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元证券宋淮

1. 北宋时期钱币为什么叫交子

公元800年左右，中国重新发行纸币，被称为飞钱，因为它很容易被风吹跑。这种纸币不能充分交换，只是私人银行交给商人用以兑换现金的凭证。它在京城发放，商人在返回各省后可用之兑换现金。这些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纸币，直到北宋年间出现了交子。

北宋时期，重商思想抬头，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随着各地区贸易联系的加强，交易额越来越大，需要大量轻便的货币作为支付和流通手段。北宋前期，宋王朝为了掠夺川蜀地区的财富，在此地区禁使铜钱，而使用铁钱。由于铁钱不便携带，于是有商人收取铁钱而出现一种类似存款收据的证券，正背面都有出票人的印记，有密码花押，票面金额在使用时填写，这就是交子，可以兑换，也可以流通。交子的出现正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很快流行起来，被商人们广泛使用，中国因此成为最早流通纸币的国家。

北宋时期的交子， 用纸币的印版印出， 印版作于公元11世纪。

交子原由商人分散发行，太宗初年，成都16家富商联合建立交子铺发行交子。后来由于富商经营不善而使交子不能兑现，失信于民，引起政府干涉并收归官办。 1023年，北宋政府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在次年2月开始发行官交子，规定市面上只许流通政府印发的交子，将商人个别发行的交子全部收回。官印交子有一定的发行限额和流通期限，每三年持旧交子换新交子。交子按规定可以随时兑现，属于信用货币性质。交子的票面金额开始时临时填写，后改为印固定金额。1105年，交子改称钱引，除闽、浙、湘、粤外，在国内其他各地发行。

印制纸币的思想向西缓慢传播。1292年，蒙古人在伊朗印发了中国式钞票。1661年，印制纸币传到了欧洲。当时，由于缺少银子，瑞典银行家便着手生产票据。在 18世纪，许多小的私人银行家开始发行纸币，只要银行有偿付能力，这些纸币就能通用。直到1883年，英国银行才发行了合法的纸币。8年后，一项法令给了这个银行以发行纸币的垄断权，并禁止发行没有百分之百的黄金作后盾的纸币。美国在1776年脱离英国而独立之前，就制造出第一批纸币美元，并成为美国独立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拥有自己的纸币，并习惯了把纸币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

2. 南宋时候的浙江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还有南宋全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谢谢了.急用.

宋代商品结构状况的变化

南宋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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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市场商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地区特产品，以盐铁等商品为代表，另一类是粮食和布帛类商品。这两类商品在交换市场上的结构形态，是由生产的结构状况和社会需求的结构状况所决定的。米绢贸易比盐铁贸易具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意义。因为粮食生产和纺织手工业生产是封建时代的主要生产行业，人民生活一衣二食，米绢类商品不仅与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息息相关，而且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粮食和布帛在商品构成中的比重越大，说明脱离种植业、依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越多。以茶叶、信用证券等为代表的新商品的大量涌现，更进一步体现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水平。所以宋代商品流通市场上的品类结构状况的变化，是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一、米绢类商品跨地域流通的发展

战国秦汉时期，跨地区流通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盐铁之类的地区特产品以及满足贵族豪富消费需求的奢侈用品。司马迁列举：“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柚、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毯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1] 。这是因为，盐铁“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2] ；奢侈品“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3] 。虽然那时粮食贸易十分活跃，出现了白圭、任氏等著名粮商，《管子》等书还把控制粮食市场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内容。但此时的粮食布帛贸易主要表现为季节性的丰歉调剂，地区间的余缺调剂所引起的流通交换尚不发达，商人以牟取贱时买贵时卖的时间差价为主要赢利手段，较少追逐贱处买贵处卖的地区差价者。如白圭的经验是：“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故而社会上流行的商业经营原则是“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4] 。东汉三国以降，商品货币经济凋零，在商品构成中，服务于门阀士族的奢侈品更加突出。王符《潜夫论．务本》云：“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今商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而国计愈失矣”。

宋代，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市场上的商品种类较之前代更加丰富。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列举号称天下第一的商品有：“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吴纸、晋铜、西马、等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子鱼、福州荔眼、温州桂、临江黄雀、江阴县河豚、金山咸豉……”。南宋方信孺出使金国时，也向金朝统治者夸耀说：“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广；江东西则茶桑之陆海也；淮东西则铜鹾之薮泽也；浙西十四郡尔，苏湖熟、天下足，元帅之所知也。而况生齿日繁，增垦者众，苇萧岁辟，圩围浸广，虽不熟亦足以支数年矣。浙东鱼盐之富，海藏山积，食之虽众，生之无穷。闽自为东南一大都会，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江、淮之所入”[5] 。

与此同时，商品的结构状况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反映在商业资本的经营内容上，以盐铁为代表的地区特产品、珠玉香药等奢侈品固然仍占不小的比重，有所谓“商于海者，不宝珠玉则宝犀瑁；商于陆者，不宝盐铁则宝茶茗”[6] 的说法。但在商品构成中，粮食和布帛之类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占据了主要地位。“夫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一心也，其有无交易，不过服食、器用、粟米、财畜、丝麻、布帛之类”[7] 。商人贩卖米绢等日常生活用品，既牟取其时间差价、又更多地热衷于牟取地区差价，成为商业资本的主要赢利方式。

宋代粮食市场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区间转运贸易的发达，“千里不贩籴”的旧格局已被完全打破，远距离的粮食贸易空前兴盛。“春夏之间，淮甸荆湖，新陈不续，小民艰食，豪商巨贾，水陆浮运，通此饶而阜彼乏者，不知其几千亿万计”[8] 。粮食份量重、体积大、价值低，粮商在支付运费、仓储费、包装费等成本后，要想赢利必须靠大规模经营才有可能。

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基础上，宋代形成了几个规模较大的商品粮输出基地。在长江流域，中游的荆湖一带，“地之所产，米最盛，而中家无储粮。……江湖连接，地无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靡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辗转贩粜，以规厚利。父子相袭，老于风波，以为常俗”[9] 。两浙西路北部的太湖流域，“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10] 。西南的两广地区，“广南最系米多去处，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11] 。

宋代的远距离粮食贸易还形成了长期稳定的空间流向和较集中的销售供应对象。就空间流向看，基本的流通格局是从南向北、由西向东；就供应对象而言，在南方较多地服务于城镇和经济作物产区，在北方较多地服务于政治军事需求。空间流向和供应对象这两者一表一里，前者决定于后者，展现了宋代粮食转运贸易空前繁荣的景象。

总体说来，商品粮由南向北流动主要是政治军事需要引起的。其中，从长江中下游地区流向北方的商品粮以首都汴京为目的地，除了宋政府漕运的通过赋税征敛和市籴购买的每年600万石外，富人的贩运量也很大，宋真宗时，三司就报告说：“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12] 。这些粮食主要供应汴京庞大的皇室、官僚、军队以及众多市民的消费。从黄河中下游地区流向北方的商品粮，则以河北、河东、陕西的沿边一带为目的地，基本上全部服务于军需。如河北“盖沿边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里客人贩去中官”[13] 。商品粮供应的出发地多半是河北南部的德、博、棣、滨等州及京东路。“列塞积兵，计粮为大，民租不能给，须重其谷价，募商以纳之，县官苦其费”。河北转运使范雍“视德、博间地惟沃饶，菽粟易敛，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辇诸州缗钱就以平籴，方舟顺流，集于边廪。自是，河朔财用周于供亿”[14] 。庆历年间，判大名府贾昌朝也说：“朝廷以朔方为根本之地，御备戎虏，取材用以馈军师者，惟沧、棣、滨、齐最厚”[15] 。陕西驻军消费的粮食大都取足于本路，欧阳修说：陕西驻军“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关东所有，莫能运致，……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西人而已”[16] 。但陕北的鹿 延等地贫瘠荒凉，却是驻军较多的边防要地，其军需粮食便多是用入中等购买的方式依靠南部的关中、秦渭等地供应。

商品粮由西向东流动，是东南地区粮食转运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主要是城镇经济发展和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变革的结果。如荆湖的粮食运往长江下游的建康等地，江西之米接济江东，浙西之米供应浙东、福建，两广之米也通过海路流向福建、浙东等。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第二章已作论述，兹不赘。

粮食和茶盐互为回头货，是宋代地区间粮食转运贸易的又一个特点。茶盐由于产地集中，其经销大多是远距离、跨区域的，粮食产区是茶盐的主要销地，所以在宋代盛行的“回货”贸易中，粮食茶盐的往来贩运是商业资本的经营方式之一。如南宋废除江淮盐的官般官卖制实行钞盐法之后，长江流域湖南、江西与下游江东等地的商人贩运情况是：“客人多自江西、湖南般运斛斗、竹木前来建康府，往往算请盐钞并粜米以回”[17] 。什么有利可图就经营什么，这是商业资本运作的一个基本原则，米茶或米盐的互为回货的长途转运贸易对于提高商业资本的周转效率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夷坚志》记载的一则故事就说：“南康建昌县民家，事紫姑神甚灵，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之茶贵，可贩；或云某处乏米，可载以往。必如其言，获厚利”[18] 。 在湖北，商人还常用茶盐作为购买粮食的信贷资金。“富商岁首以鹾茗贷民，秋取民米，大舟扁捆载而去”[19] 。广西的余粮也是作为盐的回货运销广东的。“如梧、藤、柳、象去处，粒米狼戾，岁上熟米斗三十钱，中熟、下熟以是为差，大率不过五六十钱，是西路终岁劳苦，米价常低小。东路盐船别无回货，其所得米如泥沙。广东贩盐上西江，多是小客，未及数岁，即为富商”[20] 。

纺织品是宋代跨地域流通贸易的另一类大宗商品。绢帛等丝织品又在纺织品中占最大比重。宋代的丝织业生产基本形成了京东河北、四川、江浙这三大地域鼎足而立的格局，但三地的产品各有特色。京东、河北的丝织业历史悠久，在宋代，其生产的特点是产量多、技术精、质量高。时人谓：“青齐之国，沃野千里，麻桑之富，衣被天下”[21] 。苏辙亦有诗赞曰：“君看齐鲁间，桑柘皆沃若。春秋载万箱，蚕老簇千箔。余粮及狗彘，衣被遍城郭”[22] 。前述居于天下第一之列的“东绢”、单州的薄缣等就是京东路的代表名品。河北的绢特别精致细密，时称“精绢”，据说无正反面之分，定州“刻丝”是其名牌。四川的成都府路、梓州路是唐宋时崛起丝织业基地，以锦擅名天下，其特色是纤丽豪华。两浙路和江南东西路的丝织业在宋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名品辈出，尤以产量大著称，但总体的质量水平似乎稍逊于前两个地区，如属于当地名牌的越罗，“婺州红边贡罗、东阳花罗，皆不减东北，但丝缕中细，不可与无极、临棣等比也”[23] 。由于两浙丝织品质量较差，就连金兵在向宋廷勒索赔款时都不肯要，而退掉改成河北货。

丝织品的销售方向主要是城市消费、政府需求和海外市场。仅就城市消费而言，宋代一般城市中都有专门出售布帛的彩帛铺，如汴京南通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潘楼街也是“真珠匹帛香药铺席”集中的所在[24] 。在临安，陈家彩帛铺、市西坊北钮家彩帛铺、清河坊顾家彩帛铺等都是有名的绢帛店铺[25] 。城市的各类商业行会当中，绢帛行铺通常都居于财力雄厚者之列。由于丝织品在国内市场上的消费对象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城市，而生产多半分散在乡村，所以丝织品的流通也像粮食等农副产品一样呈现出了“求心”运动的态势；同时，由于宋代形成了几个规模较大的丝织业生产基地，所以丝织品的流通又是呈“辐射”状展开的。“衣被天下”这句话，是宋代人称誉某个地方纺织业发达的常用语，这说明凡是纺织业发达的地方，其产品总是天女散花般远销各地。如京东、河北的丝织品除向汴京等城镇市场集中外，还大量通过密州板桥镇等口岸销往南方诸路及海外市场。宋哲宗时，范锷奏称：在板桥镇，“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运见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板桥有西北数路商贾之交易，其丝、绵、缣、帛又蕃商所欲之货，此南北所以交驰而奔辏者”[26] 。李觏的诗：“江湖限南鄙，秋令到还稀。节换空看历，人闲未趁衣。齐纨方得意，厦燕莫言归”[27] 。 秦观的诗：“裔土桑柘稀，蚕月不纺绩。吴绡与鲁缟，取具舟罔船客”[28] 。都分别说明京东路出产的“齐纨”、“鲁缟”在江湖、广西市场上是很受欢迎的畅销货。四川的丝织品也是行销四面八方。“蜀之丝枲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29] 吕大防的《锦官楼记》亦云：“负于陆，则经青泥、大散、羊肠九曲之坂；航于川，则冒瞿塘、滟氵预沉舟不测之险。日输月积，以衣被天下”。除了经陆路向北到秦陇、由水路沿长江东下之外，四川与南方广西钦州之间的锦、香贸易也形成了一条热闹的商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30] 。

麻布的商品化生产总体上不如丝织品，但市场上流通的麻布也不少。福建的麻布一直畅销江浙地区，“今越人衣葛，出自闽贾”。浙东的麻布也大量销往浙西，“强口布以麻为之，出于剡，机织殊粗，而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为市”[31] 。四川盛产的麻布则大量通过政府购买销往西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西的麻纺织业经过北宋的开发，到南宋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麻布商品生产基地，“广西触处富有苎麻，触处善织布。柳布、象布，商人贸迁而闻于四方者也”[32] 。

二、以茶叶、交引为代表的新兴商品的涌现

在宋代的市场商品结构中，茶叶的异军突起尤其引人注目。虽然据王褒《僮约》记载，早在西汉时四川就出现了茶叶交易市场，但只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其交易量在品类繁多的商品中微乎其微。茶叶大量进入流通领域，是从唐代中后期随着消费的广泛普及而开始的。杨华《膳夫经手录》云：“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暨至宋代，茶叶的消费群体更加壮大，“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33] 。“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34] 。茶叶与柴米油盐酱醋并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是重要的民生商品。对于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而言，茶叶助消化、去肥腻的功效更使之具有了旦暮不可暂阙的需求刚性。市场的扩大与生产的发展相辅相成，使茶叶在商品结构中占有了很大比重。

茶叶由于生物习性的关系主要生长于秦岭淮河以南，属于地区特产品。但茶叶市场的勃兴，又比盐铁之类传统的地区特产品具有特别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首先，茶叶不同于一般的农作物和手工产品，它既不可当粮食吃，也不能作衣服穿。其生产，只要稍具备些规模，就几乎必然是面向市场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其次，茶叶的生产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伸缩性。无论田间地头，还是荒郊山岭，皆能生长繁茂；无论加工粗略，抑或制作精细，都不妨人饮用。它还适应于各种劳动组织形式，既可作为小农的家庭副业，也适合家庭专业化生产，又能进行大规模经营。这些特点，使之既不必受自然资源、土地条件的严格限制，也不必对人力、物力、财力有苛刻的要求，随着市场的扩大，它把各色人等卷入了商品经济的潮流，其从业者之众、产地之广、产量之大，都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商业性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部门。第三，茶叶的销售地域广阔，消费者众多，份量轻体积小，品类价格多种多样，既适合小商稗贩的零星买卖，也利于豪商巨贾的长途多运，这个特点，使宋代的茶叶贸易把乡村墟市、中转集散地市场、以大中城市、周边游牧民族地区乃至海外为主的销地市场等等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多层次、梯进式、网络状、范围广的市场体系。对于突破商品流通的地域性，加强地区间、特别是宋统治区与少数民族统治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关于宋代茶叶商品流通的具体情况，我已有专文进行了讨论[35] ，这里就不多说了。

宋代市场商品结构变化再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交引等有价证券的买卖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交引是宋政府为市籴粮草和实行禁榷专卖制度而发行的充当信用中介物的证券。交引又被称为交钞、钞引、文券或券等，戴裔煊先生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按名称将交引分为六种，即茶交引、盐交引、见钱交引、香药犀象交引、矾引和其他交引。姜锡东博士则根据交引的职能和性质，将之分为三大类，即： 政府向入纳金银现钱或粮草者发行的用以领取茶盐香矾等物的提货凭证类交引；‚ 政府向入纳粮草者发行的用以领取金银现钱的期票类交引；ƒ 政府向入纳粮草者发行的按比例领取金银现钱和茶盐等物的混合性交引[36] 。事实上，除这三类外，还应有第四类，即政府向茶盐香矾等买卖者发行的专卖经营许可证性质的交引。而从时间上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交引的职能和性质是有所变化的。大致在北宋中期以前，宋政府将市籴粮草制度与禁榷专卖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发行的交引，大都兼有提货凭证和专卖经营许可证的双重职能，以提货凭证为主；在北宋后期和南宋，随着市籴粮草与禁榷专卖脱离了直接联系，茶交引、香药交引等基本上只是单纯的专卖经营许可证，盐交引等则继续兼有原有的双重职能。

交引是宋政府以延期异地付款的方式与民间开展买卖交换活动的产物，政府能够按交引票面所示兑付钱物，是其信用的保证。北宋时，政府在北方沿边市籴粮草是交引的主要发行渠道，茶、盐、香药、现钱等是交引的主要偿值兑现物资。但由于交引的兑现要求经过多道烦琐的程序环节、兑现的地点遥远、时间又常常拖延、有时还无法按面值兑现、交引的最初持有者或者不懂得茶盐等物的市场行情或者无力从事这些商品的经营买卖等原因，使得在北部沿边向政府入中粮草等物而最先获得了交引的相当一批人，为了急于兑换到钱币而不得不把交引减价买出去，这就形成了交引的卖方市场。同时，由于政府为了吸引入中者发行交引的面值大大高于其实际价值、发行量过多、严重超过了交引的兑现能力等原因，造成交引的出卖价格暴跌，使得交引的面值与其实值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额，也就是蕴含了巨大的利润，又吸引着财力雄厚的茶盐商人和京师的豪商巨贾们纷纷压价收购，这就形成了交引的买方市场。在汴京等地出现了一批专门居间倒卖交引的商人，号称交引铺。

交引的交易市场，大都分布在交引汇聚、买卖频繁的商业发达之地。大体上以两类地方最集中。第一类是交引的发行地区，如北宋时的河北、河东、陕西沿边地区，南宋时的临安、建康、镇江等地。第二类是交引的兑现地点，如北宋时的汴京，南宋时的茶盐产地通州、明州等地。各地交引买卖的交易量都很大，南宋时的临安，“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诸作匠炉，纷纷无数”[37] 。 明州的六所交引铺，每年仅纳税就达10900余贯，是当地各项商税收入中最高的一项[38] 。在汴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交易量只会更大。

当然，在宋代林林总总空前丰富的商品海洋当中，交引这类有价证券也许并不占多大比重。然而这种信用中介物证券在宋代大批涌现出来，并在商品交易市场上买卖转让，却是历史上未尝有过的新鲜事。这个现象不仅足以作为商品结构变化的典型标志之一，也反映了宋代商业信用的空前发展，体现了官民信用交易关系的复杂化和深入化。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新事物。另外，交引在宋代的大量涌现和广泛使用，与宋政府用禁榷专卖品换取沿边军需的粮草物资有直接的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粮食贸易的发达。

正由于宋代的商品结构中粮食、布帛、茶叶以及各种农作物的加工制成品占绝大比重，这些商品生产的季节性，也使宋代的市场面貌表现出了显著的季节性特征。每到收获的季节，农民、农副产品加工业者能够有大量的商品投放市场，也是从市场上换回商品的购买力较强的时候，各种商品进出市场，使市场呈现了繁荣，“方夏蚕毕工，秋稼初敛，丝帛米粟充满廛市”[39] 。而到了冬末春初，青黄不接之时，商品的来源少，购买者也少，市场上则呈现了另一番景象。“市寂然若将暮，贾匮农 闭而不张，钱井金沟谨其阖藏，收列肆于九衢，刀布滞乎千商。至于白藏之府、红腐之仓，賨幏积墆，琛币充梁，亦且签筹寝乎会计，关石罢乎低昂。怪而问焉，有客言于余曰：是为春孟望之后一日，其名为仓耗”[40] 。商品的购买者少，交易清淡，商品积滞在商人的仓廪中，市场陷入了阶段性萧条。在四川，茶叶生产贸易的季节性甚至影响着交子（北宋末称钱引）的比价波动。两宋之交的李流谦说：“每州之春，引直必亏，至笋茶之出、官司催驱之时，则例增”[41] 。 商品市场的这种季节性，进一步映衬出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在商品市场上的结构地位，农业决定了商业的面貌。

3. 叫李全的历史名人有哪些

1、金朝末年地方武装集团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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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1231），金朝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汉族，金末地方武装集团的首领。

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五月，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蒙古军再度南下，在山东、河北等地大肆掳掠。金朝统治者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无力抵御蒙古军南下，依然对境内人民横征暴敛，加重剥削。为反抗金朝的黑暗统治，在山东、河北一带爆发了规模很大的红袄军起义。

早在章宗泰和、大安年间，山东就有益都（今属山东）人杨安儿（本名杨安国）领导的起义。宣宗南迁前夕，杨安儿起义军日益壮大，以青、潍、密、莒诸州为中心，活动地区扩展到整个胶东半岛。贞佑二年（1214），杨安儿称王，置官属，改年号天顺。李全喜习武，弓马矫捷，善使铁枪，人称“李铁枪”。至宁元年（1213），蒙古军进攻山东，李全之母、长兄皆为乱兵所杀。李全为复仇，遂与仲兄李福聚众数千起兵，响应杨安儿，攻打临朐（今属山东），进取益都。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刘庆福、国安用、郑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都归李全指挥。李全与杨安儿、泰安（今属山东）人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成为当时红袄军起义的三支主力。

蒙古军北撤后，金朝廷遣宣招使仆散安贞率重兵镇压山东、河北红袄军。以完颜霆（原名李二措）、黄掴阿鲁答率金朝精锐部队“花帽军”来攻，杨安儿所占州县相继失陷。十二月，在阑头滴水败杨安儿。杨安儿与其党汲政等乘船退往即墨入海，欲至岠嵎山（今山东栖霞东北）。舟人曲成贪赏钱千金，引金军袭击杨安儿。杨安儿坠水死，其余部由妹杨妙真（人号四娘子）与母舅刘全统领，并奉杨妙真为首领，称“姑姑”。时刘二祖亦被金军所败遇害，其残部霍仪、彭义斌先后领导其残部继续与金军作战。李全也险些被金军所擒，为保存余力，决定退保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东南）。刘全、杨妙真等率万余人与李全会合。李全与杨妙真在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结为夫妇。不久，彭义斌率领的刘二祖余部也来归附李全。

金兴定元年（1217），宋宁宗下诏伐金，并招安各路义军。宋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李全等人附于宋。宋朝集中各路义军分两路攻金。李全袭破莒州（今山东莒县），擒金守将蒲察李家，别将于洋克密州（今山东诸城）。其兄李福也克青州。宋朝廷始授李全为武翼大夫及京东副总管的称号。四月，金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又夺回密州，李全战败。接着李全又兵败莒州。九月，李全出兵围海城，反攻密州，擒黄掴阿鲁答、夹谷寺家奴，进而攻克寿光、邹平、临朐等县。解送阿鲁答于楚州（今江苏淮安）。李全等人归宋后，受楚州节制。这年冬天，李全军徙屯淮阴的龟山。

继李全之后，红袄军将领石珪、夏全、时青等相继率军附宋抗金，使金朝受到极大的威胁。兴定二年十二月，金宣宗派开封府治中吕子羽联络，试探议和。遭到宋朝拒绝。宣宗下诏，命左副元帅、枢密副使仆散安贞辅太子完颜守绪大举攻宋。

兴定三年春，金兵攻下宋成州、凤州和兴元府。仆散安贞大军围攻宋安丰军（今安徽淮南）及滁（今安徽滁州）、濠（今安徽凤阳）、光（今河南潢川）三州。淮西告急。宋将李庆宗在濠州战败，损失兵马3000。金军前锋游骑到达采石杨林渡，建康震动。时宋淮东提刑知楚州贾涉负责节制忠义军，他命李全、李福断金兵后路，并报帅司调各路义军分头出击。李全率东海军与金兵在嘉山遭遇，获小捷。进军盱眙时，与杨安儿余部季先等部鼎立以御金兵。李全部至涡口（今安徽怀远），正遇号称“卢鼓槌”的金将纥石烈牙吾答率军渡淮河。李全与别将鹿仙袭击之，金兵溺于淮水者数千，俘获甚众。接着又与金驸马阿海激战于化湖陂，斩金将数人，并获阿海逃走时遗下的金牌，李全一直追击到曹家庄。在其他各处金军亦遭到沉重打击，只好退兵，自是金兵不敢至淮东。此次战胜，李全晋升领达州刺史衔，杨妙真封令人。

秋，李全回潍州扫墓时，闻知附金的益都府卒张林，有反金归宋之意。张林据益都，山东诸郡附其势。于是李全临青州城（今山东益都），劝说张林早日附宋。张林尚迟疑，李全只带数人入城与张林相见，张林置酒交谈甚欢，结为兄弟。张林遂附表将所辖山东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等二府九州版籍归宋。宋廷授张林为武翼大夫，京东安抚使兼总管。李全也升为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徙屯淮东军事重镇楚州（今江苏淮安）。

金兴定四年（宋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李全合张林军北渡黄河袭击金东平府（今属山东东平），因金行省蒙古纲率军固守，不得，改为夹汶水立寨。在汶水被金东平副帅干不搭击败，兵力损失多半，不得不退回楚州。当时南宋朝廷称附宋的北方抗金义军为“北军”，虽然授以官号，只是利用他们抗金，但又行分化抑制的政策。因恐惧他们造反，竟封锁淮水，不许北军南渡。这样，各路义军无法联合起来共同抗金，增强防御能力，反而使他们逐渐变为地方割据势力。李全也因此由农民起义军将领蜕变为扩张个人势力的野心家。当季先被诱杀后，宋朝制置使贾涉欲收编其部，但季先部下裴渊等人拒不受编，拥石珪为统领。贾涉又决定把其部瓜分为六，以分化忠义军势力，但遭到拒绝。李全闻知，请率部讨伐石珪。贾涉以李全部逼石珪就范，石珪却率众降附蒙古。李全乘机吞并原季先的涟水忠义军。

金兴定五年（宋嘉定十四年，1221），李全以胶西（今山东胶县）地处南北商业、交通的冲要之地，便使兄李福守据之。初李全诱商人至山阳（今江苏淮安），以舟师俘其货没收一半归己，然后使商人自淮转海，至胶西。李福贪鄙，竟规定往来商人皆须用李氏舟、车，税其半，乃听商人往金诸郡贸易。同时，他见张林辖境内六盐场利厚，恃李全之势力，提出将六盐场分其一半。张林许他恣意取盐不分场。李福怒，扬言要与李全提兵取张林首级。张林诉之宋制置使贾涉，李福伏兵邀击，于是张林向蒙古请附。贾涉以此责李全，李全率兵急攻张林，张林弃地而逃，李全遂占领青州（今山东益都），从此青州成为李全又一据点。随后，李全又以收买军校的手段，趁宋朝调动官员，丘寿迈初摄帅事，吞并了原来由贾涉掌握的帐前忠义军。在此期间，李全官升领承宣使、保宁军节度使。

金宣宗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宋廷以许国任淮东安抚制置使。许国到任后，压制北军，凡北军与南军（即南宋军队）有争执，无论曲直皆罪北军，裁扣朝廷犒赉北军的物资十之七八。李全时驻青州，不肯参谒，许国数致厚馈，邀李全议事。及李全前往参谒，许国时又倨傲自大。许国的幕僚章梦先亦对李全手下的大将刘庆福傲慢无礼，使李全等人极为不满。李全返回青州后（李全与杨妙真分驻青州与楚州），决意除掉许国。于是遣刘庆福还楚州，与忠义军统领王文信计谋，趁许国晨起莅事，刀箭攻之，许国在亲兵的护卫下登上城楼，缒城逃命，家眷悉被杀害。刘庆福手刃章梦先，报前日无礼之仇，放火烧了官府，积蓄尽为乱兵所夺。未几，许国在途中自缢而死。楚城之乱，使宋廷震动，丞相史弥远恐再生变故，姑且息事不问。授徐晞稷继任淮东制置使，令他屈意安抚李全。李全得刘庆福的报告，一面传牒原刘二祖部的彭义斌，称许国谋反，已伏诛，尔军并听我节制。一面自青州至楚州，佯责刘庆福不能压制忠义军的内讧，迎徐晞稷入城。徐晞稷对李全以礼待之，方相安无事。

彭义斌对李全的行径极为不满，杀李全派来的送牒人。李全率兵攻打恩州（今河北武城北），被彭义斌所败。彭义斌一直坚持抗金兵、御蒙古，对李全不顾全局扩张个人势力的行为十分痛恨。彭义斌打退李全的进攻后，又出兵进攻金真定府，败金将武仙，部众扩大到数十万人。他致书宋朝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欲剿平李全，然后出兵收复中原。但宋朝惧李全的势力，未能采纳。于是彭义斌无奈自率众向北拓地，攻克真定，经西山（太行山），与蒙古将孛里海等军相望。可是，在与蒙古兵于内黄（今属河南）五马山的激战后，兵败被俘，最后慷慨就义。

金正大三年（宋宝庆二年，1226）九月，蒙古将孛鲁率军入山东，欲招降李全，李全不从。孛鲁下令攻打青州，李全未能击退蒙古兵，于是婴城自守。城内原有军民数十余万人，被围困一年之后，仅剩数千人。此时粮草亦尽，牛马亦食尽，不得已于次年五月出降。孛鲁奏闻，成吉思汗令便宜处置李全，乃以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

这期间驻守楚州的李福与刘庆福发生内讧。两人互相猜忌，矛盾日深。李福杀刘庆福，纳其首去见宋廷驻楚州将帅姚翀。姚翀见楚州军乱，深为惊恐。他乘夜只身逃出楚州，后死于去明州（今浙江宁波）的途中。宋廷以楚州军乱为教训，于是议论轻淮重江，遂改楚州为淮安军，视若羁縻州。李全部众，以军粮不继，多有怨言。国安用、张林、阎通、邢德等五人均想立功，以邀宋廷恩眷。他们对宋廷不发钱粮，认为是因李福谋反所致，乃议杀李福以献。于是起兵杀李福与李全次子。至杨妙真府邸，杀一妇人误以为是杨妙真，将首级函送京师。朝廷檄文告知盱眙军总管张惠、范成进、时青并兵进驻楚州，尽杀李全在楚州的余部。

李全得报恸哭，力告蒙古将孛鲁，请允许其率军南归。李全回到楚州时，张惠、范成进已杀彭降金朝，王义深已逃亡。国安用杀张林、邢德向李全赎罪。李全杀时青，并其军。此后，李全以丰厚的待遇募兵，不限南北人。又大治舟船，自淮及海相望。李全表面归附于宋朝，以取宋朝钱粮。实际上阴附蒙古，往往贸易货物输入蒙古，又遣人焚烧宋御前军器库，以销毁宋朝兵备。他治舟师以图东南地区。金正大七年（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八月，大阅舟师数日。当李全籴麦船通过盐城县时，宋知扬州翟朝宗令兵士夺之。李全大怒，以捕盗为名，率水陆军数万直入盐城，攻入城，城内所贮公私盐货尽为其所有。李全又上书宋廷，言捕盗入城安民，宋廷加李全为两镇节度使，罢翟朝宗官，改任赵璥夫摄事。李全仍不撤兵，一面加紧造舟，招募水手。一面要挟宋廷将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淮东总兵岳珂等人罢官。李全行径令宋朝无法接受，于是宋决意出兵讨伐李全。

李全公开与宋敌对，欲先取通、泰二州，然后渡江攻取宋京师。占领泰州（今属江苏）后，进取通州、扬州，在湾头为宋军所阻。李全目标在攻占三城，便筑长围，与宋军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对峙战。初期，李全小胜。自宋绍定四年（1231）正月，李全军一再被宋军击败。宋削李全官职，罢钱粮。因军队给养不济，攻城不得，欲战不利，主力损失惨重，李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正月十五，趁李全不备，宋将赵范、赵葵用计诓李全出营帐，堵塞退路，李全被迫逃走，北至新塘，陷入数尺深的泥淖。宋制勇军赵必胜等追及，用乱枪刺死。

杨妙真，小名四娘子。金末红袄军著名首领杨安儿之妹。善使枪，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金贞佑三年（1216）杨安儿被杀后，刘全收集余众，奉称杨妙真为“姑姑”，统领其部。至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与李全部会合。后杨妙真与李全结为夫妇。她是李全的得力助手。金兴定六年（1222）李全占据青州后，以杨妙真统兵驻楚州，她不仅善骑射，有武艺，而且多计谋，能统兵。当时，楚州是宋朝淮东重镇，宋淮东安抚制置使亦驻在楚州。双方时有摩擦，多由杨妙真从中周旋。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宋淮东制置使贾涉出城劝农，暮归入城门，李全部忠义军阻道，杨妙真得知后，骑马驰出城门，令忠义军让路，使贾涉入城，避免了与宋朝官员的正面冲突。

同年十一月，许国继任淮东安抚制置使，此人对李全扩张个人势力极为不满，主张压制李全势力的发展，进而削弱他的兵力。因此，初到任，杨妙真至城郊迎迓，许国辞而不见。杨妙真既知许国意图，便以军校自备，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宝庆元年，李全遣刘庆福自青州归楚州，与杨妙真共同计谋，杀许国及其幕僚，迫使宋朝另遣官员，改变对北军的政策。北军称李全“恩府”，杨妙真“恩堂”。

金正大三年（1226）李全被蒙古军围困于青州达一年之久。这期间，人传李全已死，宋淮东制置使刘琸欲乘机消灭驻在楚州的杨妙真及其统领的部众。令夏全（原刘二祖部下，北军的重要将领之一）将重兵陈于楚州城外。杨妙真临危不乱，请夏全入城，酒肉款待，转仇为好。夏全反出兵围刘琸于州治，刘琸夜半缒城，只身逃往扬州。夏全逐走刘琸后，杨妙真又将他拒之门外，夏全只好出楚州，后投附金朝。

李全在楚州的兵力赖杨妙真得以保全。但在李全降蒙古，青州刚解围，楚州李福与刘庆福内讧。刘庆福死后，李福又逐宋将姚翀，杨妙真亦助李福杀姚翀二妾。宋朝因此不再供北军钱粮，引起北军众将不满，共议杀李福和杨妙真献给宋朝。于是众将帅兵攻入杨妙真府宅，杀李福、李全次子以及一妇人，误以为杨妙真，实为李全侧室刘氏，以及家人和府兵数百人。杨妙真乘乱逃脱，回到李全身边，留在楚州的余部皆被杀戮。

金正大八年（1231），李全兵败而死。余部议还淮安（楚州），以杨妙真主之，后在湾头一战被宋军再败，损失惨重。五月，淮安等五城俱为宋军攻破。杨妙真及其余部据守大城，她对郑衍德等人说：“今事势已去，撑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尔。杀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图我，人谁纳降？”次日，杨妙真北渡淮水，与养子李璟返回山东老家，继任金益都行省，居数年而死。李全在淮安、淮阴的余部或为宋所灭，或降金。

李全子李璟。袭父职治益都行省，专制山东三十年。依违于蒙宋之间，元世祖即位后，加授江淮大都督。中统三年（1262）叛蒙，七月，济南为蒙古军攻破，李璟被俘处死。

2、宋朝碑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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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

〔宋〕善刻碑，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刻八行李先生诗。《刻碑姓名录》

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题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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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 男，博士学位，副研究员职称。主要研究领域：财税理论与实践、公司财务管理。
业务简介
学习、研究经历：
曾就读南开大学，师从樊纲、柳欣两位教授攻读西方经济学专业货币理论与政策方向博士学位；后获得财政部资助，师从贾康研究员在财政部科学研究所从事财税、资产管理方向博士后研究。曾获“全国三好学生”称号（国家教委）；曾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大学生胡楚南奖金”（国家教委、团中央、《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跨世纪青年发展基金●建昊奖金”（团中央）。
工作经历：
曾任科迪集团证券事务代表兼股份公司证券投融资部经理；
已参与科迪集团、ST豫白鸽、金泰发展、长百集团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或资产重组工作。
现兼任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建铜集团、九州大地集团独立董事；
新任国家循环经济委银行专家委员。
科研能力及获奖情况：
2004－2007年在期刊上发表论文36篇，在报纸上发表论文或特邀专访10篇。其中独著核心期刊10篇、独著非核心期刊12篇；合著核心期刊8篇，合著非核心期刊4篇；参编学术著作3部，共计8万字；参与省部级课题五项。此外，自2003年以来分别在《经济研究》、《南开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等一类核心刊物，以及《金融时报》、《第一财经》、《中国财经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60多篇，部分文章或特邀专访被新华社、人民网、中国网、中国经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网站等多家媒体转载。
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世界银行技援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十五项，参与了科迪集团、ST豫白鸽、金泰发展、长百集团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或资产重组工作；拥有投资银行、证券交易从业资格证书，拥有期货业高管资格，曾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及MPAcc硕士讲授多门管理类、财务类、财政类课程，并被多家企业聘为财务顾问。
工作特点：
主要研究财税理论与实践、公司财务管理，已从事相关方面操作案例若干；曾讲授公司财务、金融企业财务、政府公共管理，项目投融资、企业并购及资产定价，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收支及政府采购、票据管理等多门课程或讲座。

4. 江淮是什么意思

江淮是指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淮的前身是创建于1964年的合肥江淮内汽车制造厂，容1999年9月改制为股份制企业，隶属于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名称为“G江汽”（原名为“江淮汽车”）。

江淮汽车肩负着振兴民族汽车工业的使命，高举自主品牌的大旗，整合全球资源，实施自主创新，长期坚持走质量效益型道路，持续深入推进精益生产，积极构筑民族汽车的品质和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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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1990年江淮汽车公司开发出填补国内空白的客车专用底盘，改写了中国客车由货车底盘改装的历史。公司由此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逐步发展为国内少数拥有全系列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型汽车企业之一。

公司主导产品不仅占据着国内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而且在国际市场的锋芒日益凸显形成了覆盖世界六大区域、辐射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市场布局，其中轻卡出口连续9年位居行业第一。

1996年公司率先在行业内创建学习型组织并向上下游企业延伸，建设学习型营销体系和学习型供应链，形成推动整个生态价值链健康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收到国内外企业界、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5. 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富有

宋代。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是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第四和第五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这样的城市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商品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货币关系发展。北宋开封城内，每一交易动辄千万，货币流通需求量不断上升。“钱荒”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得白银的货币性质得到加强，并产生了纸币“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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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宋代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促成经济中心南移。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关于岁入1.6亿贯实为铜钱、米麦、白银、布棉、丝绢、草料等不同物产单位的合加总数，宋代财政最高收入为六千余万贯，商税占财政总收入约70%。

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

6. 我想弄一个语文演讲，内容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史，大体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朝代顺序再加一些历史故事，时间不限

夏朝，第一个朝代，公元前21-16世纪，建立者大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商朝，公元前16-11世纪，《封神演义》《封神榜》，姜太公钓鱼。
西周，公元前11-771年，烽火戏诸侯。
东周含春秋战国，公元前770-221年，田忌赛马。
秦朝，公元前221-206年，孟姜女哭长城。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楚汉之争。
东汉，公元25-220年，黄巾起义、桃园结义。
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1-589年。
三国魏蜀吴，草船借箭。
西晋，公元265-316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东晋，公元317-420，草木皆兵。
南朝含宋齐梁陈，公元420-589年，狸猫换太子。
北朝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北魏孝文帝改革、木兰从军。
隋朝：公元581-618年，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
唐朝：公元618-907年，玄武门之变、唐太宗的镜子、文成公主入藏、唐僧西游记。
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陈桥兵变。
北宋：公元960-1127年，杨家将、靖康之变。
南宋：公元1127-1276（1279），岳飞的故事。
元朝：公元1260（1279）-1268年，马可波罗的故事。
明朝：公元1368-1644年，八股取士、郑和下西洋。
清朝：公元1644-1840（鸦片战争前），郑成功收复台湾、广州十三行。
假如不够资料，可联系我。

7. 为何只有少数民族政权中，只有元清纳入中国历史

同学啊，你对于一些概念不太清晰啊，你指出中华民族的问题，不可否认，这一提法有它的意识形态意义，但是还是合理的，民族最本质的特征是共同文化与心理，不在于血统与外貌，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就是至少在目前，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民族共同享有较多的共同文化（即使是与汉族最不搭界的维吾尔族），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性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性概念。
对于你说的哪些民族应该纳入本国史，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意大利学者克罗齐1917年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毋庸置疑，这个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假如我们现在生活在唐朝，那么我们的民族历史研究理所当然包括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假如我们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我们理所当然要研究我们朝鲜四郡的历史。同样的，虽然在较长历史时期内，西藏和新疆以及台湾虽然正式属于我国时间其实并不长（我说正式），但在目前，它们的历史理所当然应该被纳入中国史加以研究。蒙古虽然在境外有蒙古共和国存在，但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占据了全蒙族一半以上人口，当然也应该将其历史纳入国史之中，而对于越南和朝鲜则不再纳入国史中。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历史”还是“中华民族”这些概念都是历时性的，动态的，假如将其视为一个永恒不变的静态概念就不对了。希望楼主能够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