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来国以粮为本，民以食为天源
保护耕地，珍惜粮食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杜绝耕地抛荒，禁止滥占土地
粮食安全问题应当警钟长鸣
③ 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份额的增加
持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一起，并称为世界经济领域中最重要的三个国际组织。今年二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投票通过决议，提高中国在基金组织里的份额，从而使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位次由原来的第11位提高到了第8位。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在增强，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几天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在北京的办事处在接到中国提高份额的消息后，一直在紧张地忙碌着，对于相关的数据进行调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从去年开始着手解决增加中国份额的问题。2000年11月17日，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专门成立了由包括中国执董在内的13位执董组成的中国特别增资委员会。经多次讨论，委员会于2001年1月3日达成共识，提议将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由原来的46．872亿特别提款权，提高到63．692亿特别提款权，与加拿大的份额居同一水平，并列第八位。第二天，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一致通过了委员会的建议，并将中国特别增资决议草案提交基金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由183个成员国组成的基金组织理事会投票表决。2月5日，基金组织理事会投票结束，一致通过了提高中国份额的决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联合国专属机构之一，成立于1945年，现有成员国183个，它的宗旨是：稳定国际汇率，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货币问题上促进国际合作，向遇到暂时外汇困难的的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等。自成立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直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由于基金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各成员国向基金组织缴纳的一定数量的份额，因此，成员国的主要权利就是根据份额的多少享有不同数量的特别提款权。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创立于1969年，是一种全新概念的国际储备货币单位，也就是说当成员国在国际收支发生困难时可以动用自己的份额，并且可以从基金组织借用相当于份额一定倍数的资金。同时，份额的多少还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相应的义务。份额越大，享有的表决权也就越大。
回顾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的历史，不难发现，从基金组织1945年成立开始，中国在其中所占份额的地位几起几伏。在这些起伏升降中，人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自身经济发展的关系。
1945年12月27日，29个国家签署协议，同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是这29个创始国之一。当时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排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名列第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59年至1980年间，基金组织曾经几次普遍增资，由于当时占据中国在基金组织合法席位的国民党当局经济实力严重不足，缺乏能力在普遍增资中增加自身的份额，使得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从创建初期的第3位一直降到了第16位。
1980年4、5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就在当年，中国两次增资，使得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排名从16位上升到第8位。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基金组织内还获得了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
然而，80年代以来，由于沙特特别增资和独联体国家加入基金组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到2000年底时为46. 872亿特别提款权，占基金组织实际份额的比例下降，位次又从恢复席位后初期的第8位退居第11位。这种状况与我国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称。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政府领导人及基金组织的中国理事多次向基金组织提出特别增资的要求。经过不懈的努力，基金组织理事会于今年2月5日投票，在无人反对和弃权的情况下通过决议，将中国的份额再一次提高到第8位。
主持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良性发展的快速道上，这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经济界的一个共识。前不久，一家国际著名的管理顾问公司对全球主要大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在世界最佳投资国的评选中，中国名列第二。此次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份额的增加，更是让人们认识到，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大谷一郎先生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记者：大谷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根据最新的报道，今年二月上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了中国增加在该组织的份额。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在IMF成员国中所占的份额排在第十一位，份额增加之后，中国的排名上升至第八位，与加拿大并列。您认为IMF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大谷：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要求IMF提高份额，以便在IMF中获得与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实力相当的地位。特别是1997年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中国的经济包括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部分，经济实力得到了扩大。与IMF中的其他成员相比，中国经济地位出现了显著的提高，因此，中国政府向IMF提出了扩大份额的要求。在过去的4年中，IMF执行董事会也在不断讨论应该如何满足中国增加份额的愿望，根据对GDP、贸易额、外汇储备，以及国际收支状况等多方面指标的计算和考察，董事会最后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结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地位相对于其他成员确实有了提高，所以IMF决定对中国在IMF中所占的份额进行调整。
记者：IMF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成员国的份额呢？
大谷：我刚才提到，IMF要确定一个成员国的份额，必须从几个指标对其经济实力进行衡量，首先就是GDP，即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成员国在国际交易中的介入程度，包括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额、外汇储备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时还要与其他成员国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参考其它与中国有相近特点的成员国的份额，最后确定一个国家的份额。
记者：对于IMF的成员国来说，提高份额究竟意味着什么？
大谷：由于份额的增加，中国在IMF执行董事会中的投票权与制定政策的权力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也就意味着：相比较过去而言，中国的影响力得到了加强或者说提高。
记者：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您认为中国在IMF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大谷：在过去的二十年多里，中国一直非常关注和同情发展中国家的事业，也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我相信这仍然是中国所希望发挥的作用。而且考虑到中国份额增加这个事实，我相信中国政府希望在国际社会中进一步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并为发展中国家的事业作出贡献。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
大谷：中国做得非常好，中国政府在引导宏观经济运行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即使在结构改革中存在很多困难，包括国有企业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些问题与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关系非常密切，中国政府做得非常好。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7.5%甚至8%的增长，今年中国也希望取得7%的经济增长。即使美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日本的经济复苏基础还不牢固，但我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而且我相信中国政府也将采取必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保持经济增长。
主持人：就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增加份额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若谷先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IMF这个名词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有所了解，它的名声大振，我不知道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怎么样？您能不能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若谷：中国是1980年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1980年之前虽然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但是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决，1980年以后中国恢复了合法席位，开始了长达21年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在整个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我们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它也向我们提供了资金的支持，我们曾经两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用贷款，大概16亿美元左右，我们在90年代初期已经提前全额偿还了这些贷款，这些贷款对我们弥补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对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都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我们每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磋商，这是这个组织对成员国进行监督的一个机制，它在整个的机制过程中也向我们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对我们经济改革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还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技源，我国的几乎所有宏观部门都接受过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为我们培养了数千名政府的管理人员，有些人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应该说在过去21年里我们和基金组织的合作是有成效的，我们对基金组织也有贡献，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在世界上是比较独特的，也丰富了基金组织在如何指导和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向获得一些经验。
主持人：从您的角度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李若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三大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结构之一，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是其中之一，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国际汇兑的稳定，1945年成立以来，对维护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你刚才提到了，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它也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和政策性支持援助，对于亚洲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今后随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中心地位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它是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
主持人：这次特别提到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位次提高了，也就是份额增加了，这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李若谷：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中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大，中国的份额从第11位上升到第8位，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承认，另外我们增加了份额之后也增加了我们对基金组织的发言权，刚才我说到基金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它在国际经济领域里，特别是在国际经济金融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使发展能够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们需要增加对基金组织的发言权，我们希望能够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正确的、适当的反应给国际社会，使他们在形成新国际货币体制和国际经济体制的时候，注意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主持人：刚才提到发言权的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发言权是根据它的份额来决定的吗？
李若谷：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基金组织的份额有点像股份，通过大家认缴，认缴的多股份就大一点，你的发言权和你的股份是有联系的，虽然它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它是相联系的，股份比较大一点，当然发言权就比较大一点，因为基金组织的重大决策都需要整个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够批准，由于美国在基金组织占有17%的投票权，实际上有些问题如果美国不同意的话，就不够85%了，就可以一票否决了。
主持人：那么中国从第11位提升到第8位，这个份额它的发言权到底占多少？
李若谷：原来我们在基金组织里的投票权占2.21%，这次提高到第8位以后占3%，和加拿大并列第八位，从份额上讲还不是占很大份额，发言权当然也不能跟发达国家相比，但这毕竟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成就的积累，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承认，因此我觉得我们在基金组织的发言权通过这次增次得到了一定加强，当然这个发言权也不完全和份额地位相联系，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世界经济地位中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的，因此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发言和声音得到了广大成员国的重视。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中国在IMF当中没有任何债务问题，中国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贡献是哪些呢？
李若谷：应该这样说，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贡献可以分成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刚才我提到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理论丰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整个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体制改革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第二方面是我们对基金组织现在是债权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日常运作中是从中国借钱的，第三方面是我们在危机期间，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双边渠道，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40多亿美元的支持。
主持人：这个数额也是不小的，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来说。
李若谷：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人均GDP比较低，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应该说中国作出这样巨大的贡献是不易的，而且也确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和承认。
主持人：我们知道在前几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些国家提供了资金的支援，特别是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这些国家，在资金的援助上提出了很多相应条件，当时条件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对于提供资金的援助和相应的条件大家有看法，对这个问题您是什么观点？
李若谷：我是这样来看的，基金提供的资金支持很重要，在当时情况下为这些国家经济的恢复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当然基金组织提供贷款的条件确实有很多可以商量的地方，基金组织有它自己的传统政策，一般都是双紧，紧货币和紧财政政策，以此来恢复对经济的信心和增长，从理论上讲它没有很大错误，但在实践中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特别是这次危机和以前危机有很大区别，如果用一种模式去套各种情况，这就是基金组织在刚开始提供援助的时候它的政策条件发生了偏离，它自己也认识到了，后来纠正，这也就说明它认识到刚开始的政策是有问题的，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发展国家对它的这些政策有所批评，也是正当的。
主持人：最近我看到一些文章，就是反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给一些国家提供贷款的时候提出那些附加条件，比如资本账户的自由开放，还有关于透明度等问题，因为当时这些问题也确实是争论很多的，中国在这方面是什么观点？
李若谷：基金组织确实一直在推进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开放，而且它认为尽早开放比拖后开放要好。
主持人：这个开放在金融领域的数语是什么样的含义？
李若谷：就是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自由流进和流出，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始终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要和一个国家发展的水平特别是管理水平、金融体制的健全与否密切相关，不能随意在自己各个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和基金组织有不同看法，在各种国际会议以及基金组织内部的会议上我们多次阐明我们的观点，亚洲金融危机受到影响的这些国家很多都是资本账户过早开放，而它的金融体系不很健全，管理能力不是很强，在这种情况下它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比较厉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经过我们无数次重申，基金也基本上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它现在也强调资本账户的开放要有一定的阶段，不能一下子开放，应该说基金组织能达到这个认识是不容易的，也是我们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努力的结果。
主持人：IMF本身也是具有探讨机制的。有这么一种感觉，目前在国际的经济活动当中，这种协调机构、这种组织作用是越来越突出，这是不是反映了某种趋势？
李若谷：你的说法很正确，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各个国家相互协调自己的政策，包括发展政策、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越来越重要，因此应运而生了很多对话和协调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我们最近有20国集团，我们在亚洲有十加三的东加中日韩的机制等等，这些机制都是为了加强各国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在上升，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加大，因此国际上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愿意加强和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政策上一些问题的协调。
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好中国经济增长是真的吗
近日,国际货币抄基金组织（IMF）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再次上调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IMF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2018年为6.5%，与今年7月的预期相比，均分别上涨0.1%。
该报告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好亚洲及中国经济吗
10月15日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针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地区经济展望：2017年10月最新预测》指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今年、明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5.6%、5.5%，亚洲及中国以其强劲的增速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速的上调，反映了中国上半年基础设施支出依然强劲有力，以及房地产部门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具备在未来3年至5年维持强劲经济增长的潜力。
报告指出，亚洲经济增长未来所面对的风险与挑战并存。从积极方面看，受益于信心增强和更有利的市场条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日本的周期性复苏可能会比预期更为强劲和持久。然而，全球金融环境突然收紧可能引发破坏性的资本外流，这尤其会影响到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削弱其增长前景。亚洲经济体由于其贸易开放度和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特别容易受到保护主义的影响，若全球转向实行内向型政策，就可能抑制亚洲的出口并减少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
⑥ 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整个欧元区是真的吗
北京时间13日消来息，国际货币基自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整个欧元区。IMF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IMF的报告称，全球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并上调2017和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其中，将中国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从6.7%上调至6.8%，将2018年增长预期从6.4%上调至6.5%。这是IMF今年第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⑦ 从目前来看,你认为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压力在哪些方面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安丽艳近日在京表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平稳推进，随着金融市场开放政策密集推出和相继落地，全球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有利条件将进一步扩大。刘亮摄
中新网北京11月11日电 (记者 刘亮) 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受到较大的冲击。未来全球经济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近日，在“财新-工银国际2019国际投资论坛”上，来自经济学界的各位专业人士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构成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三大挑战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他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近期发布的两个关键的全球经济发展指标来看，今年全球的经济形势并不尽人意。
他认为构成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来自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挑战。突发的国际政治热点事件，如贸易摩擦、英国脱欧、全球的地缘政治如中东动乱的局势等问题对经济和贸易的波动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单边贸易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从政策挑战方来看，朱光耀认为近年来贸易保护势力的抬头对多变贸易体制形成的重大挑战，国际多边合作受挫，尤其是未来一个月WTO的上诉机制将面临着停摆的风险。朱光耀表示：“这个挑战将是对全球贸易体制的挑战。”
第三，全球负利率趋势的挑战。他表示，这是“二战以后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新的挑战、新的政策环境”。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美联储今年连续三次降息，日本实行了0.1%的负利率政策，而欧洲央行近期也实施0.5%的负利率政策。实行这些负利率政策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我们的期待。
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中国的“破解之道”
面对上述全球经济潜在的挑战，中国该如何积极应对呢？专家给出了以下应对之策。
首先，加大国际多边协商合作。朱光耀表示，在未来加大多边合作和多边协商协调机制是缓解紧张的当前经济形势的关键。例如，各国领导人可以充分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如G20机制和即将到来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契机，对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开展多边国际关系合作，找出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对策。
其次，分散投资方式。面对全球各大央行下调利率、量化宽松的背景下，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志洲认为，“2020年个人倾向于认为对金融市场获取投资收益的难度会显著的超过今年。大家要降低风险投资的回报预期”。
他说：“最佳的投资方式在明年我认为还是要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分散化的配置，避免过多集中的押注。”
最后，要深化结构性改革，深挖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表示，最近十年中国正在经历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目前已进入中速发展平台，但仍未完全稳定下来。他强调，传统基建投资、出口贸易和房地产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势能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已经减弱，未来要深挖出与目前中速发展相匹配的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安丽艳直言，回望2019年，展望2020年，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平稳推进，随着金融市场开放政策密集推出和相继落地，全球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有利条件将进一步扩大。
“我们相信，在全球经济风云变幻、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的背景下，惟有立足开放的中国，放眼多变的世界，方能把握未来机遇，找到投资制胜之道。”安丽艳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