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谈股市

⑴ 微观经济的独特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调节微观经济的独特性
（1）国家调节微观经济的经济基础，
一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基础上；
二是建立在按劳分配为主体、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础上。
（2）国家对微观经济的调节不仅是管理微观经济，而是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产权的所有权的主体，具有所有权主体的功能，其控制经济的活动范围大及承担的功能多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3）具有不发达国家经济调节的特征，国家在调节时：
一是更加注重培育市场、完善市场，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经济环境；
二是更注重积极引进先进技术；
三是更强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的福利状况；
四是更强调提高人口素质；
五是更高度重视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 1996年美国大选前夕，华尔街的一些基金经理显得分外紧张，因为他们认为克林顿和多尔谁能胜出，会影响到许多行业股的沉浮。如克林顿的禁烟姿态，烟草股必定遭殃；若多尔问鼎呼声日涨，则烟草类股份会渐入佳境。又如克林顿倾向于与中国在贸易上达成协议，那么纺织股将受挫；甚至克林顿的连任有助于苹果电脑起死回生，因为他有推广全美儿童学电脑的念头，而苹果机最具优势的便是中、小、大学的市场份额。总而言之，若克林顿连任，苹果电脑、教育股份将爱惠，而药物股、纺织股、香烟股将受挫；若多尔胜出，国防股、零售股、保安股将受惠，金融股、政府工程承建股份以及债券将受累。
这当然和两位总统侯选人的宏观政策偏好有关。但据香港财经作家林行止分析，虽然共和党、民主党在政纲方面是大吹法螺，且各异其趣，却在经济政策上都带有“供应经济学”的痕迹。众所周知，“供应经济学”曾在里根时代大盛其道，其理论依据是拉弗曲线，即税率超过一定水平，税收开始下降。因为税率太高，个人和企业失去赚钱诱因，他们不工作不投资，交税的人少了，高税率便有低税收的效果。因此，有的供应学派人士曾将二战后的英国衰落和日本崛起，归因于唐宁街和通产省在税收政策的不同取向。
尽管拉弗曲线的正确性被人争议不休，但供应学派的精髓则是鼓励企业家（尤其是中小企业家）的创造性和改善民间经济发展环境。所以，民主党尽管没有共和党“供应学派”来得明显（后者的减税方案直接明了，主要是入息税一刀切，减至15%），不过，却推出了许多很实惠的建议，如受薪者每年有一天的“带薪离职”的特别假期；在鼓励人力投资的前提下，大专学校的学杂费及企业培训员工开支均可获减免税，等等。这一切看似轻描淡写的方案，实质是和上述供应学派刺激民间经济发达的精神暗合的。 是拉选票的手段也罢，是有所作为的雄心也罢，这些经济政策取向无疑迎合了美国的实情。美国经济在80年代后期，终于从日本手中夺过了世界第一，奥妙在哪儿？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再度得到了弘扬，通过新产品的供给，创造了自己的市场需求。如当代世界上最优秀的产品——个人电脑，便是乔布斯、盖茨等在商用电脑之外独辟蹊径，在未有市场之时就开发的一种产品，然后为它创造一个市场。
而在70年代、80年代初最富有传奇的创造市场标准的故事，恐怕是索尼袖珍式收音机了。索尼总裁“异想天开”地想创造一只缩小到能够装入衬衫衣袋中的袖珍式收音机。但经过几多挫折后，缩小至极限的收音机仍不能装入正常的衣袋中。
最后，退缩的不是索尼，而是衬衫市场：因为索尼创造了一种新的商机，于是开始生产超大口袋的衬衫。
最能反过来说明索尼精神可贵的，是松下电器公司。松下在设计、制造以及在全球销售方面具有卓越的才干，销售额5倍于索尼公司，比索尼多27年的经验。但人们却并不认为它典型地体现了赋予日本增长奇迹的企业家精神，因为松下只有模仿的机智。如索尼生产了“贝塔马克斯”——世界第一台大众化录像机，而松下认识到，顾客实际想要的是8小时，而非3小时的录像机，于是制造了能连续播放8小时的录像机，趁势主宰了录像机市场。
唯其如此，美国作家型的经济学者乔治·吉尔德就认为，日本出口产品之所以获得成功和受人欢迎，根本原因在于索尼的创造市场精神。如果日本仅仅采取松下的经营方针，仅仅出口有赖于日元贬值、政府补助的低价推销世界其他地方设计的产品，世界各地公众的愤懑早就像烈火一样燃烧越来。而只有“当索尼、卡西欧和山叶等富有创造力的日本公司拿出五花八门、光彩夺目的新奇产品时，几乎没有人感到受威胁；大多数美国人对之赞叹和感激。袖珍收音机，微型电视机，可用于计算税款并能模仿长笛和吉它音响的计算器，数码式照相机，沃克曼立体声耳机，能缩小和放大的小型复印机，能录间和报时的收音机、录像机，这些产品先前并不存在，它们创造了新的市场，新的财富，新的乐趣，供应这些产品几乎可以说是馈赠。它们引起人们意外的好感，带来远远大于其价格的享受，满足购买者自己未曾感觉到的愿望，使他们惊叹不已。” 当“日本奇迹”出现时，许多人都将此归功于通产省和以大财团为首的“经团联”和“日经联”。但人们慢慢发现，无论这些计划权力官僚机构多么出色地预言了技术发展趋势，都应该明智地避免“雄鸡谬论”——“即认为日本的‘朝阳’工业之所以会从地平线上升起，主要因为通产省在‘喔喔啼叫’”。
更何况通产省事后诸葛亮的事件实在多了些。索尼是首先向美国购买晶体管技术的公司，但却被通产省拖了一年，理由是：“如果晶体管具有这么广阔的前途，那么为什么日立、松下和其他日本的大电器公司没有申请购买这项专利呢？为什么通产省要给一个生产录音机的小厂分配外汇，及与此项技术引进有关的各种权利呢？” 通产省在日本汽车业的发展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50年代，通产省的几个主要官员就反对投资于汽车工业，因为它意味着要大量进口钢铁和石油这两种日本最稀缺的资源。60年代，当日本开始试探性地向世界开启它的经济大门时，通产省特别担忧的是日本的模仿性的、分散的汽车工业——长期受到通产省制定的各项政策的保护，不受外国竞争的压力——会被通用、福特等外国公司的巨轮压得粉碎。他们建议日本的10家汽车公司合并为两家——日产公司和丰田公司，并且建议任何新的公司不要生产四轮车辆。
幸好日本的企业家拒不接受这种观点。在通产省取消汽车制造业的保护和补贴之后，三菱公司首先和克莱斯勒达成协议，一跃成为日本第三大汽车公司。通用汽车也购买了原通产省要求合并入三菱重工的五十铃公司的37%的股权。而原来生产“两个轮子”（摩托车）的日本本田公司却转产四轮车辆，并很快驰名世界。 素以高成长自豪的亚洲经济似乎有些步履蹒跚。1996年上半年，泰国出口仅增长7%，远低于同期的27%；韩国的经常帐逆差创93亿美元新高，财政部长被迫下台；新加坡受美国半导体需求萎缩之累，出口成长减退。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经常帐逆差，可能分别占GNP的10%和8%，和当年颠覆墨西哥经济的逆差水准不相上下，于是悲观者发现了类似金融危机的苗头……
对此，经济学家科鲁格曼认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已经失去资本和劳力密集的竞争优势，但一时间又无法提升技术层次和生产力，经济发展步伐因此紊乱。 其实，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寻求技术和产业升级，积极发展石化、汽车、消费性电子和半导体等产业，可谓不遗余力。但专家们指出，恰恰是亚洲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对经济状况有很大的责任。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台湾和韩国一心想赶上日本，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又急于想成为下一个韩国、台湾，于是一窝蜂地上马。结果，没料到半导体的需求会急速下降，造成价格重挫60%，严重影响出口和经济成长。
于是有人又责怪亚洲的科技官僚高估了全球市场的需求，或一厢情愿地认为美、日会放弃半导体等产业而另谋发展。但，正如我们上述的通产省的“雄鸡廖论”，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许最缺乏的是民间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在国内，关于微观经济问题的议论也已有多时了，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情况也确实有所验证。1996年上半年两地A股公司的总体业绩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其中，平均每股税后利润，沪市公司下跌14.15%，深市公司下跌19.25%，沪深1996年中期亏损的公司有27家，占上市公司的总数的7%，亏损总额共为5.5亿元，比同期的1.5亿元增加了26.5%。上海B股的金泰公司，中期每股仅盈利0.02元，市盈率达到570多倍，打破了B股市场的纪录。而且它作为一个新上市的企业（不到一年），就接近亏损，在股市中也十分鲜见。比较微妙的是，A股公司税后利润在0.10元以下的公司，沪市有95家，深市有62家，分别占各自上市公司总数的38.93%和36.42%。如果不制止滑坡的话，
不错，在选择某些产业作为新一轮增长点上，在重点企业追加贷款方面，在高新技术的产业发展方面，在产权改革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和行动，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如何鼓励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中小企业家精神方面，却付诸阙如。 例如，中小企业创业的风险资本如何筹集？在间接融资方面，国有银行已被大量呆帐所困扰，贷款确实需要十分谨慎。这样，民间信用问题如何解决，就值得研究。在德国杜依斯堡大学讲学的汪丁丁博士认为，华人民间信用除了对较合适的利率非常敏感外，也取决于华人独特的家族人际关系，因此会遇到“信用市场半径”过小的困扰。美国加州商学院教授孙涤在考察温州的民间信用交易后，曾和我谈论过此事。他对台湾的私人钱庄做过精细的研究，认为应作客观的分析。孙涤调查了许多台湾的大企业家，他们几乎都承认，当时若没有钱庄的帮助，难以有今天的局面。因为在他们创业之时，同样面临着无法取得国营银行贷款的困扰。复旦大学的张军博士也受北京天则研究所之托，前往温州进行民间信用交易的案例分析，我们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修正我们以往的常识，拓宽我们的思路。
同样，在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上，也有一个对中小企业颇有助益的柜台交易问题。1994年底，我们在日本采访时曾遇见一家证券报的社长，他送给我们两本报社出版的有关柜台交易的书，并认为大力发展柜台交易是日本证券市场走出低迷的法宝。他说的可能严重了些，但柜台交易对中小企业有很大的帮助，却是不争的事实。道理很简单，中小企业一般是难以符合集中交易的上市标准的，而柜台交易的标准相对较低，能解救中小企业创业资金的燃眉之急。至1996年5月底，美国的上柜股票已有5,500家，远超过集中交易的2,000家。柜台交易当然需要健全的监管，台湾就有过类似的教训。但1994年11月，台湾店头市场改制重建后，情势大有改观，到1996年8月底，上柜公司从11家增至66家，上柜资本总额从数百亿元增至2,380亿元，开户数从1万户增至42万户。预计1997年底，上柜家数可达180家。

⑵ 北大经济双学位哪个辅导班好

北京大学经济学双学位简介

我们学校是没有经济学双学位的，比较接近的也只有国际贸易，究其原因，可能是怕开设经济学被挤到爆。事实的确如此，修经双已经成为北大“四俗”之一（另外三俗是鸡腿饭、西门烤翅和在未名湖谈恋爱）。每年在北大本校招生700人，校外招收100-200人。比较吸引人的是，修完后可以拿一个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学位，和北大本校学生拿的没有区别。让人望而却步的是高达35200的学费，和每次上课都要奔波的不便。

需要高GPA出国、保研，或者说考研，双学位的意义都不大。只有像single这样的GPA还不到身高毕业就只能拿双学位去哄哄工作单位的人，修经双可能具有特别的意义。

经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牛人牛课，比如林毅夫，海闻，周其仁，比如那个说春运火车票应该涨价被骂得体无完肤的薛兆丰，比如那个特立独行的汪丁丁，又比如预测总是很犀利很准确的霍德明。即使你没有在新闻里听到他们名字，随便网络一下也知道是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大牛们上的又是最基础的课程，宏观微观，经济专题。大牛上基础课，自然能把道理讲得很透，还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对我而言，这些牛人牛课却是一笔比学位更宝贵的财富。

并不能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分数出来通常都比较可怜。有时候也在女朋友面前装模作样分析一下经济现象，然后看着自己的预测混不着边。也经常揶揄对面投资股市的舍友，却看着他赚个盆满钵满。于是拿出经济学原理第一节课的杀手锏：连经济学家的观点都不一致，又有谁能准确预测经济现象呢？

⑶ 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摘要及读后感

[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摘要及读后感]"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摘要及读后感2011-02-20 00：25"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摘要及读后感经济学是什么?它应当是什么?这当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摘要及读后感。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经济学就被认作是研究如何有效地，用有限的"手段(means"去应付人们无限止的"欲望"。分工和专业化迫使经济学家不去过问那些"手段"和那些"欲望"是否正当或是否高尚。他们把这些问题留给了那些还没有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儿放逐出去的，依旧很高尚的道德哲学家们。经济学家们也不再关心人的欲望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类问题，那己经分工给了心理学家们(理论的和实验的)。于是现代经济学变成了主要研究如何有效运用现有"手段"的科学。至于经济学应当是什么，我想在文章的结尾处再提及。那些能够缓解人们焦虑与痛苦的东西，应当被叫做"手段"。所以在眼下的世界，"钱"是一种手段，因为用钱可以买到我们欲望着的东西；所以在那个点石成金的故事里，黄金绝对不是"手段"，因为他用黄金买不到任何他真正欲望着的东西。"交换"，亚当·斯密说交换是人类的天性。总量不变的手段，仅仅由于"交换"，满足了更大多数人的更大的需求。这是一种改善，一种有利于一些人而不损害任何人的，经济学家称为"伯累托改善"的事件。"交换"是实现"伯累托改善"的合乎人类天性的方式。用手段生产手段，一直到那些最原初的手段，我们的"知识"找不到任何方式可以用任何手段去生产出他们。这些原初的手段叫做"要素"。时间就是一种要素，因为人类，除了幻想中的"时光机"，尚且不知道怎样生产"时间"。从终极意义上说，世界上只有人类时间可以称做"要素"，其他要素之有限性盖源于人类没有足够时间去发现更多的资源。理性的人们通过分工增加能够应付他们欲望的手段，即财富。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要实现这可能性，两个制度条件必不可少；(1)分工造成的规模经济的好处必须适当地"分配"到每个参与了分工的人。(2)由大范围交换关系产生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必须能够被规模经济的好处抵偿。其实经济学家把自己局限在"手段"的研究上是为了与心理学家、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其他种种专家做个"分工"。在这个安排下，经济学研究生产、交换和分配。在生产交换分配中，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分工研究"交换"，从最近几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域看，经济学研究的方向或"研究纲领"正在改变到"制度"方面去，交换的制度，生产的制度，分配的制度；政治的制度，科学合作的制度，组成社会的制度，能促进和不能促进文明的制度等等。研究"制度"的学者们追究制度的根源，认识到一切制度的维持和变化都要以运行那个制度的人所积累的"知识"为基础。复杂的制度，例如社会制度，必须建立在人们关于彼此"权利"的共识上。霍布斯说，人类缺乏这种共识就会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读后感《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摘要及读后感》。古希腊斯多葛学者说，每个人都知道这种不尊重他人的后果，这件事本身是最重要的，它，做为知识，能使每个人推论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这是斯多葛学派理解的"正义"，也是现代的"契约主义者"如布坎南、罗尔斯、宾莫尔(Ken Binmore,Game Theoryand Social Contract,1994)所谓的"每个人都试从其他人的位置上看世界"。契约主义者从正义可以推出"道德"。因为"知"经过了上述的推理就是知道"止于至善"，不知道这算不算"格物明德"。就这样，我写完了写给《读书》的经济学。对任何理论的把握都是通过对重要概念的理解实现的。对重要概念的理解在对话中表现为对关键词的解说。欲望，手段，要素，稀缺，信息，交换，分工，规模经济，分配，伯累托改善，知识，权利，正义，道德和宗教。这些就是这个为《读书》写的经济学解说的关键词。写给思考过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读书人，并且故意"空"了许多该写但未写的话。读后感这篇文章并非是经济学入门之类的东西，所以，看了之后，如果我的认知水平还可以的话，我把握到了经济学的本质，却无从了解经济学的细节，比如经济学是如何研究"交换"的，经济学视野里的"手段"有多少，研究手段的话，能解决经济学理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吗?另外是关于制度的，"一切制度的维持和变化都要以运行那个制度的人所积累的"知识"为基础"，在这句话里，积累是否包含"创新、创造"的意思，知识能否被"文化"所代替?作为传统的体现，文化在制度的维持和变化中有没有重要的作用?怎么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有了知识，却并不把知识进行应用以变化制度--被有关利益方所掣肘。总的说来，就是很有收获，可以此为总纲继续学习。"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二)"摘要"成本"，没有选择的自由，谈不上成本。古典经济学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寻常"财富"的来源。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威廉·配第，他说"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而土地是财富的母亲"。在亨利·乔治明确但仍不严格的理论体系中，财富的意思是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价值则是指一个事物，只要它可以减少人在获取同等幸福时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它就有了价值。主观价值论在贝克莱主角的"月亮"和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思想联系。那就是休谟的怀疑论，是理性的哲学基础问题(主义与科学，传统与乌托邦)主观价值论的一个更深层的看法是，没有选择就谈不上有价值，没有选择余地的机会不是机会，也谈不上机会成本。基于选择的成本，现代经济学研究选择的"效率"。这个概念是可以直接从选择的成本概念推导出来的。说一个选择是有效率的，是说这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效率是选择的结果。选择是在可供选择的多个行动方案中择一而行。一个行动方案包括三件事：1、行动的目的，2、可用的技术，3、现有的资源。其中，"技术"是指以各种形式储存起来的知识。用时兴的语言来区分技术和资源，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知识(技术)一旦被人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选择是对未来行动方案的选择，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无法再选择。所以在选择行动方案时，可以使用的技术都是没有成本的(还没有买到的技术不是"可用的")。选择是对资源和目的的选择。知识的所有权是分工的产物。分工的好处是节约劳动时间。分工能够节约劳动时间是由于专业化和知识积累。分工固然节约了时间，可是分工的代价是没有人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而与此同时，是我们一定愿意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摘要及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⑷ 个人需求曲线是如何获得的

需求曲线
出自 MBA智库网络(http://wiki.mbalib.com/)

需求曲线（Demand Curve）
目录
[隐藏]

* 1 需求曲线定义
* 2 需求关系表达形式
* 3 需求曲线的斜率
* 4 需求曲线种类
* 5 需求曲线的应用
* 6 需求曲线的论证
o 6.1 需求曲线必定向下[1]
o 6.2 需求曲线可以“经常向上” [2]
* 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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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线定义

需求曲线是显示价格与需求量关系的曲线，是指其他条件相同时，在每一价格水平上买主愿意购买的商品量的表或曲线。其中需求量是不能被观测的。需求曲线可以以任何形状出现，可以符合需求定理的需求曲线只可以是向右下倾斜的。

Image:需求曲线.jpg

需求曲线通常以价格为纵轴（y轴），以需求量为横轴（x轴），在一条向右下倾斜、且为直线的需求曲线中，在中央点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等于一，而以上部份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于一，而以下部份的需求价格弹性则小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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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关系表达形式

需求关系有多种表达形式，如：叙述法，直接用文字描述；函数法，用需求函数demand function进行描述；图解法，用需求曲线demand curve进行描述；表格法：用需求表demand schele进行描述。几种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换。

需求曲线是用曲线方式表示需求关系、需求函数。需求曲线是需求函数的直观描述，它抓住需求的主要因素，纵轴表示价格（自变量），横轴表示产品需求量（因变量）。

最常见的表示是线性模型（linear form），注意理解（垂直）截距（(vertical) intercept）、斜率（slope）水平截距（horizontal intercept）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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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线的斜率

需求曲线的斜率反映需求量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斜率绝对值越大，曲线越陡，敏感性越高。在管理决策中，应把敏感性高的产品作为管理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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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线种类

需求曲线可分为以下三类：

1、个人需求曲线(Indivial Demand Curve)：单个消费者愿意购买某种产品的数量与其价格之间的关系；

2、市场需求曲线(Market Demand Curve)：市场上全体消费者愿意购买某种产品的数量与其价格之间的关系。市场需求曲线可由行业内各个消费者的个人需求曲线横向相加求得；

3、企业需求曲线(Firm Demand Curve)：某企业的全体顾客愿意向该企业购买某种产品的数量与其价格之间的关系。

市场行业需求曲线的斜率大于个人需求曲线的斜率；企业需求曲线的斜率小于行业需求曲线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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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线的应用

需求曲线有如下应用：

1、当价格确定时，求商品可能销售的最大量（the maximum amount of a good that will be purchased if a given price is charged）;

2、给定商品数量下顾客愿意付的价格（the maximum the consumers will pay for a specific amount of a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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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线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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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线必定向下[1]

在中国经济学界，认为“需求曲线有时向上”的不乏其人。他们不仅下笔为文，印成铅字一篇篇发表，有些还顺便批评反对者“学风不正”和“理论基础不过硬”。他们的名字不提吧。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原理，竟然害得那么多老中青经济学人犯错！

事情是这样的。整座经济学大厦中，最重要的基石是“需求第一定律”。它是说：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代价越大，需求量越小；或者说，代价越小，需求量越大。这个定律可以用图形来表示。习惯上，用横座标表示需求量，纵座标表示价格，那么需求定律就可以描绘成一条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曲线，这条曲线的最基本特征，就是 “向右下倾斜”。

反对“需求曲线必然向下”的人，认为“需求曲线有时向上”。他们的理由通常是这样的：经济社会存在“越贵越买”的现象。例如股票。价格低的股票是垃圾，不受人青睐；但当股票暴涨时，大家就会看好，愿意出高价购买。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推翻了“需求曲线必定向下”定律，换言之，推翻了“代价越高、需求量越小”的规律。

“有时向上学派”进一步论证道：社会上存在着像珠宝和钻石那样的“炫耀品”，它们也会产生“越贵越买”的现象。既然是炫耀品，就一定要贵，顾客才愿意买；若炫耀品跌价，买的人就会少。所以，炫耀品的存在，也推翻了“需求曲线必定向下”定律。云云。

这些论证似是而非。照他们的理解，何止股票和珠宝，世界上任何商品，都可以推翻“需求第一定律”。不是吗，臭蛋、旧汽车、洗衣板、黑白电视，都比较便宜，但人们要得少；相比之下，鲜蛋、新轿车、洗衣机、大彩电，虽然都比较贵，但人们还是要得多。

如此类推，台灯、奶糖、空调、甚至马桶，都应该属于可以推翻“需求第一定律”的“炫耀品”了，因为相对蜡烛、糖精、风扇和粪坑而言，人们都是“越贵越买” 的。既然任何物品都能找到较劣质的替代品，那么任何物品都可以被视作“炫耀品”；既然越是优质物品（价格越高），人们就要得越多（需求量越大），那么这些物品的需求曲线就不是“有时”向上，而是“永远”向上了。

不是这样的。“有时向上学派”忘记了最基本的前提：一条需求曲线，只能代表唯一一种固定不变的物品，而不能有时代表一种物品，有时又代表另一种。我们不能画一条向上的曲线，解释说它的前半段表示“臭蛋”，后半段表示“鲜蛋”，然后断言“鸡蛋”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我们也不能画一条波浪线，解释说它的前半段表示“小学文凭”，中间段表示“中学文凭”，后半段表示“大学文凭”，然后断言“文凭”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向下、再向上波动的。

对股票来说，道理也一样。在信息不全面的世界里，人们经常把商品的价格视作质量指标。与其说人们要买“贵”的股票，不如说他们要买“好”的股票。当股票的价格上升时，股票的品质和盈利能力便在股民心目中发生了改变，变成另外一只有所不同的股票了。在图形中，这应该表示为“另一条”位置更高、但仍然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而不是一条掉头向上的需求曲线。

股民追买“较贵”的股票，是因为他们以为“较贵”就是“较好”，而他们本来就打算购买“较好”的股票。这跟我们要买“较贵”的轿车，不买“较便宜”的自行车一样。轿车的确比自行车贵，但我们之所以买轿车而不买自行车，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打算买“较好”的交通工具，而不是为了“越贵越买”才买轿车。

你或许不想要“品质较次”的股票或宝石（它们表示为位置较低的需求曲线），而想要“品质较优”的股票或宝石（它们表示为位置较高的需求曲线）。不过，只要有人要免费送你（代价较低），你就想得到更多（需求量较大）。换言之，即使对于昂贵的、高级的或“预期回报高”的商品，只要你付出的代价越低，你对它的需求量也是越大，这表示为那条位置较高的需求曲线依然向下倾斜。

一条固定的需求曲线，表示当“其他任何条件”都不变时，某物品的价格与其需求量之间的反比关系。所谓“其他任何条件”，包括物品的品质、顾客对它的喜爱程度，顾客个人的健康、年龄、性别、家庭规模等等。千万不要忘记，只要这些因素中任何一项发生变化，原来的需求曲线就要上下移动，从而变成“另外”一条需求曲线，而不是“同一条”掉头向上的曲线。始终正确区分（1）什么时候沿着同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滑动，（2）什么时候平移整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是我们掌握需求曲线应用的核心。

经济学家阿尔钦（Armen Alchian）曾经写道：“需求曲线可以有多种形状和斜率，但绝对没有任何一段是向上倾斜（斜率为正）的。在较高的代价上，绝对不会有较大的需求量。在某段价格范围内，需求曲线可以垂直，那表示在这段价格范围内，需求量没有改变。但只要价格升得足够高，需求量就会下降。在整个可能的价格范围内，需求曲线则绝对不是垂直的。需求定律是一个非常肯定的陈述，它恐怕是最有力、最可靠、最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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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线可以“经常向上” [2]

关于是否存在“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国内经济学界已经争论多年。争论以汪丁丁与张五常的观点为代表。前者认为存在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后者认为需求曲线必定向下。随着双方参战的盟友或学生越来越多，最近又热闹起来。

先摆明我的观点，我认为从新经济的实践看，存在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不仅如此，我认为不光是“有时向上”，还存在作为常态的“经常向上”。例如，在体验经济中，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就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我声明，希望平心静气探讨问题，不希望让学术交流演变成人身攻击。我也尽量把握自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所以进入这个是非比较多的话题，主要看重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以人为本，进行需求结构的升级，具有现实意义。 对问题本身的辨析

需求曲线是经济学研究供求关系时的核心工具之一。

需求曲线向下，是公认的主流观点。这里不展开其学术定义，简单地说，是指物品的需求数量与价格呈反比关系。价格提高则需求数量减少，价格降低则需求数量增加。它符合一般常识。

但从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可以观察到相反现象：股市上的追涨杀跌、炫耀消费，以及经济学所谓的“吉芬商品”。于是就难免产生需求曲线向上的猜想：价格越高越买，价格越低越不买。

对现象解释不同，分歧由此产生。

支持需求曲线向下的较强的观点，主张“必定向下”，只有向下。对“有时向下”（如吉芬商品）也不能接受。最典型的就是张五常。张五常认为吉芬商品不存在。杨小凯误解了张五常的话，以为有人不知道“教科书中的标准结果”中有需求曲线向上一说，薛兆丰解释得很好，张五常的本意是说“方法论上不能有 ” 吉芬商品。我以为，杨小凯虽然表面上支持了需求曲线向上的说法，但从现在的说法看，他只是属于支持需求曲线向下的较弱的观点，即认为大多数时间“向上”，但容忍“有时向下”。他认为吉芬商品“没有很多思想在里面”，因此与张五常只能说是误会，没有太多实质矛盾。

支持需求曲线向上的观点，依主张的坚持程度不同，也有强弱之分。最弱的观点与杨小凯差不多，认为需求曲线向上，是罕见现象，是例外， “没有很多思想在里面”；中等强度的，认为需求曲线有时向上，有时向下。如汪丁丁的观点，有点等量齐观的意思，把需求曲线向上，放在“定律”这一级上讨论（汪丁丁区分了定理与定律的不同）。最强的观点还很少看到，就是主张需求曲线向上，可能成为普遍现象，而需求曲线向下只是特例。“经济学的尼采”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实质上是这种主张，实际是在拿需求曲线向上当定理了。

经济学界幸好还没听说过巴塔耶，否则非把他当拉登来打击。

从语境的观点看：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是一成不变的

第一， 对依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事实观察得到的理论结论，我主张“悬置”。

这是胡塞尔的办法。意思是，认同张五常在工业化大背景下观察到的需求曲线向下的结论，对于工业化经济的适应性。不去反对它，而是把它悬置在那里。也就是说，当我们重点分析对象是工业化范畴的经济时，我们会直接采纳张五常的结论。

我认为，汪丁丁、张五常、杨小凯、巴塔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对。这个“某种意义”，就是指方法论的历史阶段性。每一种观点，背后的体系内核与方法论，都有其特定背景条件，放在他们各自的语境内，他们但凡能做到理论自洽，就都“对”。

我现在所处的语境，是从主体角度看新经济（所以看到的是“体验经济”）。我虽看到了体验经济中大量需求曲线向上的实例，但对张五常所说的需求曲线向下，包括“必定”向下，并不反对。认为那也是对的。因为他对应的，是亚当·斯密到现在几百年的历史事实。这一历史阶段主流的事实，就是需求曲线向下。

第二， 我反对把不同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混为一谈或套用到不同的背景下。

张五常强调方法论的纯洁性，是没问题的。工业化的实践，产生工业化的理论，他是自洽的。但如果把需求曲线向下，用于解释原始礼品经济，或后现代体验经济，我认为就不合适了。这个不合适不是说结论本身错了，而是说结论与条件不匹配。

我注意到，汪丁丁已经在将新经济因素，实质性地、而不是做表面文章地，引入经济学的基本面，在基础理论上对传统经济学大搞“修正主义”。这在经济学家中，目前还是一种罕见现象。所以我总对IT界的人推荐汪丁丁。杨小凯也谈网络，但根上是传统的。与汪丁丁有本质区别。张五常则很少谈论新经济，感觉好像已经封闭在工业社会中出不来了。

具体来说，同是谈需求，各家的背景完全不同。巴塔耶的体系内核与方法论的语境，是原始社会（对应的是他老师莫斯研究的“夸富宴”时代的历史事实）和后现代社会；张五常的语境，是典型的工业社会（包括用工业化观点看农村）；汪丁丁的语境，处在工业化与信息化之间。更前卫的巴比鲁克的需求学说，对应的是后互联网未来时代的历史阶段。现在的某些争论，是关公战秦琼。把他们各自不同的语境抽掉，他们的观点非打起来不可。

第三，反对把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普遍化为永恒条件。

从我个人的观察角度看问题（我承认肯定有其局限性），我看到的东西，介于汪丁丁和巴塔耶之间。我虽然看到较多的需求曲线向上的事例，但与巴塔耶“普遍经济学”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我不认为那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需求结构层次之上的“普遍”现象。

同样，当张五常认为需求曲线必定向下时，我没有把握相信他能超脱地看待这个问题的历史边界在哪里。

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得出正确结论所依据的那个历史特殊性，当作永恒不变的前提假设，一旦结论向其它条件和环境引伸时，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新经济与“向上需求曲线”匹配的历史条件

在需求曲线向下向上的争论中，有一种技术处理，是将向上的需求曲线，处理成多条向下的需求曲线，我认为这是在和稀泥，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与需求曲线向下实质相反，而不是误会的情况。

我们先看观察到的事实。日本正在GNC战略背景下，从制造强国向文化强国转型。它靠什么呢？游戏、动漫画、时装等，居然成了主角。仔细辨析之下会吃惊地发现，所有这些产品，多多少少都具有向上需求曲线的特点。在体验经济中，需求曲线向上，不是个别地、偶然地出现，而是成产业规模地出现。其实这不是日本人的发现，贝克尔在研究成瘾性行为现象时，已发现了不同的规律。卡尼曼获诺贝尔奖，也在沿同一条路“偷袭”经济学。当然，我们可以不正视这种现实，用“有时向上”、“多条向下”对付过去。问题是，金钱不饶人，今天意大利足球成了气候、明天日韩游戏业超过汽车工业、后天哪个国家的动漫画又超过了钢铁业……经济学总是一副不变应万变的面孔，总不是办法。

我就这些现象背后有没有更一般经济学规律的问题，请教过一些美国著名学者。我现在形成一些不很肯定，但慢慢走向定形的猜想：新经济（主要是体验经济）中出现稳定的向上需求曲线时，一般都同时伴以如下条件：

第一，供给绝对或相对普遍过剩。

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宏观经济不平衡引致微观行为变化，传统的办法是把牛奶往大海里倒，用经济危机来解决。凯恩斯发现战争是一种解决办法。巴塔耶则将凯恩斯理论微观化了。巴塔耶与众不同地认为，与供给匹配的正常需求，同与过剩的供给不匹配的需求，性质不同。对于后者，必然有一种宏观压力使之按照需求曲线向上的方式消费。据说老鼠会在种群密度超过种群生存极限时，采取集体自杀的方式调节到平衡所需的密度。按巴塔耶理论，在背后支配人类同样本能的，是负熵与环境的分布。当环境不能承载系统过高的负熵水平时，就会出现高能释放的要求。需求曲线向上，是系统高能释放的客观需要。巴塔耶认为战争是最大的用追涨杀跌方式解决需求不足的人类自我调控行为。原理很简单，战争，是一种需求代价越高越有人买单的集体“大采购”，是一种高能释放。同样，沃夫冈·拉茨勒《奢侈带来富足》与学生追歌星，都属于高能释放状态下的需求曲线向上。

第二，需求结构从生存、发展，升级为自我实现。

以往人们可能忽视了，需求曲线向上，与需求曲线向下，所面对的需求，在性质上可能不同。我有一个发现：需求曲线向上的情况，大部分集中在需求性质属于自我实现的时候。我曾就这种情况与托夫勒讨论过，他也赞同我的判断。

自我实现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一类是追求高峰体验，又可细分为成瘾性社会体验（运动、竞技、搏彩），成瘾性自然体验（烟、酒），成瘾性个人体验（个人电脑游戏等），成瘾性艺术体验（流行歌星）；一类是追求名利地位，为此讲排场、讲面子、讲身份；一类是追求艺术和时尚；一类是追求社会认同（红白喜事）……。凡是进入这个区间的，都可能出现追涨杀跌现象。

当然，不一定同一种消费，都是同性质消费。比如，美国人买车与中国人买车，前者是作为代步工具，满足发展需求，因此需求曲线向下；后者可能是满足自我实现需求，因此需求曲线向上。有人可能说，消费者不是因为价格高，而是因为预期价格高的东西质量好，看中的是质量好。但我就见过一位老板买车，先划定个高价空间，让司机随便决定买哪种车，但一定要进口的。结果买的是一辆进口B级车。花同样钱买国产车（有的与进口车的唯一区别只是把车轮拿下来到国内 “组装”），可以买到质量、服务和档次都高一级的C级车。但老板很满意他的选择。

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社会、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接触向上需求曲线的机会越多。但并不是说，只要有条件，人的所有需求都会遵循向上的需求曲线。因为人的需求毕竟是多层次的，他有可能在买大白菜时，按照向下的需求曲线行事；但在为恋人买单时，按向上的需求曲线行事。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会由此散架，只是说，经济学也要区分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⑸ 北京有大学数学补课班吗

北京大学经济学双学位简介我们学校是没有经济学双学位的，比较接近的也只有国际贸易，究其原因，可能是怕开设经济学被挤到爆。事实的确如此，修经双已经成为北大“四俗”之一（另外三俗是鸡腿饭、西门烤翅和在未名湖谈恋爱）。每年在北大本校招生700人，校外招收100-200人。比较吸引人的是，修完后可以拿一个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学位，和北大本校学生拿的没有区别。让人望而却步的是高达35200的学费，和每次上课都要奔波的不便。需要高GPA出国、保研，或者说考研，双学位的意义都不大。只有像single这样的GPA还不到身高毕业就只能拿双学位去哄哄工作单位的人，修经双可能具有特别的意义。经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牛人牛课，比如林毅夫，海闻，周其仁，比如那个说春运火车票应该涨价被骂得体无完肤的薛兆丰，比如那个特立独行的汪丁丁，又比如预测总是很犀利很准确的霍德明。即使你没有在新闻里听到他们名字，随便网络一下也知道是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大牛们上的又是最基础的课程，宏观微观，经济专题。大牛上基础课，自然能把道理讲得很透，还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对我而言，这些牛人牛课却是一笔比学位更宝贵的财富。并不能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分数出来通常都比较可怜。有时候也在女朋友面前装模作样分析一下经济现象，然后看着自己的预测混不着边。也经常揶揄对面投资股市的舍友，却看着他赚个盆满钵满。于是拿出经济学原理第一节课的杀手锏：连经济学家的观点都不一致，又有谁能准确预测经济现象呢？single以前对这件事情特别低调。一是觉得作为师范生不要太张扬比较好，二是觉得到处说会有炫耀的意味。后来问我的师弟越来越多，不承认也不好，承认又要一个个应付解答。临近毕业，虚名什么都看得淡了，所以就写一篇帖子，送给大一大二的师弟师妹。更进一步的了解可以去这里：/showtopic-109021.aspx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⑹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专业这么热门（字数要多）

中国的经济学专业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热，经济学毕业的学生就业率并不比其他专业的高，甚至和某些学科比较起来，还算是比较低的。

正如上面的兄弟所说，经济学的门槛不高，前景看好，所以考生对其趋之若鹜，但是因为本身在学科定位和价值判断上的偏差，导致很多学生包括很多重点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学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其实，按学科分类，经济学学士给的是哲学学士学位，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换言之，被称为经济哲学，这是很多学生所不知道的问题。经济学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学会如何精打细算，而在于我们可以学会一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建立在理工科的精密计算和社会科学的人文分析的基础上的，所以看起来比其他学科更具科学性与人文性。这也是经济学的吸引人的地方。

前面说林毅夫是中国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我倒是有所耳闻，不过就我个人来看，死去的杨晓凯和活着的汪丁丁是两个能思考问题的人，但是如果比较这两个人的话，我还是认为杨晓凯比较接近一个经济学家的称号。张五常很长时间没有在我的视线中出现，所以其成就不好解读。而林毅夫把魏特夫当年的结论数理化，倒是让人觉得很新颖。

谈到学校，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基本已经全盘西化，所以无所谓哪所更好，北大光华让人羡慕，主要是北大的无形资产在起作用，但其个别学者的学术观点与主流认识上的经济问题颇有差距，所以在社会上并没有广泛的认同。据说武汉大学在经济学领域走得和世界比较接轨，当然，只是道听途说，我不做评价。

我只对我想象中的经济学家作一个评价：能看书，能想问题，能吃饭，能睡觉……

这些问题是最基本的人类生活的常识，但是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那么他所想出来的问题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