增资中增加自身的份额，使得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从创建初期的第3位一直降到了第16位。

1980年4、5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就在当年，中国两次增资，使得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排名从16位上升到第8位。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基金组织内还获得了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

然而，80年代以来，由于沙特特别增资和独联体国家加入基金组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到2000年底时为46. 872亿特别提款权，占基金组织实际份额的比例下降，位次又从恢复席位后初期的第8位退居第11位。这种状况与我国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称。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政府领导人及基金组织的中国理事多次向基金组织提出特别增资的要求。经过不懈的努力，基金组织理事会于今年2月5日投票，在无人反对和弃权的情况下通过决议，将中国的份额再一次提高到第8位。

主持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良性发展的快速道上，这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经济界的一个共识。前不久，一家国际著名的管理顾问公司对全球主要大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在世界最佳投资国的评选中，中国名列第二。此次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份额的增加，更是让人们认识到，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大谷一郎先生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记者：大谷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根据最新的报道，今年二月上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了中国增加在该组织的份额。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在IMF成员国中所占的份额排在第十一位，份额增加之后，中国的排名上升至第八位，与加拿大并列。您认为IMF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大谷：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要求IMF提高份额，以便在IMF中获得与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实力相当的地位。特别是1997年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中国的经济包括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部分，经济实力得到了扩大。与IMF中的其他成员相比，中国经济地位出现了显著的提高，因此，中国政府向IMF提出了扩大份额的要求。在过去的4年中，IMF执行董事会也在不断讨论应该如何满足中国增加份额的愿望，根据对GDP、贸易额、外汇储备，以及国际收支状况等多方面指标的计算和考察，董事会最后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结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地位相对于其他成员确实有了提高，所以IMF决定对中国在IMF中所占的份额进行调整。

记者：IMF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成员国的份额呢？

大谷：我刚才提到，IMF要确定一个成员国的份额，必须从几个指标对其经济实力进行衡量，首先就是GDP，即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成员国在国际交易中的介入程度，包括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额、外汇储备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时还要与其他成员国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参考其它与中国有相近特点的成员国的份额，最后确定一个国家的份额。

记者：对于IMF的成员国来说，提高份额究竟意味着什么？

大谷：由于份额的增加，中国在IMF执行董事会中的投票权与制定政策的权力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也就意味着：相比较过去而言，中国的影响力得到了加强或者说提高。

记者：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您认为中国在IMF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大谷：在过去的二十年多里，中国一直非常关注和同情发展中国家的事业，也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我相信这仍然是中国所希望发挥的作用。而且考虑到中国份额增加这个事实，我相信中国政府希望在国际社会中进一步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并为发展中国家的事业作出贡献。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

大谷：中国做得非常好，中国政府在引导宏观经济运行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即使在结构改革中存在很多困难，包括国有企业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些问题与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关系非常密切，中国政府做得非常好。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7.5%甚至8%的增长，今年中国也希望取得7%的经济增长。即使美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日本的经济复苏基础还不牢固，但我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而且我相信中国政府也将采取必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保持经济增长。

主持人：就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增加份额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若谷先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IMF这个名词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有所了解，它的名声大振，我不知道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怎么样？您能不能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若谷：中国是1980年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1980年之前虽然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但是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决，1980年以后中国恢复了合法席位，开始了长达21年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在整个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我们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它也向我们提供了资金的支持，我们曾经两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用贷款，大概16亿美元左右，我们在90年代初期已经提前全额偿还了这些贷款，这些贷款对我们弥补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对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都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我们每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磋商，这是这个组织对成员国进行监督的一个机制，它在整个的机制过程中也向我们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对我们经济改革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还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技源，我国的几乎所有宏观部门都接受过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为我们培养了数千名政府的管理人员，有些人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应该说在过去21年里我们和基金组织的合作是有成效的，我们对基金组织也有贡献，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在世界上是比较独特的，也丰富了基金组织在如何指导和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向获得一些经验。

主持人：从您的角度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李若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三大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结构之一，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是其中之一，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国际汇兑的稳定，1945年成立以来，对维护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你刚才提到了，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它也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和政策性支持援助，对于亚洲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今后随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中心地位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它是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

主持人：这次特别提到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位次提高了，也就是份额增加了，这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李若谷：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中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大，中国的份额从第11位上升到第8位，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承认，另外我们增加了份额之后也增加了我们对基金组织的发言权，刚才我说到基金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它在国际经济领域里，特别是在国际经济金融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使发展能够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们需要增加对基金组织的发言权，我们希望能够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正确的、适当的反应给国际社会，使他们在形成新国际货币体制和国际经济体制的时候，注意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主持人：刚才提到发言权的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发言权是根据它的份额来决定的吗？

李若谷：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基金组织的份额有点像股份，通过大家认缴，认缴的多股份就大一点，你的发言权和你的股份是有联系的，虽然它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它是相联系的，股份比较大一点，当然发言权就比较大一点，因为基金组织的重大决策都需要整个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够批准，由于美国在基金组织占有17%的投票权，实际上有些问题如果美国不同意的话，就不够85%了，就可以一票否决了。

主持人：那么中国从第11位提升到第8位，这个份额它的发言权到底占多少？

李若谷：原来我们在基金组织里的投票权占2.21%，这次提高到第8位以后占3%，和加拿大并列第八位，从份额上讲还不是占很大份额，发言权当然也不能跟发达国家相比，但这毕竟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成就的积累，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承认，因此我觉得我们在基金组织的发言权通过这次增次得到了一定加强，当然这个发言权也不完全和份额地位相联系，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世界经济地位中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的，因此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发言和声音得到了广大成员国的重视。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中国在IMF当中没有任何债务问题，中国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贡献是哪些呢？

李若谷：应该这样说，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贡献可以分成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刚才我提到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理论丰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整个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体制改革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第二方面是我们对基金组织现在是债权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日常运作中是从中国借钱的，第三方面是我们在危机期间，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双边渠道，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40多亿美元的支持。

主持人：这个数额也是不小的，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来说。

李若谷：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人均GDP比较低，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应该说中国作出这样巨大的贡献是不易的，而且也确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和承认。

主持人：我们知道在前几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些国家提供了资金的支援，特别是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这些国家，在资金的援助上提出了很多相应条件，当时条件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对于提供资金的援助和相应的条件大家有看法，对这个问题您是什么观点？

李若谷：我是这样来看的，基金提供的资金支持很重要，在当时情况下为这些国家经济的恢复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当然基金组织提供贷款的条件确实有很多可以商量的地方，基金组织有它自己的传统政策，一般都是双紧，紧货币和紧财政政策，以此来恢复对经济的信心和增长，从理论上讲它没有很大错误，但在实践中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特别是这次危机和以前危机有很大区别，如果用一种模式去套各种情况，这就是基金组织在刚开始提供援助的时候它的政策条件发生了偏离，它自己也认识到了，后来纠正，这也就说明它认识到刚开始的政策是有问题的，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发展国家对它的这些政策有所批评，也是正当的。

主持人：最近我看到一些文章，就是反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给一些国家提供贷款的时候提出那些附加条件，比如资本账户的自由开放，还有关于透明度等问题，因为当时这些问题也确实是争论很多的，中国在这方面是什么观点？

李若谷：基金组织确实一直在推进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开放，而且它认为尽早开放比拖后开放要好。

主持人：这个开放在金融领域的数语是什么样的含义？

李若谷：就是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自由流进和流出，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始终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要和一个国家发展的水平特别是管理水平、金融体制的健全与否密切相关，不能随意在自己各个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和基金组织有不同看法，在各种国际会议以及基金组织内部的会议上我们多次阐明我们的观点，亚洲金融危机受到影响的这些国家很多都是资本账户过早开放，而它的金融体系不很健全，管理能力不是很强，在这种情况下它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比较厉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经过我们无数次重申，基金也基本上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它现在也强调资本账户的开放要有一定的阶段，不能一下子开放，应该说基金组织能达到这个认识是不容易的，也是我们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努力的结果。

主持人：IMF本身也是具有探讨机制的。有这么一种感觉，目前在国际的经济活动当中，这种协调机构、这种组织作用是越来越突出，这是不是反映了某种趋势？

李若谷：你的说法很正确，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各个国家相互协调自己的政策，包括发展政策、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越来越重要，因此应运而生了很多对话和协调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我们最近有20国集团，我们在亚洲有十加三的东加中日韩的机制等等，这些机制都是为了加强各国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在上升，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加大，因此国际上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愿意加强和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政策上一些问题的协调。

『捌』 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台湾当局占据中国席位。1950年3月台湾退出总协定，但以观察员身份列席总协定会议。1971年 11月总协定取消台湾的观察员资格。1986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中国是世界银行的创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席位长期为台湾当局所占据。1980年5 月15日，中国在世界银行和所属国际开发协会及国际金融公司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80年9月3日，该行理事会通过投票，同意将中国在该行的股份从原7 500股增加到12 000股。我国在世界银行有投票权。在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中，我国单独派有一名董事。我国从1981年起开始向该行借款。此后，我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逐步展开、扩大，世界银行通过提供期限较长的项目贷款，推动了我国交通运输、行业改造、能源、农业等国家重点建设以及金融、文卫环保等事业的发展，同时还通过本身的培训机构，为我国培训了大批了解世界银行业务、熟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
中国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新中国诞生后我国的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所占据。1950年，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IMF，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复中国在IMF的合法席位。然而，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在IMF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序列下各专门机构的席位创造了条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议为我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创造了有利的内部环境。1979年1月，中、美建交，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外部条件最终趋于成熟。1980年3月，IMF派团来华与我方谈判；4月17日，IMF的执行董事会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IMF的合法席位；9月，IMF通过决议，将中国份额从5.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2亿特别提款权；11月，中国份额又随同IMF的普遍增资而进一步增加到18亿特别提款权。2001年2月5日，中国份额增至63.692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2.98%，升至第8位，投票权也增加至2.95%，中国也由此获得了在IMF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2008年IMF改革之后，中国份额增至80.901亿特别提款权，所占份额仅次于美、日、德、英、法五大股东国，投票权上升到3.65%。在2010年最新一轮IMF改革之后，中国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特别提款权份额将增至6.39%，投票权也将上升到6.0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不过，改革后拥有17.67%份额的美国依旧拥有“否决权”。

『玖』 中国何时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

言而无信的国家，怎么会回复？

『拾』 .我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合法席位的时间是( )拜托了各位 谢谢

198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